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记陈影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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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影鹤的名字，在年轻一代的眼里也许感到陌生，即使年岁大些的朋友拼对他的生平事迹，恐怕也不熟悉，因为早在1947年他就离开了苏岛，而他又是一个极谦虚而不自我张扬的人。然而，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心目中，陈影鹤，却始终是一个散发着夺目光亮的名字：战 时掩护抗日志士，战后推进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都做出重大贡献。影鹤的名字，是不应被忘记的。
陈影鹤，又名永福，福建泉州人。闽南是著名的侨乡，影鹤同许多福建的乡亲一样，年轻时就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先在马来亚，后定居苏岛先达。影鹤有四个兄弟，走的都是“过番”这一条路。二弟陈松吟在马来亚经商，思想进步，是一个活跃的抗日战士，参加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救亡活动中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诸如刘牡丹、刘毓奇、邵宗汉、胡愈之这样的人物。陈松吟是大有影响于陈影鹤，并把陈家带上爱国进步道路的关键人物犷
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三弟陈影佐，协助影鹤处理先达的商务。最小的弟弟，就是同我相交60年，由同学、同志而战友，经风历雨，在共同的路上走了过来的陈影祥。陈影鹤一家，是一个爱国进步的华侨家庭。
初识影鹤，是在30年代后期，当时他只有三十出头的年纪，在先达经营土特产，并同人合作开茶庄，颇具经济实力。他担任先达中华商会会长的职务，精明强干、热心公益而又助人为乐，在先达华侨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抗战兴起，先达成立了筹贩会，华侨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青年们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募捐筹款，这些活动无不得到影鹤的积极支持。记得当时我参加青年募捐队，一组人穿街走巷，挨门串户，上门募捐，每到影鹤的寓处，他对我们这些冒着烈日不怕辛苦的学子，总是给以热情的鼓励，慷慨解囊，带头捐款，在捐簿上写上一个大数日，影鹤的爱国热情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本南进，先达沦陷。日军为利用影鹤的威信来笼络华侨，强委给陈影鹤侨长的头衔：在日军的淫威下，影鹤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委任、影鹤知道，日军是毫无理性的。但是他却断然结束了自己的全部生意，表示在经济上决不同日军合作。不但如此，影鹤还利用他的独特的身份做掩护，暗中支持苏东的抗口活动，尤其是掩护、救援爱国志十和流亡文化人的工作。
王任叔、刘岩、邵宗汉流亡苏东，参加华侨抗日活动，陈影鹤和陈松吟在生活上给以安排，在经济上给以帮助。
新加坡沦陷，在新加坡参加领导抗日工作的胡愈之、郁达夫等一大批文化人，辗转流亡到苏西。随后，王任叔（巴人）和刘岩也来到这里，同胡愈之会合。工任叔向胡愈之提出，他同刘岩准备疏散去苏东，相机参加华侨抗日上作。胡愈之同巴人交深，两个人是同志兼挚友，胡愈之虽然知道这么多文化人鏖集在苏西一隅，并非久远之计，尤其是化名赵廉的郁达夫的名声已在苏西华侨中传得沸沸扬扬。但是对巴人要去苏东参加抗日活动，胡愈之也不表赞同。他对巴人说：这里不比国内，我们这些“外江佬”，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开展斗争非常困难，暴露了身份，被日军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巴人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个革命家，胡愈之的话不能完全说服他。他以为，一个革命者，不论何时何地，首要的任务是战斗，即使流亡也不能浪费生命。
但是巴人究竟是一个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革命者，知道胡愈之的话不无道理，在情况不明毫无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去苏东，不谛自投敌人的罗网。事有凑巧，同行的邵宗汉认识陈松吟。陈松吟家住苏东先达。邵宗汉，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西行漫记》的翻译者之一，1941年在槟城任《现代日报》总编辑时已同陈松吟有过交往，他同陈松吟一起参加了陈嘉庚领导的抗敌委员会的工作，邵宗汉对陈松吟的爱国热情十分赞赏，陈松吟对邵宗汉的新闻才干敬佩有加。经过商量，决定由邵宗汉先去苏东了解情况。邵宗汉从巴耶公务到先达，找到陈松吟，又通过陈松吟认识了陈影鹤。陈松吟对巴人一行疏散到苏东，热情支持，他还暗中告诉邵宗汉，先达棉兰的青年已经成立了秘密的抗日组织进行抗日活动，先达还有巴人南师的学生，巴人的到来可以在学习上思想上给他们以指导。出于意料的是，身任侨长的影鹤，竟也毫无难色，表示全力帮助。这样，化名张德生的邵宗汉和他的妻子张绿漪（沈兹九的女儿），在1942年8月间来到先达，由松吟接待，安排住在影鹤家里。10月，巴人和刘岩经过长途跋涉也来到先达。松吟安排他们住在许玉兰家中。许玉兰是张琼郁的女友，父亲是个老木匠，老实可靠，巴人住在这里，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经过陈松吟，巴人和刘岩会见了先达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巴人原来在新加坡的学生李国海、宋凉赞等。在巴人来到以前，先达的青年已组织了地下的读书会，以健身活动做掩护，巴人为他们分析形势，做学习报告。巴人还分别会见了张谷和、张琼郁、黄文泉等，他们是先达的抗日骨干。1943年1月，巴人、刘岩应邀去棉兰，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抗日活动。巴人到苏东的时候，日军已占领了整个印尼群岛，日本“皇军”正戮力用血淋淋的刺刀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军残暴屠杀抗日华侨和原住民的消息时有传来，在这种时候，影鹤敢于收留和掩护像巴人、刘岩、邵宗汉这样的危险分子，他的胆略和勇气，令人敬佩。
巴人、刘岩、邵宗汉流亡印尼近六年的时间，有五年的日子是在苏东度过的，不论他们是隐居在先达、棉兰、马达山，还是流涉在荒山僻野，陈家都同他们保持着联系，并尽可能的给以照顾。1943年“九·二〇”事件以后，巴人和刘岩几经周折，最后隐蔽在先达远郊一个原始荒凉的马达村落，巴人、刘岩以耕作做掩护，直至日本投降，生活依靠陈家的照顾。1945年1月，巴人不幸染病，拉腊斯医院的医生束手无策，巴人生命垂危。消息传来，同志们非常着急，陈松吟和邵宗汉想方设法，到棉兰请来中医夏应伟，替巴人治病。夏应伟从棉兰乘车到先达，由负责交通的萧邦杰，用自行车载到泗拉巴耶，开了方子到先达配药。处方中有一味中药犀角缺货，松吟告诉邦杰，要不惜代价配齐。日复一日，巴人高烧不退，陷人昏迷状态，刘岩衣不解带，日夜照料，并把每日病情的变化仔细记录下来，每隔三两日，邦杰就来探望，将病情记录拿去向松吟汇报，然后再去棉兰，请夏医师按病情变化开出新的药方，再回先达来抓药。就是这样，夏应伟医师的精湛医术，刘岩的辛劳服侍，邦杰的跋涉奔波，影鹤兄弟的真挚关照，终于把巴人从死神手里抢夺回来。
1947年10月，巴人和刘岩被荷兰驱逐出境，船经新加坡，同影鹤一家重逢，刘岩回忆往事，在《流亡日记》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先到陈家，弟兄四人，松吟的妈妈及太太都看到了，大家欢欢喜喜坐下来喝麦酒汽水，谈到棉兰，谈到影鹤先生被捕的情形，好像是一家人，特别亲热……刘、陈家对我们的帮助那是太多了，要不是他们，我们不死于日人之手也饿死于苏岛原野，这种正义的救命的恩人是终生难忘的。”
新加坡沦陷，刘牡丹重回新加坡被日军拘捕，惨遭酷刑。刘牡丹潜逃到苏岛，陈影鹤帮助刘牡丹一家隐蔽在马达高原。陈家在先达开了一家肥皂厂，肥皂厂成为地下抗日的联络站。
刘牡丹，新加坡华侨企业家，华侨抗日运动的领导人，陈嘉庚的左右手。1938年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的总务主任，组织新加坡马来亚的技工到滇缅路工作。又同他的弟弟刘毓奇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新加坡马来亚开展抵制日货运动，陈松吟是民先队的成员。陈家和刘家在经济上也有来往。新加坡沦陷前夕，刘牡丹负责策划和协助陈嘉庚和领导新加坡抗日的文化人撤退，陈松吟是刘牡丹的助手，制定撤退路线，雇用船只，筹措费用，这些事情，陈松吟都帮着刘牡丹去做。刘牡丹送走了陈嘉庚，又雇船把胡愈之、郁达夫等一行28人送离新加坡。胡愈之、郁达夫等人在荷属苏门答腊的实叻班让小岛上岸，陈松吟和刘牡丹以及沈兹九、张绿漪前此已到达这里，等候接应胡愈之一行。刘牡丹把家属安置在苏西之后，因事返回新加坡，被日军拘捕，在狱中受到日军的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日军把他释放出来，刘牡丹惧怕再次被捕，潜逃到苏岛，陈影鹤闻讯，十分着急，设法向棉兰一周姓朋友借得马达山一处房屋，供刘牡丹居住。并派陈松吟到苏西，带领刘牡丹到苏东来，刘牡丹在马达山高原隐蔽疗伤，直至日本投降。刘牡丹这些华侨抗日领袖，是日军搜捕的对象，·能逃脱敌人的魔爪，值得庆幸。战后刘牡丹返回新加坡，同在爪哇避难归来的陈嘉庚会合，虽因受日军酷刑摧残，健康极差，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荷军发动警卫行动，陈影鹤从新加坡返回苏岛途中，被印尼武装队伍扣留，疑为荷军间谍，把他捆绑在树干上，要加以伤害，幸有一个头目认得，才予以释放，随身财物被洗掠一空，只身逃回新加坡。在新加坡，陈影鹤与刘牡丹两家同住在新加坡郊外，两位患难之交，比邻而居，互相勉励，继续为社会国家贡献力量。陈先生支持印尼人民独立解放之初心，并不因个人遭受恶遇，而有所改变。
流亡苏西的文化人，为了隐蔽身份，也为了解决生活来源，想方设法去寻求谋生的门道。对于文化人来说，做生意赚钱，比起著书立说来，还要艰难万倍。不过困难没有难倒这些文化人。这群书生，翻本本，拜师傅，‘学会了酿酒、’造纸，还发明了用灰碱（草木灰水的浓缩液）代替烧碱（苛性钠）制作肥皂的方法。邵宗汉到苏东来说起这些，引起陈家兄弟的浓厚兴趣，他们以为这在苏东应该也是大有可为。于是陈松吟专门到苏西去，把制造灰水肥皂的配方和工艺带了回来，在先达开了一家肥皂厂，陈家的资金，松吟的名义，陈影祥和刘牡丹的公子刘阿龙当“头手”，还招用了几名工人。几经试验，终于把肥皂制造出来，品质极好，很快打开销路。这家工厂，不仅是影鹤一家战时维持家用和接济难友的经济来源，而且成为地下抗日活动的联络站。健身会、读书会的同志常在这里活动，反盟的“交通’，同松吟在这里接头。“九·二Ｏ”事件后，盟员分散流亡各地，为了掩护身份，维持生计，在苏东的交通线上，也都开设了肥皂厂，这些肥皂厂，成了反盟的联络点、交通站。后人写苏东华侨抗日史，灰水肥皂厂功不可没，应该给它记上一笔。先达陈家的肥皂厂，日本投降后仍继续生产，肥皂厂的阁楼，成了青年会一帮人的活动点。《民主日报》未出版前，这里是收听站（战后，全先达只有陈家保留下一架短波收音机，这架收音机后来给巴人使用），宋凉赞抄报，王谦宇刻钢板。后来又成了集体宿舍，陈影祥、宋凉赞、李国海、陈斯刚和我，先后都住在这里，白天分头活动，晚间在这里集合，巴人偶尔也信步走来，同我们谈谈说说。因为巴人的住处和陈影鹤的家宅就在左近，相去不过百步。1997年，我到印尼，回先达重觅旧梦，事隔50年，巴人的住处，肥皂厂的厂房，都已拆去，原建筑了无踪迹，只有屋后的小溪，仍然静静地流淌着。此情此景，使人顿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的感觉。
郁达夫身份被发现，胡愈之、沈兹九逃离苏西，陈松吟到巴耶公鱼主路，胡鱼之埋名隐姓隐居马达山。
1944年初，由于汉奸告密，郁达夫的身份被日本宪兵发现，同在一起的朋友处境危险，郁达夫劝胡愈之尽快离开。逃避到那里去呢？郁达夫建议，到苏东去。去苏东，过去巴人、刘岩碰到的难题，如今又落到胡愈之、沈兹九的身上。同时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几个月前，苏东的抗日组织被破坏，王任叔、邵宗汉虽逃脱，但都已转移隐蔽起来，虽然有重重困难，但摆在胡愈之面前的，也只有去苏东这一条路。消息从苏西传到先达，这个艰巨的任务，义不容辞地又落到影鹤和松吟的身上。这次还是陈影鹤出面，仍是在马达山，找到一处适合胡愈之隐居的房屋。陈松吟则驾轻就熟，一个人到苏西去，从郁达夫那里，陪伴胡愈之和沈兹九到苏东来。
马达山是卡罗高原的一座小镇，高耸云霄的西巴雅火山，常年吐着袅袅白烟；碧波如镜的多巴湖，遥遥相望，气候凉爽，盛产各种热带水果，遍地奇花异草。当地马达民族，性格如火焰，正直、勇敢、强悍，19世纪末还过着公社共同体生活，有食人的习俗，接受基督教文化后，却又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医生、机械师和作家。瑰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习俗，深深地吸引了胡愈之，他在这里埋名隐姓，韬光养晦，潜心学习印尼语，研究印尼社会问题。胡愈之不愧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蛰伏在马达山的日子里，编写了一部《汉译印度尼西亚词典》，一部《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还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少年航空兵》。
1944年11月，由陈松吟安排，胡愈之到泗拉巴耶去探望王任叔。邦杰受命，要保证路途的绝对安全。邦杰当时不知道，这个坐在他自行车尾上颠颠簸簸的“金老板”，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胡愈之。1945年日本投降，胡愈之回到棉兰去新加坡，听闻郁达夫失踪，绕道苏西，途经先达，同影鹤见面，先达华侨总会开会相送，胡愈之宣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都是中国知识界才艺学识卓绝出众的人物，中华民族的瑰宝。英国人说过：英国宁可失去印度，不愿失去莎士比亚。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了，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才华出众的作家。胡愈之、王任叔逃脱劫难，活了下来，掩护和救援过他们的陈影鹤、陈松吟，他们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功绩，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不会磨灭。
日本投降，陈影鹤担任先达华侨总会主席。先达华侨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逃亡各地和隐匿在地下的抗日青年陆续回来，开展了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青年会、妇女会、职工会相继成立，各种社团也纷纷活动起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先达华侨总会。陈影鹤被选为华侨总会主席。在群众运动洪流中诞生的先达华侨总会，团结了先达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头面人物，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广大华侨的拥护。过去先达以至苏东，没有华侨的统一组织，只有各种同乡会和同业公会，帮派林立，互不团结，华侨事务由“甲必丹”公署办理，用华侨总会去代替“甲必丹制度”，是华侨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
战后局势急剧变化。国内国共两党分裂，内战爆发；在印尼，到处燃起了独立斗争的烽火。华侨社会由于对时局看法的分歧，分化为对立的两派，先达也不例外。但是先达的情况同其他地方大不相同，进步势力占有绝对的优势。对国内，拥护中国共产党，反独裁，争民主，对印尼独立斗争积极支持。华侨总会及其属下各个团体，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声势浩大，而反对的势力却微弱。究其原因，首先是先达的民主进步力量，源远流长。战前一批从国内来的进步教员，他们传播进步思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还有一批到国内求学回来的青年，他们在国内参加过学生救亡运动，富有组织经验和活动能力。再是战时的抗日地下活动，为先达培养了成批的干部，他们在战后成为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其次，是华侨总会领导和各个团体持有的团结多数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影鹤是很好的榜样，他善于团结人。华侨总会是华侨的统一机构，对持反对态度的人，不歧视，不刁难。斗争的矛头始终集中在少数死硬分子身上，那就是国民党领事和个别拿津贴的党棍。在先达，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华侨总会的头头和一些保守人物之间，政见不同，私交上却友情依旧。而这些保守者的子女又都是青年会、妇女会的会员。少数参加三青团活动的学生，又同其他同学一起，登台高唱革命歌曲。“兄弟阅墙，外御其侮”，先达的民主派和国民党派，在维护华侨合法利益，反对排华暴行，救济难侨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回顾战后先达华侨爱国民主运动，两派斗争颇有一点现代民主政治的色彩，而一些领导人的“费厄泼来”精神，没有唯我独爱（国），唯我独革，这对于后来人也是颇有启发的。
1946年5月，荷军古领棉兰，印尼军队撤离，先达成为印尼革命政权的首府。1946年6月，巴人从棉兰迁回先达，担任华侨总会顾问。巴人致力写作，并以极大的精力用于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在华侨总会的领导下，先达的爱国民主运动，生气蓬勃，中印团结友好的思想，深人人心。中印青年经常联合举行活动，巴人的政论刊登在印尼革命政权的机关报上。庆祝五一劳动节，万人游行，华侨团体的代表，青年妇女和学生，印尼的工人、农民和部队，在广场上同声高唱“国际歌”。荷占区没有集会自由，苏东的青年、妇女、职工和华侨总会的代表大会，都到先达来召开。先达的名声，传遍四方，赢得“苏岛延安”的美名。以上都是影鹤主持华侨总会工作期间发生的事情。
1947年9月，荷兰发动“警卫行动”，影鹤被迫离开印尼，迁居新加坡。1953年，影鹤回国，定居厦门，协同著名侨领颜西岳成立“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兴建各种工厂十余家，又建造机帆船，成立渔业公司。1962年移居香港，在香港，影鹤先生继续为开拓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做出贡献。影鹤历任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厦门市政协常委、厦门市侨联副主席等职务。影鹤热心支持文教事业，对兴建厦门华侨博物馆、华侨大学，对香港培侨、福建中学，都慷慨捐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