隆重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 先达人

十一月六日即将来临，“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工农联盟”名义建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国家也即前苏联已经解体20多年，然而这场革命的影响和意义超出前苏联地区，具有世界普遍性；就象犹太人耶稣对于基督徒的影响和意义。同样对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也是意义重大、影响久远，并不因为前苏联的解体而消弥――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仍然坚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的世界普遍意义和基本精神就是解放人，将人从机器下解放出来。人不应被物化、不应该是机器的奴隶而应该是机器的主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人与机器的矛盾得到缓释（或者说是暂时得到了缓释），然而“十月革命”的精神并没有过时。人从机器下解放了出来然而仍然是资本或他种外在形式的奴隶；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有成为“国家奴隶”的趋势――少数几个人只要垄断了国家机器，就能役使整个国家；外国人只要以极小的代价笼络几个人就能控制他国的经济命脉甚至军事安全――这正是列宁《国家与革命》的主要精神和反复的警告。

“解放人”的口号并不是“十月革命”首先喊响，基督徒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喊响。“全世界基督徒是一家”就是基督徒喊响，他是多么的神圣、庄严。然而机器工业化时代的“解放人”确实正是“十月革命”首先喊响并且付诸实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喊响全球、荡气回肠，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并且还将继续鼓舞激励下去；就象“全世界基督徒是一家” 那样两千年来鼓舞激励着基督徒。自耶稣以来两千多年中有过好几轮世界性救难运动，每一次都要持续上百年，波及世界大片地区；但是都没有工业化以来的这一次来的深刻和激烈。这一次伴随着机器大工业化到来的是人失去了最后生存依赖――失去了土地和牧场。人的命运比前几次弥赛亚降临前更为严酷，因此他必定要有同样深刻的革命和救难运动的降临――“十月革命”就是这样一场运动。

并且“十月革命”前的一百年、两百年、甚至三百年以来，或者可以这样说：自工业化以来的几百年间“解放人”的口号也是不绝于耳，然而他们都不是弥赛亚――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制度改良，是工具主义的“解放人”，并不是弥赛亚本身。“十月革命”所说的解放人并不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改良，而是人与机器关系的彻底改变，是一场真正的弥赛亚也即人类救难运动――当然以阶级论术语表述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改变”。

因此我们今天隆重纪念“十月革命”，阐述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强调他的“解放人”是一场真正的弥赛亚运动，一场人类救难运动；他与资本主义内部工具主义、制度改良主义的“解放人”是截然迥异的。当然从哲学角度看，这两种形式的“解放人”都是需要的，并且从真实的历史进程看，确实就是两者同时并存――所谓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十月革命”这种质变过程是必定要发生的，无论是列宁来推动还是他者；也无论在俄罗斯土地还是其他地方，这样的质变过程一定会发生。

当然我们既不是巫师也不是事后诸葛亮，预测未来解释以前，硬要将“十月革命”与质变过程进行关联，而是一种哲学思考：工具主义、制度主义的“解放人”与弥赛亚运动确实就是与人类命运始终相伴随；今天我们依然能清晰看见两种思想、泾渭分明――他们口口声声都说“解放人”、“尊重人”，可是一到关键时刻，他们水火不容。

因此我们今人无论怎样正反得失评价这场革命的意义，他的彻底的人类救难性质是不可抹杀的，他与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改良是截然迥异的；并且近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改良多多少少都得益于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几场人类救难运动――这也是包括西方哲学界基本一致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信仰者、一切进步人士都将自己看作苏联遗产的继承者，是苏联精神遗产的继承者。我们知道中国自秦汉以来文明进程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状态，两千多年来社会面貌始终没有改变甚至有退化的如干特征，也即所谓循环在“周期律”状态。在西方现代化思想影响下，满清皇朝是中国两千年以来号称“最文明”的一次改朝换代――基本上没有流血。然而文明进程是时间的函数并不以朝代更替为标志，“周期律”的惯性力仍然在发挥作用――也即这块土地上依然不存在一套宏观叙说，或者不存在“国家学说”，导致“周期律”产生的土壤未被铲除（比如弥漫社会的“人上人”文化）；因此满清虽然和平交权而国家陷于混乱，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状况。

“十九大”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这个意义：“十月革命”给混乱状态的中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和建国理论。我们今人无论怎样正反得失评价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国家建立，这确实就是事实。此前中国（包括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从来不曾有过关于民族和国家的完整叙说，两千年来的“周期律”以赌博的方式建立政权又以赌博的方式失去――正所谓“佹得又佹失”。这种非理性的方式直到1949年政权的建立。因此我们说中国1949年政权的建立是三股力量的促成，也即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周期律的惯性作用，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贡献。

值此隆重纪念之时，有个倾向值得警惕：我们国内媒体评价“十月革命”以及前苏联解体事件时容易过度涉入俄罗斯内部――也即以俄罗斯人的感受去评价。这种过度涉入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弄巧成拙”，引起俄罗斯人的反感――记得几年前有位名人的《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终于惹怒了俄人，《俄罗斯之声》接连好几篇进行了谴责，甚至恶骂“太子党”。以我的记忆，这样的怒火是克制许久，忍无可忍。熟悉中国史的人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轻易不出口，即使“文革”两国两党严重对立时期也属罕见。我注意到此后个把星期内国内媒体几乎一片噤声：闯祸了！那时也正值美日施压中国而中俄关系逐渐升温之际，需要搞好双边关系。俄人志在全球必得，也需要傍靠华人力量，因此无关小节可忍则忍；然而恶言连连，也有忍无可忍之时――当然那位名人并非故意而是一不小心“弄巧成拙”、涉入过深，他的本意是在警告国内并非奚落俄人。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的感受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感受是具体又真实，甚至直接就涉及到当下利益；我们除少数专家外基本上都是靠书本和二手信息获得，不可能有真实感。那种“弄巧成拙”的真实感当然要引起反感。他们国内对“十月革命”和前苏联解体事件从来就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感受和看法、难以调和――有时高达50%对50%，低一点的也保持在30%对30%，贵为总统也难以调和。这本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难以躲开，到了时间点就会呈现分裂。他们国内精英和总统也尽量做调和工作，避免国家分裂。这是可以理解的；外部没有真实感的介入加剧他们国内情绪，无论如何应该避免。

况且华俄两国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实体，反华与亲华同时并存，此消彼长；正如我们国内也是如此，亲俄与反俄此消彼长――别忘了历史上的“黄祸”一词正是那块土地上滋生然后蔓延其他地区。当然历史上的“黄祸”并不是针对中国人，然而弄不好一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此值此世界多极，华俄两国抱团取暖之时，怎样摆正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位置，处理好这样的关系，确实需要一种大智慧。两国前辈就曾经定下口径：国家关系与意识形态做个区分，别搅在一起。

我前面就“十月革命”发表了自己的感受看法，也就两点：“十月革命”是历史上弥赛亚运动的一个组成――是工业化时代的弥赛亚运动；“十月革命”是中国1949年政权三大贡献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