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苏北卡罗高原上的小城先达，曾经是个富有光荣历史的城市。当人们赞颂她是“苏岛的延安”时，许多先进老师和热血青年正在积极行动，投身到激烈的反抗日寇侵略占领的斗争中，满腔热诚地支援印尼人民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促进中印两大民族的团结，为先达书写下辉煌的革命篇章。

我在半个世纪前离开先达。在这漫长的时日里，先达仍然那么艳丽可爱，吸引我多次投人她的怀抱。每次回到那里，我喜欢游逛三枝水公园，沿着乱石嶙峋的河边散步，倾听交响乐般的河水声。这时我沉静的心就会激动澎湃，思潮起伏，回忆起年轻时耳闻目睹的事情，在那风雷激荡的时代，我们一家所过的动荡的生活，特别是深深地怀念献身革命事业的三哥黄文泉。 

一

三哥黄文泉1917年3月29日出生在先达，兄弟姐妹8个，他排行第三。家庭经济状况不好，靠父亲自己的劳动在巴刹摆肉摊为生。父亲虽识字不多，思想却很开明，积极支持儿女们参加社会工作；对儿女的培养教育，更是竭尽全力，使我们兄弟姐妹都有机会读书受教育。

    三哥30年代后半期回国念书。初时在厦门集美中学，后转学到武汉、南京。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他和数位同学返回印尼先达。学成归来，照一般人的路途，应该是成家立业，做生意当老板。可是三哥选择了教书，他认为华侨子弟应该受到祖国优良的文化教育和培训，成为热爱祖国和有为的社会栋梁。他先后在先达、奇沙兰、峇都巴拉和爪哇泗水的学校当教师做校长。长时间的教书生涯，他不但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并且广泛接触了华侨社会的各个阶层，结交了各方面的朋友，正是这种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三哥特有的结交朋友的能力，成为他后来从事地下工作和掩护逃亡同志的有利条件。有趣的是后来我的三嫂，就是他在峇都巴拉教书时的学生。而他的另一个女学生经他作媒成了郑楚云的伴侣。郑楚云同巴人一样，是从新加坡流亡到苏岛的文化人，当时正躲避日本法西斯的追捕，隐蔽在丁宜，在一家肥皂厂当 “头手”。

         二                

日寇1942年3月侵占了印尼。三哥不能继续执教，回到了先达。苏东的华侨青年，历来都有很高的爱国主义觉悟和抗日情绪。抗战以来，这里的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祖国的同胞，同侵略者血战到底。华侨青年是爱国华侨中最积极的队伍。有的青年学生和技工，响应号召回国上前线，更多的是在当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筹募金钱物资。我的大姐黄妙贤就是先达筹贩会青年募捐队的队长。现在，当敌人的铁蹄踏上印尼的土地，这班同仇敌院的爱国青年，当然不会心甘情愿的当顺民，他们要组织抗日斗争是必定的了。当时我小不懂事，只发觉三哥和大姐虽不教书，但都没有闲着，三哥有了新的谋生手段，开始是在我家的楼下开设一个制造螺丝钉的作坊；然后又是跑车来往不拉八先达，运输土产；还在我家的后院，搭起一座简陋的铁皮房子，制造灰水肥皂，三哥外忙生意，内忙接待到家里来的朋友。当时黄清林长期住在我家里，来得较多的有李复、李国海、萧邦杰、陈斯刚，还有黄孚莲、张宝蒂，她们是来找姐姐的。李复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清林的舅舅，里里外外，都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在后来的艰苦斗争环境中，他的机智倔强和不畏困难的精神，深得巴人的赞赏，他在逃亡中病死，巴人专门写文章来纪念他。后来才知道，正是在这个神神秘秘、忙忙碌碌的时候，巴人从苏西来到先达，在先达住了一个时候，然后去棉兰。巴人的到来，使自发的抗日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原来有些抗日勇士，是想搞武装斗争、暗杀、打游击，我就看见三哥摆弄过手枪，还听说他指使吴国胜去偷日军仓库里的枪支手榴弹。巴人来后，纠正这种幼稚的盲动倾向。巴人约会先达青年的地点是在丁邦卡隆一个印尼人的村子里。一次我随三哥去那里。这是一间向印尼人租赁来的木屋，李国海、宋凉赞几个人就住在那里。木屋走廊上摆放着一些补锅焊锡的工具，榔头、锉刀什么的，这是用来掩护的。作为青年读书会的联络点，巴人还在这里开过会讲过课，大家称他何先生。可是过不了多久，先达来了个文学家，姓王名巴人的消息，就在青年中传开了。

 这前后还发生过一件事。在开初活动的一个时期，三哥负责收听记录新闻和刻印小报，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接收穿破日军封锁线传来的电波。后来，《前进报》出版，三哥不收听广播了，把收音机寄放到山顶（丹那爪哇）阿通伯的家里。一天“巴比”（babi印尼语猪崽）哥（阿通伯的儿子)捎来惊人的消息，藏匿的收音机让隔壁的一个印尼人举报了。听到这个消息，三哥连忙离家出走。深夜，日军破门而人，抓不到三哥，就把我的父亲抓走了。父亲关在宪兵部，被严刑拷打，倒吊，灌辣椒水，一定要他供出三哥的去处。父亲被打的死去活来，就是一句话：“不知道。”凶神恶煞的宪兵，·每天晚上都到家里来，软硬兼施，逼迫母亲说出三哥的踪迹。妈妈不说，于是鬼子凶相毕露，拔出军刀架在妈妈的脖子上。面对鬼子的屠刀，妈妈始终不说。这一事件，让我亲身目睹了日本法西斯分子的残忍凶恶，他们是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父亲最后是放出来了，遍体鳞伤，内脏严重损伤，虽经医治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病发去世。这笔血债要记在日本法西斯的账上。三哥是逃脱了，但经一堑长一智，三哥他们意识到，抗日不能光凭热情和勇气，还要讲策略。此后，我见到，先达的抗日老师和青年们，他们都以公开的身份在活动，有职业，有工作。焕沾继承父业补皮鞋，影祥煮肥皂，谦宇卖鱼，邦杰端咖啡，还有张琼郁、陈斯刚和其他一两位老师，竟然在日军的粮食配给所里做职员。他们组织了健身会，打篮球，搞比赛，女的学家政、裁缝和烹调。三哥善于与人结交，商人、店员、马达人、爪哇人、日本人，三流九教都来往。这是外表，而内里呢，‘传递地下小报，传阅书刊，这里那里接头，个别串连发展组织。三哥和大姐，从外面带回书来，轮换着看，两个姐姐也开始自学印尼文。后来才知道，巴人到了棉兰后，把原来的抗日组织改组为反法西斯同盟，用正确的理论方针指导整个苏北的华侨抗日运动。先达的活动，都是在反盟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我是在日本投降，哥哥姐姐的身份公开后才知道了真相。

三

    1943年9月20日，苏北的日军发动了大检举、大逮捕。由于叛徒的出卖，抗日组织和领导机关被破坏，巴人和刘岩在棉兰逃脱了敌人的魔掌，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但是在日军鹰犬的追捕下，该转移到哪里去，哪里才能安全地隐蔽，确实是一个难题。这个紧急时刻，陪伴巴人的国海想起了我三哥。巴人也以为老黄是一个人选，那时巴人对三哥的印象是：他是反盟的盟员，又是读报圈的中心，由他发展的读者群众比谁都多，而读者的社会阶层也广阔，并且还有印尼人。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海以为三哥还需要考验一下，巴人也表同意。这也难怪，在形势的转折点上，人的勇气是需要考验的。国海潜到先达同三哥联系，那时棉兰大检举的消息已传到先达，风声鹤唉，人心惶惶。“疾风知劲草”，三哥的坚定和乐观，促使巴人决心转移来先达。三哥先把巴人安排到蒂加笃洛，那里有我大哥的杂货店和二哥的咖啡店，可是蒂加笃洛地处先达到不拉八的交通要道上，人来人往，不便隐蔽，不是长住久安之地，故而又转移到丹那爪哇阿通伯的山村里。在先达周边山村流亡的日子，陪伴巴人车前马后来回奔走的是国海。刘岩来后，三哥又给二姐派了任务—伴随刘岩，当时巴人眼里的二姐：“还是个孩子，却出落得极为活泼和大胆。”就是这个“出落得极为活泼和大胆的孩子”，在刘岩和巴人的身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短短几年间，二姐从一个不甚懂事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且跟随巴人的足迹，同我未来的二姐夫王谦宇一起，先到香港，继而北上，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4年2月，为了结束巴人逃亡中的不安定的寄居生活，经三哥策划，在峇都巴拉的附近买下了一个菜园，让巴人、刘岩和国海住进去，安定下来。他自己在奇沙兰开了一间灰水肥皂厂。那时，张苞、陈斯刚也在肥皂厂，我的大姐黄妙贤和黄孚莲则寄住在奇沙兰一个亲戚家里。而在此之前，反盟的另一领导人赵洪品，由李复掩护，长途跋涉来到奇沙兰，也是三哥的安排，落脚在波罗拉迎附近的山村里。我时常想，这班华侨知识青年真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们像一颗硬壳的种子，只要有一撮泥土和一瓢雨水，就会生根发芽。三哥他们这些抗日战士，在日本宪兵的追捕下，像脱网的游鱼，游弋在群众的海洋中，用他们的存在嘲笑日本宪兵的无能。在整个流亡期间，三哥和他的战友，在苏东的交通线上，先达、丁宜、奇沙兰、新邦地甲、火水山都开设了灰水肥皂厂。这种原始的手工作坊，既是维持生活接济难友的经济来源，又是交通站、联络点。北起火水山，南至先达，东到奇沙兰、亚沙汉的交通线，又逐渐地恢复和建立起来。三哥和他的同志们，又活跃在这条交通线上。这一年的8月，巴人又从峇都巴拉的菜园迁到先达附近的拉腊斯农场，一个偏辟荒凉的马达村子，在这里一直住到日本投降。在逃亡的日子里，三哥的表现，机智、乐观、坚定、勇敢，不愧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抗日战士。同时，他那善于广交朋友的才能，也发挥得淋漓尽致，难怪巴人把这一个“山东大汉似的青年”，叫做我们的“外交大臣”。

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祖国抗战胜利了，印尼人民也燃起了独立斗争的火焰。三哥和他反盟的战友从地下走出来，积极地投人到如火如荼的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和支援印尼民族独立斗争中去。巴人、刘岩从泗拉巴耶村回到先达，稍作停留，转去棉兰。巴人指示先达的同志，要竭尽全力解救还被关在先达监狱里的近百名同志，三哥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以反盟和全体政治犯家属代表的名义、向日军交涉，多方奔走，终于促使日军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犯。接着反盟改组为华侨民主同盟，在民盟的领导下，先达的青年、职工、妇女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青年会、青年合唱团、妇女会、职工会。最后又建立了华侨的最高机构先达华侨总会，以此来取代荷兰殖民时代的甲必丹制度。民主力量还接管了历来被保守派把持的教育基地——中华学校。三哥被推选为青年联合会的主席，华侨总会的执行委员和秘书。他除了活跃在青年和进步侨领中，更多的还是同印尼各界联络，他经常以华侨总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同印尼政府交涉，为华侨排忧解难。他同印尼政府的官员、军队、党派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印尼，由于历史原因，华侨同当地民族之间存在的矛盾、偏见和猜疑，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荷兰帝国主义和日本法西斯经常利用它来挑起事端。先达也不例外。日本占领先达时发生过印尼人在市区和郊区哄抢华侨商店的事件，日本投降时先达华侨也闹过欢迎中国军队进驻先达的笑剧。成千上百的华侨群众，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近乎疯狂地向邦端奔去，迎接国军的部队。此类事件，当然不能不加深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敌意。所以，在印尼人民和华侨中开展工作，加强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宣传华印两民族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共同命运，宣传华侨应当支持印尼的独立斗争，就成为华侨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三哥由于懂印尼语以及同印尼各方面都有广泛的联系，就更多地承担起这方面的工作。他联络印尼革命青年，建立了中印联谊会、亚细亚青年联合会。他多次同中印联谊会的印尼友人，深人到苏北各地举行演讲会、座谈会，宣传中印友好合作。在印尼独立后的这一时期，特别是在先达成为苏门答腊印尼革命政权的所在地之后，印尼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中印友好合作、和平相处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中印青年经常联合举行活动，如演讲会、游艺会、庆祝节日游行。华侨民主团体都能自由地活动，不受限制。荷兰占领区没有集会自由，所以苏东地区的青年、妇女、职工组织的各种代表大会，都到先达来召开。华侨商人的利益也得到保障，华侨冲破荷兰封锁，把土特产运出去，交换缺乏的日用品，印尼政府都给以方便和鼓励。正是这样，先达赢得了“苏岛延安”的美名。这是先达青年团结各界群策群力的结果，特别是巴人功劳最大，当时巴人坐镇先达。当然也有三哥的功劳。

  1947年7月，荷兰发动“警卫行动”, 7月29日先达被荷军占领，印尼军队派人向三哥传达州长沙勒·乌玛尔的指示，要他立刻随军撤退，以免落人荷军的魔爪。其实当天中午，三哥受州长之托向巴人转达州长的关照：巴人最好离开先达。巴人认为需要研究再做决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还不到两个钟头，荷军就打进了先达。三哥接信，连忙行动，连家人也来不及打招呼就匆忙离家，渡过先达河，朝着新邦拉迎的方向，向着卡罗高原行进。结伴同行的有吴锡柳、游如乐，还有小鬼吴国胜。一路上，有仓皇撤退的印尼正规军，有服装槛褛武器不全的人民军，还有一队一队逃亡的印尼群众，间或也有一两辆扬尘而过的吉普车。三哥一行，餐风宿露，有时走在大路上，有时绕道穿过丛林荒莽，攀援陡岩峭壁。他们凭着自己的两只脚，从先达出发，经过不拉八，沿着多巴湖，越过武吉巴里山山脉，到达苏西的实武牙，然后继续向南走，到巴东实林浮，在这里同沙勒·乌玛尔的指挥部会合。苏北的卡罗高原，是马达族生聚的地方，这里风景如画，高原湖泊，峰峦叠翠。但是这些美丽的风景，长途跋涉的长征战士那有闲心雅趣去玩赏。最近我专程去印尼拜访这次行军惟一的幸存者吴国胜，向他了解情况，他说：路途上的艰苦，一言难尽。热带丛莽，山野猛兽，蚊虫蛇蝎，日晒雨淋，有时没有吃的，只好采摘野菜野果充饥。他还说了一件惨痛的事情：游如乐的右脚在行军途中扎伤，没有及时包扎医治，发炎坏死，最后到武吉丁宜，不得不把整条腿截掉了。

三哥同沙勒·乌玛尔汇合之后，荷军已在苏西登陆。三哥和锡柳带着一支队伍，转战山林打游击，这时这支队伍中增加了一个先达人，张苞的弟弟张华天。而后，三哥接受了新的任务，从印尼将土特产运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购买了日用品和军用品运人游击区。三哥脱离游击队，在哥打巴鲁、武吉丁宜、廖内、新加坡之间，来往穿梭。1949年，他又受沙勒·乌玛尔之托，通过封锁线，经过新加坡，把这位印尼独立老战士的两个儿子吴志曼、吴志达介绍到北京去找巴人。留在游击区的锡柳、国胜、华天，在一次战斗中被俘，锡柳、华天逃脱，国胜在亚齐沙瑛岛的集中营关押了9个月。

 战争平息，印尼共和国站稳了脚跟，三哥从新加坡回到雅加达，最后又回到了棉兰，从事商业，担任苏北印中友协副主席。印尼共和国向他颁发了“印尼四五革命先驱”的荣誉奖状。1965年5月，三哥应邀回国访问。苏哈托发动“九·三Ｏ”政变，三幸哥名列黑名单，回不了印尼。正在这个仿徨无靠有家归不得的时候，祖国对这个历尽艰辛的海外赤子伸出了温暖的手，要善地安排了三哥的工作和生活。三哥又活跃在澳门、香港的商场。1977年12月24日，当他为着重新连接那被截断的中印两国人民来往…的通道，第二次成功返回印尼，而又安全回到香港时，心脏病猝发，磕然去世。

    岁月如流，三哥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夭覆地的变化，而三哥所眷恋的千岛之国，那挣脱奴隶枷锁的人民，仍在崎岖曲折的道路上艰苦地行进。抚今追昔，我在追忆三哥文泉的时候，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歌唱：

   “我们要执持理性之剑，前去，

    这里不是诗，不是语言，不是泪……”

    那是巴人的绝唱：《印度尼西亚之歌》。

   （作者：黄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