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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回忆我的父亲—宋凉赞

热度 2已有 1865 次阅读2010-11-16 14:34 |个人分类:忘不了的岁月|

   198510月的一天,早晨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满病房。起身不久的父亲高兴地对我说:“白天睡眠和晚上就是不一样,我从来没睡得这么好过。”我听了不禁暗暗心酸:父亲做了大半生夜班编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得以喘息。然而,此时巨块型肝癌已覆盖了他的左肝,并已扩散到右肝。半个月前他还在上夜班,而此后三个多月,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198623日,噩耗传到报社,人们悲痛、震惊,陷人深深的怀念之中。一位老编辑流着泪说:“我无法把这样一个乐观、强健、生气勃勃的人同死亡联系在一起。”多少年来,父亲的身体之好是全报社出名的。他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年近半百时还能在下了夜班后,骑自行车到天津;游泳、打羽毛球,样样出色,曾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二级乒乓球运动员证书;他一年四季洗冷水澡,一直坚持到这次住院前。他是那样热爱生活,以致我们最终不忍告诉他病情的真相。他是抱着自己肯定能够康  复的信心离开人世的。

    195212月,父亲来到《光明日报》,那年他28岁。他出生在马来亚沙捞越诗巫。19417月,16岁的父亲只身前往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洋华侨师范学校读书。当时他们的语文教师就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王任叔(巴人)同志。王任叔、邵宗汉等同志,都是皖南事变后,由中共南方局派到南洋一带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的。在学校,父亲追求进步,成绩又好,很得王先生赏识。

    194112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久新加坡沦陷,父亲随老师来到印尼。1942年,苏岛人民抗敌会改为“反盟”后,父亲担任了“反盟”先达支部支委。19437月,王任叔同志在组建中共苏门答腊支部时,介绍父亲加人了党组织。同年9月,由于叛徒告密,日寇在苏东大搜捕,父亲和另一个同志经组织安排避居在先达马达人住的村落里。1944年,王任叔夫妇也来到这里避居。他们白天在一起种地,晚上在一起谈论时事,研究问题,并在华侨中散发进步报纸。1945年,胡愈之先生也到这里住了一个月左右,他是来拜访王老师的。在那段时间里,他为大家讲了印尼问题、华侨问题等。

    抗战胜利后,“反盟”和“华抗”改组为“苏岛华侨民主同盟”,父亲任该盟先达支部支委。不久,组织接管了先达中华中小学校,由父亲担任教务主任。19471月,王任叔同志派父亲到棉兰《民主日报》任要闻版编辑,该报的总编辑是邵宗汉同志。   

    新中国成立时,父亲已回到马来亚。他本来是回诗巫探亲的,但印尼政府却不再批准他入境,父亲留沙捞越开展工作。在沙捞越期间,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和高度的爱国热情,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当时诗巫只有一家报纸《诗华日报》,这家报纸对新中国进行恶意诬蔑,父亲便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侨声报》,同《诗华日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报纸受到当地英殖民政府的敌视,把它视为“共产报”,报馆人员全被列人黑名单。19526月,英殖民政府通令诗巫印务公司停印《侨声报》,否则《侨声报》被封,印务公司也将被封。《侨声报》被迫停刊,父亲多次受到传讯,难于立足,逐于19528月初离开诗巫,月底回到广州。

此时邵宗汉同志已在北京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接到父亲从广州的来信后,立即复信,邀父亲北上,推荐他在《光明日报》国际部做编辑工作。

一年以后,夜班需要人,父亲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到夜班编国际版。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岗位。

这次动笔前,我走访了许多和父亲共过事的同志,他们无不动情地说:我们不是因为老宋去世了就说他的好话,不是的,他的确是一个让人从心里敬佩的人。

按照世俗的功利标准,父亲在《光明日报》的几十年很平凡。他既没有担任过什么领导职务,也没留下多少名篇大作。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地方,那就是迄今为止,他是报社惟一的一个几乎是从始至终在夜班工作下来的人。

长年熬夜,非常累人。特别是“文革”前没有中班,夜班的工作节奏十分紧张,选稿,、编稿、划版,一环紧扣一环。为了保证出报时间,每一个环节都要争分夺秒。通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碰到新华社晚到的重要稿件或其他版的文章转版,已划好的版面常常要几次倒版。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像父亲身体那么强壮的人,一夜干下来,都会感到非常疲劳。遇有重大事件,往往一昼夜。有时甚至两天连班倒不能下班,而且愈到节假日愈是忙碌。我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是上了夜班略睡一会儿,就赶回家操持家务。或者白天忙了一天,又匆匆赶来报社上夜班。如此劳累,父亲却从未提过调动工作或要求生活上的照顾。许多同志干上几年,长的干上十几年身体就吃不消调走了,而父亲却硬是干了32年!他思维敏捷、准确,工作细致、严谨以及渊博的国际知识和世界历史知识,在既要快节奏,又要最后把好关的夜班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每一个与他共事过的编辑、领导以及制版车间的工人们至今回忆起来,仍然称赞不已。他还精通体育规则,历届亚运会、全运会、国际乒乓赛等体育专栏的报道,多由他主持编排。        

1983年,蒋筑英、罗健夫等优秀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使党把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健康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84年,在一次中老年知识分子身体普查中,父亲被确诊患有严重肝炎。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刚有所好转,听说夜班人手紧,不等痊愈,他就又上班了。和他一起干了十几年夜班的编辑徐炳和等同志曾多次劝他先上一个时期白班、半夜班,父亲却总是笑笑说:“我好啦,没什么事了。”

那段时间,夜班青年流动频繁,业务刚刚熟悉的青年,不久就跑到别的部门去了。这样,父亲就经常要培养新手。这是个很累人的事情,业务比较熟悉的青年,工作中稍加指点就可以了,遇到新手,就得事必躬亲。工作间隙,不能休息,不能看报,要给新手讲这讲那。加上父亲为人宽厚,从不喜欢指责别人。新同志工作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他不爱多讲,总是亲手示范。但是,只要又给他配了新手,他就尽心竭力。所有这些,都加重了病体的疲劳。

最后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青年编辑汪哲同志回忆说:“老宋在最后一年精力显然不如过去了,脸色时常发灰,但他对工作仍像以前一样认真负责。三校后只留一个人值班就行了,我劝他先去休息,他却常常让年轻同志先走。节假日要轮流值班,我劝他别来了,我替他值,他总是默默地笑笑,然后又把自己排上。

父亲不仅是全报社做夜班编辑时间最长的,在夜班也是最年长的,而他又是做夜班家住得最远的。从报社到家,骑车往返要一个多小时,这段路对年轻人不算什么,但对一个大病未愈、长年夜班的老人就吃力了。记得那时候,每当寒风刺骨或是风雨交加的晚上,看着父亲离家的背影,母亲和我们心中都非常不安。报社几次分房,由于种种原因,他都没有得到调整,家里人抱怨,替他不平,他却豁达地说:“算啦,骑骑车也可以锻炼锻炼嘛!”后来他也感到体力有些不支,一度改乘公共汽车上班,可是晚上车少,等车要等很长时间,中间还要倒车,上班时间难以把握。本来以父亲的情况就是晚到一会儿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一向严于律己的父亲为了不迟到,还是提前出门,而他是习惯在上班前睡一会儿的,提前出门自然要影响休息,结果还是经常骑车。

父亲病危时,我曾到夜班宿舍去收拾他的东西,望着那间里外七人合住的宿舍和那床简单的铺盖,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作为一个老夜编,父亲原来睡觉的本事是很大的,可是得病以后就不行了。青年同志精力旺盛,下了夜班回到宿舍往往聊起来没完,对面前门饭店又在翻修,他常被吵得不得休息。但他也从未想过以自己的年纪和资格,去向报社申请换一间好一点的宿舍。他把一切困苦都忍在心里,不愿给领导添麻烦,更不愿去求人。

终于,他支持不住了,未被察觉的癌细胞疯狂地吞噬着他的肌体,超负荷运转迅速消耗着他的健康,就像南宋李纲笔下的那头老黄牛,耕犁千亩之后,不辞赢病,倒卧残阳。

对于名利地位的极度淡泊,是父亲性格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是1942年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的老干部,但是,许多和他共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同志,直到他去世,才从干部人事部门印发的悼词中了解到他的历史。许多老同志感慨地说: “凉赞同我党几位著名的革命家早年就曾相识,有的还有过密切交往,但他从不提起,借以抬高自己。他既然不屑向任何人炫耀表白,也从不用自己的过去向党索取,这一点真是超脱,令人肃然起敬。”

父亲的业务水平是很受大家赞扬的。他通晓英语、印尼语,早年写过不少国际述评,有些还被收入书中。他撰写的国际问题社论受到报社领导的表场。王强华等和他共过事的领导及许多老编辑们都认为:以他的文化素养和文字能力,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知名度的记者或评论员,但是,夜班也需要骨干,为了顾全大局,父亲一生甘为他人作嫁衣。

多年来,比他后来夜班的一些同志,陆续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由于种种原因,他始终没有被提拔。父亲对这样的际遇毫不萦心,总是全力支持并且尊重这些“后来居上”的领导,从来不摆老资格。即使在青年编辑或工人同志面前,也没有一点架子。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永远是那么诚恳、和蔼可亲。以至许多同志工作中遇到问题,都愿意找他帮忙,而他也总是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把问题圆满解决。遇到新领导对工作有什么意见,他也非常乐意听从。同志们都说,父亲在报社几十年,上下左右和谁都能相处好,我觉得这和他的虚怀若谷是分不开的。

提起父亲的为人,一位被错划右派的老编辑二十几年后还念念不忘向父亲提起这样一件事:“当时就连亲朋好友见到我都像避瘟疫似的,更不用说那些落井下石之辈了。我从早到晚看到的都是冷面孔。而有一天,你在走廊里看到我,对我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打招呼,你这一笑,我是终生难忘!”

我理解这位老编辑的感情:对于一个已沦为阶下囚而心情沮丧的人,一个和善的微笑、一个礼貌的招呼,使他感到的不仅是温暖,不仅是同情,更能鼓起他生活的勇气。

“文革”初期,造反派要他揭发一个他很熟悉的同志的“反革命罪行”,父亲认为:此人虽然有明显的缺点,但对革命却是很忠诚的,于是,他在“揭发材料”上只实事求是地写了这个同志的一些缺点,离“反革命罪行”差了十万八千里。

熊剑英同志回忆说:“那时搞运动,夜班主要批的就是我和谢公望,人人都要发言,凉赞也得应付,但我从未听到他说过我们什么不实事求是的话。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人即使讲了不实事求是的话也是出于不得已,但凉赞却没有讲过。”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右倾”、“包庇”的帽子随时可能使你罹难。然而平日极其随和的父亲在这些事情上却绝不随波逐流。

“胡天不吊,斯人不寿;

 英灵永在,口碑永存。”

这副挽联的作者,是一位曾经和父亲在夜班共事多年的老编辑。他道出了人们对这个一生默默无闻却怀有一颗圣洁之心的人的由衷的感佩和怀念之情。

(作者:宋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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