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1年8月某一天，英国人决定采取行动，逮捕一批华中同学，包括林清祥、曾福华、龚清泉、周密、张泰永等，企图镇压刚刚露出反殖苗头的新加坡学生运动。清祥在前一天晚上就被逮捕了，政治部特务事实上也曾在同一天晚上到我身份证上的地址（福建街上段父亲同乡的商店）搜捕我。幸好我不住在那里，而是和福华等来自关丹的同学住在华中附近的一处出租屋里，不然，我将被逮个正着，其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不可能在华中继续读下去，而且很可能被立即遣返印尼，因为我在那间店里一个用练乳箱做成的私人衣物箱子里，秘密藏着好几本马列经典著作，其中一本是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之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如今回想起来，事情如果是那样的话，上个世纪50年代活跃于印新之间的地下航线的经历就要改写了，小张和张伯母也不可能成为一出充满神秘、惊险色彩的“话剧”的主角了。

 

我在好几篇回忆文章里曾提及，福华和我就是在1951年8月的一天，眼看初三就要毕业了，由于英殖民当局派警察和特务到学校要捉人，我们不甘于被捕，逃离学校，从此转入地下，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斗争之旅。福华和我都到当时经济还相当落后的农村匿藏。我幸好得到老龚的帮助，随后跟他一家人到樟宜6英里处的胶园内生活。作为职业掩护，白天我和小赵（又称“拳头师父”）在当地一间学校（平仪小学）的小卖部开店做生意。他负责采购，我负责看店，和炒米粉卖给小学生吃。

 

想起来也很有趣，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何曾炒过米粉，而且，一炒就炒一大锅，除放些豆芽和甜酱油，其它什么料也没放，没想到居然受学校里小学生欢迎，每天都卖得精光。有一天，在附近群众家里租了一间房子住的傅楫炎，神色匆匆走到小卖部对我说，转移到他那里躲藏的一位领导，肚子饿了，想吃我炒的米粉。可是米粉早已卖光，豆芽也没了，于是我拿出一粒蛋，当即炒了一碟米粉交给傅（按照保密制度，我是不能见他的）。

 

同样出乎我的意料，这位领导吃完后，居然跑上来小卖部，向我表示谢意，并赞我炒得好！我一看，他原来是我的学长——黄明强。当时，我约莫猜到他是学委负责人，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组织关系。那时，我们谁都没料到，日后，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普通“读者”，会成为他直接领导下去完成地下航线任务的干部，可以说，他是敢于使用我这个“马仔”的第一个“伯乐”。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就这样，我转入地下后，在樟宜老龚家藏匿了约半年多左右，即从1951年8、9月到1952年4、5月。我“日出而作”——到学校小卖部帮小赵看店、炒米粉，“日落而息”——中午过后就回老龚胶园深处的家，看书、做些抄写工作，几乎日日如是。

 

由于我当时失去组织关系，身份不明确，只能阅读和抄写一般的组织文件。后来，幸得老卢（即卢业勋）的帮助，我才得以恢复组织关系。没想到来联系我的，也是我的学长阿坚（即张允伏），他与黄明强、詹忠谦是同级同学。而他从事航运业的哥哥，后来，有新加坡“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之称。据说，我岳父在风光的时候（1940年代后期），跟他过从甚密，一度是他的“酒肉朋友”。

 

这个“阿坚哥”，笑容可掬，穿着比我们许多干部都整洁、讲究，当时，我们几个属他联系的下级，都很尊重他。我后来转到三巴旺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就是由他安排的。原因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在老龚家藏匿期间，曾发生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

 

话说，有一天，老龚家人全都去了坡底，老龚和后来也转移过来这里的傅楫炎，也双双结伴到坡底“办事”去了，并且和我约好晚上就会回来，留下我一个人独守空屋。不料，左等右等，从黄昏等到黑夜，从黑夜等到天明，又从天明等到中午，始终不见他俩的踪影。我越等越觉得不对头，是不是出了事，否则，为什么不见他们回来，而且，连他家里人也没人回来。

 

严重的是，傅楫炎有一批重要的组织文件藏在屋子里的米桶内，我担心万一他们出了事，敌人来搜查，一旦被发现，将暴露组织的秘密。我思前想后，越想越不安，越想越着急。最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赶快取出这批文件包好，并把它藏在脚车坐椅背后的包里，然后穿好衣服，把门锁好，骑上几个月前，我还在学校读书时买的一辆簇新的英国名牌（莱利）脚车，从胶园里老龚家出发，骑到樟宜6英里的路口，然后神态悠闲地从那里径直往坡底方向骑下来。

 

当时容不得我考虑太多，我只想把组织文件安全转移，交到可靠的人手上。与此同时，我也很想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研究一下对策。一路上，幸好无惊无险，我的坐骑直奔至奎因街一位同学家才停下来。没想到，这位同学一见到我，好像见到“鬼”似的，竟然不信眼前的这个人是“小张”。他带着又怕又惊的表情对我说，你不是被捉了吗！？怎么现在会跑来这里？老龚和傅楫炎昨晚回家时明明看见，家的周围人声嘈杂，灯火通明，他们肯定家已被敌人包围，你已被捕了，你现在却安然无恙出现在我面前，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听他这一说，我才知道老龚和傅闹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笑话”。于是，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他：昨晚，在家周围的确有几个人坐在地上，高声谈话，而且，点上“大光灯”用以照明，以便修理汽车，根本就没什么“敌情”。我也根本就没被捕。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情况了解清楚，由于紧张，凭想象编造出来的故事。

 

同学听我解释清楚，立即设法通知各有关方面，以解除没必要的“误会”。这场“风波”平息之后，我和老龚和傅见了面。据他们说，那天晚上，当他们快走到家时，老远听到人声鼎沸，灯光很亮，就以为有“敌情”，家已被包围，我已被捕，于是赶紧扭转身，三步做两步往回跑，不管前面是路还是沟，总之，越快离开“是非之地”越好。由于当晚既没有月亮又没星星，胶园内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清，特别是老龚，又是深度近视，结果一路上，跌跌爬爬地往前跑。最后，终于让他们跑到公路上，回头张望，也没发现有“人”跟踪过来，于是赶快登上一辆行走樟宜到加东的巴士车去坡底。

 

更为有趣的是，他俩上了车，惊魂甫定，老龚才发现自己脚上有一只袜子不见了，鞋子也穿错了，赶紧用双脚遮盖。不仅如此，他们一下到坡底，出于好心，立即通知有关各方，说：糟糕，小张已经被捕了！累得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为我担心，掉下了眼泪。

 

最后，这件事，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值得庆幸的是，也没因此“横生枝节”，实在是皆大欢喜。随后，我们都回到那里居住。不过，不久后，组织便安排我转移到三巴旺附近的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于是，我告别了老龚和他一家人，遗憾的是，从此就没有机会再见面。至于傅楫炎，日后与我几乎可说是“如影随形”，我去哪，他随后也去哪，直到他最后回了中国。

 

励德小学位于靠近西山三巴旺地区的胶园内，从大路徒步走到学校也要花十分钟时间。学校不大，只有两间课室，有一个泥地篮球场，就一间乡间小学来说，有这样一个篮球场，应该是很难得的了。对我个人来说，却使我有了一个联络群众感情的“用武之地”。当时，担任校长的是我入读华中初一时，正在念高三毕业班的学长——梁景胜。不过，大家虽然认识，但彼此都不相认，“心照不宣”就是了。还有一个老师，就是带我去学校的“自己人”——王钦。我就是在他们的掩护下，在这所学校当了地下教师约半年时间。

 

在我调离励德前不久，来了一位师范毕业、人称“野象”的女教师——李淑芬，她是南中“野”的一群中、不爱抛头露面、较为低调的一个。我们对这次的“不期而遇”，颇感意外。她白天来学校上课，并不住校。后来我离开后，她在学校跟王钦相处久了，日久生情，结为连理。

 

在励德期间，可说是我革命生涯的转折点，其间发生了两件具决定性意义的事：

 

第一件是，我在樟宜老龚家藏匿时候，由于老卢的帮助，恢复了组织关系，所以，我在励德，除了应付教学工作，还可以为组织做些抄写和刻写文件的工作，因此，获得阅读和学习组织秘密文件的机会。这些文件当中，有《人民民主共和国纲领》、《马来亚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莱特事件真相》、《柔南事件》以及《解放丛刊》等。

 

中国出版的革命理论书籍和革命小说，看的也不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洛甫、凯丰等所写收录在《整风文献》里谈党员标准和修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当我在阅读了“解放丛刊”有位叫马坚写的关于作为一个革命者要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文章时，感触颇深，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表示自己愿为这一最崇高事业而奋斗的学习心得，交给了“阿坚哥”，我当时的联系人。

 

出乎意料，我这第一次写的很不成熟的东西，居然得到组织上的赏识，加上我来到励德学校后，在联系和团结群众方面，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方面，表现可以，因此，我就在励德学校教书的很短时间内被吸收为党的同情者。这点，令个别比我资历老的同志，甚至心态一时失去平衡。

 

第二件是，自从母亲于1951年代替父亲走水（跑单帮）做生意以来，她便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定期往来于棉兰——新加坡——雅加达。实际上，当我还在读书期间，应我的请求，她就已从印尼秘密带革命书籍（包括理论、小说、歌曲）给我。1951年8月，英殖民当局要逮捕我，我因此被迫放弃学业，转入地下，父母亲才知道，我已参加当地反殖爱国运动，为此，连书都读不成了，辜负了他们想栽培儿子成才的一片苦心，不过，他们一句怪罪的话都没有，而是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并没有劝我远走高飞，放弃理想，母亲依然继续冒着危险为我不断补充在当时新加坡环境下非常珍贵的革命精神粮食，而父亲则一直保持沉默，而且见我转入地下后，没有比较像样的衣服装饰自己，还特意亲自带我到有一定名气的裁缝铺，给我做了面料上乘的两条西裤和两件短袖上衣。惭愧的是，当时，对于父母亲如此关爱自己的用心，并没有深刻体会，觉得一切都很平常。而他们的确做得如此自然，并没有希冀儿子说什么，给他们什么回报。如今回想起来，才感受到父母亲的举动，不仅用心良苦，弥足珍贵，而且很伟大，他们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支持儿子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