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苏北各地纷纷成立了社团。新民歌咏队也在这大好形势下应运而   生。成员包括老师、学生、职业青年，不分男女，只要爱好唱歌的都集合在一起共同练习。  歌曲材料一般是国内的合唱歌曲及印尼歌曲。 随后应形势的需要，新民社的组织扩大，包括歌咏、话剧、舞蹈、音乐等。因此名称也改为新民歌剧社。谈到新民歌剧社的成立，我就想起那些曾为先达文艺事业辛勤耕耘的老师和前辈，没有他们的奉献也就没有新民社几。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的爱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歌曲广为流传。张琼郁和赵秀英老师是最积极推广抗日救亡歌曲的，而且还培养了许多骨干人才。黄妙贤老师在推广音乐舞蹈方面也功不可没。新民歌剧社的成立是先达华侨文教事业的一件大事。它把先达华侨文艺活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此，新民社的活动非常活跃。除了每年由先达华侨总会主办庆祝国庆演出，还参加华侨筹款演出，并和当地印尼青年文化团体相互交流经验，同时还经常应当地政府和政党团体之邀，客串演出。对搞好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对搞好华侨的文娱工作及公益事业，略尽绵力，得到当地华侨和印尼人士的赞赏。当时社员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少年，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即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即使有困难，也尽力设法解决，只求奉献，不求偿报。

    新民社还经常和苏北一些华侨文娱组织交流经验，参加棉兰举行的苏北华侨文娱团体大会演，目的在于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新民社的第一个高潮是应邀于1956年12月到雅加达，万隆和泗水演出。雅加达等地的华侨总会为我们的演出做了精心安排。在雅加达除了为当地广大华侨和印尼友人举办了几场公演外，还专门为雅加达干冬墟中华公学建校筹款演出。

在雅加达市立剧院多场的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观看，如中国大使及使馆人员、当地军政界人士及广大的侨胞。《采茶扑蝶》、《孔雀舞》、《荷花舞》、《我的祖国》、《绣荷包》、《星星索》（马达民歌）等歌舞节目及印尼民间舞，都有很成功的演出，得到不少掌声。当我们在雅加达干冬墟公演时，接到一个坏消息，苏北发生辛波仑叛军事件。情势紧张，先达华侨总会有关负责人和一些社员家属催我们赶紧返回先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后决定到万隆演出后，不再去泗水演出。

为万隆华侨中学建礼堂筹款演出，也获得成功，受到当地广大侨胞、军政人员及其他印尼人士的赞赏。当地的中印文娱团体还参加客串演出，场面热烈使人感动。空闲时我们还向当地华侨文娱组织学习“昂格隆”一竹筒音乐，并蒙该组织赠送一套乐器。这些技术和乐器丰富了新民社的演出节目，对新民社以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还同雅加达、万隆两地侨团负责人和华侨文娱工作者举行座谈，相互交流经验。雅加达和万隆的华侨热心人士还带领我们游览两地的风景名胜和古迹，参观社团报社，并到中国大使馆，聆听大使对我们的指示和勉励，使我们增广见闻，获益不浅。

    1962年，我社又迎来第二个高潮，到苏西巡回演出。在顾问周清木先生、陈琼瑶先生，团长陈斯刚、李垂登率领下，团员七十余人，分乘数辆汽车到勿利牙、打鲁栋、实武牙、巴东西登布安、武吉丁宜、巴东6个地方演出。退是牛次沃途石勺行程犷有好多团员或因疲劳过度或因晕车而倒下来，可是我团在演出节目方面准备较充分，经过与有关部门妥善协商后都能准时演出，、吸引大批的中印观众，并博得热烈的掌声。我们在万隆学会的“昂格隆”也参与演出，得到观众的好评。除了演出外，还和当地华侨文娱工作人士交流经验，并访问侨领、华校教师、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的成员。

在武吉丁宜演出期间，社员们还到市郊瞻仰了“九·二〇”烈士遗址。日本投降后，当地华侨建立了这座苏东华侨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纪念碑。大家站在碑前肃默凭吊英灵，微风拂面更添几许悲戚。大家拍照留念，怀着忧郁的心情，默默地离开。

1965年“九·三〇”政变后，新民社停止活动。

（作者：卢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