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琼郁幼年时期，既是同学又是邻居。我们一起上学，一同回家，一齐长大，俨然兄弟俩。1932年我们小学毕业，他回祖国汕头、广州升学，我仍留先达就读，一别就是6个年头。

1938年他从祖国返回先达，在中华学校教书，我在先达筹贩会任秘书，彼此常有来往。1939年中华学校中的一批进步思想的教师对校长雷霆（国民党军校出身的文人）的教学方针不满，引起争执，遂集体辞职，另行创立先华学校，收容失学贫侨子弟及宣传进步思想，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张琼郁就是这批教师之一。        

     1942年3月，日寇侵占印尼。后来，先达爱国华侨成立反盟先达支部，张琼郁是最早参加的成员之一，任支部委员，分工负责刻印复制秘密小报《前进报》’的工作。他被指派打入商联体育会（华侨职业青年组织），建立读报圈和发展组织言由于他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威信，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1943年“九·二Ｏ”事件发生了。苏东许多华侨被日寇逮捕，先达被捕的有三十多人，几乎都是前华侨筹赈会的负责人。 9月23日张谷和突然也被捕了，大家估计与筹贩会有关，可是10月5日清早，口寇又开始捕人，郑子经、陈丽水（均是支部委员）以及华抗的五六个成员在先达被捕，这才显示出日寇进行大搜捕的主要对象是地下抗日战士。这时大家才纷纷紧急疏散。张琼郁原计划逃往苏西避难，但没有去成，就躲到距先达十多公里的嘉幸德茶园的一家小杂货铺里。没想到次日他就被捕了。

张琼郁被捕后，被押解到棉兰，经严刑审讯，被判处12年徒刑。1943年11月，他与其他难友被押送到先达政治犯监狱，与其他数百名印尼、荷兰抗日政治犯关在一起，经受着惨无人道的折磨。

 关于他在狱中的情况，张琼郁曾对我说，尽管狱中生活悲惨难熬，但他与几位同志坚持不间断地学习印尼文。他们拜印尼难友为师，把肥皂当纸，竹签作笔。他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学习的。他的印尼文基础，主要便是在这个时期打好的。

听了他的叙述，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使我常常回味而难忘！他们的学习条件这么差，如果没有坚强不屈的毅力是很难做到的。他们学习的目的何在？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心在激励他们，这种学习也是不能坚持的。

张琼郁由于在监狱内打好了印尼文的基础，出狱后在为华侨社会的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印尼人的独立斗争、促进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好工作、以及推动印尼语文的学习、培养印尼文翻译人才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张琼郁出狱不久即被调到棉兰担任巴人主编的《民主日报》印尼文版"KERAKJATAN”的印尼文翻译，担任胡愈之创建的印尼问题研究会理事，还兼任棉兰华侨总会印尼文秘书之职。当时印尼刚宣布独立，巴人在报上发表的述评，很受印尼各界的欢迎，一些印尼政界名流及各党派领导人经常来访或邀请巴人去座谈，这些活动的翻译，主要由陈丽水和张琼郁轮流担任；当时"KERAKJATAN"的文章及印尼问题研究会有些研究成果，需要翻成印尼文，工作量很大，担子也多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1950年中、印尼两国建交。10月，张琼郁奉调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曾多次被借调去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1960年6月，他奉调回国，分配到外交学校及第一外国语学院任印尼语教员。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尼文教授，曾当选为北京市第八届人代会代表。

在这段时间里，张琼郁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孜孜不倦地钻研印尼语法，写了不少著作。他曾用“巴赫波伦”、“杜巴”、“夏宇”的笔名，编写和出版了二十余册学术价值较高的印尼语法著作，参加了毛选印尼文译文的定稿工作，还参与翻译（苏加诺藏画集》的文字说明和肖玉灿著的《五个时代》一书等。

  由此可见，张琼郁为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提高印尼语文教学和翻译工作，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张琼郁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对待工作高度负责、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为人正直忠厚，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善于团结同志，深受大家的尊敬。可惜他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986年2月26日不幸病逝，终年66岁。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一生。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作者：林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