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巴人是在1942年印尼伦陷时期，回顾1942年至1947年的5年期间，我和巴人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的英姿风采、音容笑貌时刻在我的脑际萦回，在纪念巴人同志90诞辰之际，又勾起我对他无限哀思！

在印尼逃难时期，我们曾同住一个“亚答屋’（注：以椰树叶盖的屋顶，以竹片编的屋墙），同受风吹雨打，愁一饱尝饥寒之苦；  在敌探追捕的时候，我们同历生死的严峻考验。在极端艰难困苦和复杂的条件下、他经常给我们分析形势，指明前途，激励斗志，他既是我们的好领导，又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会永远怀念他。

在这艰苦、复杂、战斗的生活中，巴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几点：

     一、他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走到那里就要把红色种子撒到那里，一让它发芽、开花、结果。

在逗留先达期间，他除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勤奋学习印尼文之外，还指导我们秘密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学习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时事分析等，由巴人、刘岩（雷德容）分别主讲，每周座谈一次，郑楚云从苏西来先达后也参加了讲课。

    在荷兰统治印尼时期，共产党是非法的，马列著作是禁止阅读的，人们只能看到少量的进步书刊和报纸，但是进步青年却有一颗爱国心和正义感，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因此，学习小组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加上有这样高水平的导师亲自给我们讲课，·这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为当地的抗日工作和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骨干先后回国深造，被分配在外事、新闻、教育及其他战线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在逃难隐居穷乡僻壤期间，巴人勤奋学习印尼文，大量收集各种文字的印尼资料（包括实际调查），为后来写出大量高质量的印尼问题著作创造了条件。

在泗拉巴耶村隐居期间，我每月都要为他们输送接济款、生活物资和报刊材料。当时巴人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顽强刻苦的学习精神，他年纪大了，发音不准，却丝毫没有动摇过学习印尼文的信心。他大量地收集各种文字的印尼资料，不懂就勤翻字典，请教其他同志。他的勤奋钻研的刻苦精神和永不衰弱的精力，令人吃惊。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苦，没香烟抽时，他就找来一些枯叶切碎，撕下一片报纸卷成烟枝抽；没肉吃时，就捕捉森林中的大蝙蝠佐餐；煤油是紧缺的，灯光如豆。因此，学习条件也是很差的。如果没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来支撑着他的毅力的话，是很难做到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避难期间，他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结合他的理论水平和文学才华，完成了《印度尼西亚之歌》的初稿。

由于他的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为后来写出不少有关印尼问题的著作创造了条件。他先后写有《五祖庙》、《论印尼的反帝斗争》、《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印尼社会发展概观》、《群岛之国-----印尼》、《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和（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等等。对这些著作应如何评价呢？我很赞同周南京所写的《巴人与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 一文中对巴人著作的评价：“尽管这几本书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是中国学者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和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最初几本著作。”“巴人是力图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印度尼西亚历史的第一个中国学者。”“巴人对当时印尼革命问题、国际问题、华侨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事隔40来年，巴人的许多见解现在看来仍然具有参考价值，这不仅是因为他身历其境，是事件的目击者，更重要的是，他以具有理论头脑的学者的眼光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研究，因此，他对许多问题的分析有的放矢，有深度，有说服力。”“尽管在历史学方面巴人不是科班出身，但从他留下的200多万字有关印尼史的著作和译著来看，不论在质量和数量方面，他完全称得起印度尼西亚历史学专家的称号。”

    三、巴人战后为我们开展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和支持印尼独立的斗争·中印尼两国人民友好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的结果，祖国抗战的胜利，使印尼华侨感到欢欣鼓舞，人们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但是形势的发展变化却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各地印尼青年群起夺取日军武器武装自己，开展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此同时，荷兰殖民军将随着盟军卷土重来，以恢复其殖民地统治的迷梦，一场印尼人民抗荷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引起的战乱正在酝酿。另一方面，从祖国传来重庆国共谈判，“双十”协定等令人宽慰的消息，但也传来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军的支持和配合下，开始疯狂抢夺胜利果实，进攻解放区，压制民主党派，正在酝酿发动全面内战的不祥之兆。国际社会上空曾出现过一线光明，很快也给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反苏叫嚣的阴云所笼罩。苏北的华侨在欢庆胜利之时，又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华侨的处境究竟将发生什么变化？华侨将何去何从？人们开始感到傍徨和迷茫。

就在这个时候，“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人巴人、刘岩、赵洪品、陈洪等及由新加坡撤离到苏北的胡愈之、沈兹九、邵宗汉等人陆续从隐蔽处汇集到棉兰，立即投人繁忙的工作。首先将“反盟”的秘密油印刊物《前进报》改为日报，公开出版，在苏北发行，巴人任主编，经常撰写一些短评，以解决华侨耳目闭塞的需要，影响很大。并于1945年八九月间召开了两次重要的座谈会，参加者均是华侨社会中的知名人士，会上就战后国内外形势、印尼争取独立斗争的形势、华侨今后的处境及爱国华侨的工作任务等广泛交换了意见，会上胡愈之和巴人针对形势和华侨工作做了方针性的发言，概括起来主要有几点；（1)强调战后不论是中国国内、华侨社会或印尼，人民的主要任务都是为争取民主而奋斗；（2)主张华侨社会大团结，成立华侨社会最高领导机构华侨总会，废除荷兰殖民当局强加于华侨的“甲必丹”制度；(3)分析了印尼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形势和华侨所处的地位，强调华侨必须认清形势，改变对印尼人民的民族偏见，克服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支持印尼人民的独立斗争；（4)推动成立华侨工、农、青、妇组织，开展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增进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5）建议筹办图书印务公司，出版中、印尼文版《民主日报》，主张华侨必须学习印尼文，成立“印尼问题研究会”。

在这两次座谈会以后，华侨社会顿时出现了和谐团结、人心振奋的局面，各项工作蓬勃开展。

巴人主编的印尼文版《民主日报》为增进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谅解，做出了积极贡献。报纸经常介绍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还配合各地的华侨总会进行国民外交。当先达和峇眼亚比等地一度发生华侨与印尼人民之间的冲突时，报纸曾以“印尼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发表《告印尼人民书》，阐明华侨同情印尼争取独立的斗争，两国人民有印尼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都称他为“伯·巴人”（伯是印尼人对长辈的尊称）。

随着中国国内和印尼局势的发展变化，华侨社会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特别是1946年夏，荷兰殖民军在盟军的支持下占领了勿老湾港口和棉兰市区，建立了“荷印行政公署”。印尼军队被迫撤出市区，武装冲突连绵不断，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篡夺了棉兰华侨保安队的领导权，接受荷兰殖民军当局提供的枪枝弹药，打着“护侨”旗帜，成为荷兰殖民者的帮凶，镇压印尼独立斗争，迫害华侨民主力量，加深了华侨与印尼人民的误解和仇恨，加剧了华侨社会的分裂，甚至日后还成为印尼反动派势力排华的借口，贻害无穷。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两件事：（1）国民党反动派和华侨中的亲荷势力在荷兰殖民当局庇护下，气焰十分嚣张，诬蔑哎民主日报》“通番，’，“出卖华侨利益，’，甚至图谋暗杀巴人·赵洪品·邵宗汉和陈洪（原华抗领导人）等人。一天早晨，《民主日报》经理赵洪品在骑自行车上班的途中，突遭两名歹徒开枪射击，造成终身残废。（2）十月间，华侨中学学生会壁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蒋介石应当爱国》的文章，国民党报纸《新中华报》就小题大作，叫嚷这是“侮辱元首”，必须治罪。毫无外交常识的国民党驻棉兰代领事李硕竟然在别国领土上下令华侨保安队逮捕了华侨中学校长朱志辉和壁报主编费曦（费振东之女），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华中事件”。由于荷兰在棉兰的殖民统治不断加强，国民党反动派及亲荷势力日益嚣张，棉兰笼罩着白色恐怖，爱国民主力量不得不将部分力量转移到苏北印尼控制区先达，巴人、刘岩和陈洪也先后转移到这里，印尼文版《民主日报》不得不被迫暂时停刊。   

1947年7月20日，荷兰殖民军发动了第一次突然袭击（即所谓警卫行动），先后古领巴敢、一新邦地甲、直明丁宜、先达等重要城镇，与此同时，荷兰殖民当局同国民党领事相勾结，搜查了《民主日报》员工宿舍，一逮捕了一些侨团领导人，特别是在先达逮捕了巴人，企图引渡给汕头国民党当局’，这个阴谋受到印尼、新加坡、香港等地各方舆论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子并经香港饶彰风、萨空了等人的奔走交涉，港英当局终于同意巴人夫妇在香港居留，这样就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巴人同志虽然不幸过早地离开我们，但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继承和发扬这些财富，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1991年10月转自《巴人研究》林克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