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刘岩同志是在苏岛沦陷期间。1942年初；日寇侵占棉兰和峇都抛拉时，据传日军曾对当地妇女进行凌辱。为此，我和堂妹遂离开先达住家，躲避到三板头镇堂姐家。等到先达局势稍为稳定后才悄悄地返回先达家里，不敢抛头露面。过了一段时间，林克胜带着刘岩来我家，邀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家政读书会。当时，老林介绍刘岩是新加坡逃难来的教育工作者。在同她交谈的过程中，她给我的印象很深，觉得她待人非常和善，思想很开朗，知识 面很广，是可以信赖的人。因此，我不顾母亲的劝阻和反对，坚决参加了这个读书会。最初，参加读书会的有黄妙贤、林仙桃、张宝蒂、郑梅英和我几个人。读书会开会的地点在林克胜或黄妙贤的家，有时也在刘岩和王任叔的住处。读书会主要由王任叔和刘岩讲课。他们分析当前的抗日形势，讲解《政治经济学》和《大众哲学》，还把斯诺的《红色故都》借给我们传阅。通过学习，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觉悟，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激发了我们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

      参加读书会以后不久，张谷和通知我和黄妙贤到他家里，介绍我们参加苏岛人民抗敌会（后改组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同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一、组织更多的进步女青年参加读书会；二、定期到林仙桃家，同李国海接头，负责把《前进报》送给王任叔和刘岩。后来，因种种原因，接头地点改在肖邦杰家。除把秘密小报送给王任叔外，还把他们的进步书籍带回我家收藏。

在刘岩的指示下，我和黄妙贤、张宝蒂以学习裁剪、烹调等“家政”活动为掩护，发动并吸收了一部分进步女青年，从而扩大了家政读书会的规模。参加读书会的，除了我们最初几个外，还增加了吴丽娟、李月姣、钟卿云、陈明叶等十余人。从此，家政读书会就成为反盟的外围组织。最初会址设在黄妙贤家，后又先后改在张宝蒂和郑梅英家。每周聚会一次，除听课外，主要是讨论王任叔讲课的内容，以加深认识。同时，还集体阅读《前进报》、《政治经济学》和《大众哲学》，并联系实际谈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处境问题。

 除了参加家政读书会的活动外，我们还参加健身体育会的活动，以打篮球、排球为掩护，吸收更多的进步青年来壮大我们的队伍。

 刘岩对我在政治上的成长和后来参加革命工作有重大的影响。在读书会开会结束后，刘岩常常把我留下个别谈心。她关心我的境遇。我是一个旧社会的遗腹女，出生后未见过父面，寡母孤女，生活非常悲惨。为生活所逼，母亲带着我改嫁给姓黄的继父，受尽了人们的歧视。因此，在我懂事之后，我就抱着独身主义，仇视歧视我的人，甚至连我的母亲我也对她怀恨在心。刘岩了解到我的处境后，对我进行了阶级教育，指出我母亲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要我同情母亲，把个人仇恨提高到阶级仇恨上来。后来继父对我施加压力，要包办婚姻，强迫我去和一位素不相识的男人相亲。我进行了坚决反抗。刘岩和王任叔知道后，教我如何进行斗争。刘岩还现身说法，介绍她怎样同封建官僚家庭进行斗争以及她逃婚的经过。这对我帮助很大，加强了我斗争的信心。此外，她还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做我母亲的工作，跟我母亲谈了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道理，阐明妇女解放与人民的彻底解放是分不开的。她苦口婆心的开导，使我母亲开始觉悟起来，不仅表示不再干涉我的婚姻问题，而且还要刘岩带我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这说明刘岩不仅在政治上十分关心我的进步，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使我逐步健康成长。

“九·二O”，事件发生后，反盟有几个人被捕，日寇四处搜捕抗日战士。当时形势十分紧张，我奉命把我负责收藏的革命书籍冒险地转移到郊外张宝蒂家，由她负责收藏。在紧急关头，我把《前进报》烧毁了。组织上还通知我连夜逃离先达，我和黄妙贤就隐蔽在奇沙兰的一个亲戚家，直到日寇投降后才回先达。

日寇投降后，逃到各地隐蔽的同志都陆续返回先达。一天，宋凉赞受王任叔的嘱托，约我到肖邦杰家见面，要我负责发动进步青年为争夺当地的文化阵地而去占据中华中小学校。为此，我们组织一些人对该校校长（国民党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终于把他逼走了。我们胜利地进驻该校，牢牢地掌握了它的领导权。后来，中华学校成为先达华侨爱国民主力量的重要阵地。

(作者: 黄孚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