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沾离开我们已24年了，他的一生是平凡的，既无豪言壮语也无轰轰烈烈的事迹，他不求名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华侨社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巳。不顾个人安危的抗日志士

    二战前，焕沽是一名中学生，受过爱国主义教育，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关心祖国存亡。日寇占领印尼后，在爱国进步教师的影 响下，他毅然参加了秘密的抗日组织—苏岛人民反法西期同盟，一通过健身读书会和健身篮球队两个外围组织，团结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活动。       

    1942年底户巴人夫妇从苏西转移到先达隐蔽期间，焕淤渗加了掩护巴人夫妇的工作，有幸聆听巴人讲授革命理论和战争时局分析，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念。正当读书会和篮球队活动日益活跃，抗日宣传逐渐扩大时，发生了“九. 二〇”,事件。日寇逮捕大批抗日志士，焕沾及时通知一些同志后，同凉赞逃到泗拉巴耶村避难。1944年，巴人夫妇经过辛苦辗转，最后到达泗拉巴耶村隐蔽，焕沾等除了掩护巴人夫妇，还协助巴人出版手抄的秘密小报《前进报》。从此抗日活动的讯息又传遍苏北的一些城乡，进一步激励抗日的士气。同年底，巴人突患重病，生命垂危。焕沾受命护送巴人到数公里外的拉腊斯农场医院去看病，诊断为伤寒。反盟总部及时从棉兰延请夏应伟中医来治疗、挽救了巴水的生命。焕沾等抗日志士与巴人夫妇在对敌斗争中相依为命，一坚持艰苦的抗日活动直至最后胜利。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辛勤园丁

    日本投降后，在反盟的安排下，焕沾和其他青年骨干接受了接办中华学校的任务，被派到郊区分校工作，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征途。       

    1948年国民党右派依仗荷军势力强占了学校，他和十几名教员被无理解雇，只好另立育才学校。 1949年他协助郑子经创办华侨学校（后改名为华侨中学），一直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和基建工作，成为郑子经校长的左臂右膀。

    他十分重视提高自己的素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除了常年刻苦自学外，还参加厦门大学函授学习，利用回国观光的机会到一些省市重点学校观摩学习。他重视求贤纳士，力主聘请外地优秀人才来校执教。对外来教师一视同仁，生活上热情关照，工作上积极支持。    他崇尚爱国主义，并在教学和社会活动中一以贯之。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国庆，学校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宣传新中国的成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一年，获当局批准后，华侨总会筹组游行活动，学校和各爱国侨团队伍都云集华侨总会门前，整装待发，突接当局通知，“考虑治安问题”不准游行。焕沾即与华侨总会负责人紧急磋商，决定放弃游行，但队伍不解散，整队回校。于是焕沽和几位教员分头指挥学生按游行方阵，沿街返校。腰鼓队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一路前进，一路表演。焕沽鼓励腰鼓队要敲出中华民族的气魄，跳出欢庆喜悦的心情来鼓舞广大侨胞，宣传新中国。这样既不违反“通知”的规定，又巧妙地达到了游行的目的。华侨中学创办之初没有校舍，只借用社团会址上课，且只有一个初中班，十多名学生，后来逐渐发展到自建简易的木板校舍，设置完全初中，学生增至二百人左右，最后建成砖木结构规模较大的校舍，增设了高中班级，学生猛增至千人以上，校务蒸蒸日上，成为远近闻名的学府之一。在这一过程中，焕沾殚精竭虑，功不可没。

    在这期间，即1951年，先达侨商代表开会选举产生中华学校新童事会扩一焕沾随郑子经被派去主持校务。他们竭诚团结原有教师，使教学得以顺利进行。而国民党右派势力勾结印尼右翼官员，诬告焕沽等“侵犯”他人产权，因此被判处3年缓期徒刑，被迫退出学校返回华侨中学工作。1964年他被派到苏西巴东新华学校任校长。当时他已有4个年幼子女，家务繁重，但他不顾个人困难，毅然赴任，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九·三〇”事件后学校被取缔，虽然他被迫结束了教学生涯返回先达，但他并没有放弃弘扬中华文化和教育下一代的神圣职责。他不顾苏哈托当局围剿中华文化的禁令，劝导学生要坚持学习和继承中华文化，而且要把这种风气代代相传。他还为亲朋好友的子女私下传授中华文化知识，要他们不忘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

    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与全身心投人教育工作的同时，焕沾也积极从事社会青年工作。日本一投降，他就和反盟骨干一起筹建先达青年联合会，一度担任该会主席。由于青年会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发动内战，国民党右派企图以“侮辱国家元首罪”加害于他，但阴谋未能得逞。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批又一批骨干投奔祖国，焕沾坚守阵地，成了青年会的主心骨。他积极组织学习小组，参与筹办民众夜校，推动成立各种文艺社团，不断提携积极分子，推荐优秀青年担任社团负责人，开展各种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他主持的新民歌剧社是团结青年学生，弘扬祖国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进中印人民友谊的主要文艺团体。每年国庆，新民歌剧社都要参加华侨总会举行的招待会演出，假期到外地公演，1956年应邀到雅加达和万隆为华校筹款义演，新民社的义举受到广泛的好评。由于焕沽有较深的阅历，待人接物能从大局考虑，加上为人谦虚诚恳，平易近人；所以青年人都乐于和他接触、交谈、求教。他不但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也是青年人与侨商、职工、妇女各界沟通的纽带，特别是侨团被取缔后，只焕沾的纽带作用更为突显。

    敢于挑战人生的儒生

    学校被取缔后，许多同事都改了行，从事商务，远走高飞的也不乏其人。其实焕沾要迈出这一步并不难，因他人缘好，桃李满天下，只要一开口，那些已发达的学生或亲友就会伸出援助之手，助他一臂之力。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洛守自己的信念和人生价值。他眷恋养育他的故土和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亲友，他从自身罹病的苦痛中萌生了学习针炙和医治痔疮的念头。学医既可治病救人，也能解决一些家庭困难。可是医学对焕沾来说是个盲区，而痔疮又是人们敬而远之又脏又臭的病症，但他摒弃世俗偏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刻苦钻研医学知识，向有经验的医生求教，终于学会了治疗痔疮的医术，而且成了先达小有名气的医生。多年来他治愈了不少患者，减少了许多患者的疼痛。此外，他还经常为患者义务治病。郑子经的长子中风，半身不遂又失语，焕沽每天上门为他针炙，还耐心教他发音学讲话，治疗后竟然能行走了。原青年会骨干李巫桓，因妻子病故，自己的工作不女几意，长期抑郁造成严重失眠，焕沾经常为他针炙治疗，缓解了病痛。

    乐于助人的热心人

    焕沾出身贫苦家庭，1923年生于广东台山，五岁随母到印尼，父亲是修鞋匠且早逝，母亲继承夫业一手把他带大。贫苦的环境铸就他艰苦朴素、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

    战前，他一家只住１０平方米的一间小屋，盟洗如厕都到屋外。屋内搭了一个小阁楼，焕沾在阁楼里睡。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愣是帮助一位外地来的同学到他家里住。战后外地来的教员有的也让他协助解决住处。关心和救助困难的人对焕沾来说是义不容辞的，尤其是“九. 三〇”后，失业、贫病交加的教员和社会青年激增，焕沾总是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原育才学校副校长杨镇文，1966年被关押在棉兰浮罗巴烟集中营，获释后无业，又有几个孩子，落难农村。焕沾发动大家筹集了一笔钱帮助杨镇文买了一块地饲养家禽和种菜，解决了生活问题。一位患了绝症并做了两次手术的女教师医疗费困难，也是焕沾帮助解决的。类似事例不少，连同事间的龃龌、家庭纠纷，有些人也向焕沽倾诉，请他调解。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尽力而为。由于长期劳累，焕沾不幸于1979年4月6日因肠胃病突发溘然长逝，年仅56岁。华侨社会对他的逝世深感惋惜与悲励、那位曾受到焕沾帮助的身患绝症的女教师没料到焕沾竟先她而去，更是悲痛欲绝。    出殡那天，整条泗水街车水马龙，挤满了从各地来的各界人士，他们以沉痛的心情为焕沾送别。一位学生感叹地说：出殡的场面比大富翁和社会名流还隆重、感人。从这点可看到伍老师是多么受人敬重，多么受人爱戴！一个人做件好事容易，但一辈子做好事则难，而焕沾却做到了。他一生默默无闻地从事平凡的工作，在平凡的工作中显现出不平凡的事迹，这就是他高尚的品质。焕沽走了。很遗憾，他走得太早了，这是先达华侨社会的损失。我们痛失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挚友，他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