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要到了，每逢这个时候，母亲就要准备家乡的肉粽，因为父亲很喜欢闽南的那种泛着香菇与肉香掺杂在一起的肉粽。小时候，也记得老人家告诉我，端午是父亲的生日，过两天，也就是家父百年诞辰。时间过去太快，百年历史、百年风云，1917，这也应该是一个符号，父亲的一生，也许从出世那天起，就已经把自己的一生与此相联，父亲一生默默无闻，但他为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献出了毕生，父亲的一生如鲁迅所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培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父亲一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更是不提及他的过去，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笔墨，去写他过去的历程。几年来，在点点滴滴的记忆中，父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对父亲更多的是深深的思念。几年来， 怀着对父亲的思念，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父亲的文章，在家父百年诞辰之际，在此汇集在一起，以此纪念父亲百年诞辰。

我的父亲

家里有一瓶红豆，是父亲从印尼带回来的红豆，那是生长在印尼苏北先达的红豆，是“红豆生南国”，那种鲜红的豆。这瓶红豆在家里存放，算算也有半个多世纪了，观其色泽与新采下来的红豆一样，还是那么鲜红透亮。这粒粒红豆寄托着一种相思，那是对生育养育自己故土的思念，是对自己第二故乡的一种相思。这粒粒红豆的色泽，红的如同是一种信仰的追求，一种信念，一种毕生所为之献身的事业。父亲一生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富，但是却为我们留下了无形的精神遗产。每次我回到印尼苏北，遇到老一辈的棉兰、先达前辈，他们总会对我讲：你的父亲陈丽水先生，是我们苏北的儿子，是我们苏北华人的骄傲。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记得父亲弥留之际，轻声地哼唱着这首聂耳的“告别南洋”，我知道此时父亲的思绪飞过天空，飞过河流，飞向大洋彼岸。仿若回到那峥嵘岁月：“回顾往昔,六十多年已经过去,恍见南岛海波绿,南天海云长,当年翘首北望,曾寄托着我早年对未来的希望。

早年,我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抱着朦胧的希望,渴望着一个自由、幸福的新社会,那是一个少年罗曼蒂克的幻想。

年轻时曾以通信方式参加英国Victor Gollancz“left book club”其间阅读了不少仅收2.5先令的初版进步“红皮”书籍，如《西行漫记》《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以及许多介绍当时苏联的书籍，同时受到三十年代中国进步思潮的影响和当年千百万青年的心一样热切的希望飞到向往的地方——陕北。堪恨当年半途受阻，未能如愿见到革命圣地，茫然回归东南，真如小鱼茫游在激流的边沿，没有能直接在祖国的土地上走向民族自救的战场。但反法西斯的巨浪席卷全球也冲击着腐朽的旧制度；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东亚、照亮了太平洋，一九四二年在巴人、周斌等人的领导下加人苏岛反法西斯同盟，为团结华侨和印尼人民的抗日反法西斯奉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协助巴人、郑楚云等同志研究关于印尼社会，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斗争与华侨前途问题，为在印尼开展华侨爱国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

在1943年抗日时期，印尼苏北发生了著名的“九•二O”事件，上千名苏北的抗日志士，被日本侵略者投入监狱。当年父亲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虽然接的了巴人马上隐蔽的紧急通知，但为时已晚，父亲被抓到棉兰的日本特高科监狱，在监狱里父亲遭到两天一审、三天一刑的逼供，父亲只字未露，保护了自己的战友以及巴人等同志，更未提及苏北进步刊物“前进报”是在自己先达家里印刷并发行先达。在棉兰日本特高科监狱，父亲被关押了近一年之久，由于日本鬼子找不到也审不出任何东西，加上苏北华商的营救，父亲离开了日本特高科的监狱。

在1945年8月，巴人再次紧急通知父亲，日本鬼子已经发现父亲是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准备逮捕父亲。这时，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父亲躲过了这一劫，但是我们近代的知名作家郁达夫却在胜利之时，惨遭日本人的毒手。在1945年8月22日，日本鬼子在印尼苏北宣布投降，在此胜利消息的鼓舞下，24日父亲就与先达的反盟战友，在先达知名乡绅陈影鹤的仓库里集会商讨胜利后的工作。26日父亲随巴人同反盟成员熊辛克一起赴棉兰。在棉兰，父亲见到了胡愈之、沈兹九、刘岩、邵宗汉、郑楚云、叶贻东、赵洪品等同志，他们一起研究讨论战后开展华侨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筹办“民盟”以及筹建“民主日报”等事宜。

在1945年后，父亲一直在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工作，开展华侨民主爱国运动，支持印尼民族独立斗争。同时，在邵宗汉任总编的“民主日报”主持“民主日报”印尼文版的编辑工作并兼任首席记者。在1945年10月父亲参与了郁达夫事件调查事件，敦促荷兰同盟军将杀害郁达夫先生的凶手绳之以法。

在战后，由于印尼由荷兰军政当局统治，父亲被荷兰军政当局逮捕过三次，其中一次差点被驱逐出境，父亲都以中国侨民的身份，据理力争，驳斥他们的谎言，加上“华总”的救援，最终以胜利者的名义出狱。在1948年，巴人多次去电印尼，邀我父亲北上参加祖国的解放事业，由于父亲一直被荷兰当局关押，加上当时“华总”的工作无法脱身，直到1950年中印建交，父亲才被调到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

在中国驻印尼使馆，父亲在这条外交战线上工作了十几年。冷战时期，印尼是东西方两大阵营暗中争夺的战场，在这里父亲一直工作到1965年9月29日，在印尼政变前夕，一纸密电，父亲迅速奉调回国，从此离开自己的第二故乡，再也没有见到那里的“南岛海波绿,南天海云长”，再也没有听到那里的“蕉风椰雨”……。

父亲在1965年以前，曾经为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多次当过印尼文翻译，细数起来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宋庆龄、陈毅、贺龙……，还有许多知名的文化名人。父亲生前从不喜欢提及过去的事，更不会向我们谈起那些冷战时期的故事，以及关于印尼共的经历。我知道父亲恪守的是自己的信仰，是组织的原则。父亲最后所进行的有关印尼文的工作，就是文革时期的“毛选”印尼文翻译，父亲是终审的编译，从那以后，关于印尼的一切，好像都与父亲无关了。多少年后，在印尼的亲戚来北京探亲时，父亲才重新发挥自己的印尼文优势，那怕他们的中文与我一样，我知道那是父亲那一颗与红豆一样的思念第二故乡之心。

我的父亲只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劳动者，他为了信仰牺牲了本属于他在南洋应有的优裕生活，抛弃了本该赴欧留学的机会，就这样为了自己向往的事业，为了世界大同，为了理想，走过了自己的一生。我的父亲只是不入流的小小的基石，但他为了祖国的繁荣、祖国的昌盛，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理想，这就是我心中崇敬的父亲。

父亲一生的情结

    父亲离开几年，心里非常想念他，总是感觉没有走。父亲在世时，从不和我们讲过去他所经历过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因为那是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承诺，我能理解父亲。在我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历史可以使我们明白许许多多事情，但我们所做的在以后也将变成历史，父辈们所经历的事业，从意义上讲他们参与创造了一个历史，这是一部有益于人类的历史，父亲为之献身奋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父亲的一生如鲁迅所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培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父亲晚年经常回忆年轻时的故事，他还经常唱过去的老歌曲。在父亲临离开我们的前两天，老人家突然特别精神，我想他可能回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回到了椰风蕉雨的苏岛，回到了第二故乡——印尼，回到了那火热的年代，回到了年轻时的梦想。父亲躺在病榻上，望着遥远的星空，轻轻的哼唱着：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梁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灾殃。

    自从大难平地起, 奸淫掳掠苦难当

    苦难当奔他乡, 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 日夜只想回故乡,

    大家拼命保故乡, 哪怕敌人逞豪强。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四万万同胞心一样, 新的长城万里长．

    父亲一生的情结，永远是心系长城，热爱祖国，那怕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坚信自己的信念，从来不会去要求什么。父亲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物质遗产，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永铸的艺术珍品

    1946年5月的一天，印尼苏北高原小城先达还是象往日一样，巴刹早早就开市了，然而今天的先达少了平日热闹的叫卖声，路上的人们只是在匆匆的行路。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先达的许多人陆续离开了巴刹、咖啡馆、早点店。在这些人群里，有生意人、有劳动者、有教师、有学生和普通市民，他们都往一个方向走去，先达的“日里”影院，人群中不光有华人还有许多印尼人。他们今天去“日里”影院是为了听“伯•巴人”（“伯”是印尼人对长辈的尊称）的战后国际时局报告。

    “日里”影院是山城先达著名的影院，这一天只能容纳几百人的影院里挤满了上千前来听报告的人，连影院外面也站满了人。“伯•巴人”（王任叔）的战后国际时局报告，不断赢得阵阵掌声，巴人生动阐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战后世界的局势，同时纠正了日本投降是靠美国原子弹的片面看法，他指出，苏联的对日宣战，出兵满洲里摧毁日军精锐部队，对打败日本才是起了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在报告中巴人还对印尼战后的时局作了分析，同时指出了印尼人民所面临的任务。

    “伯•巴人”的时局报告持续了很长时间，会后人们久久不愿散去。山城沸腾了，远离祖国的海外游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们热切期盼马上投身祖国解放的行列，印尼人民同样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当年父亲为“巴人”的战后国际时局报告做现场印尼文翻译，会后爷爷家门口聚集了好多印尼人，他们为报告的内容而兴奋，同时他们为报告精彩的印尼文翻译而高兴。他们兴高采烈的和在场的华人搂着肩膀连称“kakak beradik”“kakak beradik”（兄弟），又握手叫着“teman”（朋友）。

    今天我看着当年巴人在“日里”影院作战后国际时局报告的照片，久久不能放下，我仿佛看到巴人正在对时局作精辟的论述，父亲在旁用印尼文作精确的传译。照片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着暗黄色，但她在我眼里犹如一幅永铸的艺术珍品，她散发着艺术气息、浪漫情怀，透着追求自由的精神。

老一辈人的追求

    胡愈之先生在他的《南洋杂忆》中回忆他在南洋生活工作七年时曾感慨的说：“那七年，不但是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七年，也是我国人民浴血奋战，摆脱内忧外患，使旧中国转变成新中国的关键性的七年，对于我个人，更是难忘的七年……”正如胡老先生所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生活在南洋的华侨也同样经历了那个伟大的时代，许许多多华侨和当年流亡在赤道线上的国内文化人一样，经过了那难忘的岁月。他们在世界进步潮流与旧制度反进步势力的浴血奋战中，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更有勇敢的战士把自己的热血洒在南洋的土地上，他们是值得我们晚辈敬重的英雄。

    过去我经常阅读家父的书，如九十年代纪念苏岛“九•二O”的纪念刊及后来的“难忘的岁月”，从中我知道了在印尼、在苏岛、在先达有许多前辈，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斗争而学习、呐喊、斗争、牺牲。生活在苏岛的前辈他们都具有小资的浪漫蒂克情调，但是当民族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把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民族解放的斗争，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战役中，而后又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每次去印尼和香港总能见到很多老前辈，这里有和父亲共过事的战友、有母亲的同学，有我应该称呼他们为叔叔、阿姨的前辈，还有这些老前辈的后代，从中我体会到当年前辈们能为了民族的事业献身，是因为他们都有一颗希望能看到祖国繁荣强大的心，今天虽然走的道路不同，可是他们的乡音未改，先达国语未变。前辈们在一起谈起过去的往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回忆不完的趣事，有时还会有一段灰色的幽默调侃，往往令人捧腹大笑。

    当年这些老前辈也同祖国人民一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异国的土地上与法西斯进行着艰苦的战斗。我记得田汉的后人讲过一个故事：1944年，马来西亚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一位名叫阿乜的马来亚抗日战士不幸被捕。刑场上，他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容就义。

他们的故事就像宽银幕巨大的长方型画框，她能向你讲述过去的往事，他们的向往、追求、爱情，只有能读懂她的人们，才能体会银幕投影中所展现的最伟大的影像，虽然他们默默的参与了那个时代的奋斗，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理想、追求是最令人钦佩的，这是他们激情的顶点，也是他们故事投射到银幕上闪光的亮点。

父亲的书

小时候住的家里有一个大壁柜，壁柜里从上到下排的整整齐齐都是父亲的书。过去父辈他们在中央机关工作还实行部分供给制，家里的家具都是国家的，除了桌子、椅子和床就没有其它的东西了，生活很简单，由于没有书柜，父亲的书只有收到墙壁的壁柜里，真正的成了藏书。那时候我还小经常钻到壁柜里，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香味，那种味道和现在书的味道不一样，我在里面总希望能找到带图片的书看，一本一本书翻着看全是外文书，而且大部分是老古董，现在恐怕很难再找到那种精装本的书了，何况有许多书都是上个世纪初和上上个世纪末的外文图书，现在算起来应该是我爷爷的父亲了。

父亲小时候曾祖父非常喜欢他，他只有这么一个孙子，曾祖父把期望全部放在了父亲的身上。父亲5岁的时候曾祖父就把他送到印尼先达荷兰人办的美以美英文学校去读书，同时又在先达华侨国民学校学中文，父亲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总是优秀。曾祖父在先达认识很多荷兰人、德国人，为了父亲的学习他经常去他们那里买旧书给父亲读，父亲在上学的同时又自学了荷文和德文。父亲从上学开始就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而且特别喜欢书，凡是好书他都要想办法搞到手，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书也就越来越多，而且有很多书可以说都是珍品，这些书发行量太少，而且都是很专业的书。我记的小时候翻过父亲留的一本机械方面的书，那是一本讲蒸汽机车原理和维修的图文并茂的书，书很大而且很老，我估计可能是有蒸汽机车后没多久出的这本书，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国家出的，至少那本书的历史应该在100年以上了，如果保留到现在也许价格不菲。父亲到使馆工作后，所有的书也就留在了印尼先达的家中。

父亲读书、爱书，他视这些书如自己的第二生命，但由于无可奈何的历史原因，父亲前半生所积累起来的这些精神财富，全部付诸东流，一本都没有留下。

父亲被烧掉的第一本书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是在抗日时期。194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印尼苏岛的抗日组织“苏岛反法西斯同盟”遭到破坏，父亲也因此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就在父亲被抓走的当天，母亲马上把他们结婚时同学送的礼物《静静的顿河》放到火里烧掉，因为父亲在《静静的顿河》里记下了“苏岛反法西斯同盟”先达支部组织机构的人员名单及各项工作的重要记录，这些不是电影里的传说，而是真实的故事。就在母亲把《静静的顿河》烧掉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到家里进行了大搜查，他们是一本书，一张纸片都没有放过。我想当年这本《静静的顿河》应该是鲁迅他们组织翻译的那个版本，在那个年代这本书从上海翻过千山万水到先达，而且作为最贵重的婚礼礼物送给新郎新娘，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叫我一定要再买一套《静静的顿河》随父亲一起去，让父亲身边永远有书陪伴他。

我们回国后，姑姑在印尼把父亲的书整理出一部分，她把这些书用大木箱装箱，通过海运寄到了北京。父亲把从印尼寄过来的书整理归类，全部整齐的放到家里墙壁的壁柜里，这些书从印尼到北京，又开始陪伴在父亲身边。

65年运动一来，父亲就到现在的北京友谊宾馆住了近两年的时间，他在那里参加中央编译局的《毛选》翻译工作。6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父亲的一个同事，也是从印尼回国的，而且在先达还是邻居，他带着单位的大众面包车还有几个人，到了我们家里直接就找我母亲要我父亲的书，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必须上交，父亲没有在家母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让他们把书都拉走了，整整拉了三面包车。他们光拉书还不算，把苏加诺送给我父亲的礼物，也一起全拉走了，那里面有苏加诺亲笔签名送我父亲的全套银餐具和印尼的皮影戏，还有苏加诺送我父亲的拐杖上面刻着苏加诺名字，还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天堂鸟的标本。他们走了以后家里墙壁的壁柜里就剩下了马恩列斯。过了很多年以后父亲曾经去单位要过这些书，但是找不到了，在他们拉走的书里面，父亲告诉我有几本可以说是绝版书，那是在过去荷兰统治印尼时期，西方学者写的关于印尼各方面研究的书，其中包括关于印尼伊斯兰教研究的著作，还有一些工具书，那都是19世纪出版的书籍。父亲的这个同事，表面对我们家非常好，可是竟然办出这种事情，他连父亲珍藏的“国庆十周年”出的画册也不放过，后来我在他们家居然发现了这本画册，那上面有部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亲笔签名。就这样姑姑从印尼用重金寄回北京的书，在我们北京的家里也就住了不到两年就失散了。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政变，在印尼的华人惨遭迫害。姑姑在印尼先达开了家“日里书店”专卖国内的书和文具，“九•三O”后，姑姑的书店被烧毁，姑姑被迫离开了先达，姑姑在离开的时候把父亲还保存在印尼的书交给舅舅保管。后来印尼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凡是中文书籍，进步读物都不能阅读，我表姐她们为了生活害怕政府当局找麻烦，她们在家关上门把我父亲所有的书都烧了，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前段时间表姐告诉我，当时她烧这些书，烟熏的她眼睛很长时间都是红的，还老流眼泪。我想当时我的曾祖父在上天看的肯定直落泪，他一定想伸出援手，可是办不到。

就这样父亲前半生所收集的图书全部失去了，到了79年以后各种书重新出版，父亲又开始收集他的图书，这些书也都是有价值的书，它们也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百年历史，百年沧桑，过去的历史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也许有一天我又会钻到自己放书的壁柜里，闻着书香的气味，去寻找回来的世界。

以革命的名义

父亲回国后的第二年，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开始了。我那时候还很小，从我出生到父亲65年“九•三O”回国，我很少见过父亲，每次看到父亲回家，不知为什么我老害怕的躲起来，感觉父亲的表情总是很严肃。

6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父亲早上起来后，告诉我要带我去看电影，我高兴极了。出门后，父亲带着我没有去坐公共汽车，我们一直沿着长安街往王府井走。父亲拉着我，一路走一路为我讲俄罗斯的文学和音乐，从托尔斯泰讲到高尔基，从普希金讲到肖洛霍夫，又和我谈柴可夫斯基，父亲是由浅入深的慢慢和我讲他们的故事，从作者讲到他们的著作，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这些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东华门的儿童剧场，那天父亲带我看的是国产电影《以革命的名义》。

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是根据苏联的话剧改编拍摄，讲的是列宁和捷尔任斯基与两个孤儿的故事，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分别由周正和于是之扮演。故事的内容很简单，1918年，苏联革命胜利后不久，红军战士萨维列夫带着刚失去母亲不久的儿子瓦夏和彼加到莫斯科去，但在一个小车站上被反革命分子暗杀。瓦夏与彼加成了孤儿，流浪到莫斯科。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收留了这两个孩子。当时混进苏维埃肃反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亚尔采夫，指使罗曼诺夫斯基打伤了列宁，并利用瓦夏和彼加把藏有炸药、雷管的图书，搬到车站的粮食仓库，企图炸毁粮食仓库。结果被发觉了，苏维埃惩罚了这些反革命分子。瓦夏和彼加在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关怀下，最后成长为勇敢的红军战士。

这是父亲带我看过的唯一一次电影，从中我知道了做人要勇敢正直。后来为了“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在广阔天地战斗过，在隆隆的车间里奋斗过。为了布尔什维克——在团旗下行过礼，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宣过誓，热血、汗水洒在了理想的奋斗中。

那天看完电影，父亲带着我走进了东安市场的“和平西餐厅”，父亲点了沙拉、蛋糕和啤酒，我吃着蛋糕，父亲喝着啤酒。餐厅里静悄悄的，唱机里放着《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父亲和我讲起了西方艺术，讲的我只有瞪大了眼睛听，父亲在讲高兴的时候还用英文朗读了几段十四行诗，我现在也忘了父亲当时告诉我是谁的诗，这是在我出生后，父亲带我在餐厅吃的第一次饭。在这次看完电影之后没多久，那场大革命运动就来了。

祖 国 万 岁

过去我们经常在照片、记录片和影视作品中看到打着腰鼓，扭着秧歌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和庆祝国庆的激动场面。但恐怕很少有人见过在异国它乡举行的大规模庆祝祖国国庆的照片，特别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小山城。

前一个时候整理父亲的旧照片看到几张印尼苏门答腊先达市1950年庆祝国庆游行的照片，图中还可看到维持秩序的印尼警察，我手中拿着这几张照片，眼眶不禁湿润起来。父亲当年在先达华侨民主同盟和华侨总会工作，国庆游行都是由父亲亲自参与组织策划，听老人讲当时整个山城都沸腾了，就连当地的印尼人也和我们一起庆祝，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华侨总会门口戴着帽子的就是印尼人，庆祝活动整整持续了一整天，在先达的华侨和祖国人民一样，真正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海外赤子的心飞向祖国，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自豪的高呼“我是中国人”，父亲在组织完国庆庆祝活动后就赴雅加达到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直接报效祖国。

父亲一生的情结是那么的热爱祖国，直至临终前有关负责人来看望父亲并赠送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章时，父亲抬起虚弱的病体，从心底发出毕生的高呼：祖国万岁！

50多年过去了，照片里珍藏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留给能读懂她的人们吧，那是一段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