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我们有两个干部按照组织指示，前往苏门答腊北部（Sumatra Utara简称苏北）一带开辟新据点，以便时机成熟时作为派遣干部回马进行地下工作的交通站。不料，在由棉兰（Medan，苏北首府）出发去亚齐（Aceh）途中，意外地遭到当地军警盘查，从他们身上搜出一些“可疑”的物件和文件（据说，还有通信地址等），引起这些军警的怀疑，遂把他们当作马来西亚间谍给拘留起来。由于从他们身上获得线索，另外几个仍在棉兰待命的干部也被随后赶来的当地军警一起逮捕。这就是后来在组织内称为“棉兰事件”的简单经过。

 

当消息传来时，老余等负责人都在雅加达。他们随即紧张起来，忙作一团，赶紧采取行动把居住在雅加达有可能直接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以及重要文件、物品等转移到安全地点。与此同时，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营救“棉兰事件”中已被拘留的两个干部，一方面准备派人到棉兰协助转移尚未落网的另几个干部（当时并不知道，实际上他们很快就跟着被拘留了），以及到廖内（Riau或称丹绒槟榔Tanjong Pinang）把老方负责的点的一批干部撤退到雅加达。

 

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怎么办？当时在雅加达，老余信得过的干部，除方之外，没有更好的人选。在“蜀中无大将”的情形下，虽说，我和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被派上用场了。不过，我一个人就算坐飞机，也“分身无术”两头跑。于是，我向老余建议，棉兰那条线由我堂弟去，他虽不是我们的干部，但和我一起工作已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信得过，而且，他是苏北人，熟悉棉兰情况，一年前刚和我一起应邀到棉兰，协助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创办印尼文《Harian Harapan》（希望日报），负责组建并培养该报经理和发行部人才，认识了当地华人社会一些名流；我则到廖内去，虽说那里我是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但我毕竟在印尼东奔西跑了十年有多，习惯了，有一定社会经验，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应对能力也较强。老余接受了我的意见，随即分头给我们布置任务。

 

据后来所知，我堂弟根据指示，的确以第一时间赶到了棉兰那个点，可惜还是来迟了一步，因为就在他到达前几天，那几个干部已被“捷足先登”的当地军警捉走了。结果，他只见到这几个干部的家属，了解了情况后，随即前往棉兰华侨总会（简称华总，当地亲中华侨社团）找认识的负责人，向他们说明事情缘由，请华总想办法通过关系加以营救。不过，华总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在这件事上不便出面，建议他找当地印共的关系。刚好，此时的《希望日报》已办成苏北省印共喉舌，里面编辑部人员差不多全是印共干部，总编辑陈富强（Tan Fu Keong），是一位完全不懂华文、只懂印尼文、荷文、英文，接受萧思想影响的干部。1960年代初，曾担任萧在雅加达创办的《共和国报》（Republik）的主编，他也是一年前和我们一起应邀到棉兰创办该报的熟人，所以，我堂弟便径直找富强，并通过他与印共苏北省委打交道，请他们帮忙营救。他们了解情况后，的确曾加以协助。最后，据说由恰巧前来巡视苏北省委工作的印共第三把手约多出面与当地政府交涉。结果，由于当地军警死不肯放人，只能争取到把这些被拘留的干部（准确的说，共6人，而不是7人）转送至雅加达关押。

 

据老余在《浪尖逐梦》一书回忆，这些干部被遣送到雅加达后，组织曾通过印共的领袖约多去找苏加诺总统。后来，尽管苏加诺总统下了手令要放人，军方就是不放。（见第199页）由此可见，印尼社会政治情况复杂的一面。

 

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苏哈多反动军人集团滥捕滥杀，把许多被捕的左派人士和他们关在一起，后来由于“人满为患”，他们几经搬迁，最后被迁至管理比较松懈的普通监狱关押，加上当时印尼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狱卒乘机刮钱，对他们的底细也不甚了了，在这种情况下，由方（当时老余因“解盟”出事，被反动派关押，最后被迫离开了印尼）负责和设“计”，用钱买通狱卒，把这些干部一个又一个以出来度假的名义营救了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棉兰事件”的发生不完全是偶然的，正如老余在《浪尖逐梦》里说的：“我们去印尼这么久，好几十个人过去，一般都是平安无事的”，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即棉兰事件。（见第198页）的确，从1953年开始撤退一批干部一直到1962年底前后撤退数十位干部以及家属到印尼，过程都相当顺利，顶多是有惊无险，因此，久而久之，“敌情”观念未免有所减弱了。

 

其实，棉兰作为苏北首府，不论战前荷兰统治时期、日本占领时期以及战后荷兰卷土重来时期，都是外来侵略者统治整个苏门答腊的大本营所在地，其行政管理架构、军警特务系统非常完善、严密。印尼独立后，棉兰作为苏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继了旧日严密统治管理系统及其原班人马，“牛鬼蛇神”依然相当活跃。

 

另方面，苏北地区也是当地左派、华人华侨与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来斗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方。战前、日治时代、战后历史上，革命者为了宣传反抗殖民统治、进行抗日斗争、争取印尼独立惨遭迫害、逮捕、驱逐甚至屠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当地华人华侨社会过去除了有“自成一国”、不怎么会说印尼语的特点外（不过，许多优秀的印尼语翻译人才都出自离棉兰约120公里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嗅觉比起印尼其它地方（包括首都雅加达）都要敏锐，二战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左右两派彼此以“红屁股”和“蓝屁股”之称划线，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另外，还有个别华人死心塌地充当当地政府的线人和“暗排”，情况十分复杂。

 

实际上，我们的同志踏入“贵境”的那一刻，就已进入在你周围的人们的“眼帘”。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熟人掩护，随时可能招致怀疑和麻烦，甚至意外。在棉兰活动过的同志，对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应该有所了解，对进行地下活动的严密细则也应该不会忘记，所以，在“棉兰事件”中从那些被捕干部身上竟然搜出“读得滚瓜烂熟”的“材料”以及其它可疑“物件”甚至文件，以至招致被拘捕的后果，的确与那两个干部“不小心”有关系，但与有关负责人思想上麻痹大意也不无关系。幸好这一事件最终没有给组织造成更大损失，被拘留的干部最后也回到组织怀抱，这一结局可说是“喜剧”收场，但它的教训值得吸取和牢记。

 

我前往廖内的任务，由方自己向我布置，他详细告诉我到了那里该如何去那个点，找谁，如何取得对方信任。出发的那天早上，方还到机场送行。不料，“好事多磨”，飞机升空没多久，机翼螺旋桨居然出现一些问题（当时印尼内陆机使用的多是二战期间美军运输机DAKOTA改装成的客机），机师怕发生意外，立即把飞机折返机场。当时，方一直望着腾空而去的飞机，正想离开时，他大概放心不下，转头多望了一眼，于是，让他目睹了飞机忽然折返的那一幕情景。幸好飞机经检修后并无大碍，约十数分钟后便再次起飞，最后终于在当天中午时分平安降落当地机场。

 

从机场坐车前往市区用了约半个小时，到达市区后，先去找旅店，把行李放下，便按照方的指示，去拜访一位余和方原来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做事的朋友，没想到他居然也是《觉醒》的代理，因此，大家聊起来，便有“一见如故，相逢恨晚”之感。承他告诉我，如何乘车前往方要我去“撤干”的点。

 

那个点位于离市区约4英里的小山坡上，坐车用了十来分钟。到达后，我沿着一条乡间红泥路一面往前走，一面搜寻要找的目标。走约十分钟，终于望见一间表面上看来与乡间极其普通的Warung（小杂货店）无异的亚答屋，周围居民都是当地印尼人，是华人行迹罕见的地方。店里摆满了平民百姓所需的油、盐、米、酱、醋、烟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点。

 

踏入店门口，看到一位身材比我瘦小、年纪跟我相仿的年轻人在整理货架上的物品。我走上前向他买了一包印尼烟，他以惊异的眼神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心里可能想，这种穿着打扮的华人怎么会跑到“穷山沟”里来？从他的神情，我知道他在猜疑什么，便单刀直入问他：“老何在不在？我有要紧事找他（老何是方交代我去找的那个点负责人，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反殖爱国人士林福寿的弟弟——林福坤）。”他一听便瞪大双眼打量着我，良久，才说：“你从哪里来？找他什么事？”随后又说：“我就是老何。”于是，我把方派我来的缘由简单说了一遍，并说，他若不信，不妨请福华出来一起相见（实际上，临走前，方已告诉我，福华现就呆在那里）。取得他的信任后，他带我走进店的后间，同时把福华叫出来相见，一起听取关于“棉兰事件”的简单介绍以及方要将那个点的大部分干部和家属撤退到雅加达的紧急指示。

 

这就是福华和我第二次在印尼重逢的经过，只是这次的地点在廖内。我和他们见面后，立即赶回市区，前往一家船运代理公司，了解最近的船期和购买船票事宜，以便安排需要撤退的干部和家属能尽快离开。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我来到船运公司时，竟然遇上一位年轻熟人，一位在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首府坤甸（Pontianak）活动时认识的商人的店员。交谈之下，才知道数月前他已辞退那边的工作前来此处发展，就在船运公司里担任一个要职。

 

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因为那时往来雅加达和廖内之间的船票非常难买，尤其是客房的船票，没有特殊关系，就是出高价，也难于买到，而要撤退的人员当中，有几个女同志（包括方的爱人、天明的爱人）和她们的年幼小孩（可能是海英、海燕等），需要有间客房方便照顾。这一难题，有了这位熟人相助，自然迎刃而解。后来，由于他的协助，我们果真顺利地买到了第一时间离开当地的船票（包括一张客房船票）。

 

就在等待船期期间，福华曾下到市区我下榻的旅店来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顺便与我这位老友叙旧。屈指一算，从1962年6、7月亚运会后一别，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两年多，这时我们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多少话，由于岗位不同、组织关系不同，欲语还休。我不知道这两年来，他做了什么，有无潜回新加坡执行任务。记忆中，我们似乎连结婚了没有，有无孩子之类的家常话，都避而不谈。所以，我那时并不确切知道，他于1960年就与红枣结为连理，以后也有了一个孩子。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身负重任，福华需要在地下斗争环境里两边跑，过着一种常人难于想象的动荡不安、浪迹天涯、充满艰险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可以说，福华为了“大家”，舍弃了“小家”，跟家里人实际上是聚少离多。

 

犹记得，那时我随身带着中国著名文学家司马文森（1916-1968，曾任中国驻印尼、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后期创作的一本长篇小说路上看，书名叫《风雨桐江》，内容反映作者老家（福建泉州）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的革命斗争故事。福华也是福建人，我想他一定会对这本充满乡土气息的革命小说倍感亲切和兴趣，便送给他留念。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文森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熟悉的中国作家之一，他抗战时期写的《南洋淘金记》、50年代初在香港编写摄制的《火凤凰》等进步电影，当年在新马华人社会和中学生中间很受欢迎。

 

几天后，我和他们一行人终于如期乘船回雅加达，不过，考虑到不要让我过于暴露，所以，在船上我只可以在暗地里帮助照顾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题，需要时由福华和我联系（因老何留下来坚持守点）。一路上总算风平浪静，无惊无险，抵达目的地之后，就交回给方负责他们的一切，我此行的任务总算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福华继续留在雅加达，不过，他和我之间并无直接往来。

 

最近看了纪念福华的一些文章，才知道福华1962年6、7月和我第一次重逢、离开雅加达之后，的确曾返回新加坡。我估计，时间应该是在1962年底，其时李光耀集团自恃得到英帝和联邦反动势力撑腰，从公开与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新加坡反殖爱国力量闹分裂，一直到企图通过举行新马强行合并的全民投票，假手并联合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邦反动势力，进一步打击左派力量，其“司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新加坡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政治局势随时会发生逆转，福华回新正是为了执行组织关于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负责安排已暴露身份因而可能遭到逮捕的干部迅速撤离的具体工作。

 

这是一项紧急、复杂而又艰难、危险的任务，因为需要撤离的干部（包括一些家属在内）多达数十人，虽说新加坡与印尼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由新加坡乘快艇到廖内只需约一个多小时，又有后方同志（据说是黄明强负责、雷木诚协助）坐镇丹绒槟榔接应，但在新加坡白色恐怖环境下，回去后执行任务，自身的安全首先已是一个丝毫大意不得的问题，而且要在短短时间内联系那些干部，然后安排他们分批分次地穿越新加坡海警巡逻艇严密监视和巡查的海域，迅速撤离至安全地点，绝非易事。

 

不仅如此，据说，当时需撤离人员当中有个别人由于某些人的“游说”，劝他们不要去印尼，以至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要经过说服，才下定决心服从组织安排。由此可见，福华在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方面，立场坚定，又善于做说服教育工作，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组织工作能力很强的好干部，无愧于后来流亡队伍同志给他的“兵头”称号。

 

随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打着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李光耀政权，果然不出所料，在与英国人和东姑密谋之后，透过一天前在吉隆坡举行会议的“内部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于1963年2月2日发动了所谓“冷藏行动”，向反对他一意孤行、强行实施“新马合并方案”的左派力量开刀，逮捕了113位包括林清祥在内的左派政党和团体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幸好中央领导和新加坡党组织洞悉其奸，早就部署了撤干行动计划，因而使一批优秀干部得以在“冷藏行动”之前安全撤离新加坡，为革命保存了宝贵力量。（可参看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Chapter 17，page 278-27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1960年代初起就喋喋不休、处心积虑、四处推销其“新马合并方案”和马来西亚计划的李光耀，在左派力量遭到镇压后，于1963年9月遂其所愿，加入了马来西亚，而正当他本人自以为得计、踌躇满志之时，不料，应验了一句谚语说的话：“强扭的瓜不甜”。1965年7月，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决定要将他“休”掉（逐出马来西亚）了，他们之间的“蜜月期”，为时不到两年就宣告结束了。约一个月后的8月9日，在英国人同意和默许下，李光耀和东姑终于分别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从此新马被“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据说，李光耀当时一时难于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深感“愧对国人”，为此“痛哭流涕”。

 

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反对李光耀在各种条件尚未成熟之前，违背新马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行实施新马合并、加入马来西亚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而李光耀与东姑阿都拉曼最终分手收场，当然是各自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激烈冲突使然，也跟一国难容两“虎”（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