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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英魂难觅 精神永存 —— 缅怀抗日战友李国海

已有 1575 次阅读2010-11-16 14:27 |个人分类:忘不了的岁月|

    我和国海是先达中华学校初中的同班同学,又同是反盟的盟员。我们之间既有同窗之情,也有战友之情。而今,国海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我虽幸存,亦已垂老矣。老来思故友,多少难忘往事便浮现在眼前。

说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国海是一位有理想、有上进心的青年。1941年末,他刚刚初中毕业,得到了叔父和童子军教练陈志师的资助,到新加坡考入免收一切费用的南侨师范学校,立志献身于华侨的教育事业。可是,太平洋战争的枪声一响,破坏了国海的美好理想,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日本人南侵升书读不成,国海只好返回先达。和许多失学的青年一样,一时心中感到仿徨、 困惑、迷惘,像在浓重的夜色中看不清路在何方。  

     19423月,日军的铁蹄终于踏上了先达的土地,太阳旗插在先达的钟楼上,日本人实行法西斯统治。身处动荡的社会,国海选择了做生意作为自己迈进社会的第一步。一天,他来约我一块去做生意,他比我年长,有见识,有胆量,我就跟着他出来闯。我们骑自行车到帝加罗洛农村去收购菠萝,到海陆丰人经营的菜园收购蔬菜,运回先达转手卖给巴刹里的菜摊和小贩。跑了几趟,赚了点微利,国海并不满足,看准市场的需求,大胆地提出去做非法的买卖,即买卖日本人统配的物资—火水(煤油)。我们到小市镇和园丘的华侨商店收购整桶的火水,偷运回先达卖给汽车运输行。利润虽丰厚,风险却很大。做了几笔,我们就洗手不干了。从做生意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国海是一位性格刚强,待人真诚,办事老练和充满激情的人。

其实,做生意并不是国海所好,更不是他的夙愿,这一段经历,在他的一生中仅仅是个小小的插曲。

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必然引起一向热爱祖国、痛恨日本侵略的华侨的反抗。两个华侨地下抗日组织相继在棉兰、先达等城市成立了。同年六七月间,国海满怀爱国热情参加了苏岛人民抗敌会(后改名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不久,经国海介绍,我也加人了该组织,一起从事抗日活动。在反盟先达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和凉赞、斯刚、焕沾等盟友,在青年学生组织外围的健身读书会,把爱国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传阅进步的理论书籍及小说,有时座谈讨论,交流心得,藉此提高认识,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在可靠的群众中建立读报圈,秘密地传阅地下抗日报纸《前进报》,传播战局发展的真实消息;在爱好体育运动的青年中,建立公开的健身篮球队,既掩护反盟的抗日活动,又向他们宣传爱国抗日的思想。同年10月,巴人夫妇从苏西来到先达,国海以学生的身份,向巴人报告了华侨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巴人十分赞赏华侨青年爱国思想和勇敢行为,也看出大家的政治思想水平不高,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等弱点。应国海的邀请,巴人经常到秘密据点给青年盟员及读书会的骨干讲授基本理论知识,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觉悟,认清形势,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从此,国海就一直陪伴在巴人身边,掩护巴人夫妇在先达隐居。

19431月,随着抗日组织的发展,巴人应邀到棉兰参加反盟的领导工作。国海随之前往,担任总部的交通联络员。负责向先达递送《前进报》及各种抗日宣传小册子。他常常在穿行棉兰先达火车上,凭着勇敢机智、胆大心细和巧妙伪装,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日本宪兵、暗探、警察的搜查,安全地完成了任务。当时,我和国海有工作上的联系,我家是健身读书会、健身篮球队的活动据点。国海把一部分《前进报》及小册子交给我,再由我传递给其他盟员、会员及读报圈的群众阅读。妇女界家政读书会所需的《前进报》亦由我转递。国海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地下交通联络员。

1943年,发生了不幸的“九·二O”事件,日寇从上而下破坏了反盟、华抗两个抗日组织,四处搜捕抗日领导人。在这危急的时刻,国海第一时间把巴人撤离棉兰,先到半路店,再到先达,随后凭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强壮的体魄,用自行车载着巴人东奔西走,翻山越岭,和敌特周旋在先达周边的小市镇和乡村地区,奔波数月,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来经过黄文泉的安排,才在奇沙兰的新邦罗洛乡间“落户”,暂时歇一歇脚。数月之后,安全又受到威胁,巴人、刘岩转移到先达辖区的泗拉巴耶村,国海独自留下以转移密探的视线,为了保护巴人,国海承担了一切风险。

巴人曾说:国海是他的一把手杖。事实上,何止是手杖,是钢铁卫士。国海始终忠心耿耿,舍身仗义,保护着巴人的安危。

19458月,日本宣布投降,印尼宣告独立,新的革命浪汹涌而来,苏北华侨社会内部,也随祖国政局和印尼独立革命的形势的急剧变化,形成了观点相异的两派,在许多重大间题上,相互对立和斗争。在这严峻的时刻,国海旗帜鲜明地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去,一直活跃在各项斗争的第一线。他参与发起组织先达华侨青年联合会;他为争夺复办中华学校,与顽固势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还热情地参加各团体组织的文艺汇演、歌咏队、讲演会等活动,大力宣传爱国民主思想。更可贵的是,他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宣传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新思想、新观念,为消除过去华侨对印尼民族的政治偏见而呼喊。在行动上,他常常和黄文泉一起,到先达印尼临时革命政府的青年部门或印尼青年团体,座谈印尼独立斗争的形势,商议组织共同的活动等,为促进两个民族青年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虽然国海经历坎坷早逝,但在抗日斗争、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印尼的独立运动中,都不乏发光的亮点。

1946年底,我和国海握别于先达。将近二十年后才重逢于羊城。这期间,世事变幻莫测,人生际遇难料,厄运降临到国海身上了。1953年,我在北京听闻国海因病回国,留在广州治疗,处境十分不好。国庆节后的一天,宋凉赞来约我去见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先达侨领郭悬钦、李承杉两位先生,商量国海的安置和治病问题。经他们同意凉赞以他们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中央侨委会的信函,要求安排国海到京治疗。信函如泥牛入海,全无音讯。10年之后,即1963年秋,我出差到广州,探知国海的下落,便和先达友人杨淑如到三元里华侨招待所探望国海。我们好不容易在伙房的煤粉池边找到正在那里劳动的他。我心头一征,这哪里像是国海呢?平头短发,脸庞虚胖而苍白,全口无牙,眉宇间积下了层层的皱纹,以前那体魄强壮、气宇轩昂的形象那里去了?到他的住处一看,我更心寒。住房狭小,衣物杂乱而不洁,空气混浊,居住条件极差,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不知什么原因奋他始终不讲话,我们问,他只是点头或摇头、有时支支吾吾,嗫嚅不清。不一会儿,他拿出几本相册来,指指相中人;意思这是女儿,那是儿子,相册中没有全家福的照片,也没有其妻子的照片。国海有病在身却没有亲人相依相伴,长期孤苦伶汀地独自生活。看来,家庭的不幸,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不可理解的是,据伙房负责人说,为治疗国海的精神病,他的牙齿全被拔光,致使国海说话有困难,三餐饮食更困难,只能硬吞强咽,聊以充饥。近乎残忍的医疗措施,致使国海的病体痛上加痛、雪上加霜。

我万万没有想到,和国海的久别重逢,给我留下的,不是其乐融融,而是悲伤重重!

我迁居广州之后,又去看过国海。“文革”后,我就没有机会再去看望他,想不到竟是永远的没有机会了。

国海的晚年活得苦,也死得惨。据姚光兴生前对我说:“文革”期间,国海被疏散到惠阳县潼湖华侨农场,不久便在那里默默地离开了人间。没有妻儿在身旁为他泣别送终,没有亲朋好友为他哀伤告别,也没有昔日的战友前来默哀致敬。

至今,他忌日是何年何月何日,无人知晓;骸骨葬于何处,无从寻觅。他悲惨的后半生,似悲歌一曲,催人泪下。如今,我只能在心中点燃馨香一柱,让袅袅烟雾传递我的无限哀思和怀念。国海的抗日战士形象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永存人们心中。

(作者:邦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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