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接下来撤离的干部还有8个，撤离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这八个干部当中，男的有画家洪平汀、砂拉越同志张荣任（即小张）、作风特出的雷木诚、诗人傅辑炎以及黄明强本人；女的有阿B姐（即曾爱善）、阿英（黄明强的爱人）和阿珍（现在是阿坤的爱人，居邦朗和平村）。至于他（她）们撤离的先后秩序，早已忘记，只记得洪平汀和雷木诚先是撤到棉兰，小张、傅诗人、黄明强、阿B、阿英、阿珍都是撤到雅加达。

 

除阿B和阿英外，其他同志的撤离行动，我都有直接参与。而黄明强作为是次撤离行动的直接负责人，是在整个撤离计划完成后，才最后转移到印尼的。也就是说，黄明强大约是于1954年中之后才来到印尼的，而不是像余的口述历史档案的主编陈剑所说，是“于1952年前来的”。

 

鉴于我这篇回忆录着重于讲述1950年代初党领导的活跃于印新之间的秘密地下航线未解之谜，因此，在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个转移到印尼的干部的撤离过程以及有关干部充满传奇色彩和丰富经历的人生。

 

尽管如此，我觉得有一位是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他就是来自砂捞越的张荣任，因为从他身上，可以追溯至半个多世纪前，新加坡学生运动和革命组织“抗英同盟”与砂拉越人民反殖斗争和进步组织之间的联系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记得那一次行动，母亲和我是从棉兰出发，而且，多了一位年仅13岁的小妹随行。小妹是因为学校放假，母亲特意带她来新加坡见见世面，观光游玩的。我一上岸，顾不了陪小妹去玩，便按约好的方法和明强联系。碰面时，明强告诉我，这次要撤退的人住在火城木屋区，是一位来自砂捞越的同志，同时特别交代，把他平安送达印尼首都雅加达之后，就算完成任务，他以后的一切，由他自行解决，与我们无关。

 

翌日，我按照明强说的地址和时间，前往火城木屋区，不用费太多周折，便找到他的住处。当时火城的确是个贫民区，跟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的住处相比，实在是有天渊之别。我和他对上暗号之后，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小张。只见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脸上架着一幅早年瞿秋白等革命前辈所戴的那种圆框深度近视眼镜，我没和他多说什么，便赶紧把他带上即将开往雅加达的KPM轮船。整个过程相当顺利。

 

在船上，他见到了母亲和小妹，启航后，他的心情轻松起来，开始谈笑风生，讲笑话给我们听，慢慢的我们发现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他曾读过英文本的马克思著作《共产党宣言》，而且，为了证实这点，还即席用英语背诵了其中的一段。他年纪轻轻，谈吐风趣，知识渊博，令母亲和小妹非常钦佩，对他非常好感。

 

平安抵达雅加达之后，最初几天，我把他安顿在Pasar Pagi附近的一间我们自己人平时落脚的旅店。之后，他就不辞而别，单枪匹马，潜回砂拉越闹革命去了。此时大约于1954年2、3月。我原以为，和他的关系，随着他的离去，就此结束，因为，明强曾对我说过，他是砂拉越同志关系，跟组织（指包括他在内）无关。不料，过了近一年后，我原来安排他暂住的那间旅店的熟人传来消息，说小张回来了，变成另一个人了，原来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的他，变得精神恍惚，心神不安了，要我抽出时间去看望他。

 

我一接到消息，立即赶过去，谁知他因付不起较高的房租，搬到附近一家更小的旅社住宿了。我一到那间旅社，见到他的模样正如朋友说的那样，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很怕有人加害于他。由于我带他过来之时，组织只对他说，我是一位走水的商人，所以，他见着我没那么恐惧。加上母亲当时也在雅加达，知道情况后，对他的处境很表同情，不但特意煲一些汤料给他安神进补，而且还亲自送过去安抚他。（因为，其时我已在《觉醒》工作，非常忙）

 

经过一些时日和我们的接触，他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并且，才愿意对我这位“商人”开口，诉说他和我分手后的大体经过。

 

原来他的确是潜回砂拉越进行革命活动，但是由于英帝特务的追踪，东藏西躲，有时一个人不得已躲到森林里栖身，使他精神上慢慢支持不住，于是私自从砂拉越跑回雅加达。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他可能认为是一种逃兵行为），他内心不断自责，而且，越想越害怕，以为会受到组织的惩罚。因此，来到雅加达后，据他说，他曾去找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要求协助他回国，并且，写了一份材料，准备交上去。

 

我听了后，向我的顶头上司黄明强反映情况，他表示无能为力，因为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他也无权过问砂拉越革命组织的事。而老余当时也在雅加达，那时他还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在工作上、业务上，生活上，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和机会比较多，我也把小张的事告诉他，他也表示无能为力，毕竟那是另一个国家革命组织的事。可是，我并不罢休，因为我不忍看他这样一个人落得如此下场，所以，先后跟明强和老余商量，建议把他安插到《觉醒》工作，反正《觉醒》正需用人之时，而且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小张的英文不错，我们也缺少英语人才。

 

明强和老余对这个建议，都无异议。就这样，随后小张就在《觉醒》编辑部工作，负责翻译苏联英文周刊《新时代》发表的有关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事件的评论文章，有时也写写社论。记得1956年亚非学生会议在万隆举行，我们也曾派他作为《觉醒》记者前去采访。此时，他整个情绪稳定了下来，工作表现不错。不料，有一次，派他和一位同事到东爪哇出差的时候，在列车上跟对面座位坐着的一个洋婆，用英语攀谈起来，谁知他俩越谈越起劲，最后谈到上床同居的境地。我们知道后，曾劝他再三考虑，但他执意这样做，老实说，我们也没辙，毕竟我们不能以纪律名义强制他，随他去就是。后来，也许他感觉不好意思一直面对我们，或是洋婆给他找到更好的职业，便不告而别，离我们走了。

 

之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偶然获悉他跟那个洋婆离了，去了巨港(Palembang)教书。就在教书期间，凭着他的口才、学识和英语，博得一位身为千金小姐的学生的爱慕，成了当地一个富商的“乘龙快婿”。不过，他一直都不和我们来往和联系。

 

有趣的是，1963年初，不论是从砂拉越越境过来西加的砂拉越同志（叶存厚、杨柱中）以及刚从中国秘密来到印尼的砂盟负责人文铭权等，都向我打听小张的情况，对他的下落非常感兴趣。当时，我心中未免有些纳闷，像小张这样一个在思想和生活上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人，还找他干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心中的这个谜团终于获得答案。

 

据老朋友写的《北加里曼丹革命历史片段——砂解盟前前后后》所述：“……1954年初，张荣任通知文铭权，他已受‘抗英同盟’领导的委派即将秘密潜回砂拉越。同年3月12日，文铭权按事先约定的办法到印尼西加里曼丹和他碰头，并将他带回古晋。张荣任一到古晋即马不停蹄地开展‘砂拉越解放同盟’的各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发展盟员和建立砂盟的各级组织。文铭权、王馥英等是他亲自发展的第一批砂盟盟员，文铭权也同时成为他的主要助手，由于张是非法潜回砂拉越，不能公开露面，许多工作都通过文铭权去执行。不过张也冒一定的风险亲自联络一些他信得过的‘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老团员，其中就包括他的胞弟张荣侨。他向他们分析世界革命形势，特别是讲述马来亚人民在马共领导下的斗争情况，增强他们留在砂拉越干革命的信心，并争取他们加入‘砂拉越解放同盟’。……这期间，砂盟通过张荣任，一直和新加坡的‘抗英同盟’保持正常的组织联系，并接受其领导。从此，在砂拉越革命斗争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由于张荣任是非法潜回砂拉越，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和逮捕的危险，几个月来他在文铭权掩护下东躲西藏，精神上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样艰苦危险的生活他坚持了半年之久。后来根据他的分析，认为敌人很容易就会发现他，所以他必须马上离开砂拉越，否则对组织和他个人都很不利，他觉得再也无法承担‘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领导职责了。大概是在1954年9月间的一次约会上他要文铭权尽快想办法帮助他返回印尼去。当时他是文的上级领导，文只能满足他的要求。张离开后，文曾越级写信给‘抗英同盟’领导汇报此事，领导上给他回复过一封信，鼓励他坚持砂盟的工作。之后，虽然文又多次去信要求恢复组织联系，但不知何故均未接到回信，‘砂拉越解放同盟’和‘抗英同盟’的组织联系就这样中断了。……

 

1963年文铭权从中国辗转来到印尼，见到马来亚共产党驻印度尼西亚办事处的负责人余柱业。文向他打听当年张荣任事件时，余说他曾听说此事，但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余认为‘砂拉越解放同盟’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奋斗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组织，完全可以独当一面领导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没有必要再恢复过去和马共的上下级的组织关系。不过，余认为‘砂拉越解放同盟’今后可以和马共保持亲密的兄弟组织关系，并肩战斗。”（转引自www.of21.com）

 

我们的整个撤离行动从1953年初开始一直延续到1954年中，前后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安全转移了十名重要干部，有英帝悬赏一万元叻币通缉的学运活跃分子陈蒙洲，有英帝以五千元叻币捉拿的大名鼎鼎的余柱业，有当时学委负责人、是次撤离行动负责人、后来任市委书记的黄明强等,都是当年英殖民当局发现必定会被捉去坐牢的重要人物。

 

正如上面所说，这些同志来到印尼后，大多数人都是由母亲帮他（她）们弄到出生证，从此改名换姓，取得合法身份，从事各种活动，除雷木诚1964年卷入棉兰事件曾被捕外，其他全部同志都安然无恙。如今回眸过去，可以说，如果没有1953年初开始的撤退干部来印尼的行动，没有这一批同志中大多数人十年来的长期坚持和努力工作，1963年李光耀政权磨刀霍霍，在英帝的支持下，与联邦反动势力联手镇压新加坡左派反殖爱国力量的前夕，组织要一下子撤退数十名干部到印尼的行动，可能就不会那么快捷、顺利和安全。撤退到印尼之后，不论在就业方面、生活方面以及其它各个方面，也可能不会那么方便、就手。

 

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初开始的撤离行动，并不是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风平浪静，毫无风险，只要有钱和熟悉这条航线就可以了。实际上，在这一年多的撤离行动过程中，曾遇上两次惊险的场面：

 

一次是由棉兰出发来到新加坡时，特务部人员随同移民厅职员上船突击搜查。一个矮矮胖胖十足打手样子的狗特务来到我的三等舱船位搜查，他打开我的皮箱，从里面翻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几位学生扭秧歌的画面，他一看，就怀疑我有“问题”，也不多问，就连照片和我用船押到新加坡某处码头的政治部盘问。幸好敌人没其它证据，盘问后，看问不出什么，就把我放了。不过话得说回来，如果这个狗特务有情报，知道母亲在走水，连她的房间也搜查的话，我收藏在她那里的革命书籍就可能被搜查出来。那时候，麻烦可就大了。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后来更加提高警惕，对随身的物品一再认真检查，以免有把柄落在敌人手里，给革命带来危害。（其实，我每次上船之前，对随身物品都有检查，也没想到皮箱里会有一张小妹和同学扭秧歌的照片）

 

另一次，就是撤离我们的学委负责人黄明强的时候，敌人好像获得什么情报似的，临开船前，新加坡移民厅职员突然下令，要求船长把所有搭客，都集中到船上大厅接受点名检查。与此同时，又连同船上人员到各个房间和船舱检查，看看有无“漏网之鱼”。老实说，这是母亲和我行走这条航线那么久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惊险场面。我相当紧张，母亲却镇定自若，一面要原来就躲在房里的黄明强立即钻到床底下藏起来，然后用几只装货物的藤篮从外头加以遮掩，一面到大厅接受点名检查，观察动静，随机应变。黄明强就这样在床底下足足憋了一个多小时的气。最后当移民厅职员离开，船长下令开船之后，我们把滕篮挪开，黄明强才从床底下安然无恙地爬出来，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