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先达中华学校爆发了一次空前的大学潮，我当时在该校执教，了解这一学潮的前因后果。现简要而又如实地把这一事件写下来，让后人能进一步了解当时华侨社会民主与反民主、进步与反动之间斗争的真相。

 一

    1948年3月，我和一批逗留在亚齐的火水山难侨，坐了难侨船偷渡到当时在荷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棉兰海口—勿拉湾。

当时我是因为父亲在亚齐病逝，所以要回家乡安慰年者的妈妈。我的弟、妹也全都留在家乡，只有自己仍留在印尼。那时打算单程回去不再回印尼，幸亏棉兰朋友相劝买了来回船票，还应该感谢先达的老同学伍焕沽、黄清林（都已病逝）替我在学校里找到了一份教学工作。      

    家乡老妈妈的一再哭泣挽留，让我在家乡住了三个多月， 直到物价狂涨，兵荒马乱，才忍痛离开。我从汕头登卜了荷兰商船“万福士”号，这是一艘中小客货轮，山于乘客太多，舱底舱面都挤满了人离开汕头后，又在厦门装载搭客。

抵达厦门，我和几位在船仁认一识的友人，乘机上岸浏览了厦门市正好遇上了一大群学生在市区贴标语，游行示威，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一大群军警在阻拦、镇压。那种火爆的、前仆后继的场面，让我们印象深刻。

回到船上，眼前出现一道风景线：只见一男一女，约摸三十来岁，男的西装革履，女的旗袍高跟。旁边铺了两个帆布床位，时站时坐，显得很不自然他们也不愿意向人表露自己的身份二乘大舱的搭客，衣着随便，穿着背心裤衩满舱跑。但这两位特殊人物，却整天西装旗袍和衣而睡：我们便在背地里给他俩取了个不文雅的绰号——“怪物”。

二

当我急忙从棉兰赶到先达时，学校已开学两个星期了。老同学为我安排工作，又在我抵达前分别为我代课，确实使我感激涕零到学校之后，我才了解这所学校的领导权已转移到当时先达国民党右派人士所组成的董事会手上。原来1947年7月20日，荷军向印尼共和国地区发动所谓“警卫行动”，占领了先达等地。先达国民党右派人士在荷兰政权的庇护下，篡夺了学校的领导权。当时全校中小学老师共八十多位，都是由先达华侨总会聘请的，在当时师资缺乏的情况下，右派董事会不可能把全校的老师都撤换。于是决定第一步由他们先聘请新校长。在新校长抵达之前，由原有的校长郑子经暂任代校长。

我上任不到一周，忽然听到教师办公室里头，一阵熙熙攘攘，在议论新来的校长。于是大家便涌向校门口去看热闹。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在校门口停下，从车里走出一对穿着西装革履，旗袍高跟的男女啊呀，真是见鬼！这不是和我同船来印尼的那一对儿宝贝“怪物”吗？我在心里喊着，差点脱口而出。我急忙找上几位老同学，告诉他们这一“秘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特地从国内派出这样的人物来掌校，决非等闲之辈。应加倍提高警惕！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名叫黄剑峰的新校长，上任不及一周，就公开宣布开除学校的12位老师，也没有附带任何理由。消息一公布，全校哗然，但反应不一。有的愤怒，有的害怕，有的不表态。被开除的12位男女老师，都是当时校外社团的负责人或骨干。如伍焕沾是先达青年会主席。当时就有一个名为教师公会的组织，成员中大多数是学校的老师。主席就是任代校长的郑子经。由于当时的环境，郑先生对我们要求立刻召开会员大会的建议有顾虑。于是我们只好采用章程里头的一条：由会员中的2/3请求召开了临时会员大会。我和几位谈得来的知己老师，满以为有2/3的会员会签名要求召开大会，则大会要求黄剑峰收回开除12位教师的无理措施，一定可以获得过半数的同意而被通过。谁知到了开大会的那一天，我们提出这一项建议时，到会的八十多个会员中，只有三十多人举手要求黄剑峰收回成命，没有超过半数。事后我们才查出，原来在大会召开前夕，会员中有一小部分被收买了。在开会前还散布这样的言论，说如果谁投票要求收回开除12名教师的做法，谁就将遭到同样被开除的命运。在当时荷兰统治下的苏北地区，就只有棉兰、丁宜、先达这一狭小地带，找工作也确实不容易。于是这致命的一着，把我们原来的想法都彻底粉碎了。我们这三十多位举手要求收回成命的老师，虽不致被立刻开除犷但却被打成学校当局的反对派，并安排在另一个教师办公室，以便和其他老师隔绝。这一来，倒也有个好处，方便我们随时随地商量对策。

黄剑峰第一步得逞之后，立刻采取第二步。对留下来的所有老师重新发聘书。新聘书里竟有这样的无理要求，即所有教师要求辞职的必须在三个月前提出。但如违反“学校章程”者，可在一周内开除。我们当即涌向校长室，质问学校章程在哪里，我们从来没见过。不料他竟脱口而出，在教室里挂着的就是。我们说，教室里挂着的是“上课守则”。第一条就是“上课时不准讲话”。请问：如果教师不准讲话，又怎样去进行教学。这时，他不是承认错误，反而站起来满脸通红地大声叫喊：“下次不要来这么多人，人多了，我的头脑也给你们搅乱了。

到此地步，我们也就彻底了解：这任新校长纯是给那帮既没有常识而只知蛮干的右派董事所利用，既可怜又可悲。

三          

被无理开除的12位老师，有半数以上是高小和初中部的老师。这类高年级的老师，在学期中途不易找人代替。于是这些没有老师来上课的高小和初中部的同学，每当没有老师来上课，便涌向校长室，不断高呼“我们要老师”的口号。这些同学一般都已十五六岁，已很懂事了。他们每天都这样有秩序地向校长提出这样合理的要求，校长也无可奈何！何况学生们对被开除的12位老师还怀有深厚的感情，即使说他们是为此向校长发泄内心的愤怒，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同学们这些正当的行动，给我们这三十多位老师带来了启示。我们想，反正我们现在已被隔离了，明年新学期也休想会继续被聘任，但在我们三十多位老师里头，担任高小和初中课程的老师只有十多位，其他是担任初小课程的老师。我们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决定让担任高小和初中课程的老师，从8月份起开始分批主动辞职，尽可能在12月份学期结束之前全部撤出。

我安排在12月份离开。但9月中旬，有两位远道而来的亚齐朋友，邀我陪他们去多峇湖游玩。原估计星期一上午能赶回来上课，没料到因临时发生的事故，延至星期一下午才赶回来。第二天一早来到教师办公室，听同事们说，由于我昨天上午没赶回来上课，校长特地来到我们那间隔离的教师办公室，站在门口，声势汹汹地喝问道：“问问他到底还要不要教，如果不打算再教下去，就马上给我滚。”我那时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听了之后，立即决定辞职。我和同事们说：看情况，现在每天每小时同学们都会包围校长室，一向他们要老师。当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只要有一件事发生，随时可转化为暴风骤雨。我比预定提前一个月离开也正是时候。

于是我便到校长室门口去等他。他每天9时以后才到校。等他来到门口，我立即开门见山提出辞职。他故作惊讶，问我为何如此匆促决定。我当时一肚子气，便大声回答他，你不是问我还要不要教，不要教就给我滚吗？于是他又改口说，你是否已找到了工作？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不需要你操心。

就这样，我前后只教了不到3个月，就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四

    如果记忆不错，是在同年的10月上旬或中旬吧，预料中的先中学潮终于爆发了。事情的简要经过是这样：就在10月某一天，中华学校上午班的全体学生正在广场做早操。广场的篱笆外有几位小学生在观看，这几位小学生是创办不久的育才学校（被无理开除的12位教师所创办）的学生，他们可能是为了看自己的哥哥、姐姐在操练。但在广场前另一角，是右派董事们的办公处舍里头的几位董事，竟没事找事，由办公室走出来，把那几位在篱笆外观看操练的小朋友抓进他们的办公室。在前排操练的同学，看到发生这样的事，便涌向该办公室。里头的几位董事见状，先慌了手脚，急忙拿起桌上的电话报警。这时，围在窗外的年龄较大的男同学见状也就不顾一切，从窗口跳人，抢去了电话筒。冲人办公室的同学越来越多，他们救出了那几位小同学，也把那几位右派董事簇拥到办公室外。于是数以百计的同学便把几位董事挟持着从学校门口，经过大街，浩浩荡荡地把他们押向警察局。

这时学校广场一片混乱。学校篱笆外也围满了看热闹的市民。就在这时，那位每天都是姗姗来迟的黄校长，看到这种情况，便走向那指挥台，他自以为以他的“校长威信”可以阻止这场骚乱。谁知他一走上指挥台，台下的同学便都高喊口号涌向指挥台。他见状慌了手脚，连忙从指挥台上跳下，夺路逃跑。十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那肯放过，紧紧追赶，从一个教室追到另一个教室，从这一头的走廊追到另一头的走廊，真是比电影里头的追逐战还要精彩当黄校长奔向校门口时，篱笆的铁门并没有上锁，只是虚掩着。他自己着慌，一头撞在铁门上，撞破了前额。这时校门外刚好停着一辆马车，他就不顾一切地跳了上去，直奔医院。

这场轰动了整个苏东省（苏岛东部的简称）的前所未有的大学潮，便在这场骚乱声中结束了。

五

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人们都应该清楚地看到：这是当时先达那一小撮死硬分子一手泡制的杰作。黄剑峰只是傀儡，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从这一学潮始末，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不是民主派的人士没有主动团结他们，而是这些死硬派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侨社会里民主与反动之间的斗争会长达20年的根本原因。

（作者：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