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投降后，1946年，各地华校如雨后春笋纷纷复办。为了重圆求学梦，我重返先中读书，有幸认识了你。你是高小部文、史、地教师，虽没直接教我，但你热情鼓励我学理论，也经常借些社会科学的书籍（如《大众哲学》等），叫我阅读并做笔记。从此，我们从 “书友”发展到恋爱，最终结为恩爱夫妻。

当时，你曾告诉我，在旧本统治印尼期间，你与李国海、宋凉赞、伍焕沾诸友及黄文泉、张谷和先生，为了掩护和支援胡愈之、巴人夫妇等人的地下抗日活动，经常出没在先达峇里哈农村及新邦地甲等地的肥皂厂。这是你们抗日秘密组织联络站。你说当时你们参加了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每月油印小报，报告时事，宣传抗日。由于叛徒出卖，你与张苞及其弟张华天在新邦地甲肥皂厂被捕。为了逃出日寇魔掌，你们趁警察不注意，黑夜潜逃出拘留所。你沿着公路披星戴月先逃到网眼李国海处，同国海迅速转移，以免被日本鬼子一网打尽。你说当你回忆这件事时仍心有余悸。

1948年至1950年，你到棉兰《民主日报》当外勤记者，每天随送报车寄一份《民主日报》和一封短信给我。

1950年6月，由于当地华侨社会政治派别之间斗争日趋激烈，马达山华侨学校掌校无人，你服从棉兰华总的分配到马达山华校当校长。马达山华侨学校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由当地爱国华侨出资创办的。1947年荷军重返印尼后，被当地华侨中亲国民党派把持。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以陈山荣（马达山马基沙果汁厂老板）、周子芳等爱国侨商发起要求改组学校董事会领导，得到该校爱国进步教师陆彩云、杨国坚、林添树、张联玉、胡秀英等的响应和配合。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初，该校大班的学生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把学校礼堂挂的“青天白日”旗扯下，挂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随后马达山华侨总会召开华侨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华侨学校新董事会，从而翻开了山城马达山民主爱国运动史新的一页。当时由于师资不足，你接任校长后，先后从棉兰。先达等地物色了一批青年男女教师，其中有傅惜珍、陈敏、张庆元、黄福伟、陈启儒和我，浩浩荡荡进驻马达山华侨学校。我们这批青年教师加上原有的几位老师组成了一支生力军，为当地华侨民主爱国文教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你不仅深深地热爱文教工作，也深深地热爱剧艺工作。每当国庆节来临、便发动全校师生排练节目，配合当地华总筹备庆祝事宜，日夜工作。你还办夜校青年识字班，把寒冷的山城搞得火热一团！ 

    1952年初，聘约期满，部分教师离开了马达山，各奔前程。我俩又回到故乡—先达。我们婚后又投人了先达华文教育工作。你任班尼街华侨中学教师，我仍回华侨二小任教。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你被选派回国观光旅游，并参加国庆观礼。当你回到家里时曾深情地对我说：承蒙全国侨联热情接待，我已下定决心今后要为华侨文教事业“俯首甘为孺子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为华侨社团和文教事业殚精竭虑，经常利用节假日开会，或出差到棉兰大地书店，采购学校的课本及其他文具。每次出差，你不住旅馆，住大地书店或《民主日报》社。你说这样不仅可节省公款，也可乘机与老朋友、老同事聊天叙旧。

记得有一年国庆前一个月，为了新民歌剧社话剧的彩排，你常常迟归。一天晚上，雷雨交加，你在甘邦莫拉由归途中独自骑着自行车，因天黑路滑，不慎摔人路边的大坑。你一跋一拐地回到家里，活像一只“落汤鸡”。两腿擦破了，鲜血与泥泞染满了裤腿。我替你擦洗伤口，敷药，不禁潸然落泪。而你却笑着说：“干吗？哭了？这点皮外伤算得了什么？战士们为了保家卫国，在战场上连命都牺牲了，又怎样？”我立刻抹去眼泪，破涕为笑。

你兼任先达青年会属下新民歌剧社社长，除每年筹备庆祝国庆演出外，还利用假期率团到苏西、爪哇等地巡回义演，为公益事业筹款。       

1965年9月30日晚，先达华总在华侨中学举行国庆招待会，由新民歌剧社及大众音乐社和华侨醒狮队联合演出。整个会场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

演出中途，见许多军政要人纷纷悄然离开会场，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次日，雅加达电台广播印尼首都发生了政变。啊！原来千岛之国变了天！当时，我们感到迷惘，不知是祸？是福？但，仍照常上课。不久，局面开始乱了。

几乎每晚都有三五个“不速之客”手持尖刀，并拿着华中各届华业生和教师合影的集体照片，到家来追问“x x印尼教师在哪里”？当时，你冷静地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籍教师，持有印尼文教局发给的执照，我们教中文，一向不参与印尼的政治斗争。我们请印尼教师来教印尼文，他们在校外有否参加政党活动？现在何处？我们都不清楚！

同年12月10旧，棉兰突发排华惨案。前一天，你恰巧出差到棉兰。当我们得悉棉兰许多华人无辜惨死时，一家老幼都为你的安全担心。我立即到华总理事家去求助，要求派人到棉兰接你回来。结果，他们请宪兵把你护送到家，全家人这才放了心。

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多少人惨遭杀害！那时，为了保护学校公共财物，你和宏伟等老师，组织夜班值勤队，轮流到学校值勤守夜。

1966年6月，学生考试完毕，当地政府突然宣布接管学校。从此，我们结束了教师生涯。华总及属下各华侨社团也被封杀！

面对眼前的残酷事实，我们感到惘然、失落。许多学生家长都关心我们的处境，他们问我：“老师今后做何打算？”我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当时，有许多中学生准备回国升学，我便向学生家长接领毛线，为他们织毛衣。此外，还从亲戚那里领取裁好的衣料，在家缝纫衣服。但由于收人低微，不够维持一家7口的生活。当时，你苦闷极了，到棉兰拜访了前先达华总理事彭南桂老先生。他夫妇俩有一副菩萨心肠，十分同情我们，并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无条件地把他们的各种百货（家庭日用品）批发给你带回先达，让我骑着自行车，逐家挨户去零售。

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商的我们，从7月到9月中，生意做得还不错，收人也颇丰。你那时专管账目及到棉兰还账、退货和补货，我们分工合作，其乐融融！

岂料好景不长，印尼当局突然宣布，把华校校长及骨干教师驱逐出境。你当过代理校长，也被列人“黑名单”，我们的居留证也被吊销。经抗议无效，1966年9月27日，三板头、新邦地甲、丁宜及先达共7家华校校长和骨干教师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被遣送到浮罗巴烟亚齐难民所去了。

从此，我们的生活又陷人更大的困境。在亚齐难民所（浮罗巴烟烟寮）每家只能分得3平方米的小空间，以麻袋当“门帘”，也当“界限”，我们老幼7口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吃住。那时我们吃的是亚齐难友煮的“大锅饭”，与亚齐难友们同甘苦、共患难。

你每天收听北京电台的新闻，常与难友们谈时事，鼓励大家关心政治，搞好团结，并组织难民代表及青少年成立学习小组，让我们也义务给难童们补习中文。难民青年也组织歌咏队，每周末晚上练习唱歌，使难侨们的集体生活多姿多彩，提高斗志，不向困难低头。

为了生计我们也经常推销难友们制作的糕点，如香酥豆沙饼及其他食品，中秋节时卖月饼。你骑自行车载着一箱箱沉重的月饼，从浮罗巴烟到棉兰火车站，再由我与次子乘火车带到先达去卖。有好多学生家长及亲友同情我们，每当见我们母子到她们家去卖饼，总是帮着招呼左邻右舍来买。但也有极少数人，一见我们就立刻把门关上，真是患难见真情。

1967年9月27日，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难忘的日子。印尼政府终于宣布所有被无理送到集中营的教师恢复自由并准予到各地谋生。

当时你忧喜交集，喜的是全部被无理集中的老师终于重获自由了，忧的是即将面对另一种生活挑战。

由于先达地方不大，谋生不易，我们决定去棉兰另谋出路。当时有一位父亲的世交朋友，借给你2万盾，1.5万盾作为两年房租费用，余下5000盾作为谋生之本。

为了生活，我们学习制作卡比特糕及葱油饼，还炸茂物豆。清晨4点起床，全家总动员，有的刨椰丝，烧炭，有的榨椰汁或搅拌各种香料，6点开始烤卡比特糕。最可怜的是双亲老人与我们共甘苦，同操劳，连7岁的小女儿也得戴上手套来帮忙码糕。每天都工作到下午6点才完工。然后把产品批发到同乡们的店里寄卖。

不久，你到先达找到了你学生制作的双合饼，要求他批发到棉兰给我们卖。在棉兰中央市场找到了代销点，销量不错。慢慢地我们还清了债务、但房子的租期也到了。

1969年我们在棉兰波罗岭路昂格隆村买了一间四房二厅的茅屋。屋旁空地约有2000多平米，围了篱笆，能圈养2000只蛋鸡。

当时全家老少同制鸡笼。从50只开始，渐渐地把养鸡业搞起来了。全家人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生活也渐渐改善。

但好景不长，中央市场突遭火灾，我们也只好结束了卖双合饼的生意。

1970年10月中旬，长子突然病逝，全家人悲痛欲绝。那时，他才17岁，个子长得比你还高。至今，他的音容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长子走后，一少了一个得力助手，我们不再烤卡比特糕，改为蒸发糕，让你与子女每天上班、上学前送去路边的大排档寄卖。

当时，昂格隆村的流氓是棉兰有名的。有一天早晨，你骑车载着两篮发糕去市场，半途遇到“坏仔”向你勒索钱，你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便被推倒在地，自行车倒了，糕也撒满地。你心疼地把糕捡回篮载回家喂狗吃。一天的收人连本带利都告吹了。

由于生活环境差，加上奔波劳累，你患了肝炎。当时由于医盲，只当作感冒或胃病治，整整耽误了四年。1972年2月的某一天，你终于病倒了。后经医生检查才知道你的病已转为慢性肝炎。一医生要你即刻请两个月假，好好治疗，岂料老板一见请假书便把你解雇了。这当头一棒，使你几乎昏了过去。

1983年，次子结婚。年底，我们结束了棉兰的养鸡业，迁居雅加达与次子合家共享天伦之乐！

1986年9月初你陪同我参加旅行团14天，畅游中国华东地区。这是你从海南岛来到印尼后第二次回中国，我是初次跨出印尼国境。我们从广州、桂林沿华东线北上。在北京与阔别了三十多年的妹妹首次重逢，在妹妹家小住一个多月。妹妹夫妇陪同我俩去天津游玩，见到了许多先达的老友与学生。

国庆节过后，天气渐凉，我们南下广州，探亲访友，11月到了香港，与你弟妹们重逢，然后由香港到台湾环岛旅游一周。11月底回到雅加达。这是我们婚后数十年第一次双双出国旅游，也是最后一次。

1987年6月，你的病情突然恶化。雅加达的医生说你的病已由肝硬化转为肝癌了。听了医生的话，我让眼泪直流，流个痛快。朋友们都希望这是印尼医生“误诊”。次子与一位医生及我陪同你到新加坡再求医。经医生详细复查，也证实是肝癌。两周后，只好失望地回雅加达，又人住医院。你前后共住院三个月，我与子女每天都看护着你，但不敢向你透露实情。你求生欲望很强，总想活下去，总不愿这么快离开我们，离开多姿多彩的世界。

1987年9月（农历七月十一日）你终于斗不过癌魔，依依不舍地走了。

    安息吧！亲爱的阿刚，你常说今生无悔！你将永远活在我和子女的心中！      

                                          

                                  2001年1月15日

林香玲

                                   脱稿于三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