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和刘岩是一对坚强的革命伴侣。40年代，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印尼期间，他们曾经在这赤道线上的国度里，同当地华侨一起，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度过了艰难险阻的岁月。日本投降后，他们又满怀激情，为领导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和支持印尼的独立斗争做了大量工作，赢得爱国华侨和印尼进步人士的爱戴和尊敬。笔者作为晚辈，有幸在那硝烟弥漫的日子里，认识了他们，并在抗日斗争中同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忆桩桩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浮现眼前，栩栩如生。为纪念“九·二Ｏ”事件50周年，特执笔为文，以表怀念。

         巴人、刘岩来到了先达

         1941年，巴人和刘岩先后南来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参加了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华侨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他们同胡愈之等著名人士南渡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尼苏西的巴耶公务一带。3月，日军攻占了苏岛，这批爱国抗日人士的处境危险，幸得爱国华侨的热情帮助和周密的掩护，分头疏散。巴人和刘岩于10月间来到了地处苏东的先达。

事情也凑巧，先达有几位青年，是巴人执教于新加坡南侨师范学校时的学生。其中之一的李国海（即巴人笔下的阿金）即组织我们几个同学做好掩护工作，保护他们能安全地隐蔽下来。

巴人和刘岩到了先达，即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我们华侨青年的爱国热忱和幼稚的弱点，毫不犹疑地以他们的进步思想、丰富的阅历和自身的地下斗争经验来浇注、培育我们这些幼嫩的抗日苗子。

日本法西斯的统治是极其残酷的。而巴人却不顾个人安全，经常应邀到城郊的秘密据点，为反盟和健身读书会的主要成员讲课。他深入浅出地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对我们进行抗日的、革命的启蒙教育；有时以他那造诣很深的文学修养，向我们剖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以及巴金的《家》、茅盾的《腐蚀》等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主人翁的革命形象，激励我们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有时又以犀利的政治眼光，从日本人出版的报章窥测战局的演变，精辟地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启发我们从黑暗中看到光明，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念。他们常常邀请我们三三两两到他们的寓所“聊天”。巴人总是坐在床沿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以浓重的江浙口音，有声有色地讲述祖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动人事迹；或者以风趣幽默的语言讲些中外古今的社会趣闻、千奇百怪的名人轶事；有时又心胸开朗，有说有笑，讲上几则寓意深刻的“笑话”，引来哄堂大笑，发人深省。而刘岩则热情地给大家沏茶、泡咖啡，不时用手托一托鼻梁上架着的深度近视眼镜，脸带和蔼的笑容，以轻柔和善的语气做些补充和插话。他们就是这样地以赤诚真挚的态度、进步的思想、神圣的信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和人生观，引导我们投身到实际的抗日斗争中去。                                                                                                            

“九·二O”事件之后

巴人和刘岩，在先达住了短短的3个月，因抗日斗争的需要，于1943年1月迁居到苏北首府棉兰市，参加改组后的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工作。1943年9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日本宪兵部于凌晨在苏北各城市进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华侨抗日战士。反盟和华抗两个抗日组织一批成员被捕人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作为反盟主要领导人的巴人，临危不惧，沉着果断地指挥盟友们转移隐蔽。为防不测，他随后也由他的学生陪同离开了棉兰，转移到别处去了。日本宪兵部的密探们拿着注有巴人本名、笔名、化名的通缉令四处追踪，巴人便由李国海陪同，在华侨的掩护和帮助下，捉迷藏似地与敌人周旋于先达、奇沙兰周围的市镇和乡村地区。那时期的生活，其困难和艰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他们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战胜了困难，最终来到先达辖区的泗拉巴耶村，“隐居”到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隐居在泗拉巴耶村

泗拉巴耶村，是个马达族的小村落，非常偏僻，村边有一片未开发的热带丛林，成群的猴子、黑猩猩及种类繁多的蛇虫出没其间，极少有人到来。幸免于难的反盟先达支部的领导成员张苞、宋凉赞、伍焕沾就在这里避难。我是这个据点的交通联络员。当巴人、刘岩居住的新邦罗洛菜园引起敌特的注意，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林克胜护送巴人转移到这里。约一周之后，克胜和我又护送刘岩从丁宜转移到这里，同巴人团聚。

         巴人和刘岩以华侨农户的身份向村长租赁一块生荒地，又雇村民帮助搭建一间亚答屋，算是落了户，成为“合法”的村民。当时，他们的生活费用主要靠我们在外筹措，而耕种劳动是一种掩护手段。于是，巴人和盟友们一改城市的生活习惯，放下笔杆子，拿起锄头和镰刀，顶着赤道线上灼人的日光，或冒着热带的倾盆大雨，用最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方式，日复一日地在坚硬的生荒地上耕耘。刘岩因体质虚弱不宜做田头活，她便做些辅助劳动，如喂养鸡群、筛选种子、翻晒谷子等。像这样的生活，他们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劳动之余，巴人思考得最多的是，战争会打到什么时候？华侨的抗日斗争怎样继续开展下去？散居各地的战友们的安危··这些问题让巴人熬过无数个难眠之夜。经过大家商议，决定重新出版手抄的《前进报》，重点分析和报导战局的发展。郭秋来和我把小报传递到先达、丁宜、奇沙兰、火水山等地的联络点，再转发给隐蔽在乡间的盟友们阅读，借此加强组织联系，鼓舞战友们坚持下去，直到抗日胜利。

          巴人不仅是一位勤于笔耕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善于探索社会问题的革命家。即使在艰难的流亡岁月里，也不忘记观察社会、调查社会、搜集第一手材料。他充分利用一些机会，向华侨工人、农民、店员、小店主、小菜园主调查华侨的过去和现在；在泗拉巴耶村他以不熟练的印尼语，亲访村长、近邻的村民、农村教师、失业的爪哇工人等劳动群众，仔细考察印尼社会的最底层，实地调查印尼农村衰败的现状，了解印尼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精神。同时，为了深人研究印尼的社会问题和独立问题，曾委托我购买不少有关印尼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印尼文、日文的书籍。他不顾劳动后疲乏的身体，几乎每晚在微弱的棕榈油灯下阅读这些书籍。战后巴人写的《论印尼的反帝斗争》、《论印尼八月革命》、《印尼社会发展概况》等专著和论文以及以印尼农村为背景的散文作品，就是在泅拉巴耶村里奠下基础的。

          患难中的相会

    1944年11月的一天中午，有关人士要我绝对安全地护送一位自称“金老板”的陌生人到泗拉巴耶村。“金老板”不会骑自行车，我只好载着他出发。当我们来到市郊“邦端”橡胶园前，正要经过一座日本兵营岗哨时，哨兵突然大喝一声，吓了我一跳，以为哨兵要盘查，不料他见我们下了车，却挥手示意让我们走原来经岗哨，必须下车行走，以示敬意。真是一场虚惊！我们到了泗拉巴耶村，巴人、刘岩一见这位“不速之客”，连忙赶上前握手寒喧，欣喜若狂。经过介绍，我才知道“金老板”竟是赫赫有名的胡愈之先生。此后每当我送食物和日用品到村子，总看见胡愈之、巴人两位挚友形影不离，似有说不完的话。有时两人表情严肃，像在探讨什么重要问题；有时谈笑风生，轻松愉快，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们患难中相濡以沫，情谊弥足珍贵。

 

         在死亡线上

   敌人的追捕、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没有摧垮意志坚强的巴人，而一次无情的病魔，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

1944年末的一天，巴人在烈日下劳动后，突然病倒，服药后不见效，病情日益严重。后经医生诊断为伤寒症。巴人明白伤寒症的危险性，心情沉重地写下了遗言。病讯传出后，隐居在马达山化名张德生的邵宗汉立即从棉兰请来了夏应伟中医为巴人看病，由我用自行车载夏前去。经多次开方服药，巴人才基木病愈在巴人病危期间，刘岩倾注了全部精力细心护理，并给予精神上的安慰，而她自己那白皙清秀的脸庞却渐渐消瘦下去。共患难、同命运，把一对战友和伴侣紧黝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夏医生的高明医术和刘岩的悉心护理，巴人才能在战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战胜了病魔，又活了下来。

          高举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那时巴人就高瞻远瞩地思考着怎样去迎接新的战斗。次日，巴人同我们一道返回先达，并提出首要的任务是营救被关押在先达政治犯监狱中的战友们。为此，黄文泉作为代表和“政治犯”家属们曾多次向日方交涉。日方当局拖延至9月1日才无条件地释放了狱中的所有政治犯。

    日本投降后，苏北形势急剧变化，巴人和刘岩迅即离开先达前往棉兰，与胡愈之、沈兹九、邵宗汉等会合，共商新形势下的大计。为了推动战后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和促进华侨与印尼人民的友谊，他们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并做了大量的工作。

从1946年年中开始，由于荷兰殖民军对棉兰的统治不断加强，苏北国民党顽固势力日益嚣张。面对局势的变化，巴人审时度势，及时同部分爱国华侨领导人转移到苏北印尼共和国政府所在地—先达。在先达，他出任苏北华侨总会联合会顾问，继续指导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同时，为增进华侨同印尼人民的友好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还挤时间，为先达进步青年组织的共学社讲课，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1947年7月下旬，荷兰殖民军悍然发动所谓“第一次警卫行动”，在攻占先达不久后，便无理逮捕了巴人，并强制他到火车站服劳役，甚至企图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后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荷兰殖民当局不得不释放巴人，驱逐出境。10月间，巴人和刘岩离开了先达，回到了香港、，结束了在印尼那段令人难忘的流亡和战斗生活。

(作者：肖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