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1948年末，大姐特意来怡保带着我和三弟坐火车，南下新加坡读书。沿途经过的城市，跟一年多前父亲带我们北上怡保时并无两样。不过，记忆中，第一次与父亲途经吉隆坡时，曾稍作停留，对吉隆坡火车站这座别具风格的建筑物留下深刻印象。日后才知，它建于1910年，深受摩尔式（Moresque）建筑风格的影响。据说，1980年代，曾修缮一新，风采依旧，与其它几座历史性建筑物以及独立后所建的高耸入云、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国油双峰塔楼一起，相得益彰，成为吉隆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这一次，跟我们从怡保一起南下的，还有一位陪大姐而来的南中同学，她是芙蓉（Seremban）人，所以，当列车驶经该地时，她心情激动，兴致勃勃。令她不无遗憾的是，她当时也要赶回新加坡，不能下车回家看望亲人。承她介绍，芙蓉也是个绿树成荫的美丽城市，附近有不少风景如画的景点，最著名的是叫“不叻士热水湖”（Pedas Hot Spring）的地方。可惜得很，我们日后都没机会“到此一游”。

 

我和三弟重临新加坡，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到大观园似的，看得眼花缭乱。当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根本不能与今日新加坡同日而语。不过，比起苏北首府棉兰和马来亚锡都怡保，比起20世纪初父亲初次由家乡梅县踏上新加坡时，已然变为“国际城市”：经济发达，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位居东南亚前列；政府机关和高楼大厦林立；各大商店、酒楼食肆，鳞次栉比；教育卫生事业比较先进，各种源流的语文学校、书店、戏院和娱乐场所，随处皆是。唯一未变的是，它仍然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

 

实际上，新加坡自19世纪初开埠以来，由于位处马来半岛的南端，扼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经过近百年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已摆脱一个荒芜小渔村的影子，并已逐步发展为马来亚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业中心。其间，虽然经历了二战的洗劫和破坏，不过，随着战后周边国家和一些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转口港，欧、亚和大洋洲海空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政治舞台上，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的形成和崛起，随着对峙的日益加剧，新加坡在军事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就算到了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它实际上在暗地里依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印尼方面有些人称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民进党执政时代台湾当局有人曾反唇相讥它只是“鼻屎”般那样大的国家，我们的同志老方，也曾在写给新加坡当局的信上，语出惊人，把它称为一个“怪胎”，令新加坡当局非常不满并加以指责。不过，有趣的是，近日读报，发现李资政自己也承认新加坡为“怪胎”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抵新后，由于大姐已由南中转到位于加东附近的中正中学（总校）念高中，所以，我和三弟便被她安排到面临加东勿落海滨一所叫东岭英文学校的英校就读。我还清楚记得，这所学校是座不大的建筑物，学生也不多，校长是一位华人。学校里还有好几间房子出租给各色人等居住：有一家数口的猶太人，跟我们姐弟三人住在学校的楼上；还有一家数口完全不懂华文的侨生（Baba和Nyonya）住在楼下。因此，这所英文学校，给我的印象不佳，像是一所“野鸡学校”（即私人办的杂牌学校，不是卖春学校，请勿误会），比起我们在怡保入读的英华英文学校，简直没法比。它唯一的好处，是因为靠海边，闲暇时可以到海滩散散步，吹吹海风；附近还有一个建在海滩上的茶座，晚上营业，不少在炎热的南国生活和工作的人，就会在此时乘车从市里前来光顾，一边吃喝，一边吹海风，听涛声，放松一天的疲劳。

 

不料没过多久（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大姐受到国内形势和多方面的鼓励和影响，下决心要回国内解放区读书了。还记得1949年初的某一天，她突然神秘兮兮的把我和三弟带到楼下学校旁的一个小房子里谈话。她开门见山就说，她要离开我们，准备在日内动身回国了。而且，千叮嘱万叮嘱，要我们保守秘密，绝对不可以告诉父母亲。我不知道三弟当时听了有何感想，不过，我却一点也不吃惊，而且心里头暗下决心，要“步姐后尘”。

 

后来，父亲来新加坡见我们时，发现他的“掌上明珠”失去踪影，便再三追问我们，我们只好坦白交代，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父亲听了后，又气又急。气的是，大姐为什么那么傻，一声不讲，就走了，连父母亲都信不过；急的是，大姐一个女孩子家，远走高飞，既担心她的安全，又怕她没钱用。不过，等气稍稍平息下来，父亲爱女心切，一面设法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以便取得联系，一面赶紧托香港的熟人，寄钱给大姐，以便她应付不时之需。

 

好久之后，据大姐告诉我，父亲最后和她联系上了，但父亲寄给她的那笔钱却莫名其妙地“没”了。幸好她到了香港，便顺利地与先期抵达香港、先知先觉的新加坡同学联系上，并由他们安排，在全国解放的硝烟未散之前，与一批来自各地的爱国人士，乘坐轮船，冒着风险，经台湾和南韩的仁川，转赴位于渤海湾的塘沽港登陆，回到了她眷念的祖国。

 

这边厢，父亲前来收拾“残局”，问我们怎么办？大姐不在了，你们是想继续留在学校读下去呢？还是有什么想法？父亲在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对这所学校本来印象就不好，而且，我也渴望读中文（原因是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所以，我要求父亲想办法让我去读华文中学；三弟则想继续留在学校读英文。就这样，处事有“民主作风”的父亲，尊重我们的选择，让三弟留校跟楼下那一家人一块住，继续读英文，与此同时，通过他在狮城的社会关系，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华侨中学去面见校长。其时，已是1949年3、4月，学校早已开学，一般情况下，是不招收新生的。

 

顺便说一句，从此，三弟和我“分道扬镳”，他先是按自己的愿望在那所学校（随后又转到另一间英校）读英文，后来返回印尼读中文，最后，又回国读北京体育学院篮球系。由于进入体院后，理论和实践同时并举，球艺突飞猛进，被吸收到北京队，先后代表北京队参加了第一、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篮球比赛。而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篮球比赛中，北京队力克对手，荣获冠军，他个人也获得了“国家运动健将”级的荣誉称号。后来，柬埔寨国家篮球队随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时与北京队交手，赛后双方球员曾与当时两国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合影留念。父母亲当时已回国定居养老，亲眼观看了他们的爱子的球艺和与国家领导人合照的情景，欣慰、激动、兴奋，都无法形容他们当时的心情。

 

而我则揣着父亲老乡给开的介绍信，独自一人前往建于武吉智马路五英里的小山坡上的华侨中学，带着“生死未卜”的心情，走上华中地标建筑物——钟楼校长办公室，晋见校长。接见我的是学校教育长郑安仑，校长薛永黍和一批进步教师由于遭到英殖民当局迫害，已然“靠边站”。郑教育长（后来任校长）看了介绍信，二话没说，就接受我当走读生，念初中一上半个学期余下的三个月时间，条件是三个月后，要是学期考试不及格，就只能说Bye！Bye！了。

 

幸好三个月后，我的考试成绩，虽说不是名列前茅，但各门功课都及格。就这样，我就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在华中立足的资格，从“走读生”成为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正式生”。说起来，真有点像是“天助我也！”。因为如前所说，我小学6年级都没上，就跑去念英校，有一年多的时间荒废了中文的学习。

 

坦白说，那时我并不知道华中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更不知道华中和中正这两所新加坡华文中学，在李资政眼里是可以与以“精英摇篮”和“绅士文化”闻名于世的两所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哈罗公学”(Harrow Public School)相提并论的学校。对当时的我来说，我不是慕名而来的，所以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并不重要，我只知道一心想读书，想读中文书。而且，作为外地生，可以在学校校园里住宿，成为一名寄宿生，使我一踏入校园，非但不感到陌生，反而觉得这里是可以让我德、智、体获得全面发展的新天地。

 

二战后，马来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日益高涨，亚非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时代的强音，一直在华中校园内回荡。

 

尽管英殖民当局在1950年代初，把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机关破坏得荡然无存，尽管英殖民当局用尽各种办法，企图消灭校园里地下流淌着的反殖铁流，一批又一批的进步老师遭到迫害，甚至驱逐，一个又一个进步同学被开除、逮捕，甚至驱逐，英国人的政治部特务似乎也知道，马共新加坡学委的负责人，就在华中校园里“兴风作浪”，但是正如白居易一个名句所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打从进入华中校园，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和校园的氛围影响下，与一批好友，尤其是福华一起，从1949年念初一一直到1951年8月念初三，经历了新加坡社会和校园内的风风雨雨，有幸成了初三班“108条好汉”里的一员，一名英国人要除掉的活跃分子，并终于成为反殖爱国、争取新马独立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