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巴人遵照周恩来指示，离别已战斗4年的“孤岛”上海，来到香港。他准备转道香港去美国创办《华侨日报》，但因护照难办等原因而未能成行。同年6月，巴人接受廖承志委派，和陆诒、雷德容等人赴新加坡工作。由于重庆政府密令香港领事馆不发文化人出国护照，巴人只能出高价通过船票掮客混进轮船大舱与劳工和难民同行。途中巴人和劳工们被英国当局拘留关押在荒岛萨拉山，受到脱光衣服强行检查的凌辱。到达新加坡后，巴人任教于陈嘉庚主办的南洋华侨师范学校（简称南侨师范）。任教之余巴人勤奋写作，宣传民众鼓动抗日。他在胡愈之主编的《南洋商报》和《狮声》副刊上发表系列抗战政论，如《还需沉着—纪念“七·七”四周年》、《关于反侵略文学》、《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等。同时他还以书信形式撰写连载文艺讲话《给文学青年》，深人浅出地与青年讨论文学问题。此外，巴人还为杨骚主编的《闽潮》撰稿。巴人的文章在新加坡产生广泛影响，尤其受到爱国青年们的欢迎。《狮声》副刊主编王纪元特地撰文介绍：“王任叔（巴人）先生是国内有数的前进文艺批评家之一。他的作品包含面很广，近年尤致力于鲁迅作品与思想的分析研究。抗战中，始终埋头在上海领导抗日青年文化界。主持各种刊物的编辑及撰搞。对于最近思想倒退、政治逆流，作无情的暴露与攻击。虽然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中．没有一天停止执笔。”并且指出，巴人为《南洋商报》撰稿“这对海外文艺界的帮助，一定不小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机轰炸新加坡，日军逼近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各界紧急动员起来，陈嘉庚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抗委会），统一领导各界抗日活动。巴人与胡愈之、郁达夫等文化人除参加抗委会工作外。还组织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困，开办了战时一下作干部训练班。郁达夫任团长和班主任，巴人任宣传部长并协助训练班工作。大陆文化界人士和当地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全力投人抗击日寇入侵新加坡的战斗但由于英军抵抗不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新加坡沦陷危在旦夕。而英政府只管组织自己人员安全撤退，把华侨抗日领袖和广大民众的安危置之一边而不顾。1942年2月3日陈嘉庚只能雇小艇撤离新加坡。（陈先生在印尼苏门答腊登陆，流亡到爪哇，隐蔽在泗水，直到抗战胜利）参加抗委会工作的文化界人士也决定紧急撤离2月6日清晨，巴人和郁达夫、胡愈之、张楚琨、王纪元等28人乘一条电动小船，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声中离开了新加坡。2月15日新加坡在10万英军向3万日军投降后终于沦陷了！

巴人和郁达夫、胡愈之等文化界人士飘流到印尼苏门答腊岛，计划取道巴乐港回归祖国。但因荷兰当局百般阻挠，回国成了泡影。百余名侨领、富商和文化教育新闻界人士聚集在当地小岛萨拉班让。1942年3月，印尼苏门答腊和爪哇也被日寇侵占。这批文化人便向苏门答腊各地疏散。巴人、雷德容和杨骚进人亚里岛的密林山芭（乡村），隐居在一位名叫任生的老华侨家中。巴人与雷德容结为夫妻，杨骚以妻舅身分相处。此后4个月，巴人专心学习《列宁文选》、《斯大林文选》等马列著作，开始学习印尼语言，注意研究印尼社会和华侨情况。同时，巴人执笔重写关于1903年故乡浙东农民反帝反封建的长篇小说《土地》，约十万字。（该书稿寄存友人处，在日军搜查时被付之一炬。）同年8月，巴人和雷德容转移到苏门答腊西部巴耶公务，与胡愈之、沈慈九、郁达夫、张楚琨等人会合。此时胡愈之化名金子仙，郁达夫化名赵廉并开办了赵豫记酒厂，成了厂商巴人则以佣人身份暂住郁达夫处。当地流亡文人组织同仁社，定期聚会，分析形势，研究印尼问题，讨论如何开展抗日活动。巴人对形势的看法比较坚定，他认为不能消极避难，应积极投身当地的反法西斯运动。同年10月，巴人和雷德容搬迁到苏门答腊东部先达市居住。为了隐蔽身份，巴人化名何秀生，雷德容化名刘岩，由太平洋木器公司作保取得身份证。他们在当地组织成立华侨青年读书会，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抗日形势教育。

1943年1月，巴人和雷德容又从先达移居棉兰市，正式参加和领导了由当地华侨自发组织的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简称反盟）。巴人负责编辑出版地下抗日刊物《前进报》。反盟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华侨爱国主义思想，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也强调研究印尼问题，加强与印尼人民团结的重要性。不久，反盟与当地另一个华侨抗日组织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抗）实行统一领导，合并组成苏岛反法西斯总同盟（简称总同盟），巴人也成为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此苏门答腊华侨抗日运动进入新阶段，抗日队伍不断壮大，抗日斗争全面蓬勃展开。

    为了扑灭苏岛华侨的抗日烽火，日军于1943年9月20日发动了震惊苏岛的大检举、大逮捕行动，即“九·二〇”事件”由于叛徒王桐杰的出卖，抗日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总同盟成员和进步群众百余人被捕，其中11人英勇就义，7人被残害致死，五十余人被判监禁。巴人也被日军列为重点抓捕对象，到处张贴印有他的相片的通缉令。巴人和雷德容在战友、侨胞和印尼人民帮助下幸免于难。他们东躲西藏，最后隐蔽在苏门答腊东海岸原始丛林中的小山芭泗拉巴耶村内。他们以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生活，巴人留蓄了长及胸前的胡须。但巴人并没停止战斗．他从敌人报纸上获取信息，分析局势写成传单交给战友外出散发。同时巴人还以坚强毅力刻苦学习印尼文，全面深入研究印尼的历史、政治、经济、民族等社会诸问题，为他战后撰写印尼历史专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44年后，巴人突患重症伤寒，由于无医无药，病情迅速恶化。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遗嘱，表达了他对祖国和党的忠诚热爱之情，并“希望组织能培养我的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在雷德容倾心护理下，在战友们全力帮助下，巴人奇迹般战胜病魔，顽强地活了下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巴人和雷德容重返棉兰市，参加和领导由总同盟改组成立的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巴人主编盟刑《前进周报》。不久《前进周报》并人《民主日报》，巴人担任该报印尼文版主编。此时，联合国指示苏岛日军继续维持原驻地秩序，但日军却卑鄙无取地杀害了郁达夫，苏门答腊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斗争极为复杂。巴人坚决支持印尼革命力量和华侨进步团体，他在报上发表多篇关于印尼民主运动的文章，受到印尼革命政府的重视。为了加强华侨和印尼人民的团结，巴人在1946年3月创作了大型话剧《五祖庙》。该剧取材于上世纪苏岛日里烟草农场的华侨，不堪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压迫，以陈炳益等5位华工发端，团结华工和印尼人民奋起反抗，最后惨遭杀害的悲壮史实当地华侨怀念5位壮烈献身的华工，尊称为“五祖”，并建庙宇祀奉。《五祖庙》剧本由华侨青年组成的新中国剧艺社在苏门答腊巡回演出，受到侨胞和印尼人民热烈欢迎。印尼军警甚至出动军车为剧团送行。该剧的演出，大大增进了华侨和印尼各界人民的团结。巴人也成为苏岛印尼民众所熟悉的姓名，他们都亲热地称呼他为“伯·巴人”（“伯”是印尼人对长辈的尊称）。这时期棉兰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倒甲必丹制度运动，成立了苏岛华侨总会联合会，巴人应邀担任总会顾问。华侨总会从为华侨多办实事着手，如开办学校、办理签证、调解纠纷等，从而逐渐赢得广大华侨的拥护，得到印尼当局的认同，而成为华侨的全权代表机构。华侨总会终于取代了以往统治华侨的玛腰、甲必丹署，把殖民主义者推行多年的甲必丹制度扔进了历史垃圾箱。在此期间，巴人还在胡愈之在新加坡主编的《风下周刊》上发表许多论文、散文、小说等作品，如《新民主主义史的发展》、《政党与阶级的关系》、《邻人们》、《水客与工头》等。其中《新民主主义史的发展》是《风下》编辑部特邀巴人赴新加坡当场突击撰写的。他竟在几小时内，一气呵成。这篇理论充实，篇幅万余字的论文，令周围同志大为惊叹。这期间，雷德容致力华侨妇女工作，参加创建苏东华侨妇女总会，在《民主日报》上开辟妇总的学习园地，开办缝纫班、识字班、福利会等等。由于雷德容抱病工作、关心群众、谦和待人，她被侨胞尊称为“群众之友”。

1947年荷兰军队向印尼共和国发起进攻，一周便占领了苏岛首府先达市。因国民党领事的策动，巴人被荷军当作战俘逮捕。关押于棉兰海口俘虏集中营内，并罚以劳役。国民党政府还企图把巴人引渡国内。为此，印尼华侨总会不断表示强烈抗议并组织声援运动，中国文艺家协会也发表抗议书，印尼共和国政府电台向全世界播送抗议消息，胡愈之联络英国驻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撰写抗议文章。在这样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荷军被迫于10月初释放巴人，但立即把他驱逐出境。10月中旬，巴人偕雷德容乘万佛士号轮船到达香港，他们回到祖国和党的怀抱。巴人被编在乔冠华领导的外事组工作，并参加连贯负责的华侨工作委员会。1948年5月24日，巴人的亲密战友和伴侣雷德容，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在香港的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沈钧儒、茅盾、马叙伦、胡愈之、夏衍、林默涵、楼适夷、周而复等百余人参加了葬礼。郭沫若亲笔撰写了《大众之友刘岩墓志》。6月6日，苏东华侨妇女总会在棉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百余名侨胞参会，沉痛悼念她们的亲密朋友和姐妹雷德容（刘岩）同志。在香港期间，巴人出版了长篇学术专著《印尼社会发展概况》和《论印尼的反帝斗争》、《远东民族革命问题》等论作；撰写了《群岛之国一印尼》书稿，发表了重要回忆录《忆达夫》以及论文《略论华侨民主运动》、《印尼新文学概述》、《读＜围城＞》等等。

巴人在南洋度过了7年战斗生涯，他为南洋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与印尼人民的广泛接触和对印尼社会的深入考察，巴人深深爱上了与祖国同命运的印度尼西亚和它的人民，他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第二祖国。巴人对印尼的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等社会诸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阅读收集了大量书籍和资料，进行了艰辛的调查和考察，撰写了许多论文专著。巴人在他不幸的晚年——惨遭迫害的“文革”期间，又拼力完成了我国学者撰写的首部印尼史巨著：篇幅达一百六十余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和《印度尼西亚近代史》 。巴人还以真挚炽烈的感情创作了歌颂印尼的长篇史诗《印度尼西亚之歌》（写于1944年共2300余行，未曾发表）。他满怀激情地唱道：“像皓月把大海笼罩／像骄阳把群岛拥抱；／啊！印度尼西亚，我寄旅之乡，／我的热望，正这样向你倾倒。／我要开始为你歌颂了! ／因为你是值得我歌颂的；／除了我的祖国，祖国的劳动兄弟谁的命运有像你这般叫我牵记。”“你的风貌，我是多么熟悉，／正如我童年时代灵魂漂泊之故土；／我在你父老们风沙的脸上，／识出了我的父祖们的悲苦。”“印度尼西亚，请听我歌颂与祈祷，／我把你和祖国一起在怀中拥抱；／人类的历史走上光明大道，／打断奴隶枷锁，不在明天，就是今朝！”

 1950年8月，巴人受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委派，再次赴印尼工作。但这一次他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是以新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的身份去印尼的。巴人再次受到印尼政府和人民及侨胞们的热烈欢迎。周总理在致印尼总理哈达的建交电文中，推荐王任叔（巴人）为我国首任驻印尼大使，亲笔介绍他是一位“文学家，1945年至1947年曾侨居苏门答腊，担任苏岛华侨总会中的工作。”可见周总理对巴人是很了解很信任的。两年后，巴人卸任大使职务回到祖国。不久，他重返文艺工作岗位，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工作。巴人至此结束了他在南洋，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奇般的战斗生涯。

（作者：王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