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久新加坡沦陷。国内转移到新加坡的一些著名文化工作者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郑楚云、刘岩等先后流亡到苏门答腊避难。其中王任叔、郑楚云和刘岩等曾在先达住了一段时间，并积极参加反盟的组织领导工作。当时在反盟领导下有一个健身读书会，是培养抗日青年骨干的组织。参加学习的有宋凉赞、李国海、伍焕沾、黄镜源、肖邦杰、郑钦美、陈影祥、林克胜、黄清林、林绍青等以及我本人。读书会除了传阅反盟出版的油印报刊，还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读书会每周召开一次学习会，由王任叔和郑楚云轮流给我们讲课。

参加读书会的多数是反盟的青年骨干。为了便于活动，我们在郊区马里辖菜园租用一间茅屋，隔邻是反盟领导人张苞同志的住家。我同宋凉赞和李国海同志就住在那里，都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宋凉赞当家庭教师，我经中华商会秘书邓衡山介绍在该会主办的“粮食配给所”工作。和我一同在该所工作的还有先达反盟骨干张琼郁同志。我们便利用“粮食配给所”作为联络点，并在那里油印小报和小册子。

1943年9月20日，日本法西斯当局发动一次大检举、大逮捕，华侨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先达反盟领导人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等先后被捕人狱。一时间先达笼罩着法西斯白色恐怖。一天凌晨日寇包围“粮食配给所”，接着又驱车前往马里辖菜园捕人。张苞同志闻讯从后门逃避。我和宋凉赞同志未被敌特发现，也幸免于难。

事发后，马里辖菜园已非久留之地，从此我们便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一方面逃避敌人的追缉，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其间也有过虎口逃生的惊险经历。我随同反盟的一位盟员黄文泉转移到奇沙兰的一个菜园。老黄曾在当地华侨学校教书，社交颇广，我们就在那里依靠制造灰水肥皂维持生活。随着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日寇对抗日战士的追缉步步加紧。日本密探拿着赵洪品和巴人的照片，在奇沙兰一带搜查他们的下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转移，由老黄出面在距离棉兰40公里的新邦地甲郊区同当地一个华侨合股开办一家亚细亚肥皂厂。由于战时物资匮乏，肥皂业颇有起色。张苞等同志也从隐蔽的地方转移到这里。此后，我们陆续在附近兀个市镇建立了三四个肥皂厂。在极端艰险的形势下，这些肥皂厂就成为抗日战士隐蔽和相互联系的交通联络站。

         正当我们在逃避日寇追缉的紧张生活中得到短期喘息的时候，一件惊险的事情发生了。1945年6月，在日寇投降前两个月，同我们合营肥皂厂的一个华侨败类，为了独占肥皂厂，竟然丧心病狂，向日本当局告密，出卖了我们。一天夜里巴敢日本特高课派人带着当地警察到肥皂厂将我和张苞同志及其弟张华天逮捕，并关押在当地警察署拘留所，准备第二天押到巴敢拘留审讯。当时印尼警察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案情”，对我们的看守防备不严。我们商定乘隙逃走。到了下半夜，我们乘看守警察不备，先后逃出拘留所。在我们逃离半小时后，日军包围和搜索了肥皂厂，扑了个空。我们三人分头投奔反盟友隐蔽的的地方。我中 在黑夜中沿看公路先到网眼李国海所在的肥皂厂，我们估计事件发生后可能牵连到各她肥皂厂。决定马卜撤离。我们骑着自行车 绕道巴敢郊区，途中邂逅一个熟悉的华侨朋友，遂请他协助转告 在巴敢经营肥皂厂的陈文营，让他赶紧撤离、隐蔽。我们日夜兼程，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到达巴人等同志隐蔽的泗拉巴耶村，同在那里的战友们重聚，直至迎来了抗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些我们又投人战后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

          1986年10月11日追记于北京

          作者陈斯刚已于1987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