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

      童年时代，为了寻找一颗个小壳硬的橡树果实，于是不顾一切，长途跋涉，来到班端那一带的橡树林，像到了深山密林探险一样，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怕回不了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到故乡先达，突然惊觉故乡原来是那么一丁点儿，甭说是坐车，就是走路，没几步就像可以走遍了整个山城。

说来毫不奇怪，“曾经沧海难为水”，涉足过大海大洋的人眼界开阔了，对故乡的小河小溪也就视而不见了。然而；我对这小小的山城却情有独钟。不敢说故乡是人杰地灵、卧虎藏龙之地，只因为她是有过“苏岛的延安”称号的光辉历史砂她是我们眷恋的土地，也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伊甸园，是我们青少年时代学习、工作、战斗的疆场，也是我们心驰神往的初恋的梦幻之乡，她为我们编织了一部美丽、温馨浪漫的回忆。不过，我在这里要写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一件几乎被人遗忘的“物”一那竖立在告多告路，中华义山的一座“九·二Ｏ”纪念碑。

    那纪念碑可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简陋的纪念碑了。它没有巍峨宏伟的身躯，没有美丽的造型，没有浮雕，它只是一块约一米高的石块，上面刻绘着苏北华侨青年总会的会徽，中间写着“九· 二O烈士纪念碑”，下款是“先青立，公元1953年9月20日”。

    那是在1953年纪念“九·二Ｏ”事件10周年的前夕，武吉丁宜的“九·二Ｏ”纪念碑，在黄文泉和当地侨领张乙鸥等人的策划和推动下，终于落成了。而我们先达华侨青年联合会也为此召开一次执委会，会上决定除了派人向烈士之一谢世鸿的家属献上一点礼物表示慰问，并议定也要建一座纪念碑，以告慰“九·二Ｏ”烈士英灵。但当时青联会的财政囊中羞涩，请不起建筑商来承建，于是决定由李群望和我来完成纪念碑工作。李群望是泥水工行家，买来水泥沙石，就在青联会会所的地板上，砌成一块高约120厘米，宽50厘米，厚25厘米的石板，然后由我趁着水泥未干刻画青总会会徽和上述那几个仿宋字。一完成后，9月20 日那天，就把它抬到义山，竖立起来，青联会执委还在碑前拍了照，以资纪念。

真没想到，那小小的纪念碑，那毫不起眼的纪念碑，像一棵小草，餐风宿露，屹立在悠悠的岁月中，至今风雨不倒。

1993年，在北京筹办纪念“九·二Ｏ”事件50周年集会和出版《难忘的九·二〇》小册子之前，卢如刚和我到先达义山在那座纪念碑前凭吊和拍照，后又到谢世鸿烈士的堂兄弟家找到一叠相片、书信和剪报，可惜时日旷久，又被雨水淋湿，已支离破碎。但在谢世鸿遗照背面发现谢世鸿的父亲谢长贵（谢森）用毛笔题写的一首悼儿诗。这首诗藏在相框背后已半个世纪了，想来老先生写这首诗是留给自己读的，他把丧子的悲痛隐藏在心里，直到他去世。如今我把它剪下，由如刚寄去北京，在《难忘的“九·二〇”》那本书中和读者见面。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来了火种，用生命点燃起一把火炬，照亮了黑暗的人间。在日本法西斯统治印尼那个悲惨的年代，“九·二Ｏ”烈士为了祖国和人类的正义事业，坚贞不屈，杀身成仁，用他们的壮烈牺牲写下了苏岛华侨抗日反法西斯历史的光荣的一页，他们不就是现实中的普罗米修斯吗？

    而我们先达青联会，继承了“九·二〇”烈士爱国主义的传统，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把先达华侨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做了不少工作，我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事

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从那小小的毫不起眼的纪念碑，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先达的人和事，浮想联翩，记忆像片片雪花，在空中纷纷扬扬，也不知道有多少飘落在梦忆中。

有个现象，毋庸否认，这就是如果按城市华侨人口比例统计，回国升学的华侨学生，人数之多，在全印尼的城市中，一要算是先达独占鳌头。在先达，从大街走进小巷，在华侨家庭中，几乎家家户户有一两个子女在祖国大地生活、工作和学习。有一家子女8人，只留下老大继承父业，其余7个都送回祖国。不能抵挡的回国潮，使每一届的毕业班同学，差不多都是全班集体回国。他（她）们头戴白色八角帽，身穿白制服，背上蓝斜纹布缝的书包，从先达坐上火车，浩浩荡荡直奔勿拉湾码头登上轮船。在火车站，在码头，送行握别的动人场面，至今令人难忘。

是什么原因，使祖国有如此巨大的魅力，磁石般地吸引着无数学子，这值得我们寻思、回味。我在这里只好从头细说。

日本投降后，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生活的千岛之国也正展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我们的祖国，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到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国内外每一个事件都激起华侨社会的反响， 华侨社会已不再是一潭死水，纹丝不动了。

华侨社会内部开始分化为两派，“红”“蓝”壁垒分明，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思想意识之争，使我们每个人都难于置身其外，非红则蓝。

    那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坐在先中的课室里，是宋凉赞、王谦宇、郑钦美等几位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引导我们这群战后的新一代，启发我们睁开眼睛，认识当前的世界。

坐在课室里的同学对报章上国内外新闻，要比所读的中华文选课文更感兴趣。有一次，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蓝屁股”们（指亲国民党分子）认为大势已定，敲锣打鼓，个个兴高采烈，并大开宴席，以示庆祝，而“红屁股”（指亲共产党的人们）只好无精打彩，自觉没趣。但曾几何时，解放军不但收复了延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一举南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广州，直至解放全中国，“蓝屁股们”也未免笑得太早了。

祖国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年轻人坪然心动，政治热情高涨，我们再也不愿做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乖学生了。

    1947年，荷军发动“警卫行动”，占领了先达，原来由华侨总会主办的中华学校也随之易手，由国民党人组成的侨联会接办。原来先中一批进步教师被开除后，另起炉灶，创办了华侨学校和育才学校。华侨学校以韩江同乡会和龙岩同乡会会所作为临时校址，后来中学部迁至广东街那座像北京四合院的新建的校舍。育才学校则借用太子街（今集多街）华侨职工会会所上课，后迁至独立街的光华印务馆，最后才迁至新建的福建会馆。

那时，我们留在先中的学生早就不安于室，蠢蠢欲动。和学校当局思想意识的冲突，终于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先中学潮。当时斗争的口号是“反对党化教育”，斗争的对象是人称为算命先生的校长黄剑峰和新的董事会兖兖诸公。斗争方式是出版两大板的墙报，内容多是抨击反对学校当局的颟预无能，号召拒绝接受反动的教科书，拒绝缴纳学费，发动罢课。先中学潮展示了进步和反动思想的第一次交锋。虽然斗争的结果是第一、二、三批的学生自治会的干事和积极分子都被开除出校，但它提高了年轻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嗅觉，凝聚和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

1951年，一批先中教师夺取了先中的行政权，在礼堂顶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这就是轰动一时、大快人心的解放先中事件，不过只坚持了一个学期，终于在当地有关当局的施压下撤出了先中。饶铁生被捕入狱，十多位先中教师被告上法庭受审，各判3年预约徒刑，在印华教育史上，华校教师被集体判刑，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此后，从先中撤出的师生们在华总创办的坐落于班年街的华侨中学，一面劳动，一面学习，旗帜鲜明地贯彻爱国主义教育路线。华中从1953年正式落成到1966年被劫收，13年来，从数百名学生，发展成拥有3000学生的苏北数一数二的学府。

在苏北华侨社会里，王任叔（巴人）、胡愈之、郑楚云、邵宗汉、沈兹九、刘岩等国内进步文化人撒下的火种，永不熄灭。战后，在他们的思想影响和推动下，荷兰殖民地时期的甲必丹制度，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在先达，日本的红膏药旗一降落，先达华侨总会就取代了老迈的甲必丹洪我情。华总作为华侨的代表机构，统办华侨教育和公益事业，还同当地政府部门联系，办理有关华侨事务。华总属下有凡十个团体会员，除了青联会、妇女会、职工会、汽车公会、咖啡公会等群众团体以外，还有十多个不同籍贯的同乡会，就是这些团体在华总的统一领导下，构成一股强大的爱国力量。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使整个山城的华侨社会沸腾起来。1950年中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那年第一届国庆，由200人组成的腰鼓舞队和花车、群众游行队伍，从独立公园到独立街到苏多摩街，绕了一周，一路上人山人海，腰鼓舞雄浑的锣鼓声，配合着节奏鲜明的舞步，似乎不断重复一句话：“祖国呀，我爱你！”

    腰鼓舞的成员是由新民歌剧社社员、华中学生、民众夜校学生和校外职业青年组成。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向中印人民显示了华侨热爱祖国的真情，也显示“红屁股”阵营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力量 。

    华侨中学有个传统，这就是每逢周一，同学们把条凳搬到广场，在那里集中起来上大课它不像过去周会那样举行升旗、唱校歌、校长训话那一套仪式，而是由一位老师介绍一些课外的进步书籍。《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蛇》、《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红岩》、《青春之歌》这些浸入人类灵魂深处的革命小说，经过张育文、郑遂源等几位老师眉匕色舞生动的讲述，许多同学都人手一本书店老板笑逐颜开，因为华中学生成了他的最大主顾。卓娅、保尔·柯察金、江姐、林道静等成为青年人最崇拜的偶像张育文、郑遂源一也成了同学们心仪和倾倒的老师。

读书热也传到了校外。在校外，青联会属下有个大众学习小组，成员四五十人，下面再分四个分组，主要是职业青年。学习的材料是：《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等这些理论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也扩大了进步思想的影响。

为什么先达会被誉为“苏岛的延安”这一光荣的称号，人们会说这是因为先达的“红屁股”人多势众的缘故。其实说得正确一点，这是先达爱国华校和爱国华社组织力量的表现，也说明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这中间，先达青联会所起的作用和功绩不容忽视。她属下的组织有新民歌剧社、青夜（后来的民众夜校）、大众学习小组、铜乐队、口琴队、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举重队、互助部、图书馆等，早期还有一支童子军团，黄文泉任团长。

    青联会还配合华总主办几次新中国图片展览，放映过几次新中国电影。新民歌剧社除了每年于“五一”劳动节、" 五四”青年节、“十一”国庆节、春节等节日举行文娱演出以外，还专场演出过《柳树井》、《升官图》、《马兰花》等大型话剧和歌舞剧。50年代的青年人应当不会忘记，伍护德老师出神人化的精湛演出。尤其他扮演《升官图》的那位假县长，惟妙惟肖、诙谐百出，令人倾倒。伍护德老师真可谓一名天生的查理·卓别林。

    这里，我还想提到另一个社团组织，那就是太子街的华侨职工会。职工会会所在日治时期是糖米公司，是个按配额分配米粮、白糖和日常用品的慈善机构。我小时候和舅父一家住在它后面的中华商会，经常在糖米公司出出进进，也常和一些小伙伴到它对面的巴比爱斯河游水。记得那时主持分配米糖工作的是一个表情严肃、铁骨铮铮的汉子高择掉，一个是面容慈祥热爱孩子的杨谭转。他们两个后来都是华总慈善部的理事，主管义山和老人院工作。

糖米公司楼上还有一间张琼郁老师的房间，里头整整齐齐摆放着一张床，一张书桌，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只是我从来没见过张老师；原来他在“九·二Ｏ”那天被日军逮捕，和一批抗日分子被关在先达监狱服刑了。日本投降后，糖米公司成为华侨职工会和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先达分部的会所，在那里，我经常见到的是李承杉、李承雪、涂武宗等人。

职工会楼上有一间阅报室，除了棉兰的《民主日报》和《苏门答腊民报》，还摆放着《南侨日报》、《星州日报》、《南洋商报》、《大公报》、《文汇报》、《风下》、、《现代周刊》等新马港报刊杂志。我经常躲在那里的阅报室，读完香港周末报连载的引人人胜的长篇小说《虾球传》、《春风秋雨》等。

1952年12月29日至1953年元旦，拥有72个（或73个）会员团体的苏北华侨青年总会在先达华侨中学召开一连四天的第三届代表大会。这一届的代表人数和规模之大，不仅超过第一、二届在马达山和丁宜召开的代表大会，就是内容也比前两届更为充实，变以往事务性会议为思想性会议是这次大会的特色。大会热烈而高亢。《我们是民主青年》这首青总会歌到处传唱。第三届青代会的召开，标志着苏北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标志着苏北青总组织机构的成熟和壮大。

那时，先达华中还是初创，只有一排锌顶木板盖的教室。就是这一排十多间的教室，把间隔打通，作为大会的会场。先青是青总的副主席，也是这次大会的东道主，为开好这次大会，动员了劳动服务团和少年儿童队承担接待工作，还请来妇女会的姐妹们为代表们照料膳食，为了把会场布置得尽善尽美，还派我和李兆槐制作一座牌楼，上书“热烈庆祝苏北青总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让代表们从牌楼下鱼贯进人会场。

大会结束那天，曲终人散时，天上乌云密布，霎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使留在校内收拾善后工作的人员一筹莫展。突然，轰然一声，原来在校门旁的脚车棚应声倒塌，接着一阵怪风袭来，把那座牌楼也刮倒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像天气阴晴无常一样，有许多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人们所未能预测的。1953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印尼形势的发展变化，侨团、侨校的活动，走向更加务实的新阶段。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65年“九·三〇”政变，整整20年，这期间，风风雨雨，不知发生了多少震憾人心的政治事件。我们这辈人都是见证人，有许多人还亲身参与，从未缺席过。例如支援抗美援朝，参加世界和平签名运动，支援祖国经济建设，为促进中印人民友好合作，支援当地建设，发动降低物价运动，参加当地义务劳动，新民歌剧社利用假期到各地巡回演出，也曾经配合印尼团体上山下乡给劳动人民演出，每个人都感到身心劳累不堪，但每个人都感到生命的充实。从1965年“九·三〇”政变，响起第一声枪声到1998年黑色五月排华大暴乱，继而苏哈托黯然下台，时隔33年。眼下，苏哈托时代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虽已纷纷落马，印尼政局还在风雨飘摇中，旧政权仍死而未僵，阴魂不散，赤道上的曙光还若隐若现。如今物换星移，多少风流人物在这漫漫长夜中像流星一样在夜空倏然而逝，俱往矣，他们只把名字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在日本投降后，曾在荷兰意电影院看到一部美国片《出水芙蓉》，印象深刻。签名拒看美片后，为信守誓言，数十年不知美片为何物。祖国改革开放后，我才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好几部美国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彼一时，此一时，这不奇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所处的地球，在太阳系的轨道中，似乎也越转越快了。

人

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有时到坐落在独立街中段的华侨总会，帮陈丽水先生做一些刻写钢板字和油印文告等文书工作。丽水先生不断鼓励我写作，叫我往报社投稿；我的舅父邓衡山是华总秘书，有时也叫我帮他写写毛笔字。就在那里，我熟悉了作为先达统一战线机构的内部情况。

在华总，除了成立初期的主席陈影鹤、陈失因，老前辈王定一、洪泰熊等无缘接触以外，我经常见到的是郭慰钦、颜明、周清木、陈于胜二张谷和、饶耿辉、吴石生、李垂欢、林文案、陈同和、施金狮、吴亮欲、王宁恭、翁源淡、张仲瑜、陶润鸿、洪清贤、傅高宾、罗孟兴、李承杉、李承雪、黄连春、林亚水、莫国振、郭贻州等数十人。他们分别代表福建、韩江、客属、龙岩、广肇、琼崖、福州等不同籍贯的同乡团体和不同阶层行业的群众团体。

华总理事都是心怀祖国、热心公益的华侨精英。他们为华侨社会办实事，如1961年处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协助华侨办理选籍手续。1959年至1961年，华侨小商贩因十号法令而丧失生计，陷人困境，华总为他们解决困难，安排遣送难侨回国，以及日常为华侨排忧解困及救灾救难等工作。20年来，不可想像，如果没有华总，华侨社会的日子不知怎么过？华总可说是华侨社会的领头羊，她领导着一群漫无目标、惊慌失措、四处闯荡的羊群，穿山越岭，平安地走过这20年来的崎岖曲折的道路。

不过，在五六十年代先达爱国民主运动中，如果要数风流人物，那就不能不数黄文泉。

黄文泉是先达青联会的创始人，也是青联会第一任主席。他在日治时期，参加华侨抗日秘密活动，是巴人在《印尼散记》里所写的黄家老三。在反对荷兰殖民统治，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中，他出生人死周旋于荷军占领区和印尼游击区之间，为印尼军队输送军用物资和军火。他在游击区和柏佐（BEDJO）上校并肩作战，和阿丹·马立克也是情同手足的战友。这位来无影去无踪的传奇性人物，很难知道他固定住在什么地方。1965年以前，他和张希石、陈荷兰同是印尼国籍协商会议苏北区的领导人。“九·三〇”政变发生时，所有印尼的进步组织均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迁至澳门，死于香港。

“九. 三〇”后，华总数十位理事大部分已经凋零。近几年来，我较常接触的是罗孟兴、洪清贤、饶悦明等少数几个硕果仅存的前辈。

有一年，棉兰林明云和我商量，要邀请两位曾为华侨社会做出贡献的老人回国观光，我推荐饶悦明和洪清贤。当我向他们建议联袂一起回国时，饶老先生因主持汽车公会工作，一时放不下，一拖再拖，终于答应去办理手续，但临行时却一病不起，最后连在国内的亲人也缘铿一面，就此撒手人间。而洪清贤却对我说，他要等中印复交后，要作为堂堂的中国人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是第二代侨生，却一直保留中国籍）。好容易等到中印两国复交了，他又说作为一个潮州人，他要看到韩江同乡会所回到潮州人手中，才算了却最后的心事。他一直保存着韩江的地契和移交时的字据。但是他却孤掌难鸣，苦于得不到当地有钱有势的华商的支持。洪清贤的执着是有理由的，是可以理解的。抗马时期在印尼所有的英、美、新、马的企业，包括石油、矿山、农园、树胶厂、B．A. T.（英美烟草公司）等，不是被接管没收吗？而抗马一结束，这些外国企业，不但原壁归赵，还得到许多特殊的优惠待遇，如豁免课税作为补偿。如今中印复交了，全印尼数以千计的华校、华社也该物归原主吧？可是年复一年，那些建筑物依然被占据着，有许多被转卖几手，成为私人物业。坐落于先达市中心的韩江同乡会，也同样难逃悲惨的厄运。有一天，一辆挖泥机开来，庞然大物的韩江，很快就被夷为平地，并在会址前后（苏多摩和谭林街）建起了两排店屋。而洪清贤这位90高龄老先生只有无奈地干瞪眼面对着这一结局。他终于带着未了的心愿，赍志而殁了。

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自然会有人替他们作传，但是那些吃进去是草，挤出来是奶，坚持在教育阵地上的孺子牛，难道就该无声无息了此一生吗？过去百年来印华教育的发展固然离不开热心教育的华侨商家鼎力扶助，但更有赖于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这一崇高事业的广大教师和文教工作者。他们甘于清贫，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培育华侨新一代，难道就不该为他们流上光彩的几笔吗？

这里我不想藏否人物，也无意评论人间是非成败，我只想记下几位我所认识的已故的文教界师友的名字，并抒发我对他们的怀念。

在我的诤友中，陈宏伟兄于先达华中关闭后，几经周折，迁往雅加达工作，彼此鲜有接触。90年代，他退休了，有几次在华中高一组、高四组同学的聚会上见过面。有一年我在香港见到林淑明兄，从他那里知道宏伟兄近年来勤于笔耕，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他去世后，所写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感集成《脚印》，他是吾侪中惟一有著述成书问世的一个。

宏伟兄长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是华中师生所爱戴和尊敬的老师之一。他一向关心国家社会，热爱生活，光明磊落，助人为乐，他的文章流露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他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得的良师益友，可惜他走得太早了。

在印华教育界的老前辈中，有一位陈琼瑶老师。战后他一直担任亚沙汉华侨学校校长和先达华中副校长。“九·三Ｏ”后，他被点名集中到巴烟日里烟园的难民营，和郑子经校长、各地校长级的老师和家人待船回国。可是接侨船只来过两趟，还没轮到他们，就如泥牛人海，杳无音讯了。在难民营的人，总不能干等着喝西北风。于是有些人申请出营，另谋生计，陈老师经我介绍和我在P市一家树胶厂工作。他专长数理化，管理树胶厂里的化验室，游刃有余。他和我同吃同住近一年，后来转移到雅加达。有一年我在雅城见到他，他已八十多岁高龄，身体健康已大不如前。他对我说，打算回国治病，如果治不好，就回归老家，不再回印尼了。想不到“如果”变成了现实，一语成谶，这位菩萨心肠，助人为乐，一生以教育为已任的陈老师，终于长眠故土，真正落叶归根了。

我在棉兰经营一家文具店时，常来探望、喝咖啡、叙旧的多是一些旧雨，新知不多。林明云兄经常捎带一些书刊来，在那中文被禁锢，精神粮食万分匾乏的年代，真的犹如“雪中送炭”。有一次明云兄送来一本萧玉灿著的《五个时代》（黄书海、张琼郁等人译），这本书使我对印尼华裔参与独立斗争的历史，他们的活动、作用和贡献有了更明晰的认识，获益良多。明云兄是棉兰华侨总会文教部秘书，广交苏北印华文教界朋友。“九·三Ｏ”后，仍坚持参与社会工作。推动华人社会的福利、慈善、医疗、保健、晨运体育等活动。他担任鹅城公会（Angsapura）副主席等要职，一直到他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刻。

家声兄在日治时期是苏北抗日秘密组织的骨干之一，战后他一直参与社会活动和教育工作，他是早期棉华青年团的主席；也是棉中青年教师的佼佼者之一，但他的桑榆暮景并不美丽。“九·三Ｏ”后他经营的养鸡场破产了，不得不廉价卖出，他经常和周火穆一起来，落寞而忧伤，只能找他认为可以信任的朋友倾诉衷情。80年代末，他不再留恋这一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毅然下决心回国，在佛山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他每个月都给我写信，但是两年后音讯断绝，他永远离开我们了。

    不过，我在棉兰最常见的旧雨要算陈斯刚了。斯刚兄三两天就来串门，他家住在甘榜昂格隆一条小巷的末端叫Gang Buntu（死胡同），靠养鸡为生。我常笑他，住在穷途末路那有翻身出头之日，还是易地为好。后来他一家人迁往雅加达，果然日子过得更为美满幸福。遗憾的是斯刚兄只能享受到美丽温馨却又如此短暂的夕阳红。

斯刚兄从日治时期到“九·三Ｏ”为止，他在社会活动和教育工作中的业绩彪炳史册。我和他在华中朝夕相处，可说是到了无所不谈、肝胆相照的地步。我书橱里的书，有好几本是他送的，但是我和他却是一见面就争辩不休。在国事问题上，我说他一直以50年代的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事物，思想僵化得很，而他却说我学习得不够，应该多读几遍毛主席著作。不过，在“九·三Ｏ”前，我和他最大的争执是为了新民歌剧社的问题。新民歌剧社是青联会文娱部领导下的文娱团体，是拥有一二百名成员的集歌咏、舞蹈、戏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娱组织。其中，斯刚兄的功绩不容抹煞。但是正当新民社每天演出博得中印人民叫好，阵容也越来越大，如日中天之时，就有部分社员脑子发热，想向“台独”分子学样，搞分离主义，提出让新民社脱离青联会而独立，作为新民社社长的斯刚兄支持这一主张。为此我和他几次闹得不欢而散。不过，“九·三〇”事件发生后，覆巢之下无完卵，内部矛盾所产生的一切是是非非都免谈了。

有一天，一向笑嘻嘻的斯刚兄，突然脸色苍白、跌跌撞撞进到我店里来，朝着我叫“焕沾，焕沾，他怎么了”？我愣住了，莫名其妙地重复他的话，“焕沾，焕沾，他怎么了”？隔了一会儿等斯刚兄的气喘平息后，他才凄然地说：“焕沽兄没了。”

我和焕沾兄三天前还见过一次面。‘那天早上，我接到焕沾兄从先达打来电话，他说他接到斯刚兄的父亲在港去世的消息，在先达的朋友中筹集了一笔赙金，并把名单和款数报给我，嘱我先垫出交给斯刚兄。到了中午，正当我要出门送款时，焕沾兄却不期而至。于是我们一起到斯刚兄的家，从苏加诺谈到苏哈托，从“四人帮”谈到邓小平，盘桓了一个晚上。

焕沾兄在先达爱国民主运动中，可说是最劳苦功高的功臣之一。在先中、华中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师生们对这位淳朴可敬的老师，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他在“九·三〇”前二年，毅然接受组织调遣，到巴东新华学校接任校长一职。“九·三〇”后回来先达，把学到的中医知识，施展应用，在先达悬壶行医，成为遐迩驰名的儒医。焕沾兄在学校培育英才，到社会上济世救人，他的服务精神可说是贯彻始终，一竿到底了。

焕沾兄因肠胃病发作，抢救无效而亡。这之前，一名华中女教师林金花身罹绝症，境况堪怜，焕沾兄责无旁贷，四处奔波为她筹集一笔医药费。可是，天晓得，焕沾兄自己却先她而去，消息传到金花的病榻上，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不久，她也像轻烟似的随风飘逝了。

    70年代中；我在P埠工作，礼拜天百无聊赖之际，就到李发韧老师的杂货店闲聊，打发日子。发韧兄也和焕沾兄一样服从组织调遣到P埠培英学校掌校。学校关闭后，他一家滞留P埠，起初寄居在当地一名校董家的后院，靠做些包子卖来维持生计。后来开杂货店，再后来听了我的建议，卖些中草药和成药，正好配合他的一个女儿办的针炙诊疗所。记得那块诊疗所的招牌还是我替他写的。

    有一天，从发韧兄那里转来了焕沾兄给我写的一封信，信中谈到先达育才学校一名女教师严玉珠身患绝症，在孤援无助的情况下，愤而自戕的事。严玉珠有才华，很能干，字也写得漂亮，只是脾气倔强。学校关了以后，她那藉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微薄工资也没了。如今加上沉重的医药费，更是雪上加霜，但她从不愿向人诉苦求援，宁可尊严地、骄傲地死去。

    我把严玉珠服毒自杀的消息告诉正好在P埠打工的杨镇文。老杨听了，脸色苍白如纸，呆了一阵，突然“哇”地一声，痛哭不已。老杨和严玉珠同是育才学校教师，从学校创建到结束，朝夕相见。“九·三〇”后，一样命途多舛，断肠人对断肠人、难怪老杨伤心欲绝了。

“九·三〇”后，老杨顶替育才校长陈瑞兰，自愿报名集中，举家搬人巴烟难民营，等待遣送回国。·回国的愿望泡汤后，就出来在勿拉湾半路的哥打芒温租了一块地，种菜养鸡为生。

岂料老杨养的鸡不肯多下蛋，而老杨种的菜也不见得欣欣向荣，连摆在饭桌上供一家人吃，尚且还嫌不够，更遑论挑到菜市场卖给人挣钱。此后老杨换了好几个职业，但不知何故，每次都干不长，又失业了。

我印象中的老杨是有点窝窝囊囊，却是感情真挚而又脆弱的大好人。记得有一次华总文教部为纪念执教10周年的老师而举行的典礼上，老杨手中捧着一套四卷的《毛泽东选集》，一支圆珠笔和一支自来水笔搭配成对的英雄牌笔，还有半打手帕，站在台上的老杨眼泪夺眶而出，手帕正好派上用场。我不知道，他的内心真正感受是什么，想是酸甜苦辣什么感受都有吧。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杨时，他是在先达一家佛教学校当监学。但不久他告诉我，他被他介绍进来的一位同事夺了权，也就不干了。此后几年，他身患高血压病，寸步难行，真苦了和老杨做了四十多年的柴米夫妻、随老杨到处折腾、患难与共、如今已双目失明的老伴伍瑞玲。好在他们的两个男孩儿争气，勤俭持家，经济好转，终究熬出一片艳阳天，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老杨也没享到几天福，就驾鹤西归了。

提到育才学校；自然要提到育才学校校长陈瑞兰。

陈瑞兰老师是育才学校的创办人，从1948年到1966年，长达18年的时间，她把全部精力灌注在学校里，一心一意要把育才办成模范小学。她是独身主义者，以学校为家，把学生都当做她的子女。学校关了以后．，三十多年来、她一直梦想着学校能够复办，她的事业可以继续，她一直保存着学校的档案，收拾得整整齐齐，连一张发黄的学生作业也舍不得扔掉。

    有一天，陈老师在独立街为了闪避一辆横冲直撞的小型客车，不慎滑倒，摔坏了髋骨，从此一蹶不振。她的妹妹陈瑞凤和妹夫林锦榕把她接到棉兰，求医问药，尽力为她治疗，病情却一点起色也没有。锦榕老弟带我去日里医院看她时，她已是奄奄一息，只见她伸出骷髅般的手和我握手，声音微弱地说“谢谢你来看我”就闭上眼睛，一言不发了。

几天后，陈老师溢然而逝。我想她临死前，倘若还有一丝知觉，她一定会像拥抱孩子一样拥抱着育才学校，含泪而别。

写得太长了，恐怕读者不耐烦了。但是且慢，我还想记下一位先达的青年才俊，他就是几乎被先达人忘却的黄清林。40年代末，先中的同学都会记得这位才华洋溢、热情澎湃、说话滔滔不绝的黄清林老师。他于50年代初就迁至雅加达，一直在华校执教掌校，数十年如一日。“九·三〇”后 ，他在一家印务馆谋职，每年都背着照像机周游印尼全国，拍下了许多印尼风光名胜的照片，他的作品都印成挂历，散布到印尼家家户户。

    90年代中，他的弟弟黄清来陪着他来看我，谈话中，他问起我老伴和她的几个姐姐的近况，并要我告诉他她们的住址。后来，我听说他一个个按址找上她们家，还送上几分月历。似乎有什么预感，他突然想到要最后见一见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人。他回雅加达后，不久就离世了。他什么也没带走，只把遗爱留给人间。

“九·三〇”前 ，在一次教师座谈会上，张峪领事说了一句简单明白、直截了当的话：“华校教师是华侨社会好人中最好的人。”这句话使我感动，使我难忘。

后  记

在长达卅多年的岁月中，印尼军人政权对中华文化和语言文字的围剿、摧残，对印尼华人习俗民风的禁锢压制，使华人社会的面貌起了根本变化，印尼华人为了生存，选择了印尼籍，被迫改名换姓，如今有许多华人的新一代，思想已经印尼化，很多已不能操华语，尤其在爪哇岛，华人除了改变不了的肤色、外貌以外，中华之魂尽失无影。

作为这一辈的华人，能对此无动于衷吗？

当然，时代毕竟已经不同、印尼华人再也不能只知“顾影自怜”，也不该“孤芳自赏”，而应当更积极更主动地投人主流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尼华族要放弃自己的文化特点，和马来亚、马达、眷厘等许多种族一样，华族有权利也有责任在印尼的国土上，保留和宣扬母族灿烂辉煌的文化，以充实印尼“殊途同归”多元民族的文化花园，促进现代文明，并使之多姿多彩。

    水有源，树有根，认同印尼为祖国，不等于就要数典忘祖。但是印尼华族要填补这三十多年来的文化断层，是何等急迫，又谈何容易。不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一切都要靠华人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奋起直追，加倍努力了。

    值得欣慰的是，在印尼华人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红蓝”之争，已经淡化。事实上，在“九·三Ｏ”事件发生时，印尼的反华排华分子也搞不清华人社会有所谓“红蓝”派别之分。对印尼的反华排华分子来说，只要是中国脸，又有油水可捞，一律照排无误。华人经过这一次教训，认识到只有团结，才能自救。三十多年来，印尼华侨华人同乘诺亚方舟，生死与共，在茫茫大海和惊涛骇浪中搏斗，早就该一笑泯恩仇了。

    但愿印尼华社云破天开，曙光早日到来。

                                                2001年5月

   （作者：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