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于1952年底，正当我在励德小学的各项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像往常一样，走水（即跑单帮）途经新加坡，又给我带来一些非常难得的革命精神粮食，我如约到坡底她下榻的旅店见她。在这次见面过程中，母亲随意问我，离开老家那么久（从1947到1952年，已有5年）了，想不想回家看看外婆和弟妹们，看看这几年来老家和印尼的变化，顺便还可选购一些革命书籍带回来。

 

母亲告诉我，凭她从1951年开始走水，挑起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起，经过两年时间的仔细观察，发现往来于棉兰至雅加达的航船，途经新加坡时都会作短暂停留，水客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到岸上做买卖。而水客（包括其它乘客）当中，有些是有签证，可以正式上岸的，也有一些是没有签证偷偷摸摸上岸的。也就是说，新加坡这方面，上下岸是有漏洞可以加以利用。因此，只要她事先买好船票、痘证和居民证，从新加坡安全下到船上后，我们的身份便跟其它搭客无异，到了目的地（棉兰或雅加达）后，一样可以顺利出关。母亲保证，安全方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完全可以来去自如。

 

我听了后，的确有些心动，而且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建议，于是对母亲说，容我考虑。之后，我回到学校如常工作。过了不久，“阿坚哥”来联系我时，我把母亲提出的这一大胆建议，详细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他听了后，什么话也没说，既不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不料，他随后再来联系我时，便通知我，组织要把我立即调离学校，而且，把我的组织关系转给其他负责人直接联系。就这样，我便离开了一生中当地下教师约半年的励德学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的同事以及一群天真、活泼、烂漫、无邪的农村学生，当然，还有那一支实力越战越强的励德校友篮球队。

 

下到坡底后，我跟随父亲一起暂时寄居在谐街（High Street）附近一位山东商人的住所，等待组织联系和安排。白天无所事事，父亲要我到这个商人在莱佛士坊开的一间经营出入口生意的小店里帮出纳。作为职业掩护，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自然乐意接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要我去这间店帮出纳的目的，是因为他听信了原来在福建街上段宗亲店里当会计的一位同乡的推荐，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数万元血汗钱投资到这间所谓的做出入口生意的商店，以为可以获得应有的回报，给他日益拮据的经济困境，增加一点收入。殊不知，这位后来转到那间店里当会计的同乡，为了一己的私利（能继续获得薪金），竟然向父亲隐瞒了那间店的生意，实际上已到了完全亏空的地步。

 

父亲的这笔投资，结果血本无归，只好坚持赖在店里不走，企望有一天，能拿回多少算多少。与此同时，父亲不得已而求其次，要这位商人同意父亲住在他家里，租金就从他欠的债里扣除。然而，令我非常气愤的，不是这位山东商人，而是那位令父亲上当受骗的梅县同乡。据他亲口告诉我，6-20事件爆发之前，他是怡保一家左派报纸（已忘记它的报名）编辑。事件爆发后，为了逃避英帝的逮捕，跑来新加坡做事。此人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在华中读书的时候，每个月都会到福建街上段父亲宗亲开的店里，向他支取父亲给我的生活费。那时候，我要多一点，他都会有意见，要我省着用。因此，印象中，原以为他是个和蔼的老实人，而且，跟我算得上“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万万没想到，隐瞒真相，弄虚作假，坑害自己同乡、熟朋友的，竟会是他！有时侯，真个是到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地步啊！

 

就在这段日子，终于与新的领导人接上关系。见面时，才知道这位领导人，原来是半年多前在樟宜赞我米粉炒得好的新加坡马共学委负责人——黄明强。我把母亲提出的建议又向他详细述说了一遍。他对这一建议非常感兴趣和重视，并想了解多一些情况。看来，组织上早就有一个计划，准备把在新加坡暴露了身份，不能再从事公开活动的干部，撤到印尼或其它安全的地方，以减轻组织负担和保存革命力量。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要我个人先回去探路，进一步把情况弄清楚。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本人也必需先返回老家——先达一趟，重新办理好各种合法的证件（护照、出生证），以策安全。

 

于是，1953年初的某一天，母亲从雅加达回棉兰途经新加坡时，我在她的掩护下，跟着她下到停泊在新加坡河边随处可见的接载水客的机动小木船，前往抛锚在防坡堤外的海域、随时准备开往棉兰的轮船。

 

从新加坡到棉兰的航程，轮船都是在马六甲海峡的海域内航行，风浪不大，如果加快马力，只需10个小时，就可抵达离棉兰数十公里的勿老湾（Belawan）港。情况正像母亲说的那样顺利，特别是有她应付各种场面，我只要听从她的安排和嘱咐就行了。就这样，我在几天的时间内，就从生活在白色恐怖阴影笼罩下的新加坡，回到了阔别了整整5年的出生地——先达，见到了日夜思念我的外婆和众弟妹。大哥因患牙癌，正在雅加达就医，这件事令为生活奔波操劳的母亲，精神上经受更大痛苦和折磨。

 

父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的那间老店还在，不过，“景物依然，人事全非”了。店里的货架上差不多“空空如也”，原来的店员都另谋出路了，基本上可说是由堂弟一人在演“独脚戏”，生意每况愈下，只是在苟延残喘，能拖多久算多久。家里，慈祥的外婆身子骨还算硬朗，视力却越来越模糊；老三已回国念体育；老四、老五、小妹和小弟还在当地左派学校上学。

 

此时，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人民长期英勇斗争面前，在1950年代“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国际形势下，在一两年前被迫承认自1945年8月17日宣告独立的印尼共和国的合法地位，结束了它在印尼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小延安——先达，已然“旧貌换新颜”。想当初，小小少年的我离开时，那是“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如今却似“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的新气象。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左派团体的铜乐队，坐在大车上，为办喜事的人家，沿街轮番吹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激动人心的革命乐曲，热热闹闹的在迎送新婚夫妇上战场似的。电影院里放映着许多新中国和苏联出品的电影，书店里销售着新中国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革命书籍和唱片，令你目不暇接。我就像久旱的大地似的，拼命吮吸着这久违了的甘露。

 

犹记得，当我在先达的“日里戏院”观看一部1950年代初国庆纪录片时，从银幕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向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群众队伍和接受他们检阅的人民解放军队伍，挥手致意的情景，“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唱祖国》雄浑的歌声和乐声，交织一起，在北京上空回响，令坐在观众座位上的我，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心里不禁欢呼：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真正的、英雄的、正义的、人民的革命军队！

 

虽然那时候，这支毛主席亲手缔造、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没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大炮，没有原子弹、核弹、导弹，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也没有军衔，没有五颜六色的军服，看起来也没有像西方国家的军队那样“威武”、“文明”、“先进”，但是真正较量起来的时候，又有哪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敢于小看这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都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的武装力量呢！？

 

由于时间紧迫，任务在身，尽管珠玉当前，好看的东西很多，我也无暇多看。在母亲的协助下，我赶紧去见过去父亲店里的员工，以及非见不可的亲朋好友，并请其中个别员工为我补领出生证明文件作证。就这样，我终于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领到了我的新的出生证。这张证明文件，跟我旧的出生证，有几个“新”：第一，“新”在出生证是用印尼文，而不用荷文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变迁；第二，“新”在名字，填写时我已用新名字Tjang Tai Tjan，打字员却打成Tjang Tjai Tjan，我一时不察，没立即要求改正，等我发现后，恐怕时间来不及，所以就接受下来，反正是新名字就行。谁知，正如广东人说的：“错有错着”。9-30事件发生后，印尼军方登报要通缉Tjang Tjai Tjan这个人，除我自己认识这个名字外，周围的人（包括我爱人）也不认识这个名字到底是谁。

 

下到棉兰，又是在母亲的带领下，去见一位专门办理各种证件（包括护照、出生证、税单）的熟人。说起这位熟人，可说是棉兰的“地头蛇”（这里的意思，是指他对当地情况很熟悉，关系很广，不是说他是当地的一霸，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坏人）。据说，从战前荷兰统治时代起，他就给苏北地区的许多华侨华人办理各种证件，所以跟“衙门”和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都很熟。父亲要办理的一切证件，都是由他代劳。

 

实际上，1947年我和三弟前往马新求学的出国证件，也是他一手办理的。后来，老余撤退到棉兰时所买来的出生证，就是母亲通过他想办法取得的。那是一张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出生证，据说是从一个死者那里（家人或有关机构）买来的。当然，因为是通过母亲出面，这位“地头蛇”相信父母亲是殷实的生意人，所以也不疑有“他”，顶多怀疑买这份出生证的人，是从对面偷渡过来的生意人。

 

我的新护照、痘证等必需证件，很快就办理好，接着，又由母亲带我到KPM轮船公司买船票。由于这条航线为KPM独家行走，每月最多往返行走三、四次，而想乘搭这条航线，顺便到新加坡的水客和游客很多，所以为了能买到船票，也要有熟人，也要花点小钱，特别是想买到二等舱的房位。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的事实说明，能买到房位，对完成任务，带来很多方便，关键时刻，还能保障撤退干部的安全。

 

一如前面所说，从棉兰开往雅加达的轮船，都停泊在离棉兰约40公里的勿老湾港，我们来也好，走也好，都得坐当地的“公交车”到这个港口上下船。后来，我才发现，这里的治安环境和秩序，要比雅加达附近的丹绒不绿（Tanjong Priok）港，好一些。我这次随母亲出发，途经新加坡时，跟上次已不相同。现在，我已有正式证件，可以正正式式、大大方方上岸。上岸后，我立即按照事前约好的联系办法，与我的顶头上司黄明强接头。见面时，我把这次回印尼的经过和各方面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以后，立即决定，下次我由雅加达返回棉兰途经新加坡时，就开始启用这条撤退干部的地下秘密航线。

 

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水客，混杂在为了生计，不得已过着舟车劳顿、奔波劳碌、担心受怕、收入又不稳定的特定人群中。他们中间不仅有许多年龄不同、籍贯不同、阶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男女华人和印尼人，而更令人側目的，是那些来自多峇湖（Danau Toba）和马达山（Brastagi）地区，男的以凶悍、女的以“巾帼不让须眉”著称的马达族人。值得庆幸的是，母亲在近两年的水客生涯中，跟这群人的关系，可说是搞得很熟了。

 

此外，虽然荷兰殖民主义者已经承认印尼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它仍然牢牢的控制着印尼的经济命脉，印尼的空中和海上交通，都为KLM（即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和KPM（即荷兰皇家轮船公司）所垄断。KPM行走于这条航线的轮船，有好几艘，都是两三千吨吨位以上的大船，即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母亲跟各条船上的船员（包括一些荷籍大副、二副）、海南籍茶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经过两年时间的打交道，关系也比较熟。

 

说起来，KPM船上的海员或茶房，表面上很风光，实际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们在船上工作，四处航行，几乎天天面对大海，生活单调，枯燥、乏味，也很苦闷。当轮船到达某个地方停留时，不用值班的，都会争着上岸游逛。另外，他们作为海员，都可以买到一些名牌免税烟，自己如果不抽烟的话，他们都会主动向认识的搭客兜售，捞取一些外快。母亲虽然不抽烟，不喝酒，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照顾他们。而母亲买了之后，又可以作为“过关斩将”之用，真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因此，就连棉兰和雅加达的海关人员、码头搬运工、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新加坡专门接待水客的商店（帮水客办货、解决住宿、上下船）及其老板、工头和普通人员，无不认识母亲。中国人不分老幼都叫她：“阿源姆”！，印尼人则叫她“Nyonya”！试想一想，要不是有母亲已然建立的这一良好群众关系网，并且在她亲自掩护和带领下，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有“何德何能”，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混迹于这伙特殊人群中，开始执行组织安排的撤退地下干部到印尼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