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母亲和我非常顺利地掩护蒙洲上到停在新加坡防坡堤外的KPM轮船。记忆中，这艘KPM轮船名叫“Bauld”（？），那时我也没去深究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过，据我日后所见所闻，这艘船是行走于这条航线的KPM船中较新的一艘。这些KPM船的吨位都相差无几，有的3千多吨，有的2千多吨，而且都是既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的两用船。

 

母亲这次给我们买的是三等舱船票，按等级比统舱高一级，平时三等舱是六个人一间房，像集体宿舍，睡的是帆布床似的床铺。不过，出乎意料，上船后才知道，我们不是睡在普通的三等舱，而是睡在母亲给我们争取到位于船尾甲板上

单独的一间三等舱，里面有仅供两人睡的舒适床位。我们自然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一来，这个船舱，就成了我们俩一个自由的小天地，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因此，当轮船的汽笛声发出三次沉重的巨响，开始往马六甲海峡的公海方向缓慢地航行时，我们便把房门一关，神侃一通。

 

要知道，当年我们还是20未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在他面前，我是“学弟”，他作为“学长”,又是受英帝出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他没有“等级观念”，而又很健谈，因此，作为”学弟”的我，自然乐意聆听他讲话，向他学习。就这样，我们俩天南地北地谈个不停，直至用晚餐时才中止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谈兴。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聊了什么，已无印象，只有两件趣事却始终难忘。第一件，就是上文提过的当他独自一人大摇大摆地走到华商旅店和我会合时，手上拿着的那罐50支庄的555牌香烟，那天下午就给我们抽光了。当然，主角是他，我是陪衬。第二件，是那晚我们还获得机会上到头、二等舱走走、参观。谁知走到头等舱的酒吧间时，他酒兴大发，建议进去饮两小杯免税洋酒（没记错的话，不是Johnny Walker威斯忌，就是白兰地）。记得，他一杯下肚，不够喉，还想来第二杯，而我才喝半杯，就不胜酒力，当时他告诉我，喝烈酒要慢慢喝，不能大口大口地喝，但是，我实在不能再喝了，便把喝剩的给他。结果，他喝了那么多，却若无其事，我则头脑发晕，眼前突然一黑，站都站不稳，要由他一路扶着我，缓慢地走过二等舱的走廊，回到自己在船尾甲板上的舱位。

 

说起来，也有点怪，这样的机会偏偏给他碰上了，随后撤退的干部，为了安全起见，差不多是“闭不出户”，不随便在船上四处溜达，在许多情况下，连吃饭也是母亲通过相熟的茶房送进来，或是由我去打来。这也许是一种人们常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意”吧！

 

由新加坡开往棉兰的船只，如果是下午开船，经过一夜的航行，翌日中午之前，便可抵达勿老湾港，而往来于新加坡至雅加达的船只，一般需经两夜的航行。抵达棉兰后，我们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回先达老家。此后约两年（即至1955年），蒙洲以及随后由母亲和我掩护撤退到印尼的画家（洪平汀），都在我家落脚，跟四弟、五弟一起住在阁楼，虽然睡在漆皮铺的地板上，不过，上面都放有一张褥子，主客不分彼此，同样待遇。小妹、小弟跟外婆睡二楼，堂弟睡楼下，堂姐到兰都不拉八（苏北一城市，靠近亚沙汉）教书去了。后来，蒙洲通过他父亲陈岳书和舅舅王叔旸（他们俩是上海书局的创立人）在棉兰的熟人的关系，经棉兰的华总介绍他们到先达的一所华侨中学执教。

 

按照明强的指示，画家、蒙洲和我组成一个小组，画家为中心，这可说是流亡队伍在印尼的第一个党小组。我初期走水回到老家，就和他们一起过组织生活。不过，地下航线撤干的任务，依旧是明强自己负责。记得，我们小组第一次过组织生活，就是根据组织早先的一个决定，举行悼念斯大林逝世的仪式，地点就在我家二楼临窗的地方。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正是1947年中旬荷兰殖民军进攻先达时，误以为隔壁店铺门前印尼人摆放的一堆褥子为印尼人民军的防御工事，于是，猛向这个方向开炮，结果，隔壁二楼临窗的墙壁，因为是用木板搭建的，整个被轰倒下来，我家这个地方则被打了一个大洞。所幸，当时我们还在学校上课，母亲和外婆都在内间做事。

 

为了给蒙洲搞一份真正的身份证明文件，母亲特意到离先达好远的一个乡下，找我的叔母（即前面提到的堂姐和堂弟的生母），请她认蒙洲为干儿子，替他出一张出生证。叔母欣然答应。就这样，蒙洲的出生证跟叔母姓刘，对外则一直跟我们姓张，当作是我们的堂兄弟。

 

蒙洲是一个非常豪爽、慷慨、讲义气和“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人，对钱财不像一些人那样，把“一分钱看得像牛车轮那么大”，尤其是后来他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组织上有需要，只要说一声，没有一次说“不”。对于曾认他为干儿子,使他得到一张真实出生证的叔母，当他知道她家有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也慷慨解囊，帮她们度过难关。对于父母亲，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但非常尊重，而且母亲走水时，资金周转一时有困难，他也乐意把流亡到印尼时，他家里给他的一笔防身之用的钱先借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内发生巨变，母亲和弟妹们先后来到香港，举目无亲，无处容身，又是他伸出援手，把自己在上环永乐街租用的一处唐楼，让母亲和弟妹们居住。母亲和弟妹们对他在患难时所给予的宝贵援助，一直没齿难忘。

 

至于我个人于公于私都用了他不少钱。如今事过境迁，不怕坦白说，我回国的路费，有部分也是靠他帮助，尽管当时我已是《觉醒周刊》的实际负责人，但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我的经济状况，恐怕远未能说明问题，而他当时在生意场上，也刚刚起步。当然，除了他，在这方面，给我提供帮助的还有好几位朋友，包括小李叔叔——鹏叔和夫人。更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友人得知我结婚的消息，竟然把200块人民币当作礼金留在广州，通过有关方面转给我，名字却不愿留下来。事后，经我多方了解，才猜到是哪个好心人。另外，9-30事件发生后，“觉醒”的一位友人紧急回国的费用，也是他一手相助。

 

于公的方面，1959年底，《觉醒周刊》被勒令停刊后，为了顺应形势发展，在萧玉灿先生建议下，我们把“觉醒出版社”（Penerbit Sadar），改为“觉醒文化基金会”（Yayasan Kebudayaan Sadar），注册时由萧决定，请一些政界名人担任主席和理事，其中一位还是印尼党(Partai Indonesia，简称Partindo)主席威尔多约（Werdoyo），跟苏加诺总统有亲戚关系。其时我们都乐得干实事，当“无名英雄”。那时候，我们还有数十位职工，一个也不裁，我们决定一部分人，应萧的要求，到《共和国报》（Republik）帮忙，搞经理部和发行部工作（有个别人到编辑部当记者），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文化图书出版事业。不料，没过多久，《共和国报》跟首都几家报纸被禁止出版，于是，我们把《觉醒》所有员工集中一起，全力搞文化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我们的图书出版工作，在很短时间内，越办越大，出版的图书（特别是连环画），不仅种类越来越多，发行量也越来越大（第一次印刷都在一万冊）。

 

在这种发展势头的情况下，单靠向政府申请用纸，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这时候，蒙洲经营的出口贸易生意，有了很大发展。按印尼政府规定，有关公司必需将所得部分外汇用以进口印尼市场上需要的物资。就这样，蒙洲应我们的要求以及市场上的需要，进口了大量的纸张。可以说，我们出版的图书几乎是用他进口的纸张，每次向他要多少都没问题，有时，甚至到了他要求我们把公司所有存货赶快搬光，免得他要为这些存货伤脑筋。

 

大约在1965年新年前后，他公司进口了一批好的布料（好像是的确凉），打算拿部分发给公司职员，但他公司员工有什么好处，他永远不忘分给《觉醒》员工一份，就这样，那年过节，《觉醒》上下几十个同事（包括印尼员工）喜气洋洋地分得两套布料。另外，9-30运动发生前后，他公司又进口了一大批优质的斜纹布（或叫卡嘰布），他又给了我一批。我把部分送到西加给砂劳越友人，部分给流亡队伍的同志。这件事，后来老方有意见，认为大家都穿同一颜色和布料的裤子，容易互相暴露。我听了“无话可说”，就当“好心办坏事”吧。

 

还记得60年代初，有一次，老余告诉我，新加坡有一个美术家代表团要来雅加达，准备跟雅加达的著名印尼画家（包括人民文化协会属下的画家）见面，并且打算到日惹（Yogyakarta）和梭罗（Surakarta或Solo）参观和学习，要我请印尼著名华侨画家温悲鸥陪同和安排、照顾。此时，老温是《觉醒》出版的所有图书的封面设计者，关系很熟，自然愿意帮忙来自狮城的同行，但是此行的费用不菲，也是由蒙洲慷慨解囊。另外，约于1963年，我到西加活动的经费，包括后来在坤甸开书店的费用，也是他垫付的。这些情况，有部分《觉醒》的同事也都知情。

 

更难能可贵的是，9-30运动发生后，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共和国，他不但没有退缩、害怕，反而继续给我们大力支持。其中有两件，如果不说出来，恐将永远无人知晓，因为，囿于严密细则，许多组织的秘密，我连自己爱人或无关的上级，从来都不提及。

 

第一件是，其时，过去和我们往来的友人深陷困境，前来找我，要求给以他们一笔为数颇大的经济援助。我对他的要求，一方面不敢自作主张，另一方面，这笔钱的数目实在太大了，放在平时，也绝非小数目。何况，那时各方正是急需用钱之时，在经济上都很不容易。于是，我只好对友人说，让我想想办法，不料，他见我没有一下子答应下来，竟以为我“见死不救”，不满地说，你们华人华侨有问题（主要指发生排华事件）的时候，就指望我们出来说话，帮助你们，现在我们面对困境，你们就不想伸出援手。其实，友人虽然和我打了好多年的交道，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还以为我们是爱国进步华侨和华人商人背景，很有钱，很有办法。

 

老实说，看到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我也于心不忍回绝。其时，老余还没被右派军人捉走，我只好硬着头皮向他请示：该如何处理。他也觉得问题很棘手，也很为难，因为跟组织全无关系。我说，找蒙洲帮忙如何，他不置可否。也就是说，如果蒙洲愿意，他也不反对。结果，我只好找蒙洲商量，把整件事告诉他之后，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下来。友人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这笔来之不易的援助，但他始终不知道，这笔钱实际上是从一位流亡到印尼、受英帝出了很高赏格通缉的新加坡政治人物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第二件，是在9-30事件发生后，我转入地下，于1966年辗转来到丹戎槟榔（廖内）主持一个点的工作。当时，老方要通过一个群众走水，来往于廖内和新加坡，需要一笔约几万元新币作为经费。这笔钱也是由我在廖内写信给他要来的。不料，这位群众走水，“遇人不淑”，这几万块钱就像“泥牛入海无消息”，结果，追也追不回来。之后，老方要买一艘机动木船（约25吨吨位），行走廖内——新加坡，这笔买船的钱，约十数万元新币，也不用我亲自跑一趟，只需通知一声，他就立马汇过来。这一次，我“当仁不让”，非亲自抓这个工作不可，同时还要阿锦（即阿坤）随船当财政，而这位群众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也改变作风，认真工作起来。

 

蒙洲政治嗅觉敏锐，理论造诣、工作热情很高，而且，心胸开阔，不计较个人地位。1955年，他离开先达来到雅加达之后，参加了《觉醒周刊》的工作，此时，我已在《觉醒》工作一年多，他完全服从分配，负责撰写“专论”，受到好评。据阿英反映，当地华中学校老师对《觉醒》的评价很高，说《觉醒》文章都是出自大学生手笔。但他从不自满，从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修改不得，甚至也不要求修改过的稿件非他看过不可。所以，我们之间，通过工作，建立起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关系。不仅如此，我有篮球赛，他是必到的捧场客。

 

说起来，我和他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很投契，我们都喜欢“指点江山，藏否人物，议论时政”。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举世瞩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大肆抨击，全盘否定。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他还下令，把斯大林的坟墓，从莫斯科红场迁走。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反斯大林的恶劣行径，一向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国家，如获至宝，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反苏的浊浪，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动乱，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一时间闹得周天寒彻，逆流滚滚。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宏文，对斯大林功过问题做了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稳住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阵脚，解了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围。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话题，我们自然不会放过。

 

但他不满足于此，此时他那异常敏锐和灵活的脑袋，已经在深入思考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中共将来毛百年后会不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坦白说，像我们这样既无高深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年轻普通党员，实在无法回答这样重大的课题。当然，我们知道，中共夺取政权后，曾经发生过高饶反党事件，但是，我们当时相信中共中央，是经过长征和长期革命战争严峻考验形成的领导集体，今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后来的发展说明，我们的想法太简单了，毕竟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高层发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事情的内幕。

 

另外，当我准备离开雅加达，转移到廖内之前，曾到他家话别。其时，印尼已是风雨如磐的岁月，反华反共势力气焰嚣张，印共遭到严重挫败，几已全军覆没，他问前路如何？印共有没有希望重新站起来？大家心情沉重，他和我可以说是从1953年3月一起，看着印共像浴火中重生的凤凰，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如今惨遭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的毒手，我们哪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呢？当时，我只好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坦白告诉他，经此挫败，非得有30年不可。如今，30年过去，印共虽未恢复元气，但发动政变、窃国夺权的右派军人集团头子——苏哈多，终于在1998年5月，被印尼人民把他用铁腕手段经营了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打翻在地。时间只差了2年，我想这件事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老余喜欢用“长袖善舞”来形容他，赞扬他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佩服他在很短的时间内，白手起家，凭着一些人际关系，就打开局面，而且，还提携了几个原来一无所有的合作伙伴。除了“长袖善舞”，我想，还可以加上“风流倜傥”来形容他。因为，他不仅才思敏捷，文章写得好，而且，也很会打桥牌，四弟、堂弟和我的桥牌，都是他教会的。另外，他的嗓子好，歌也唱得好，他不仅懂得如何运气，还知道如何气沉丹田。记得，他来到先达老家时，我就发现，他还会唱京戏。有一次，他一时兴起，吊起嗓子，唱起“四郎探母”里的著名片段：“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有翼难逃……”，老实说，他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不过，我更愿意用“一心一意，肝胆相照”来形容他。也许没多少人知道，60年代初，当他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他就给孩子命名“一心”，同时准备好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用“一意”命名，以表达他虽然不能像我们那样战斗在革命工作岗位上，但对党，对革命，对曾热烈追求的事业，他永远是“一心”“一意”的。当时许多自己人都不理解他，往往从表面看问题，以为像他这样的人，已是堕落腐化分子，其实对他内心世界并不了解。对我和他过从甚密，也认为是讨好资产阶级，丧失革命立场。

 

这些同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方面，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一方面许多事不便公开出来，所以他们并不了解内情，而且，对统战工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根本就没有认识。试想想，不用说武装斗争，单说印尼流亡队伍以及我从事的各种活动和公开工作，有哪一样离得开“钱”，没“钱”简直就寸步难行。当然，我不是金钱至上者，但我以为必需正确处理“钱“和工作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上面所述，尽管蒙洲后来生活上有一些问题，但在政治上他是始终坚持不渝的，而且，在那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他还敢于提供那么多经济支持和帮助，给友人，给组织，仅此一点，在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遗憾的是，当我1970年代初北上，把他的关系交给组织后，似乎组织没人再去联系他，关怀他。

 

看看今天贪婪无耻、贪污腐化、见利忘义的黑心“企业家”、“共产党员”，想想蒙洲的见义勇为、无私付出，说他是“肝胆相照”的挚友，恐怕还不足于形容他的万一。思前想后，不是有“绝唱”、“绝响”之说吗！说他这样见义勇为，老是肯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出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生意人，已然“绝种”，是否更为合适？！我想。

 

最后，我想说的是，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继承了父辈优秀文化传统，兄弟姐妹当中，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他的二姐陈蒙鹤，也是新加坡著名的反殖爱国人士和杰出的妇女界领袖。1956年10月间，林有福傀儡政权，在英国主子的命令下，发动大逮捕，镇压新加坡反殖爱国力量。蒙鹤姐和石君在这次大逮捕行动中，被捕入狱，同时被关押在欧南路监狱。因为这样，她们成了同狱的难友，不仅如此，蒙鹤姐在牢里还成了石君等年轻难友的大姐和英文老师，彼此结下了一生都难忘的深厚感情和友谊。

 

1959年底，石君出现在蒙洲面前的时候，就因为上述原因，他一直以“蔡姐”称呼石君，虽然论年龄他比石君大，而且，自己是被英帝出了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但他从不自傲，不以为意。我一再要他改口，叫“阿蔡”好了，但他始终不改，直到最后，还是叫“蔡姐”。可以这么说，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享有这个“殊荣”的，除老余爱人，我们称“阿B姐”外，只有石君，让他这样称呼了。就连老余，我们都叫老黄，至于他和我之间就更不用说了，他叫我“老张”，我叫他“阿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