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叫张大永，1934年出生于印尼（当时叫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北部（Sumatra Utara，简称苏北））离棉兰（Medan）约120公里的美丽小山城——先达（Pematang Siantar）。

 

父亲张建源，出生于19世纪末封建落后、贪污腐败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统治下的旧中国粤东一个贫瘠山区——梅县（现已改称为梅州）。由于家穷，13岁的他，就像同乡的许多大人那样，迫于无奈，离乡背井，冒着极大的风险，漂洋过海，远赴南洋谋生。他先是来到20世纪初英国人统治下的新加坡，原本想投靠一位亲戚，谁知遭到白眼，吃了个闭门羹。但他年纪虽小，可人穷志不穷，绝不向这个亲戚恳求，便转身走人。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刚开埠不久，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由唐山输入的劳工（猪仔）大把，找工作不易。可是，正当他深感前路茫茫，苦无立锥之地之际，遇到了一位“贵人”，一位在鞋铺里当鞋匠的乡亲阿钦叔，帮他在鞋铺里找到一分临时工——当“火头军”。年幼的他，每天一大早就得背着一个比自己个头还高大的箩筐上巴杀买菜。就这样做了一些时日之后，南来时就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和寻找父亲（即我的祖父）的他，又不畏艰险地来到与新马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荷兰统治下的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先达打拼。

 

来到苏北后，他终于与日夜思念的祖父团聚，同时在他极力劝说和帮助下，南来后染上鸦片烟瘾的祖父，终于把抽鸦片的恶习戒掉了，这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荣的一件事，而他自己一生中，在生意场上应酬打滚，从不抽烟，也不到风月场中“逢场作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原本在家乡就惯于吃苦耐劳的他，不怕人生地不熟，不怕日晒雨淋，赤手空拳，骑着脚车（即自行车），到先达附近地区的乡村，走村串寨，做些小买卖，赚取蝇头小利。几经艰辛，努力拼搏，终于使他积累了用于发展生意的“第一桶金”，并在先达站稳脚跟。

 

据说，1920年代经济好景时（即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前），他在先达开了三间经营洋杂货的商店。随着事业有成，他也于1920年代中后期，经“媒妁之言”，与母亲（即张伯母）缔结良缘，从此，父母亲除了要为自己的营生继续努力拼搏之外，也开始了为养育自己的8个儿女而操劳一生的努力。特别是1929——1931年席卷全球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债台高筑，父亲拥有的三间店，最后只剩下一间勉强维持。从此，父亲的生意，从上坡走向下坡，风光不再。

 

父亲虽出生在“男人读书、女人种田”、有“文化之乡”美誉的梅县，但由于家里非常穷，一位姑姑从小因为养不起，就送人当童养媳；祖父出洋谋生没有路费，把祖上留下的一间小房间典当给乡亲来做盘缠；父亲和他唯一的弟弟，从小就没条件上学念书，因此，父亲南来谋生后，深感不识字、没文化之苦，在为生活拼搏之余，也在读书方面，狠下工夫。他发挥勤奋好学的精神，靠着辞源、辞海等工具书，终于自学成才，学会了识字，成为会看书，看报，会写，会算的一位生意人。

 

他经常挂在嘴边鞭策自己的一句口头禅，是孔夫子的“不耻下问”。他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偶像”，是靠自学成才最后当上商务印书馆老板的王云五。他最爱看的一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三国演义》。而当孩子们稍为长大时，他有空就经常给我们讲《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顾茅芦”、“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板坡”、“火烧赤壁”、“孔明借箭、”、“三气周瑜”、“曹丕逼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他说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非常入神，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此外，由于出生于有“足球之乡”之称的梅县，他也喜欢踢足球，后来因为看到一位队友的脚被踢致重伤，他害怕了，便改打羽毛球。那个年代，身为小老板的他，不要说出门坐小轿车，就连摩托车也欠奉，只有骑脚车的份（当然出远门，得乘坐火车或汽车）。正因为他深知，运动是强身壮体独一无二之道，所以，他在我们兄弟孩提时期，就鼓励我们要多运动，不怕吃苦，不要娇生惯养。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我们几兄弟的确都非常好动，爱玩孩子们喜欢的各式各样的游戏和玩意，也爱打球、游泳和骑脚车，或走路到郊外去捉非常漂亮又非常好斗的打架鱼，摘各种果子吃，红毛丹、柚子、芒果、番石榴等，应有尽有，到先达附近连绵数十公里的树胶园里挖橡胶籽玩。

 

不过，有一次，大哥、我和三弟跟着一位年长的大孩子，偷偷摸摸跑到流经先达一家制冰厂的河里(Sungai Pabrik Es)游泳，当时我并不谙水性，差一点儿没溺死，多亏那位年长的大孩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奋力把我推回岸边，否则，那时候（日寇占领时期），我早就向阎王爷报到去了。父亲知道后，狠狠教训了我一顿（吃藤条）。其实,他曾一再警告过我们，就算学会了游泳，也不准到河里游泳，只准到泳池里游，因为，河里暗涌多，水流喘急，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水卷走。长大后，有关游泳遇溺或到海边戏水被浪卷走的事或报道，听多了，看多了，而且，其中还有几位是认识的好人，转眼就没了，令我不胜唏嘘，对水产生了敬畏的心理，才知晓“欺山莫欺水”、“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实在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至理名言。

 

母亲（即张伯母）姓梁名欢（欢妹），也是客家人，祖籍松口（现属梅州地区），出生于1909年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Aceh）一个叫南必力的小市镇，比父亲小约10岁。外祖父虽是大户人家，但并不富有，加上家里人口众多，母亲小时候，只上过一两年荷兰小学，便辍学了，所以，母亲只懂点荷文和印尼文，中文斗大的字一个不识。和父亲成亲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且在父亲的点拨下，靠着自己的聪慧伶俐和勤奋学习，很快就学会看、会写中印文书信和会算的“贤内助”。

 

凡是认识母亲的亲朋戚友都公认，母亲智慧和美貌双全，贤良淑德，说话斯文，举止大方，为人随和，通情达理，而且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她不仅对待自己亲人如此，对待邻里邻居如此，甚至对待店里的伙计（店员）也如此。记得，店里一位簿记的婚事，就是母亲特意撮合成的；一位伙计得了肺痨病住院治疗，母亲不仅给他弄饭菜，有时还带着我和小妹去探望。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母亲的某些做法，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母亲虽说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但她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一点都不像一般的娘惹（Nyonya），而更像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影响的中国妇女。她“十八般武艺”——从协助父亲做生意、操持家务、烧饭做菜（客家菜、印尼菜、西菜）到制作各类糕点、酿酒、缝纫、刺绣都有一手，尤其是她烹饪的菜肴，酿造的米酒，在先达客家人圈子里，有口皆碑。而她的待人接物，热情好客，落落大方，不亢不卑，也为人称赞。正因为如此，二战后，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左派妇女团体成立后，曾想请她“走出厨房”，参加妇女会的爱国民主进步活动；1970年代，李凡同志（1980年代末，泰王国、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三方在泰南普吉岛举行和谈时，任马共代表团顾问之陈再润女士，原名伍瑞霭）和她见面谈话后，不无惊奇地对我说：想不到你母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更为难得的是，母亲全无不良的嗜好和习惯，当时，许多客家妇女喜欢玩纸牌（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种），但她和乡亲邻里相聚一起时，从不玩牌，直至她最后离开人世。她虽信神拜佛，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不完全迷信，而且她之所以信佛，主要是在超自然力面前，感觉到人的渺小和无奈，希冀通过祈求菩萨，保佑自己家人一切顺遂，身体健康，无灾无难，平平安安，以减低心里的忧虑和恐惧。值得一提的是，她自己信神拜佛，但绝不强加于人，对自己儿女也是如此。小时候，我曾问过她：究竟有没有神？她的回答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不仅如此，她原来拜的是“观世音菩萨”，但也不排斥“如来佛”或其它的神和菩萨，同时与信仰其它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也能友好相处，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

 

印象中，母亲绝少发脾气，不论对任何人都是晓之以理，耐心说服。她和邻居邻里相聚时，经常津津乐道各种古代动人的故事，如“木兰从军”、“孟姜女哭长城”、“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梁祝”、“西厢记”、“红楼梦”、“梁红玉击鼓抗金兵”、“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秦香莲”、“孟丽君”等或宣扬尽忠报国，或歌颂巾帼英雄，或赞颂敢爱敢恨、忠贞不渝爱情的传说，反映出她爱憎分明，感情丰富，对年幼的我们，影响深远，不仅使我们从小就对具有悠久历史、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古典文学、戏剧、音乐，深感兴趣，而且教育了儿女爱什么、恨什么。

 

还记得，1950年代，《梁山伯祝英台》（越剧）、《天仙配》（黄梅戏）、《刘三姐》等新中国电影在新加坡上映时，轰动一时，父母亲也和当地男女老少一样，成了这些电影的“粉丝”，其热爱程度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当时，难得唱歌的母亲，不仅会哼《天仙配》里的几句：“树上的鸟儿，双双对对,夫妻恩爱,把家还……”，而且还哼的有滋有味，喜形于色，同时还特意买了一张《天仙配》唱片带回印尼给我们欣赏。

 

我们姐妹兄弟共8人，我之上有一个大姐和一个大哥，之下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因为男的数下来，排第二，所以，姐妹兄弟们都叫我老二或二哥。除小弟出生于二战后，我们各姐妹兄弟都是出生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经历了战前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相对稳定的和平年代，也经历了日本入侵时期的战乱年代以及战后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的动乱年代。可以说，我们在孩提时代，曾沐浴在和平阳光下，也遭受逃难、恐惧、血腥和战火的洗礼。

 

跟许多老一辈的中国人一样，父母亲本想一索得男，谁知来的却是一个“好”字，所以，就给大姐取名桂招，企盼大姐像月桂树那样开枝散叶，把一众弟妹招来。上苍果然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大哥就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父亲给取名大有，既包涵大富大贵的意头，也蕴涵着大的有了，希望小的跟着接踵而来的意思。随后我、三弟、四弟、五弟就像是跑400米接力赛那样，一个又一个跑出了娘胎。父亲给我们取名时，曾请算命先生算过命，我因为“命”里缺水，就取名大永；三弟取名大荣，可能是缺火；四弟取名大松，可能也是缺火；五弟取名大淼，看来是严重缺水。小妹取名宜招，蕴涵“来不来总相宜”的意思，不再强求了。然而，二战结束后第三年，比小妹小7岁的小弟大江，还是姗姗来迟，使父母亲的添丁事业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父母亲对儿女（包括我的一个堂姐和一个堂弟）的热爱，尤其表现在对儿女教育和学习的重视。我们到了入学年龄，个个都有机会背着书包上学堂。必要时，还专门请家教来给我们补习功课，练字，学书法。此外，有什么好吃的，母亲除了亲力亲为，总是留给老人、父亲和儿女们吃，自己却情愿不吃或少吃。但是，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决不溺爱，犯了错，照罚不误，绝不袒护，尤其是涉及跟外面的孩子的纠纷时，对自己子女的要求更为严格。

 

父母亲也爱听歌，记忆中1930年代，家里就有一部小狗嘜（His Master Voice）留声机，几乎天天都在播放那个年代“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由周旋、姚莉等歌星演唱的流行曲的唱片，其中有《马路天使》、《渔光曲》、《木兰从军》等电影里的插曲，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木兰从军》里一首插曲开头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它照进我的窗，它照进我的房……”。还有一首《夜半歌声》里的主题曲：“空庭飞着流萤……”，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在这种“艺术氛围”影响下，大姐对音乐很有兴趣，她当时还定期到奉教堂（即基督教堂）学风琴；我有时还陪她去，看她弹琴。我们兄弟妹则在她的带动下，都爱听歌，爱唱歌。“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祥，姐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后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这优美温馨的歌声，经常缭绕在我家的上空。当我们尽情欢歌的时候，我那慈祥的外婆和母亲，就会喜滋滋地站在一旁，望着我们，倾听我们的“大合唱”。此情此景，真是其乐融融，令我们姐妹兄弟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奋斗，与母亲重聚香江一起同声再唱这支歌时，回味无穷。

 

父母亲爱家，也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那时候的祖国和人民，正处于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国难当头的时刻。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战。位于地球偏僻一隅的小山城——先达的上空，也响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九一八’，‘九一八’！……”抗日救亡的歌声。父母亲像众多华侨一样，不愿当“亡国奴”，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关注国家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且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踊跃捐输，支持国家抗战，打日本鬼子。

 

日寇投降后，二战期间藏匿在先达乡间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著名进步人士，如巴人（即王任叔，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小说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等以及在他们培养和影响下的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纷纷出来进行各种活动，同时担任当时先达唯一的华文学校的教师。在他们的努力下，民主爱国进步的团体，职工会、妇女会、青年会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精彩夺目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活动精彩纷呈，革命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和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新加坡河》、《长城谣》、《救国军歌》、《旗正飘飘》）激越嘹亮的歌声，响彻先达上空。

 

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就爱上了这些歌曲。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我的参赛歌曲，就是《歌八百壮士》。记得当我站在台上，张开喉咙激动地放声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引得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新加坡河》这首动天地的悲歌：“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暗暗地诉，你啊，可知道，多少惨泪冤血，滴入你心中，……”，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鼓舞人心、激昂慷慨、旋律优美的革命歌曲，我也很喜欢唱了。

 

先达的进步活动红遍了整个苏北地区，“小延安”之美称，由此而来。影响所及，我家“与时俱进”，由支持蒋委员长抗战转而支持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从此以后，我家一众大人孩子都成了“红屁股”，除了堂弟和我留在海外闹革命，大哥早早就病故，其余姐弟妹（包括堂姐），都先后回中国学习和参加工作，外婆和父母亲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回国养老。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变成一个热烈的“红屁股”的时候，外婆曾幽默地对我说：“小心啊，阿永，不要由‘红屁股’又变成‘赤屁股’了！”由于年幼的缘故吧，那时候我对这句话，并不理解，只当是外婆开我的玩笑说的话。其实，现在想来，这句话富于哲理，是她对从小就热衷于政治的小外孫未来人生旅途发出的“预警”：千万不要由极左变极右。

 

二战后，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未愈，先达社会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又妄图卷土重来，恢复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它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派遣殖民军重新占领了棉兰及其周边地区，并且严密封锁了棉兰与以外地区的交通往来。父亲为了打开一条生路，不惜冒着这一带海域的风高浪急以及有可能被海盗抢劫或杀害的危险，乘坐机动木船，从亚沙汉（Tanjung Balai）港出发，到新加坡或槟城走水（跑单帮），然后从这些地方带回苏北地方上稀缺的商品销售，以赚钱养家糊口，供儿女读书上学。

 

由于跟外界接触多了，拓宽了“国际视野”，让他看到要想培养儿女成才，必需让儿女到新马“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进一步的良好教育，于是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让他们的掌上明珠——大姐，第一个到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上学。此事发生于1946年，对当时还相对封闭的先达社会来说，不少左派人士都认为，这不失为一件开明和大胆的举措。

 

1947年中，荷兰侵略军终于按捺不住，从其占领区棉兰出发，出动飞机、大炮、装甲车，向苏北地区印尼人民军防守阵地发动了所谓“第一次警卫行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企图恢复其在印尼（包括整个苏门答腊）的殖民统治。由于印尼人民军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先达最后也被攻陷。刹那间，有“小延安”之称的先达，犹如变了天日：家家户户被逼重新升挂红白蓝荷兰国旗；印尼人民抗荷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被俘的印尼人民军将士惨遭枪杀；华侨社会进步势力（红屁股）也同时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打压，而国民党反动势力(蓝屁股)则气焰嚣张，与殖民当局紧密勾结，企图抢夺我入读的中华学校的控制权，迫害和排挤在校任教的进步教师，当时在先达活动和任教的巴人被逮捕。先达社会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学校最后被迫停课，孩子们像“无业游民”，整天无所事事，四处游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有意要把儿女送到新马受教育的父母亲，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立即把我和三弟送到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托付给一位堂兄管教和照顾。其时，我13岁，三弟12岁。顺便说一句，这样一来，我家就有三个子女在新马求学了。对我家来说，这恐怕是父亲财力上所能负担的“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