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12次"老朋友"和94次"傀儡"

zdy

李光耀：12次“老朋友”和94次“傀儡”
            方可成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者）
•                          2015年 3月 26日

      在发往新加坡的唁电中，习近平将前总理李光耀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这算不上是官方定调，因为至少从1980年开始，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就将这一称呼送给了这位新加坡“国父”。
     根据我的统计（更多数据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5月），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曾经12次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我依据被称呼次数计算的“老朋友”榜单上，李排名第15位，和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并列，领先于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10次）。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屡屡引发人们兴趣的中国特色外交语汇，很好地体现了中共的修辞手法：将“人民”和“党”之间画上等号。说到底，这个标签是以中共为中心的，它的判断标准说穿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谁才是“老朋友”？
     我将《人民日报》命名的六百余位“老友”分为四个时代：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是第一代老友的代表，他们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或是向世界介绍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或是在战场救死扶伤。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登场的是第二批“老朋友”，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因此这个时期的老朋友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
       1972年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则标志着另一批为国家友谊破冰的老友出现，他们有的是民间外交使者，有的则是政治人物。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批老友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为北京申奥帮忙不少的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这四代老友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但根本的“友谊”判定标准始终不变：在某一具体的历史阶段有利于中共的利益。

       曾经的“傀儡”
      1955年8月2日，李光耀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在第4版的一组国际新闻里，当时身份为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的李光耀要求立即在新加坡实现完全的独立。
      看上去，在当时的反殖民独立运动浪潮中，李光耀有望成为我所定义的“第二代老友”的一分子。但很快，他就亮明了在国际舞台上的阵营选择：亲西方。
      196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对李光耀的负面评价，语言极富戏剧性：“拉赫曼、拉扎克、萨顿和李光耀等人就是这样从英国的裤裆里钻出来的。”这句话出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之口。与中国有着不
     从1966年4月25日开始，李光耀的名字和“傀儡”二字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新加坡李光耀傀儡政权”、“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团”等是最常见的搭配形式。当然还有更难听的，比如“美帝驯服的走狗”。1968年11月14日的一则报道中，甚至直接引用了“吊死拉赫曼、李光耀傀儡”这样的标语。根据我的统计，《人民日报》曾经94次称李光耀为傀儡，是“老朋友”称呼的近8倍。

      这当然是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局势有关。李光耀坚定的反共立场，再碰上文革期间中国疯狂的政治生态和输出革命的野心，让他被中共宣传机器狠狠钉在了“帝国主义走狗”的耻辱柱上。
那是一个敌我分明的年代。从1967年开始，苏联向新加坡给予经济和技术援助，这被《人民日报》形容为“苏修叛徒们加紧了他们和李光耀及拉赫曼傀儡集团的勾结。”
在那段时间里，李光耀确实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他全面禁止毛泽东著作的出售、散发和发行，一旦发现任何人携带印有毛语录的材料，都要逮捕和惩罚。1969年3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一则新加坡青年因持有红宝书被捕的案例：
“一名因拥有革命宝书《毛泽东选集》而被李光耀傀儡集团拘捕的新加坡青年工人，最近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地对反动派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勇敢地指出革命宝书《毛泽东选集》是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真理……他说：‘在美英帝国主义及拉赫曼、李光耀统治下，社会黑暗，罪恶无穷，人民生活多灾多难。我觉得《毛泽东选集》里有无数真理，能够解救苦难深重的人民。’……‘李光耀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所以，有罪的不是我，而是李光耀政权。’”
从“走狗”到“贵宾”

      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最后一次批评李光耀为“走狗”。仅仅一年之后，这份中央党报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在1972年7月16日的报纸中，他以新加坡总理的身份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并“同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这是乒乓外交的又一次上演。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外交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美日建交是那个10年中最重要、也令世人震惊的外交事件。类似的外交努力可谓全面开花，不仅仅发生在大国，也发生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国。
      而对于李光耀来说，他的亲西方、反共、反华立场也是高度实用主义的。随着中国不再输出革命，并转而走向市场经济，新加坡自然也没有必要一直对中国保持警惕和敌意。
      1980年11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李光耀来访的消息，并称其为“贵宾”——从“走狗”到“贵宾”，相距不到十年。也正是在那一则报道中，李光耀第一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其后，随着1990年中新建交，他的“老朋友”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和强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建交时间实际上非常晚。为了在东南亚邻国中获得更好的接纳、消除猜疑，李光耀一早就做出了声明：新加坡会是东盟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日的中共对李光耀“友谊”的热情赞颂，实际上并无坚实的根基。恐怕这种热情赞颂的根源并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对于同样高度实用主义的中共而言，新加坡的威权治理模式、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鼓吹，都是值得借鉴和利用的资源。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是“傀儡”和“走狗”的李光耀如今会被再三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作者简介
方可成，著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同时是政见CNPolitics团队创始人。他曾任《南方周末》时政记者，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媒体与政治。
（责编：欧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