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9月，我和三弟在父亲亲自带领下，坐上当时普通老百姓到棉兰所能乘坐的唯一交通工具——荷兰殖民军军车，离开了哺育我们成长正处于动乱的出生地——先达，告别了十多年来无时无刻关爱我们成长的慈祥勤劳的外婆，告别了费尽心机、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教养我们成长的母亲，以及从小就和我们磕磕碰碰一起长大的一众兄弟妹（包括堂姐弟），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没有眼泪，没有悲伤，除了外婆眼眶里强忍着的那把热泪。真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和三弟先是由离棉兰约数十公里的勿老湾（Belawan）港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坐火车途经吉隆坡到达马来亚锡都、霹雳州首府——怡保。由于我们兄弟俩都是在战前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先达出生，持有荷兰殖民当局发出的出生证，属“荷兰臣民”，因此，由荷属殖民地到英属殖民地在那个年代并不太难。这两个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开拓殖民地、争夺“蛮荒之地”的丰富自然资源的历史上，本来就是一对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的“欢喜冤家”。还记得，我们一路上通行无阻，到达怡保不久，就领到了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签发的居住证件（后来包括身份证）。

 

在我们兄弟俩眼里，新马华人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当地马来人的风土人情，跟原居地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新马的印度人和各色人种要多得多，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和市面的繁华热闹景象，在殖民历史上后来居上的英国人统治下，要比由位处欧洲西部、北海之滨的老殖民主义小国荷兰统治了350年的印尼强得多。

 

我们来到马来亚的时候，正是二战后，英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恢复其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而且，为了解救其国内的经济困境，对马来亚和人民进行更加疯狂的剥削和掠夺的时候。当时，战争带来的重创未愈，经济一蹶不振，失业严重，工人、农民要求改善生活和待遇的斗争此起彼伏，各族人民要求独立和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不过，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在幼小的心灵中，却看不到什么动荡，市面上似乎是那么平静，而且一切是那么新奇，丝毫觉察不出那是一场风暴前夕的宁静，反而觉得可以在怡保这座美丽城市的绿水青山和奇秀岩洞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尽情呼吸异乡的新鲜空气。

 

怡保的堂兄名叫张泰英，我们后来一直亲热地叫他“阿英哥”。他的祖父和我们的祖父是亲兄弟。堂兄也是出生于老家梅县。与父亲一样，为了摆脱贫困，二战前就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谋生，投奔在怡保开了一家小锡矿场的三舅公。

 

堂兄是读书人，当年约二十来岁，用今天的话说，长得很帅，是标准的美男子，穿着得体，出门或拍照，都爱打领带。虽然年届“谈婚论嫁”之龄，依然是“孤家寡人”一个。其实，看上他的女子不少，但他很有志气，不愿靠三舅公相助，要靠自己事业有成，才“谈婚论嫁”。这是他给人的外在印象，而更重要的是，他很有气节，不畏强暴，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据说，日寇占领时期，三舅公遭到日寇迫害，是他挺身而出，救了三舅公一命，所以，三舅公为了报答相救之恩吧，就让堂兄和他家人一起住。后来，我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念书时，为了表示报答他管教爱护之恩，曾写信问他想看什么书，不久，他写来回信，要我给他买一本邹韬奋的《经历》。寄给他之前，我“先睹为快”。没想到，看了之后，深深为先生的为人和道德文章所打动，对日后我从事文化出版事业和为人处事有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堂兄的为人和思想。

 

正如上面所述，我原来的名字叫大永，三弟叫大荣，这是父亲在孩子出世时，按“大”字辈给取的。可是，我们兄弟俩甫到怡保，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堂兄叫泰英，都觉得“泰”字好，“大”字“老土”，所以，未征得父亲同意，便迫不及待地决定向堂兄学习，把自己的名字由大永改为泰永，大荣改为泰荣。影响所及，就连尚留在先达老家的兄弟，也“有样学样”，通通改为“泰”字。奇怪的是，父母亲非但不生气，也没表示异议。其时，我们也不当一回事，所以并未“深究”。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有机会回乡——梅州祭祖，才知道按张家族谱，堂兄和我们这一世子孙，应是以“泰”字辈取名。我们同时发现，家乡里同族堂兄弟，也都是以“泰”字取名。我想，这大概是父母亲之所以对我们私自改为“泰”字，一直保持沉默的缘故吧。

 

不过，如此一来，我虽做到“坐不改姓”，却做不到“行不改名”，所以，往往把朋友们弄糊涂了，例如，新马的友人就只知道有个叫“泰永”的同学，而老家先达的朋友则只知道有个叫“大永”的孩子。至于“泰泉”这个名字，则是我由新加坡重返印尼执行任务和做事时，重新取的新名字。职是之故，如果不加以解释，各方友好，直至今天，就算我站在他们面前，也未必知道“小张是何许人也”！

 

记忆中，当年堂兄所寄居的三舅公的屋宇，位于怡保新街场“宝石戏院”附近的高温街。那里有一排双层楼房（洋楼），三舅公拥有其中尽头的两间。一间给他姓李的妻舅一家人住，另一间三舅公一家人自己住。三舅公住的一间比较大，房子背后有一个庭院，还有一座矮屋，里面有两个小房，堂兄就住在这座矮屋里，我们兄弟俩去后，堂兄让我们睡里面一间，自己睡靠门口的外间。在主屋后面，还有一个不小的车房，里面摆放着三辆汽车，一辆是三舅公的“坐驾”——英国产的黑色奥斯丁（Austin）小轿车，一辆是供他妻舅巡视锡矿场用的老式英国敞蓬车，一辆是美国产的Buick（Chevrolet？）大轿车（这輛车是个“庞然大物”，耗油量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很少见三舅公使用过）。

 

三舅公一家有十多口人，夫妇俩已届四五十岁的年纪，膝下有三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儿，两个风度翩翩的儿子。他们的大儿子，非常聪明，很会读书，受英文教育，已经读“九号位”了，为人很随和，也不骄傲，平等待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一点公子哥儿的坏脾气。日后，我和三弟转到新加坡读书，他来新加坡出差时，还特意约我们到新加坡中华游泳俱乐部相聚，留给我和三弟非常难忘的印象。他的弟弟，跟我们差不多同龄，不怎么会读书。我和三弟常常和他一块玩，有时，不免争吵，甚至打架，为此，曾挨三舅公的藤条。

 

三舅公的大小姐，我们到怡保读书时，已在国内上大学。回来时，带回一个“金龟婿”。夫妇俩，几乎“足不出房”，天天关在房子里，难得一见他们的“风姿”。据说，他们无烟无酒不欢，三舅公后来的矿场生意，破产收场，部分原因与他们有关。二小姐身材窈窕，非常斯文，当时还在槟城钟灵中学念高中。三小姐像是小家碧玉，在怡保一间女子中学念初中，不上学时，也差不多天天关在楼上的房子里，读书温习功课。她有一个女孩子家常有的习惯：爱吃零嘴。而且，每次买零嘴，偏偏选中了我。她最爱的零嘴，就是世界最大的糖果制造商生产的“吉百列朱古力”。每次我把她的“至爱”，买回来交给她时，她只会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既不请我分享，也不说声谢字。

 

有趣的是，1949年她也来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念书。那一年中秋，华中和南中寄宿生联合起来举行联欢晚会，应了一句“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谚语，没想到她就和我坐在同一个桌子，令我“大吃一惊”，才知道她来了新加坡，就在南中读书。犹记得，我们当时相对而坐，互不相认，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都不愿开第一“腔”。更妙的是，每逢假日，我会搭绿巴到坡底买书或看电影，好几次都与她“不期而遇”，但我们还是互不理睬，我们都想在对方面前保持骄矜，她不愿放下大小姐的架子，我又不愿在她面前低下头来。所以，我和她一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不要看三舅公是一个矿场主，一家人吃饭时，厨子端出来一碟炒得火侯十足、香喷喷的生菜，总是摆放在他面前，只许他一个人享用，其余同桌吃饭的大人小孩，只能眼巴巴望着那碟生菜。日后，每每吃生菜时，我就会想起这件事，心里总觉得奇怪，怡保离盛产蔬菜和水果的金马仑很近，是不是那时候的生菜很昂贵，只有洋人和大老板才吃得起，普通人吃不起？或者，因为当时国际市场不景气，商品（包括锡和树胶）价格低迷，三舅公锡矿场出产的锡不值钱。因此，贵为小矿场主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量入为出”，“撙节用度”。后来的发展说明，情况的确如此。据说，在我们离开怡保不久，三舅公的矿场就难于经营下去了，他差不多到了破产的地步，夫妇俩最后的际遇，相当凄凉和悲惨。

 

回说我和三弟来到怡保的时候，堂兄先是安排我们到当地一间著名华校——育才学校，念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其时，离年终考试只有两三个月了。我们的程度，中文没问题，但英文方面，由于在老家仍在念“Boy，I am a boy。Girl ，you are a girl”的程度，赶不上当地水平，所以考试结束，成绩单发下来，我们的英文都不及格，不能升级，要留班。但是，如果勉强在育才继续读下去，英文又不行的话，堂兄怕误了我们的学习前途，便当机立断，让我们到位于怡保旧街场那一头的英华英文学校念下午班的“standard one”（一年级），以提高我们的英文水平。

 

犹记得，当年每天中午上学，我们头顶烈日，或不顾风吹雨打，背着书包，从高温街（在宝石戏院附近）的住处出发，徒步走过静悄悄地流经怡保市中心的近打河到学校。全程少说，也需十多二十分钟。放学时，太阳快落山了，天气没那么热了，我们又由原路步行回家。

 

英华英文学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各色人种都有。记忆中老师除了英国人，有很多是印度籍淡米尔人。我们的班主任是个男老师，一位全身肌肤跟黑人无异的淡米尔人。同学全是男生，有马来人、印度人（淡米尔人、锡克人）和华人，白人也有，不过念程度较高的上午班。

 

此时是1948年初，我和三弟对全英文教学，虽说一时还不能完全适应，所幸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英文书”，因此，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出乎堂兄、各亲友的意料，我们这两个到了怡保后依旧贪玩调皮的孩子，年终考试成绩居然名列前茅，我得第一，三弟第二，连我们自己也不无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另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话说有一天，上完一节课，我在教室里闷得无聊，不知是喉咙“痒痒”，还是怎么的，竟引吭高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you told me……”，不料刚唱了几句，一个同学急急忙忙地走进教室对我说：隔邻教室的老师叫我过去。我不知就里，以为干扰了老师的休息时间，心里有点慌。谁知一进教室，看见一位淡米尔籍的中年女教师面露笑容地坐在那里，随后带着惊奇的口吻问我：“你怎么会唱这首歌的？是哪里听来的？”我结结巴巴回答说：“是听来的。不过，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接着，她又要我在她面前再唱一遍。我照做了，虽然只会唱那几句，她也觉得满意了，便让我回自己的教室。

 

不过，坦白说，我其实就会唱开头的几句歌词，大概是在老家先达听来的，也不知这支歌的“来头”，后来这类歌又被我打入“冷宫”数十载，所以，也没再引起我的留意。进入新世纪，偶尔读到一篇介绍有“国母”之称的宋庆龄生平的文章，才知道她年轻时，在美国留学，就喜欢上这首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和这支歌也“阔别”了数十载，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据说，她突然很想重温这支歌，特意请落难美国的妹妹宋美龄，把这支歌的唱碟找来寄给她。所以，我才知晓，这支歌的中文译名叫“当我们年轻时”（英文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是1938年美国经典音乐剧The Great Walts（中文译名“翠堤春晓”）里的主题曲。

 

由于年终考试成绩优异，校方特批我和三弟下一年度转读上午班，并且允许我们跳班，念“standard three”（三年级）。堂兄为此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奖励我们，亲自带我们到怡保附近的著名景点——霹雳洞玩了一天。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按这个“良好势头”发展下去，我们很可能就会一直在这里受英文教育了。我们的人生之旅，很可能也要改写了。不过，俗话说，世事难料，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堂兄写信给父亲，表示不愿再寄人篱下，想另谋发展（出外教书，事实上后来他一直在北马各地教书，还在接近马泰边境的高乌一间华校当过校长），不能再照管我们了，要求父亲设法把我们接回去教养。

 

在这种情况下，比我们早一年（1946年）到新加坡入读南洋女子中学的大姐，受父母亲的嘱咐，于1948年底来到怡保，把我们接去新加坡上学，由她亲自照管这两个年龄“大不算大，小不算小”、几乎天天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的弟弟。

 

屈指一算，从1947年8月至1948年底，我和三弟在怡保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左右，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对怡保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很有感情，至今难于忘怀。

 

兴许与年纪小，而且是生活在城市的小圈子里有关吧，我们对这期间发生于马来亚的政局变化，并不知情。甚至6月20日，英帝国主义者宣布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为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独立和民族解放，领导马来亚人民再次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在6-20事件后的一天，偶尔在阅读槟城出版的一家报纸（《中兴日报》？《光华日报》？）时，看到一则题为“昔日梁山好汉重上梁山”的新闻，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可以说，我那时候，并不怎么关心时事，对马来亚的政治和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马来亚人民的斗争，并没有认识，对英帝的殖民统治说不上厌恶，不过，像许多华人一样，对这些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者并无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怡保，虽没有今天的繁华热闹，但戏院至少也有四间。放映的电影，不少是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好片子，如“宝石戏院”上映的由白杨、陶金、舒绣文主演、反映“国统区”人民在抗战年代悲欢离合、抗日胜利国民党“接收大员”争抢财富、堕落腐化、中国何去何从的史诗式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优秀演员秦怡主演的《遥远的爱》，以及旧街场一家戏院上映的西片《三剑客》等。从小就是一个“标准影迷”的我，自然不会错过每部好片子。

 

此外，约于1948年中旬，著名文化人丁波（解放后，丁返回中国，曾担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率领的香港“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南来新马巡回演出，曾莅临怡保表演。堂兄特地带我和三弟前往捧场观看。没想到，“中艺”的精彩演出，使我“茅塞顿开”，第一次欣赏到王洛宾多首如此美妙动听、充满中国西北地方浪漫生活气息而又容易上口的民歌：《马车夫之恋》、《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真个是“绕粱之音，三日不绝”，令人至今回味无穷。

 

学校放假，除了郊游，堂兄还经常安排我们和一些亲友的孩子，一起坐上三舅公那辆旧式敞蓬老爷车，前往他在怡保附近地区的矿场（佛琅潭）游玩。车子沿途要经过哪些市镇（朱毛、务边、金宝？），早已淡忘，奇怪的是，路过江沙的情景，却久久难忘。如果没记错，那里是苏丹皇宫所在地，是马来人聚居地。市面闹中有静，秩序井然，马来人熙来攘往，马来学校众多。

 

至于三舅公锡矿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当时也没搞清楚，只记得锡矿场里的铁船（即采锡矿船）、金山沟和琉琅女（淘洗锡米的妇女），对我们来说，都是未曾一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琉琅女，一身恰似“唐山”妇女的穿着打扮，晒得全身黝黑、粗糙的肌肤，令我们感到很好奇。她们好像都是客家人（广东客？）。不过，令我们这些孩子更感兴趣的，莫过于下到佛琅潭里戏水。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如果不是矿场的管事劝阻，还真想脱下裤子，在冰凉的潭水里游泳呢。

 

我和三弟在怡保期间，一如在老家时一样，热衷于体育运动。不过，回想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当年在怡保好像找不到什么场地让我们打篮球和羽毛球，相反，我们倒是常常有机会跟当地孩子一起，到怡保郊外公路旁随处可见的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踢足球。说来也真凑巧，60年前的那一年，即1948年，也是奥运年，没搞错的话，那一年的奥运会，应是第14届，于英国伦敦举行。那时候，电视机还没面世，要想追踪奥运会的赛事，只能靠听收音机和看报。不过，实话实说，当年我们最关心的，只是中国“国手”（篮球）和“国脚”（足球）的比赛。

 

无独有偶，当年“国手”的成绩也不错，好像也打入了8强。这支“国手”里，有几个是来自菲律宾华人篮球界的好手，记得其中有一个打左边锋的，名叫李世乔，投篮很准，一个打中锋的，名叫蔡文华，以及他的一个兄弟蔡文章，球艺都非常出众。这支菲华篮球队在奥运会之前，曾到新加坡比赛，所向披靡，特别是他们的“拉务拉务”（车轮战）战术，在新马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殊料，原本入选为“国手”之一的蔡文章，却因为鼻子有缺陷（扁鼻梁），竟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取消参赛资格，理由是有损“国家形象”。消息传来，当时海外华人社会和舆论界，一片哗然，对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以貌取人的做法非常不满。我们虽少不更事，心里也愤愤不平。

 

另外，还有一件事，伤透了“国人”的心，话说那一届奥运会曲终人散，各国运动健儿踏上归途的时候，中国的“国脚”却因为没有盘缠，滞留伦敦，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借口“穷”，没钱发路费，结果“国脚”们只好变卖球鞋、衣物以及身上所有能卖的东西，才筹集到一笔路费回国。也有人说，当“国脚”们有家归不得的时候，是当地华侨华人看不过眼，踊跃捐助，给他们买船票回国。

 

不过，话得说回来，1948年，蒋家王朝，已然危如累卵，朝不保夕，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准备“过大江”，直捣蒋家王朝盘踞了约二十载的老巢——南京。在此垂危的紧急时刻，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了了，何来美金银元供运动员玩奥运呢？！印象中，这支“国脚”主要是由沪港两地的足球员组成，其中有位来自上海，担任门将（守门员）的，名叫张邦伦，给我印象较深。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解放后，他仍然披甲上阵，为上海队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