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和目标

创新是个时髦词，多数人理解的创新就是技术创新，稍微专业一点的人说是创新生态体系，但这些看法比较表面，还没有达到熊彼特1911年提出的创新是“新组合”的认识水平。在朱旭东看来：“世界创新体系实质上有两个轨迹，一是知识创新体系，二是财富创新体系。”对于知识创新，人们高度认同；但对于财富创新体系，人们的认识并不深入，很多人只看技术是否先进，不看财富创造能力。不少人认为，只要技术先进，产品就肯定有销路，产品滞销肯定是技术不过关。其实不然，技术先进但价格过高的产品没有足够的消费者，没有市场，没有创造财富。只看技术，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是一种盲人摸象，没有看到技术先进的成果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财富创新体系。财富创新体系相对于知识创新体系，要复杂得多。财富创新体系是整个经济系统，包括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只是财富创新体系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因素，企业的商业模式、经营管理、市场、法律、投融资体系、诚信和社会伦理等因素对财富创造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技术因素的重要性。

在创造财富的创新体系中，关键不在于技术的研发主体是谁，关键在于是谁运用技术去创造财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是要形成财富创造能力，不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包，技术只是一个要素而已。

我们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

“国民素质的转型包括政府官员的素质、企业家的素质和公众的素质。素质又分为技能、眼界、思维、伦理操守和进取心等五个层面。中国的国民素质中，传统的劣根性依然在阻碍着财富创新体系的进步。千转型、万转型，素质转型是根本。素质转型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任务，也是经济转型的最终保障。”

中国30年的高科技产业运动，取得成功的卓越企业寥若晨星，叫得响的不过是华为等几家。高新科技企业创造财富的绩效总体上还不如传统产业，近一半的上市公司如果失去政府补贴竟然是亏损的，这也直接反映出中国企业家素质的不足。朱旭东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家素质，总体上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素质相当，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冷静看待的起点。“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提升企业家的素质，同时，这也是一个国家创新和转型的基础。”我国的企业家最缺少的是创新能力，他们只看得见已经存在的市场，只看得见已经存在的生产经营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大多数产业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产能过剩后要么进行惨烈的价格战，要么不择手段寻求行政权力的庇护。食品安全事故与此有直接关系，根源是企业家没有创新能力，无底线竞争就走向了歧途。

中国的社会运行，客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二是日益蔓延的品德分裂症。我国多年来存在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就在人的素质上。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障碍

首先是技术决定论。这一点根深蒂固。对创新体系大政方针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多半是技术人才和政府官员，技术人才的代表是院士、教授，在他们的影响下，文件、政策、媒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来定义创新体系，这是高科技产业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与技术决定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出台各种类型的优惠政策。但是，新产业中的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平均增加值率略低于传统产业。与追求技术相匹配的是争夺人才，包括政策引才、服务留才、载体聚才、活动揽才。

其次是重视表象论。我国的许多政府部门，把专利申请数或专利授权数作为考核地区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这是有严重问题的。现有的专利库中，大部分是垃圾专利。对一个地区考核专利申请数或授权数，实践的结果是让垃圾专利滥竽充数，浪费了社会资源。

再次是政策支持论。政府主导的手段就是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对符合政府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最大的支持。但是，政府把经费和资源用来支持技术开发是不明智的，哈耶克等思想家早已证实政府官员不具有那么高远的市场判断能力，政府应该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朱旭东提出用政府的资源来支持企业的成长性，企业不一定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只要是成长性好，增加值率高的企业都应该支持。

只是把注意力和资源投向一些具体的、技术导向的创新型项目上，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我国取得一分进步的过程中，先进国家取得了两分甚至更多的进步，我们相对于先进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当我们按照现行标准达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时，先进国家又会更新创新型国家的标准。

最后是急功近利论。有人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可以通过加大投入而尽快见效，主张集中力量办大事，掀起一场创新运动。多年来的经验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敢问路在何方？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清楚全面地认识我们的问题在哪，这与医生看病是一个道理。朱旭东认为：“新兴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问题，是财富创新体系的核心问题。”“当今中国的企业，核心的问题是提供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就是产品或服务创新能力不足，反映出企业家素质存在着很大的提高空间。”因此，要将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作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绝不要在所谓“高科技产业”上做文章，要把工作重心建立在企业的增加值率上。

创新体系建设中，要把政策资源聚焦配置于促进企业的发展能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上，而不是越俎代庖地替企业操心技术研发上。政府、市场和社会要为企业的发展和财富创造构建友善的环境，技术研发是企业实现竞争战略的一个自觉行动，这才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也就是财富为导向创新体系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在全国各行业普遍存在的经济效益偏低的问题，既是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须首先针对的问题，也是创造财富的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技术和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战略等内容一起，在企业家素质和创业精神的作用下，经过与发展环境的密切互动，使企业的增加值率和业务规模登上新台阶和新境界，才是技术研发的根本目的。

朱旭东提出了创新型国家模型：这是一个“舞台模型”，由三个层面的十三个因素构成：第一层面是可见部分，由八大要素构成。产业相当于舞台，演员相当于企业家和经营团队，演员所属单位相当于企业，观众相当于消费者，灯光和音响相当于创新服务体系，保安和值班员相当于政府，售票处相当于市场，评奖会相当于股票交易所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第二层面是外围的三大要素，导演相当于社会投资者和金融体系，编剧相当于研发人员，利益分配和权益保护取决于法律和司法体系。第三层面是延伸性的，主要是两大要素，艺术院校的作用相当于培养人才和储备技术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观众的欣赏口味相当于消费者伦理。

提高社会进化力。社会进化力由四个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社会好奇心、社会公平、社会成员素质和社会弹性。眼下我国的社会进化力明显不足，好奇心停留在人际关系、花边新闻、小道消息、隐私窥探上，对科学现象关注者比较少；社会公平面临着巨大挑战，保障公平的防线失守，司法公信力不高；社会成员的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独立人格、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法律法规、社会观念对创新的适应性不强，公民流动仍有障碍，社会资源支持创新的力度还有相当大的潜力，这些都是缺乏社会弹性的标志。今后需要从加强社会思维的开放性促进社会好奇心，社会管理方式从控制型向着驾驭型转变，提高社会公平程度。

认识和重视知识产权。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是建设创新体系的前提，如果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不能形成共识，很难尊重创新、激励创新的环境。朱旭东说：“如果社会大众能够建立尊重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的价值观，像尊重房产、金融财产等有形财富一样尊重知识产权，才能说建设创新型国家进入了轨道。”

我国这方面的进展还是相当缓慢，不少地方的假货一条街现象普遍，行业主管部门也是“民不告，官不究”，侵权现象普遍。提高国民知识产权的重视意识，一是靠处罚；二是要教育。在处罚方面要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还可以考虑跨区域设置知识产权法院，减少行政干预。处罚时要依法重罚，不能随意处罚。受到处罚的记录纳入公民、法人社会信用体系，终生记录，典型案件全社会公开。在教育方面，从学生开始教育，将其作为必考内容。

辛勤汗水不可少。如果把世界各国的创新状况做一个概览，大致可以说欧美的创新是原始创新和跟随式创新并存，里程碑式的原始创新不定期地发生，其他各国的创新主要是跟随式创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大国，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具备了一定的技术研究能力。同时，我国距离世界前沿技术、科学管理等方面还有较远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跟随式创新，也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不会将全部技术公布于众，而是要实施高端技术封锁战略，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以我为主的创新，不能受制于人。

（作者 孙宝强  系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