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多篇写习总的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在西人中也有了一定的影响，说我多多少少帮助他们理解到这届中国政府的处境、执政思路与未来路径。这次到海外，有几位长期关注我博文的专家学者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出的题目是：习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果不其然，有学者一上来就指出最大难题是“反腐”，这也是我写过最多的题材。有学者认为反腐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或遇到阻力难以为继了。但更多学者认为还是经济转型、企业转型与产业创新无法实现。按说，这两个问题确实都是很大的难题，也直接关乎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反腐的雷声与雨点都不小，只不过制度方面的建设还跟不上；至于经济转型，尤其是政府号召的产业创新等，根本没有配套的制度，谈何容易？

       但我认为，这些“难题”都不能称为习总面临的最大的——最大难题必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难题不解决，其他的都是问题；这个难题一旦解决了，其他的都不是问题。那么，这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呢？

        如果随便拿起一份十八大后习总在重要会议与场合的讲话，就不难发现，在短短几千字的讲话中，习总几乎都会强调三个重要方面，分别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承与发挥中国文化与儒家传统”，以及“践行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949年后，习总是唯一一位领导人，在自己的讲话中同时强调看似有些分离的制度、文化与价值观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无论从世界各国的实践，还是目前现有的东西方理论，这三种“东西”不但无法相提并论，甚至会被认为是背道而驰的。

        先说制度。在西方观察家眼中，社会主义道路除了已经走到尽头的前苏联，就是目前显然已经陷入困境的北朝鲜、古巴和越南。很多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如何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不少学者都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存在的问题，甚至连一些西方领导人也表现出了不自信时，中国这个硕果仅存的“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提出了“制度自信” ……

          再说文化。过去百年中华民族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与繁荣富强的过程中，历经磨难，充满了失望与失败。从当初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入侵者时情不自禁地生出了器物崇拜，到不停变法尝试“制度更新”，最后到五四时期发现还是不行，于是开始进一步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改造我们的文化”之中……

       虽然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纵观横看世界历史，除了被殖民彻底消灭掉文化的，世界上哪一个文化是可以被“改变”的？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被打倒，传统文化几近毁灭。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共领导人中胡总更接近儒家，温文尔雅，关起门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但出口成章常常引用法家韩非子的习总却亲自到孔子老家曲阜，号召学习传统儒家，弘扬中国文化。

       马列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所到之处纷纷压倒甚至摧毁当地文化的“文化”。苏联东欧实行马列制度时，东正教传统苟延残喘，朝鲜、古巴等国实行社会主义至今，已很难看到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了。但这届领导人却希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共舞……

      如果这个难度还不够令人惊讶的话，还有更让你目瞪口呆的。那就是几乎包含了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毫无疑问，现存所有的西方理论以及中国继承的马列理论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自由、民主、法治”是有悖的，而几千年的传统中国文化，也是无法生出“平等、文明、和谐”之花的。这是冷战思维呢，还是一头跳进“制度决定论”或“文化优劣理论”中无法自拔呢？不幸的是，历史事实也支持这样的“偏见”。

        虽然包含了目前世界上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实有点多，而且还分出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等三个方面，但24字的排序与字里行间的寓意却揭示了这届政府雄心勃勃的“路线图”：毫无疑问，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传统文化，要达到的目标都在这24字里。而且，同西方强调个人与个体截然相反，先强调的国家。

       我们知道，西方在追求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常常是从自身出发，强调个体先于集体，即所谓“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国家便自由了”。但对于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尤其在近代遭到列强蹂躏的时候，一般的政治人物引导人民问的是：国家不自由，何来个人自由？对于一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大国，国家常常遭受欺负，自由和平等谈何容易？

        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出了他们认为更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图：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富强。富强了的中国，会探寻出适合自己特色的民主与法治道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才可能迎来公正、平等与和谐。在那样的国家与社会里，中国人没有理由不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这种与西方走的那条由个人再社会再到国家的道路反其道而行之的“富强、民主”之路，在当今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吗？“道路自信”自信得起来吗？

        如果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应的是“制度自信”，那么“复兴中华文化与儒家思想”就是当局提出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画出了路线图，不妨说是“道路自信”。这三个自信在西方人看来有些云里雾里，经过我的解释后，他们明白过来，但明白过来的他们脸上的表情，好像看到了21世纪的恐龙似的。在他们看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确实没有国家，也没有人能把这样三种“东西”融合或者揉和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西方人看不懂，中国人未必就搞得明白。最高当局把三种过去很难进入同一份文件的东西摆放在一起，三足鼎立、平分秋色，在学界、互联网与民间都引起了躁动：部分儒家学者认为“孔子的春天”来了，从而开始登堂入室准备救国；而一些极左分子试图对终于有机会走老路，甚至有可能走回头路感到欢欣鼓舞，相比而言，自由主义分子显得比较酷，他们看到“24字”被贴到大街小巷时，先是有些不解，夹杂惊恐，到头来，不想、不敢也不能相信这些字竟然被当局以这种方式捷足先登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统文化与儒家传承，以及包含了普世价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有理论与实践都不支持三者的融会贯通，各取所需的大杂烩，如何能给中国带来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这恐怕不只是这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所有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思考与迟早要亲手处理的最大难题。

               杨恒均 2015年6月 29 （此文根据作者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