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我们这辈青年的心头，我们忧虑、仿徨。

1941年6月22日清晨7时许，我们刚初中毕业，和训育主任陈丽水老师约定今早在学校碰头，商量去棉兰作毕业旅行的计划。忽然间，无线电波传来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德国法西斯撕毁和约，挥军向莫斯科进犯。我们在惊愕之余，一方面担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抵挡得住希特勒的疯狂进攻，另一方面也担心蒋介石的数百万精兵在日寇的威逼下节节败退，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外患内忧的日子里，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登高一呼，在新加坡创办了南侨师范学校，向南洋各地广泛招生。经陈丽水老师的鼓励和五叔答应资助，我趁旅游之便和国海、邦豪、焕沾前去棉兰苏东中学礼堂参加了会考。

7月中旬传来了我们被录取的通知，于是我们在８月初前往新加坡报到。这是改变我何一生命运的机遇。

                       

    希望在炮火中毁灭

新加坡是一个商贸往来极其繁盛的自由港，文化教育事业也较苏岛发达，许多国内知名的文化界人士都荟萃在这里，进步书刊琳琅满目，抗日救亡运动非常活跃，这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和思想境界。

南师坐落在小山坡上，是一群白色的两层楼房，宽敞明亮，原是陈嘉庚先生的私人别墅。

学校教师都聘请新加坡或国内较有名望的人士担任。在南师短短3个月，给我们印象最深、帮助我们思想快速进步的莫过于两人，他们就是和蔼可亲的陈嘉庚老先生和谆谆善诱的班主任王任叔老师。

陈嘉庚先生对南师非常关怀。不论烈日当空或刮风下雨，每逢星期一周会，他都身着唐装，脚穿布鞋，准时步人会场给我们做报告。

他没有发言稿，谈话都是随心而出，条理分明，头头是道。在首场周会课上，他开门见山，分析了华侨社会现状，指出华侨发展的前途和地位的提高有赖于文化教育事业，接着分阶分段阐述他创办南师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他对南师发展的鸿图和抱负，最后他谈到南师学生应负的历史任务和将来毕业后出路的问题。他的谈话把学生的情绪都鼓舞了起来。

在以后的周会课上，他把话题转到了政治思想方面。他从蒋介石邀请他回国观光话题谈起，蒋管区所见所闻，令他痛心失望，他坚持要到解放区参观。一到了解放区他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他为解放区军民密切合作，坚决抗日，奋勇杀敌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毛主席和其他首长在繁忙中接见他。他也拜会了许多知名的爱国将领。从谈话中对首长们的英明领导和有关国家前途的策略，对爱国将领的指挥有方和奋勇杀敌的赫赫战果非常钦佩。鉴于解放区交通困难和缺医缺药，回南洋后他动员爱国侨胞捐献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给八路军。他的报告都是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谈起来有血有肉，生动活泼，这种联系实际不拘形式的谈话，不比那些连篇累犊的理论更能教育人吗？陈老先生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王任叔老师，是奉命由上海南下的。他自谦是鲁迅的学生，担任语文教学和作文课，每天还得批阅全班的日记和书法。晚上常到班内视察和辅导，空暇时总是和胡愈之、郁达夫等人磋商抗日救亡工作，还要为报刊杂志撰写文章。整天忙忙碌碌，但却精神奕奕，不知道疲倦是何物。

我曾请教他应该如何阅读课外书籍？他首先要我阅读有关蒋家皇朝和四大家族的书。接着，又指导我去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史沫特莱等的著作。最后他介绍我阅读有关社会科学知识的书籍，并督促我做读书笔记。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谆谆善诱地引导我去探讨真理，去建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今后的抗日活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941年10月8日清晨，因为是星期天，我们还沉睡在梦乡里。忽然间，爆炸声四起，继而，凄厉的警报声嚎叫起来。忽然，我们发现王任叔老师穿着睡衣，右手支撑着手杖，严肃地站在悬崖旁观望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那饱经风霜的颜面上仿佛揉和着无限愤慨和千思万虑的神情，内心一定是不平静的。空袭频繁，战火日益逼近，学校宣布停课。我们举目无亲，接济困难，决定回苏岛。

 

    重返先达

停课后第三天下午，我们依依不舍告别了相处不足四个月的学校回到先达。我们就是这样，抱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归。人生的道路就是坎坷，命运就是乖戾。

  我们刚离开不到一个月，新加坡就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下，从海峡彼岸传来了华侨惨遭集体屠杀的消息。于是苏岛华侨人心惶惶，富裕的、家境较好的纷纷在偏僻的郊区建起了简陋的避难住所，甚至一些年轻妙龄的少女都剃了光头。

1942年3月间，日军又开始把魔爪伸向荷属东印度群岛。一天清晨，一架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一回飞走了，只见平日威风凛凛的荷军就仓皇地向苏西一带狼狈窜逃。不久，就传来了日军已在峇都抛拉登陆的消息。下午3时许，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高唱着“君之代”之歌，以战胜者姿态列队沿着女皇街步人了先达市区。当晚，日军没有举动也不干涉，一些不法商人和一批无业流氓，纠合了车辆和手足，趁机抢劫了外国代理商留下的仓库物资，然后纵火焚烧。一时浓烟四起，火势冲天，足足抢了两天两夜，最后才被命令禁止。日军占领苏岛后，政治上小恩小惠收买了当地的王公贵族及官僚、政客作为傀儡，以夷制夷。对华侨则组织维持会，推选会长帮其受理一切华侨事宜。并推广“保甲制度”，实行“联保统治”。经济上则严禁一切军用物资流通，实行粮食配给制度。在思想宣传方面，没收所有的收音机，断绝外界联系，印发单一的报纸，宣传皇军大东亚圣战的赫赫战果，愚化和欺骗群众。文化上则广泛设立日文学校，提倡日文教学。为了鼓励和增加粮食产量，他们组织了“勤劳俸仕队”，名义上是互助组，实际上是无偿的强迫劳动，特别是修公路、挖战壕等。日本人就是如此统治着这块富饶的殖民地的。

我们这辈华侨青年，突然像跌入了深渊中，过着贫乏的、苦闷的，与外界似乎隔绝的无所作为的生活。

10月的一天，国海猛然间出现在眼前，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王任叔老师已从苏西逃难到先达、想和南师同学见面。于是焕沾、邦豪，加上邦杰、斯刚在国海带领下来到甘邦万丹一间简陋的铁皮平房里，会见了王老师。劫后余生，在患难中见面，大家无比喜悦和感动。王老师答应给我们上课，讲解社会科学知识。

王老师的到来，才开始引导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当时，棉兰苏东中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如陈吉海、张扬人、黄文胜等人，在爱国热情感召下，暗中组织了苏岛华侨抗敌协会（华抗），进行抗日秘密活动。王老师一到苏岛，迅速和赵洪品等同志会面，也筹组了“苏岛华侨反法西斯同盟”（反盟）。两个组织经过磋商，最终取得协议，原则上统一领导，但各自展开活动。

反盟成立后，在各地纷纷建立了支部。不久，陈丽水老师有一天早晨，把我和邦豪召去他家，要我俩把一份《前进报》稿件，照样各刻一份钢版。下午，就在他家二楼印了三百多份。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国海、焕沽、清林、邦豪、邦杰、邦雄和我，就在鱼市场旁理发椅上讨论了一番，大家一致同意并举手宣誓参加了反盟。

以后，邦豪家二楼的小房间，就成了我们这一读书组的学习场所。当然还有其他小组。来自文莱古晋的南师同学宋凉赞随后也逃难到先达，他和影祥、谦宇、斯刚等在另一组。我们遵守纪律，不互相往来，由专人联系。

学习小组每星期集会一次，互相交流阅读进步文艺书籍的心得，专门探讨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上疑难问题，并传阅《前进报》，议论时局的变化和进展。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工作，由国海建议组织了健身篮球队，以联络感情和锻炼身体为借口，广泛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参加，从中吸收一些可靠成员扩大读报圈。以学习小组为主，把健身篮球队作为外围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活跃的有生气的队伍。健身篮球队不断壮大，先后在马利辖菜园后面小溪旁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补充人员。这时，张琼郁老师也组织工商联队，加上棉兰关帝庙的白光篮球队等，队与队之间，埠与埠之间经常举办友谊赛，这不只是抗日青年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会师。健身篮球队在榴连街下段球场练习时，日本宪兵队长不时光临作壁上观，我们有时佯装邀请他下场参加，他笑笑摇摇头，可能他把打球看作是娱乐运动，既不干涉，也不在意，这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活动。

这时，先达的爱国商人、职工、青年、妇女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活动。我们就是这样在日寇铁蹄下生活、学习和战斗着的。赤子之心在燃烧。

“九·二〇”事件惨痛的教训

谁想到危及整个组织的灾难竟从天而降。

当晚12时后，已算是9月20日凌晨，突然，警笛长鸣，把我们从睡梦申凉醒，我伏在窗前偷偷窥看，只见兵车来往奔驰，满街都是日本兵的口令声、皮鞋声和铁器碰撞声，主要路口都布置好了荷枪实弹的哨兵，全市戒严了，日本宪兵正在到处抓人，我不禁为同志们担心。这就是惊心动魄震撼全苏岛的“九·二Ｏ”大检举、大逮捕事件，我们度过了一个恐怖难眠之夜。

由于王桐杰的叛变，在“九·二〇”事件中，华抗的重要领导骨干先后被捕的有陈吉满、陈吉海、霍警亚，反盟的领导骨干甄树熙、冯禹营等共11人被日寇处死，壮烈牺牲。尚有五十多名两组织成员被关押在先达监狱里，遭受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尽管如此，他们始终保持着中华儿女视死如归的精神，真是义薄云天。

先达反盟支部领导有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张琼郁等也先后被捕。而王任叔、刘岩、赵洪品、丁韵清、陈洪、张凤书、张苞、吕慧英等主要同志及时得到通知，在同志们的掩护下侥幸脱难，抗日组织一时遭受严重的破坏，这是惨痛的教训。

虽然组织遭受了破坏，整个苏岛还笼罩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中，但尚未暴露和已经脱险的领导成员在取得联系后，于极短时间内又纷纷在先达、丁宜、奇沙兰、马达山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以经营肥皂厂为掩护，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为日寇气焰吓倒。

 

    在地下交通站中经受艰苦磨练

    大约是1944年2月间，我随同黄文泉和陈斯刚一起到奇沙兰肥皂厂工作。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国海用自行车载着王任叔老师东躲西藏，逃避敌人的通缉和搜捕，终于在黄文泉的安排下，在新邦罗乐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安顿下来，奇沙兰交通站就成了和他接头的地点。张苞同志隐藏在马达波罗，赵洪品夫妇则躲在兰都附近，这样，通过奇沙兰交通站，可以和各方联系，开展工作，形成了广泛的联络网。

肥皂厂设在郊区乡村里，正好是奇沙兰火车分支终点站附近。厂房设备很简陋，是典型的亚答屋，全由竹枝和竹片围成。每天清晨，就得起床劳动，烧开水，冲碱水，提炼碱水至一定浓度，然后掺上椰油化合成肥皂液，倒入冷却槽，凝固了，就得切割盖印装箱托运。整天汗水淋漓，晚上半夜三更还得摸黑巡视炉火，一点都不得闲。我们付出的劳动是无偿的，就是说不领工资，只换取一天三餐。因为我们牢记挣的钱是用作接济逃难同志生活费用，不为别的。

生活的艰苦，工作的繁重，成了磨炼我们的试金石，我们丝毫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

黄文泉在外四处活动，经常和附近的王老师联系，然后到肥皂厂来交代工作。他像蜻蜓点水似的，每月只来二三次，当天就走。但他负责推销产品，清点账目，并运送生产原料，钱财由他一手管理。他每次到来，就会稍微改善伙食，而我们就可以阅读《前进报》或者宣传册子，这是我们惟一的享受。

1944年五六月间，我和斯刚到火车站仓库托运肥皂，先后两天，都发现叛徒王桐杰身着少尉军服，脚穿长筒鞋，腰挂指挥刀，在车站上往来逾巡，目光专注，像要捕获猎物似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马上向上级反映。同时，日本的特务和暗探在峇都抛拉一带活动也较为频繁，甚至深人到农村。就在这个时候，看形势不妙，王老师和国海就先后转移到先达附近的泗拉巴耶村，和焕沾、凉赞生活在一起。

奇沙兰一带隐藏的反盟领导人，也先后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交通站的任务已告一个段落。有一天，黄文泉突然带来一位青年汉子，他镶着金牙，戴着毡帽，个子短小，打扮得流里流气，说话老练，似乎深谙世故。经老黄介绍，他叫黄自科，是老黄的同乡，住在新邦地甲农村，老黄想把交通站搬到那儿，两人一拍即合，同意合资在他家办肥皂厂，所以带来和我们认识。条件谈妥，老黄叫我先随他前去打理办厂事宜，待奇沙兰肥皂厂善后打点完毕，随后就来。这样，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交通站。

丁宜是从棉兰直达先达和分岔到奇沙兰、兰都等地的交通枢纽，交通站设在这儿，就成了联络各地的中心。经常要护送过往领导和分派刊物文件，任务很繁重。

厂址地点很偏僻，是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荒野。仅仅与养老院为邻，从不相往来。背后是一片业已报废的华侨老义山，坟墓多已坍塌。

我到了丁宜后接替了克胜在工厂的工作，这样他有更多时间到外头联系和活动。由于人手足够，工作轻松，我也经常到车站仓库去托运货物。有意识有目的去接触和结识仓库管理人员，常送他们一些肥皂，搞好关系，这样带来许多方便，托运时，个别人员会帮我填写表格，有时随到随运。我在仓库里来来往往，直通站台，不受干涉。有时车票紧张，需要时托他们代买。这免去了通过门口，岗哨盘查的麻烦。

不久，惊闻新邦地甲交通站遭破坏，张苞、华天、斯刚三人被捕，暂时拘留在警察局，打算明早押解去棉兰宪兵部审问。由于警察局可能不了解真情，有些麻痹大意，疏于看守。富于经验的张苞已成竹在胸，在半夜时说要出去解手，拉开铁丝网溜走了，其弟华天久等不回，出去察看也机智地溜走了，只剩下斯刚，左等右等不见他们兄弟俩的踪影，知道事情不妙，才最后一个溜了出来，连夜直奔丁宜。在天还黑漆漆一片时，打门把我惊醒，我打开了门，斯刚猛扑过来，抱住我，我知道出了事，为不惊动其他人，就拉他出门外谈话。从他惊慌失措惶恐不安的谈话里，我了解了新邦地甲交通站被破坏的情况。看见他奔波了一夜，知道他已困极，便安排他去睡觉。天亮后，国海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匆匆地载着斯刚上路走了，倘若张苞他们没有及时逃脱，不知将对组织酿成多大灾难。

第二天清晨，警察局和特高科才发觉他们逃走，知道情况严重，于是下令在公路和铁路上加派宪兵加紧盘查和搜捕。

 

    日本法西斯投降了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投降。胜利了，人民终于拨开云雾重见天日！

    被通缉和搜捕而隐蔽藏匿的抗日领导人走出来了！被叛徒出卖遭逮捕而受尽严刑拷打身体单弱的爱国志士也从监牢里走出来了！未曾公开露面而在暗中策划参加抗日的知名文化界人士也走 出来了！他们汇合在一起，邀请各界爱国侨领进行座谈，运筹帷幄。凭着他们高瞻远瞩的胆识和明智，商定了今后的策略，在他们的鼓励下，各地的华侨青年会、妇女会、职工会像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是一支最无私最活跃最生气勃勃的战斗队伍，他们和各爱国团体共同携手组成了战后最能代表华侨民意的权力机构———华侨总会跟印尼临时政府打交道。首先他们推翻了荷帝奴役华侨的“玛腰”和“甲必丹”制度，拥有了自己的宣传喉舌，占领了文化教育阵地，接管了慈善机关，真正为华侨的利益办事。由于华侨热爱祖国，因此支持国内人民“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要和平”的斗争，和他们一道同呼吸共命运，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为了保护海外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反对荷帝挑拨离间和引发中印两民族互相仇杀的阴谋，同时，从道义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印尼民族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斗争。

韶光易逝，岁月不饶人，弹指间离开“九.二〇”事件已近60个春秋。当年英气勃勃的青年人，侥幸活着的都年已古稀，白发苍苍，不论他生活在咫尺之间，或者天涯海角，但愿他们能度过幸福美满的晚年；那些不幸过早离开人世间的战友们，愿他们含笑在九泉之下长眠安息。至于慷慨就义，牺牲在日寇屠刀之下的烈士们，愿他们的英灵万古长存，与日月同辉！

（作者：林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