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自1928年中国佛教会成立之后，他连续担任七届佛教会的主席和理事长，1949年之后曾任第一届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扬佛教大慈大悲的精神，积极倡导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思想，提倡为社会服务，组织佛教慈善事业，从而为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子。

圆瑛在游学四方的过程中与各地的僧人交换了意见，他深深感到佛教必须还其本质－－为社会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僧人不能只顾自己的修行，而必须走出寺院，积极为社会服务。

圆瑛大师还用儒家思想作为他救世理论的旁证。圆瑛自幼习儒，对儒佛颇有研究。他把佛教与儒教进行比较后得出“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的结论，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佛教并非消极的、出世的，而是积极的、入世的。

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圆瑛大师致力于佛教经义的研习，悟出了佛教的般若智慧和慈悲救世的真义。他认为，佛教作为“觉世之明灯、度生之宝符”是确定不移的。佛教对克服人类根深蒂固的贪、嗔、痴等根本烦恼，对觉悟人心，维持世道具有其它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他真正领悟了佛教慈悲救世的真义，因而虽居佛门，不忘家国之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他才能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以爱国为天职，以“大无畏”之精神挺身而出，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将被永远载入中国现代佛教的史册；他对佛教真义的阐释与宏扬，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佛法入世救世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