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坚）

1943年春，先达反盟支部为了反对日寇的奴化政策，曾在支委郑子经的领导下，开设了一个文化学习班，组织上决定要我去担任学习班的家庭教师，课堂设在苏岛汽车运输公司对面的先华学校广场隔壁的一家花生店（前MBS英文学校旧址）的楼上，参加学习的学生有郑少先、郑南风、郑雄风、陈毅生、林梅花、吴婉美姐妹俩、张爱娥及校址老板的3个孩子等共约十余人，学习班直到“九·二Ｏ”事件后才停课。

       “九·二〇 ”事件那天，先达被捕的约有三十余人，几乎都是当地的侨领（多是筹赈会的负责人）及几个国民党骨干。事发后我曾同郑子经、张铭水交换看法，都认为没有迹象可以判断敌人已发觉了地下抗日组织，这主要是敌人对爱国侨胞进行的一次示威和恫吓的行动，但是为了预防万一，我们还是通知大家把手中的秘密文件、《前进报》都销毁了。9月23日张谷和突然被捕，大家开始紧张起来。但我们未接到棉兰反盟总部的任何通知和信息①，对棉兰的情况一无所知，又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可是，10月5日清早，敌人又开始捕人了。这次与前次的情况不同，反盟支委郑子经、陈丽水（苏先）以及先达华抗的五六个成员都被捕了。抓捕支委张琼郁时，恰好那天他去峇姑弄探望母亲，抓捕未成功。随后敌人又到马里辖菜园抓捕张苞，张比较机警，听到警声及狗吠声就赶紧躲到菜园后小河对岸的草丛中，逃脱了。住在隔壁菜园的宋凉赞、伍焕沽也闻风逃脱了。这次抓捕显然是针对地下抗日组织而来的。大家就分头通知其他反盟骨干紧急疏散躲避。不久，就听说张琼郁原打算搭乘张海泉的运输汽车去苏西避难，但运输车早两天就开走了，他只好躲在距先达二十多公里的嘉辛德茶园朋友家中，不幸也被捕了。我则躲在马里辖乡亲的菜园里。  约一个月后，我四哥不知从那里探听说黑名单中没有我，而且敌人也未曾到我家搜查，我才敢偷偷地回到家里。

    1944年1月初，黄文泉得知我回家的消息，特从我家后门进来找我。他说何老（巴人）通知我，必须离开先达，以防万一，建议我随黄去奇沙兰。我到奇沙兰肥皂厂时见到了陈斯刚，他已在我之前抵达奇沙兰。我和文泉、斯刚3人就在这里经营起炼制灰水肥皂的生意。一是作为我们的职业掩护，二是作为巴人、刘岩、张苞等人隐蔽点的前哨站。在这里我们3人交流了彼此了解的情况，才知道巴人、张苞、阿金（李国海）4人在丹那爪哇、帝加罗洛流浪了一个多星期后与黄文泉联系上，刘岩也由阿金从棉兰接来了。因人多不安全，又怕连累别人，我们拟再转移到更远更安全的地方。老黄曾在奇沙兰、峇都抛拉的学校任教过，他善于交际，与当地的侨界人士及学生家长交往甚深，社会关系很广，他建议到奇沙兰或眷都抛拉去。大家同意后，他先去联系住地，再由他、阿金、张苞3人用自行车轮流运载巴人和刘岩，抄农场小道直奔奇沙兰。最初落脚于马达波罗一家华侨农场里。此地离波罗拉迦（从奇沙兰至兰都不拉八的铁路中心站）约十多公里，他们在这里租了两个房子，试制灰水肥皂，暂时住了下来。由于用灰水制作肥皂是个新鲜事，引起周围人们的好奇心，常来观看，甚至小镇的警察长也闻讯来观看，这使巴人和张苞有些担心。为了安全起见，计划分散居住。一月份通过老黄的联系，托人在峇都抛拉辖区的新帮罗洛小镇附近租了一块菜园，不久巴人、刘岩和阿金就搬到这个菜园了，而张苞会讲广东话、福建话和印尼话，可以自立，单独留下。这样，巴人、张苞的两个隐蔽点与奇沙兰肥皂厂，形成了三角联系，肥皂厂作为前哨站，对外联系，这是联络站的雏形。

  一、建立联络站继续开展抗日工作的想法已提上日程

    不久，阿金先后带我去马达波罗和新邦罗洛看望张苞和巴人、刘岩，在同他们会晤时，他们提出了一个设想：一、了解一下“九·二〇”事件后，还有谁被捕？未被捕的同志散落在哪里？能否同他们联系上？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在散落同志的地方，建立前哨站（类似肥皂厂的联络点），这样便于联络沟通，可以继续开展工作。根据他们的意见，希望我能到先达和棉兰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

    我回奇沙兰，同老黄商量后，即于2月底，赶赴先达和棉兰，了解的情况如下：

    在先达，除了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张琼郁四位支委被捕外，较活跃的主要骨干宋凉赞、伍焕沾、黄妙贤、黄孚莲、林仙桃等都离开了先达，隐蔽起来了，其他的人都未暴露。肖邦杰还带我去泗拉巴耶村看望宋凉赞和伍焕沽，这个点是由邦杰负责联络的，陈松吟兄弟开设的肥皂厂照常经营，未出现不祥的迹象。

      在棉兰，由于保密原因，组织上有个规定：工作上只能垂直联系，不准横向联系。因此，我对棉兰反盟的情况不甚了解。当时我想去找熊辛克了解情况，但不知他隐蔽在什么地方。我只好去找林革尘，在林革尘家正好碰见邵宗汉（张德生），从他们口中得知，在棉兰反盟骨干中被捕的只有甄树熙和冯禹聋二人，德生和张绿漪已转移到马达山，熊辛克已躲在马达山附近的农村一带，具体住址不详，郑楚云（郑明）和周斌也都转移到火水山去了。为此，我又到火水山一趟。

在火水山，见到了郑楚云和张铭水，他们同黄亚武（黄金火）、傅日晖等人在火水山开了一家灰水肥皂厂作为职业掩护；周斌则隐蔽在附近的农村里，因他是敌人追捕的重要人物之一，不便露面，我没有见到他。

      我回奇沙兰后，将我所了解的情况向巴人和张苞做了汇报。他们最担心的是过去与华抗有工作联系的同志的安全，因为这些人叛徒王桐杰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同志必须紧急隐蔽、转移，否则很危险。

             

  二、联络站网的建立是根据形势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

1944年三四月间，张苞突然从马达波罗骑自行车赶来奇沙兰前哨站。他说有大批警探在那里搜查陌生人，他知道后，借口要到奇沙兰治病，匆匆跑来了。那里已不能再呆下去了，怎么办？我们商量后提出两个方案：一、张苞暂时留在前哨站，观察一个时期后再确定走向；二、再选择一个地方建立灰水肥皂厂①，这样比较安全些。张苞认为第一方案前哨站人太多不安全，主张实行第二方案。而老黄一时也想不到新的适当地点。我建议到英加波拉橡胶农场的一个乡亲那里去看看，如合适就住下来，不合适则另找地方。最后就这样确定下来，我同张苞走后，斯刚建议派林少青到奇沙兰前哨站来帮忙。

第二天清早，我和张苞骑自行车从奇沙兰朝丁宜方向前进。英加波拉处在三板头至丁宜之间的一个小镇上，从英加波拉至橡胶农场只有二公里路程，下午2时左右就到达目的地。这个农场规模不小，农场边有一个小市场，开有七八家华侨商店和两家印尼商店。我们到的那家是开粮食、杂货的商店，店东姓沈，是我堂兄的连襟。我们借口来探亲，他没有生疑。他的妻子小时曾在先达我家住过。聊过家常之后，我提起如果在这里开个灰水肥皂厂是否可以赚钱？他很高兴地说这是个好生意，目前市场上肥皂正紧缺。还说这里木柴、火灰有的是，家家都是烧木材的，材料好找。我问开肥皂厂是否要办什么手续？他说只要农场日本人批准就行，没问题，还说农场里有一个台湾籍的日本兵经常到他的商店买烟、酒，常来串门，很熟悉，向他疏通一下就可以了。本来我们对这里的环境条件抱有很大希望，可是，得知他搭上了这么一个人事关系，就把我们的希望给吹掉了。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保密和安全。张苞认为这里不行，要另找地方。我提出由我先到丁宜一趟，我表兄在丁宜侨长办公室任秘书，通过他的社会关系，看看能否在丁宜搞。张苞同意，我第二天一早骑自行车奔向丁宜。我向表兄许x x说明来意后，他表示赞成，并设法筹集资金和寻觅厂地。我亲自去看了一下厂地。这是当地老人院的一所空房，条件不错。屋后就是一大片旧坟场，附近周围都是印尼村落，距市区不远。次日，我即赶回英加波拉向张苞汇报，他表示同意，但在筹备建厂之时，英加波拉不能久住，而丁宜也没有适合暂住的地方，张苞提出他先到凉赞处暂住，待丁宜肥皂厂建成后视情况再说。

第二天，我们向主人致谢告别后，即朝三板头的方向前进，经过离璜汶不远的一个路口，我们转入小道，穿过橡树林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剑麻农场，这是拉腊斯农场的辖区，中午一时左右就到达目的地了。凉赞、焕沾见到张苞很高兴，握手拥抱，激情之泪不禁涌出，彼此交谈了双方在马里辖菜园危急时逃难的经过。稍事休息后，张苞提出要在这里暂住一个时期，他们表示赞成，

说这是求之不得的愿望。

晚上，秋来也来了他就住在附近菜园里。大家在闲谈中提到杨天宝这个人，他是龙岩人，①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这块地皮也是通过他接洽租来的。此人本质好的，但嘴不严，爱吹牛，易泄密，生活上又爱拈花惹草。为了防他泄密，张苞建议在丁宜肥皂厂建成后，把他调到那里工作，也可顺便治治病，我表示同意。

次日，我就近回丁宜，积极筹备建厂工作。表兄和我共集资约5000盾左右，开始办厂，手续由我表兄负责办理。

厂名定为亚细亚肥皂厂，杨天宝也来厂帮忙了。最初生产规模很小，只有一个炼肥皂的炉灶，两三天才出一锅肥皂。在丁宜市场试推销，质量虽然不够理想，但在肥皂紧缺的情况下，销路还是好的。

    大约1944年5月间，火水山肥皂厂经理傅日晖来访，参观了我们初建的肥皂厂，认为我厂有发展前途，厂后还有大片空地，有扩大规模的余地，表示他们厂愿意出资5000元与我们合股经营。他与我表兄商量，一拍即合。他准备派一位姓傅的人②来厂帮助管理工作，我们表示欢迎。两家合资后增加了资本，我们就在原厂址后面雇了两个印尼临时工用竹竿和竹簟搭起一个大的厨房，增添了许多设备，扩大了生产能力，规模扩大了一倍多，产品销售到棉兰。

就在这个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新建立的联络点，开始接受一项任务。

一天，我刚从棉兰收账回丁宜，刚踏入门槛，我母亲（当时她来丁宜探亲）就对我说：“以前到过我家的老先生昨晚来找你，现在隔壁房内等你呢。”我赶忙从后门过去，巴人听到我的声音也迎了出来，只见他一身农民装束，床边放着一只提篮，我们紧紧握手，互相端详，又拥抱在一起：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分别几个月又一次见面了，大家的眼眶都湿润了。他变样了，脸消瘦了，胡须更长了。坐下后，他谈了来丁宜的情况。他说新邦罗洛附近警探搜查陌生人很紧，难于立足，他知道后，来不及先通知我，就由阿金连夜用自行车把他载到里马布路火车站，趁末班车赶来丁宜。来时阿金简单地画了一个自丁宜火车站到我住处的路线图，说明走向，他就按图索骥摸到了这里。接着，我们商量今后怎么办？我建议他先到张苞那里去隐蔽，如合适就住下来，如不合适再另找地方。他表示同意，还说要走今天就走，这里不好久呆。为此，我安排好厂里的工作后，中午就动身。为了安全起见，我用自行车把他载到古弄格打兰附近的小火车站上车，到罗洛勿拉宜站下车。然后用自行车载着他抄小路绕过西利勿拉弯，向拉腊斯农场的边沿骑去，直至太阳西沉时才到达目的地泗拉巴耶村，同张苞等人聚合。隔了一个多星期，我又把刘岩从新邦罗洛接出，拟走另一路线去泗拉巴耶村。在峇都峇站下车时，路上适逢大雨倾盆，两人都成了落汤鸡，天又黑蒙蒙，怕黑暗中迷失方向，经与刘岩商量同意，改道去先达邦杰家过夜，次日由邦杰把刘岩护送到泗拉巴耶村同巴人相聚，完成了任务。

自从巴人、刘岩和张苞离开了新邦罗洛和马达波罗之后，奇沙兰的联络站起的作用就不大了，黄文泉、陈斯刚和林少青等人于1944年７、8月间迁至新邦地甲，与另一华侨合资建立了新的灰水肥皂厂，张苞和张华天也于1945年2月间经丁宜、牙冷（新发现的一条交通路线）转移到新邦地甲。这个联络站后来成为反盟逃难同志相互联络的重要据点，它与棉兰反盟支部的部分逃难同志也建立了联系。

1944年7月间，阿金在处理完新邦罗洛菜园的交接任务后，也到泗拉巴耶村稍住。不久，就经丁宜、牙冷到锡兰武牙、网眼与棉兰反盟逃难同志建立了灰水肥皂厂。

1945年6月，陈文营原在锡兰武牙肥皂厂工作，后转移到巴敢建立黎明肥皂厂。

 “九·二O "事件后，赵洪品、·丁韵清在李复的帮助下，隐蔽在兰都不拉八农村中。李复同志不幸病故后，即在黄文泉、李锦堂的帮助下，转移到浮罗拉夜农村，并在那里建立了灰水肥皂厂。

    三、联络站网起到多功能作用

    这样，就逐步形成了10个以灰水肥皂厂为模式的地下联络站、形成了互相联络的网络。据我和陈文营去世前的共同回忆，参加联络站工作的有如下同志（因时间太久，有的记不起来，特别是棉兰反盟的同志，可能有错漏）：

    1．先达一陈松吟、陈永祥、肖邦杰（三角牌肥皂厂），这个厂建于“九·二O "事件之前，技术、设备、规模比较完善。陈松吟是在苏西从“山芭（即乡下）科学家”方君壮那里学来的。这项技术的推广，成为各地流亡同志建立联络站最好而有利的模式。

  2.奇沙兰一黄文泉、林克胜、陈斯刚、林少青，厂名记不起来了。林克胜于1944年4月转移至丁宜建厂，奇沙兰肥皂厂于7月间迁至新邦地甲。

  3.火水山－傅日晖、郑明、黄亚武（黄金火）、张铭水， 1944年底郑明转移到丁宜肥皂厂。

  4.丁宜一林克胜·郑明、林少青哑细亚肥皂厂），1945年林少青由新邦地甲转移至丁宜。

  5．马达山一张德生．（邵宗汉）等人。

  6.新邦地甲—黄文泉、张苞、陈斯刚、林少青、张华天， 1945年2月张苞由泗拉巴耶村经丁宜、牙冷转到这里。

  7.锡兰武牙一沈明基、陈文营、钟长才、林钟德、李国海（生利肥皂厂）。

  8·巴敢一陈文营，1945年由锡兰武牙转至巴敢（黎明肥皂厂)。

    9.网眼—阿金，1945年初从锡兰武牙转至网眼。

    10．浮罗拉夜—李锦堂、黄清林。

上述10个联络站沟通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联络网。这个网络从火水山、马达山、棉兰到先达、浮罗拉夜近数百里沿线，都有我们的联络站，发挥了多功能的职能：（1)既作为反盟同志的职业掩护，又成为地下抗日交通站，它负责掩护被追捕的同志，传递秘密文件和油印小报，向隐蔽的领导同志提供生活必需品；

 (2）筹措经费，接济逃难、隐蔽领导同志的生活费用，给予被捕同志家属以物资援助。这个交通线像人的血管，反盟的活动如同血液畅流于血管之中。虽经“九·二O"事件的沉重打击，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但反盟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例如巴人、刘岩、张苞、赵洪品等人的转移、隐蔽，胡愈之与巴人夫妇在泗拉巴耶村的会晤；巴人在泗拉巴耶村患伤寒病期间，送医送药等工作，以及秘密文件、小报的传递等等，都是通过有关的联络站予以安排和接送的。这些联络站除了新邦地甲肥皂厂由于参加合营的一个华侨败类向敌人告密被破坏外，其他联络站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所幸新邦地甲肥皂厂被破坏之时，已接近日寇投降之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联络站工作期间，在护送被敌人追捕的反盟领导同志和建立交通联络站工作中，黄文泉、阿金和李复作出的贡献最大，没有他们的献身精神，这些领导同志就难逃厄运；在热情资助逃难隐蔽的领导同志和被捕同志的家属生活救济中，要算陈松吟、陈影鹤兄弟贡献最大，正如刘岩在她的（流亡日记》中说的：“要不是他们，我们不死于日本人之手，也会饿死于苏岛原野。这种正义的救命恩人是终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