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撤干任务顺利完成后，我随母亲又返回雅加达，准备执行第二次的撤干任务。途经新加坡，我跟往常一样，上岸去见黄明强，把第一次行动顺利完成的经过，向他做了口头汇报，并且，把我下次从雅加达经新加坡的大约日期告诉他，请他做好准备第二次撤干的部署。

 

事前我并不知道，第二个要撤离的干部会是鼎鼎大名的余柱业。事实上，就连我的上司黄明强也不知道这次要撤离的干部，究竟是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和余原属不同的组织系统，最初并不认识。甚至在他撤到印尼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知道，站在他面前比我们年长十多岁的干部，原来是余柱业。

 

不过，我清楚记得，母亲和我此行是从雅加达出发，准备把第二个干部，撤退到棉兰，而不是像余在口述历史档案中所说的，是撤退到雅加达。出现这个出入，我想主要是因为这段历史，毕竟离他口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加上他已到了迟暮之年，有些事回忆起来难免会有所遗忘。

 

为什么我敢于肯定是撤退到棉兰呢？因为在母亲和我从雅加达出发的时候发生了一宗意外事件，幸好没酿成严重事故。话说，当年我们来到丹戎不碌的时候，按规定，每个旅客必需先买票才能经过军人把守的关卡，进入码头，再接受海关检查，登上停泊在岸边的轮船。不料，就在母亲排队买票的时候，一个印尼小偷，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抢走了母亲的手袋。我见状，不顾一切，立即往小偷逃跑的方向追去，因为母亲手袋里，除有少量的钱外，还有一份我按当时组织要求写的每月思想总结，虽说，这份材料，我是用蝇头小字写在非常薄的信纸上，而且把它装进牙膏里，伪装起来。但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组织秘密，不能落到小偷手上。

 

在我穷追不舍的情况下，这个小偷也不甘示弱，继续往海滩的滩涂地带逃跑。眼见就要追到了，小偷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快跑不动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小偷的几个同伙也追了上来，而更要命的是，一个拿着卡宾枪（冲锋枪？）的军人，也向我走来。我一看情况，心知不妙，这些人不正是蛇鼠一窝，互相勾结，互相包庇的惯匪吗？！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正当我就要放弃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把我包围起来，其中一个还走上前来，把我戴的眼镜抢走，结果，我只好“夹着尾巴败退下来”，手袋没拿回来，又被抢去一副眼镜，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我心中放不下的始终是那份思想总结，深怕被他们发现，对我们将来的行动计划不利。

 

不仅如此，令我此行印象深刻难忘的是，上演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追贼戏”的同时，偏偏遇上我买了一双新皮鞋穿。试想想，穿上新皮鞋追贼，追了两三公里的路，其结果，我的脚跟起了大水疱，还磨烂了，疼得我要命，新鞋旧鞋都不能穿了，所以一到新加坡，赶快买了一双拖鞋穿，以便出门接头，执行任务。

 

就这样，我此次撤干之行，在新加坡和黄明强接头时，我也顾不了太多，只好穿着拖鞋去和他会面。他把此次任务、接人的地点、时间交代清楚后，我立即和他道别，并按照他的指示去做。记得那是在1953年3月某一天早上，我穿着拖鞋坐车到位于国泰戏院至惹兰勿刹桥头（Rex戏院附近）那条马路中段一排双层楼房的一间去接人。印象中，那层楼房的斜对面是虎标万金油大厦，其商标清楚可见。当我找到那间楼房，上到二楼敲门时，屋内有人把房门打开，我进入屋内按照联络暗号作了自我介绍，定睛一看，屋内共有一对男女，男的看上去三十多岁，身材中等，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戴礼帽，手提公事包，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模样；女的约20多岁，估计是他的爱人。我一看他这一身打扮，太惹眼，建议他除下帽子，然后才和他一起从红灯码头乘舢舨到防坡堤外登上停留在海面上的KPM轮船。

 

这次我们给撤退干部买的是统舱船票，吃、睡都和普通统舱搭客挤在一起。还记得，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这一趟，新加坡移民厅人员也没要求做什么特别检查。我把余送到船底的统舱位置上，像统舱搭客一样，拿出草席铺在船底货仓板盖的空位上安顿下来。不久，船准时启程，船上工作人员开始来到舱底向每个搭客查票。我在一旁帮他应付，顺利通过检查。

 

正如上面所说，直到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等到途中闲谈时，他说漏了嘴，提起他曾在关丹呆过，我一听才如梦初醒，原来坐在我面前的竟是新加坡警方悬赏5000元叻币要捉拿的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余柱业。而他完全没想到，坐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居然是跟他非常熟悉的关丹老乡——曾福华的校友，所以，他一提自己曾在关丹呆过，我就猜到他就是余柱业，因为1951年，新加坡警方出赏格要捉拿余时，福华曾向我透露，他们一家和余非常熟稔。看得出，当余知道无意中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身份时，情绪有点不爽。

 

可以说，这次撤干任务也完成得非常顺利。老余来到棉兰后，母亲给他租了一间房间暂住，同时，帮他买了一张“货真价实”出生字，从此，他摇身一变，成了印尼公民，而且，像他自己所说，还参加过投票。他在棉兰呆了一段时间，找了一些熟人，了解和熟悉棉兰和苏北地区的社会情况，以便将来可以对外应付，进行活动。我经常看到他和一位叫林伯的长者聊天，听林伯讲古，包括父亲如何白手起家和我家的历史。林伯家正是母亲到棉兰时的落脚处。我和蒙洲初期来到棉兰时也会在这里住。之后，余便前往雅加达居住和活动，同时等待他爱人前来会合。从他和林伯闲聊这件事身上，我看到了他是如何跟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和进行社会调查的一个方面。

 

从1953年初起，我和余结下了近十三年亦师亦友亦兄的亲密关系，一直到9-30事件之后，他被印尼反动军人集团逮捕，遣返中国。当时，我约19岁，他快35岁，不论年龄、阅历、学历和学识、才干，我仅仅是一个初出茅庐、连初中也未毕业的年轻小伙子。老方说我后来的成长和进步，是余手把手把我教大的，我认为并不为过。我自己则想说，他也是赏识我这个“马仔”的第二个伯乐。

 

余的口述历史档案的主编陈剑在该书作的序和附录中提到，余和我是《觉醒周刊》的创办人，这与事实不符。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己力”。事实是，我当时还在走水，尚未全部完成撤干的任务；其次，当我最后逐渐淡出走水的角色，百无聊赖，到老余和阿B姐在统一印刷厂（后来成为印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印刷所和编辑部办事处）的《觉醒》办事处走动时，是阿B姐鼓励我参加《觉醒》的校对工作。

 

应该说，《觉醒》是萧玉灿先生和老余合作创办的一个面向印尼华人社会的中文刊物，才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据我所知，萧早在50年代初，除办了《人民日报》（当时还不是印共的机关报），还出版一份周刊叫《星期日驿使报》（Sunday Courier），他和余一见面，就表示他很想办一个中文刊物，宣传他在《星期日驿使报》的主张，并把其它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发表。我估计，余当时一方面想解决职业问题，一方面也想有个宣传阵地，因此，他们可说是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出版名叫《觉醒周刊》的中文刊物。

 

正式挂名主编的是吴孝义，一个1948年日惹时代即跟随萧，生活异常俭朴，印尼文（有专家说，他的印尼文是侨生印尼文）强过中文的日惹侨生。说来也很有趣，《星期日驿使报》长篇连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甚至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鵰英雄传》等的印尼文译文，都是由他翻译过来的。1959年底《觉醒》出完最后一期，他已意兴阑珊，返回日惹继承父业。

 

我后来之所以成为《觉醒》的实际负责人，是因为1954下半年，老余和B姐另有任务，要离开椰城，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来。当时，除了吴孝义负责翻译萧的“国会通讯”、写“和读者谈心”、“内幕新闻”、“社会百态”等文稿，编辑部就剩我一个人，因此，整个刊物的工作，从编辑、改稿、校对，以至于付印、出版，差不多是我“一脚踢”。那时候，每逢星期五我都要从白天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亲眼看着刊物上车付印、出版之后，才带着疲惫的身体，骑着脚车回家睡觉。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觉醒》是在统一印刷厂印刷，那时排字、做版技术落后，是通过手民（即排字工人）一个又一个字从字盘里检出来的，然后做成一个又一个版面，可是到了要併成16版一起上车付印时，全都是由印尼工人操作，糟糕的是，由于他们又不识中文，因此在併版付印过程中，有字粒掉落，或一整行字弄乱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按原文排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在这种情况下，《觉醒》的印刷质量非常差，错漏特别多，加上《觉醒》的发行工作，从属于《星期日驿使报》的发行部，他们跟讲华语的华人社会脱节，因此《觉醒》发行量在1954年，名义上有1000份，实际销量不过数百份，财政上亏空很大。

 

当时，“觉醒”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刊物，一切费用都由《星期日驿使报》承担，萧认为长此下去，恐怕会连累了《星期日驿使报》的生存发展，有意想把《觉醒》停办，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则认为，《觉醒》这样的刊物，符合当地华人社会的需要，在印尼实在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不揣冒昧，要求萧给我一个月时间回苏北（主要是棉兰和先达）走一趟，找当地华社热心人士想办法（筹钱）。临行前，我见了司马文森文化参赞，他完全支持我的想法。

 

可以说，从我和司马参赞接触的第一天起，他即充分肯定《觉醒》在发展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印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视《觉醒》这份刊物，他自己也是《觉醒》的忠实读者。结果，我苏北之行获得棉兰和先达华社热心人士的热烈支持和帮助，收获甚丰，满载而归。从此，《觉醒》有了“养命钱”，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刊物，加上1955年之后，“人丁兴旺”，编辑部和发行部初具规模，排字和印刷条件逐步改善，内容越来越丰富，印量一期比一期增加，发行范围最后遍及千岛之国主要岛屿和城市。

 

《觉醒周刊》立场鲜明，言论切中时弊，在全力支持苏加诺总统的反帝反殖内外政策的同时，及时报道和大力宣传萧玉灿鼓励所有华人团结起来，融入印尼社会，积极参加印尼人民维护真正的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设以及争取华人作为印尼民族一分子应得的正当权益的斗争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和建议，因此，《觉醒周刊》对分散在印尼各地的读者，不仅成了他们了解印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情况和形势发展所必读的刊物，甚至成了他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后来，《觉醒》受欢迎的程度，可以用一位报童的话形容：“Mingguan Sadar Lakunya Seperti Pisang Goreng”。（《觉醒周刊》的销路，就像炸香蕉那么红火）

 

后来，萧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我们“这批来自苏北的进步年轻人“非常信任，把我们看成是他事业上可以依赖的得力干部。1963年底，棉兰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张希石来雅加达见萧，要求萧派人到棉兰协助他们创办一份印尼文报，萧当即答应派我们几个人前往。1959年4月，我个人北上处理私人问题，要不是他在印尼政坛上人际关系广，介绍当时印尼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给以协助，恐怕难于获得解决。萧为人谦和、诚恳，和蔼可亲，政坛经验丰富，善于跟各派政治人士打交道，年纪比我大20岁，但绝不倚老卖老，我们按当地华人的习惯，称他“Engkoh Xiao”（萧兄），他则叫我“Enkoh Chang”（张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