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马形势的发展，人民行动党上台后，李光耀集团自恃有英帝和联邦反动势力的支持，对日益壮大的左派力量开始过桥抽板，反目成仇，并磨刀霍霍，非去之不快不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出乎我的意料，福华于1962年上半年悄然出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而在他之前，詹忠谦已先行撤退到这里。我们的“顶头上司”——余柱业，特别允许他们和我见面。

 

说起忠谦这位福华的同乡，福华和我一向把他当学长和老大哥看待。1949年，我们读初中一时，他已读高中一。忠谦身材高大，1米8以上，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高个子”。他爱好打篮球、足球和乒乓球，是华中学校篮球队的中锋，而且，是“左撇子”，打起篮球或乒乓球实在与众不同，和他交手，如不适应，只好“甘拜下风”。另外，忠谦为人斯文谦和，说话细声细语，与人争执和谈笑时，稍大声点，他的脸蛋会立即变成“红脸关公”，与他的高大身材相比，很不相称。

 

犹记得半个多世纪前，在华中读书时期，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不点”。转入地下初期，有一次经过东陵一带遇见他，虽然相隔一条马路，彼此一眼就认出对方，他像一位兄长一样，一面对我微笑，一面举起一只手对着我指指点点，像是提醒我要多加小心。再一次是我执行组织交代的任务，到达一处地点接人，院里晒衣绳上挂着一件熟悉的球衣，我猜想他当时可能就匿藏在里面，看着我这个“小不点”怎样工作。

 

日后，他除了是学委之一，也是新加坡组织内数一数二的“笔杆子”。据说公开斗争中许多好评如潮声讨敌人的檄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他人生际遇坎坷不平，才干得不到充分发挥，心中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人世。他的“悲剧性”结局，可以说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也离不开时代的背景，但与他“遇人不淑”以及性格上优柔寡断的软弱一面，不无关系。即便如此，我对他依然十分尊敬，对他英年早逝无限惋惜和感叹。

 

此外，忠谦还有一位姐姐，是我大姐在南中时相当要好的同学，后来回中国参加工作了。这点，我在学校寄宿时就听他说过。因此，追溯起来，我跟忠谦和福华的关系，可说是“源远流长”。

 

 

如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这个做“主人”的，该如何好好招待他们呢？！惭愧的是，那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是“好看不中吃”，在同志间不兴请客吃饭，所以，福华这次印尼之行，我本人没请他和忠谦吃过一顿饭。不过，我并没忘记他们都是体育爱好者，而且我想他俩在地下斗争环境里大概也有十来年没摸过球了吧！因此，我便以体育项目来“宴客”：第一个项目，就是带他俩到当时位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背后的蓝白篮球队的篮球场投投球，过把瘾。他俩的球艺毕竟荒疏了那幺久，投起篮来一时半刻自然不能“得心应手”。但是，他们的兴致依然不减当年；第二个项目，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当时正巧第四届亚运会在雅加达举行，我弄来三张门票，请他俩一起去观看这届亚运会的压轴戏：足球决赛（决赛队伍已记不起来）和闭幕式。

 

决赛和闭幕式是在由中国政府援助兴建的史纳央（Stadion Senayan）运动场举行。全场可容纳八万名观众的座位，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球赛精彩、紧张、刺激，观众的掌声和喊叫声此起彼落，我们也看得如痴如醉。对我们来说，就当时而言，这是难得一见的高水平的国际足球赛。相比之下，闭幕式的看头，就没那幺吸引了。

 

散场后，带着满意的心情，我们随着人流走到路旁等“奥不列”（Opelet，一种可供6-7人坐的小客车）回家。可是，由于等车的人太多了，三个人不能一块上，我让忠谦带着福华先走，我则殿后，等下一辆车子。不久车子来了，我赶紧争着挤上去，不料就在此时我身边左右两侧，有一群扒手把我团团围住，然后把我手上戴着的手表强行抢了去，我不甘心被抢，想从他们手上夺回来。当时已是晚上十点来钟，路灯昏暗，第一个抢我手表的扒手想从我手底下把手表递给他的同伙，殊不知，当我在黑暗中在手底下跟他们争夺时，抢来抢去的结果，手表竟让我从他们手上夺回我手里，我一拿回手表，说时迟那时快，就急忙跳上“奥不列”。初时那些扒手还“蒙在鼓里”，以为手表已交到自己同伙手里呢，等他们弄清真相以后，“奥不列”已开走了。

 

说起这次（第四届）亚运会的举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斗争得很激烈。由于当时的亚运会以及奥运会都是在亲西方的政治势力的控制下，新中国体育组织长期被排斥在外，1962年6、7月在印尼举行的第四届亚运会，按照规定，东道国印尼必需邀请台湾参加。如果不邀请，不但可能受到亚运会联合会其它成员的反对，导致亚运会开不成，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早就蠢蠢欲动的印尼国内右派势力可能乘机闹事。另一方面，印尼又是当时跟中国最友好的一个邦交国，如果对台湾的邀请成为事实，中国方面认为在政治上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中国总理周恩来、外长陈毅为此曾写信给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求印尼从两国人民、两国关系和对印尼的国际影响考虑，不应邀请台湾参加。据说，陈毅副总理也曾多次找印尼驻中国大使谈话。

 

印尼当局最初确实感到左右为难，考虑再三后，决定以印中两国人民和两国关系以及印尼的根本利益和国际影响为重，使出至今仍然成谜的一个“怪招”，令台湾当局派出的体育人员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法入境，以至与这次亚运会“擦肩而过”。因为这样，“亚运会联合会领导人由印度人桑迪（Guru Dutt Sondhi，他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为首，以反对政治干涉体育为理由，坚持不承认雅加达举办的是正式的亚运会……”，“国际奥委会那时在美国人布伦戴奇的领导下，一贯打着政治不得干预体育的口号来推行反人民的政治，对印尼的做法当然认为是大逆不道，宣布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并无限期中止对印尼奥委会的承认。民族自尊心很强的苏加诺总统不能容忍国际体坛的粗暴干预，在9月份发起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于是，从那时起，我国就大力支持印尼创立新兴力量运动会。”（见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何振梁》一书，作者梁丽娟，据说，何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奥成功的功臣之一）

 

福华和我适逢其会，亲历了国际体育战线上的一场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真是三生有幸。第二年（1963年）11月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不顾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反对和威吓，于雅加达成功举办。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48个。中国政府派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这也是中国体育健儿第一次参加综合性的大型国际运动会。他们在这次新运会上取得了60多枚金牌的骄人成绩。身为元帅的贺龙副总理（曾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以贵宾身份出席了这次新运会。据《何振梁》一书作者梁丽娟说：“新兴力量运动会冲破了西方垄断的体坛，鼓舞了亚非拉新取得独立国家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志，给国际体坛带来了新风气，灌输了新精神，在世界体坛引起了震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在贺电中说:‘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兴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国际体育事务的操纵和垄断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可惜的是，福华因任务在身，已离开雅加达，重返斗争第一线，不能亲临新运会。老方和我都曾应当地一家华文报纸《忠诚报》邀请，权当了几天的体育记者，采访这次新运会，他写足球，我报篮球。另外，当年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前来的，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新闻媒体和记者。还记得，身兼中国体育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中新社副社长和总编辑——张帆（20世纪30年代末毕业于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战争年代，以笔当枪，出生入死于战场和敌占区，成为著名战地记者），不忘老朋友，特意请《忠诚报》友人转达致意，约请见面。

 

从围绕在第四届亚运会到新兴力量运动会成功举办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反映出国际体坛上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就像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条战线一样，异常尖锐、激烈。可笑的是，后来有人“好了疮疤忘了痛”，居然认为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左”的思想的产物，毫无功绩可言；在全球化的今天，体育和政治无关，国际奥委会已是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大小国家、超越政治的纯体育组织了。这些人以一时的表面现象代替冷酷的客观现实，以良好的愿望代替无情的斗争，凭主观想象和自我感觉办事，实在是天真幼稚得令人吃惊。

 

可是，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情况绝非如此。过去，反华反共势力利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包括奥委会）排斥新中国，却一贯高调反对政治干预体育，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政治干预体育，又以体育干涉内政，把北京奥运会当作软化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上的立场的政治筹码。有位哲人早就说过，如果说人不是政治动物，至少可说是社会动物。用孙中山先生最简单的话说，政治就是关于众人生活的事。事实上，谁都离不开政治，也没有一件事离得开政治。人类社会要实现即便是孙中山等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倡议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恐怕也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40多年过去，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奥委会这个国际体育组织在做法上不能不“与时俱进”，但是作为长期在西方世界控制下的国际体育组织，它仍然摆脱不了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势力占优的政治现实。更何况奥委会成员，龙蛇混杂，在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于在决定由哪个国家主办奥运会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个置身于奥委会之外的“神通广大”的“组织”，可以通过收买、贿赂等各种肮脏卑鄙手段，影响投票结果。

 

其实奥运会就是奥运会，一场世界体坛的盛会，举办过的大小国家（城市）不少，应以平常心待之；所谓奥运圣火传递，就是奥运火炬的传递；弘扬奥运精神，其热情固然可嘉，搞奥运崇拜，则大可不必。各国政要，愿来者无任欢迎，不愿来者悉听尊便，不必为此感到脸上无光，曲意逢迎。为时半个月的奥运会，能够在严密的保安下顺利进行，终归有曲终人散、落下帷幕的那一刻，届时，各国运动健儿在美好的歌声中，互相祝愿：“See you 2012！”（2012年再会！）或“See you London！”（伦敦再见！），北京奥运会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回说这次福华印尼之行，老余允许我们相见，当然绝非出于我们是老相识的缘故。实际上，他是希望福华可以趁来印尼汇报和讨论工作之便，从我这里多了解一些印尼的政治情况，特别是多了解一些印共经历1948年9月18日“茉莉芬事件”（Peristiwa Madiun）大屠杀之后，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努力，于1950年代初在以总书记艾迪（D.N.Aidit）为首的几个年轻得力助手（包括第二把手鲁克曼Lukman、第三把手约多Njoto）的领导下，像浴火中重生的凤凰一样，逐步在国内发展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的历程。有关的谈话，大概在1962年6、7月第四届亚运会举行前后进行。

 

后来，印共在建党45周年（即1965年5月23日）时，宣称自己已是拥有三百万党员、二千万同情者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仅次于中、苏两党的第三大党、资本主义国家第一大党。印共在国内政治生活和国际共运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令各兄弟党和朋友们刮目相看和无限敬佩之余，同时也令国内外反动势力恨之入骨，非要把她铲除不可。让人十分痛心的是，随后事态的发展说明，当狂飙骤起、风云变幻的时刻，这个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远非是一个成熟的党，以至遭到极其惨重的挫败。不过，那是后话，而且问题很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

 

老实说，当老余要我向福华介绍印尼革命经验时，我的态度是不够谦虚的，毫不推谢就接受了下来，于是在福华面前“班门弄斧”，把自以为来印尼后学到的印共关于印尼社会和印尼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尤其是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苏加诺总统倡导的“纳沙贡”（NASAKOM即团结Nasionalis民族主义、Agama宗教、Komunis共产主义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张，向他做了详尽的介绍，同时也讲了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斗争策略，但是，对对立一方，即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尤其是右派军人的能量，显然估计不足。如今回想起来，心里实在有愧，也不知有无给他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也让我想起在印尼政界深孚众望、资历很深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先生。大概是在1950年代中后期，有一天，他突然在我们几个年轻人面前，指点江山，藏否人物，议论起东南亚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他说，这些国家（包括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太年轻了。事先，我们完全没料到他会对我们几个更为年轻的年轻人，说出这番话，所以听了很吃惊，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对我们说。其时，由于毫无思想准备，他不多说，我们也不敢深究，就一直把他的话闷在肚子里。

 

事隔半个世纪，回想他讲这番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当然，他不至于不知道，对一个人和一个党来说，年龄不是一个根本问题的道理，因为，每个人、每个党的茁壮成长，都必需经历由小到大、由幼稚到成熟、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现在看来，他当时之所以会那么说，是凭着自己长期积累的政治斗争经验认为，年纪轻固然有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思想敏锐的优点，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存在阅历未深、欠缺斗争历练、思想不够成熟、作风浮躁的缺点，因而在面对和处理重大复杂问题时，可能不够稳重和周全。显然，他这一看法与当时印共几位年轻领导人在处理党内几位元老问题有关。

 

记得1950年代初，印共中央曾对陈粦如(Tan Ling Djie)和曾任共产国际代表、印共创始人之一的阿里明(Alimin)进行批判，接着，还解除了他们的职务，之后又把他们逐出中央委员会。

 

对印共中央这一做法，萧并不认同，甚至很有意见。而萧年轻时，正是在陈和另一位激进华裔人士蔡锡胤（Tjoa Sik Ien）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支持者，并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或名《红星照耀中国》）。此后，萧在国内政治活动中（包括日据时代和抗荷时期），继续受陈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影响。1948年“茉莉芬事件”后，萧也比较赞同陈提出的关于印共发展方向和国内议会斗争的一套理论。总之，萧自始至终一直“以陈为师”。

 

据萧的儿子萧忠仁所著《萧玉灿传》一书透露，1948年年底，也就是“茉莉芬事件”发生后不久，约多与艾迪和鲁克曼一起被选入印共中央政治局。后来，是他们在印共理论刊物《红星》（Bintang Merah）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陈粦如和阿里明背离了慕梭所制定的新道路。当时，艾迪27岁，鲁克曼30岁，约多25岁。（见第94页）

 

《萧玉灿传》一书还透露，从1951年起，即陈被批判后，就一直住在萧家，萧的孩子们都称他为伯伯。（见第40页）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萧于同年11月4日被拘留。接着，陈也没能幸免，于1966年被军人集团拘留于泗水（Surabaya），6个月后，因挨饿而患脚气病，惨死在拘留所，享年65岁。（见第270-271页）

 

萧则被监禁近十年后，于1975年9月获准回家软禁，1978年8月才正式获释，前后被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关了近13年，虽没遭严刑拷打，却历尽磨难。同年9月，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与妻子启程前往荷兰就医。在荷兰治疗期间，萧不顾重病在身和医生劝告，为了说服定居于欧洲陷入四分五裂、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敌视的印尼流亡者，放弃前嫌，团结一致，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开会做报告。与此同时，他继续鼓吹自己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乃印尼必由之路的主张；开展筹集资金活动，以协助刚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及其家属的生活，以及推动要求释放印尼政治犯的运动。1981年11月20日，萧打算在莱顿城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向一批印尼问题专家学者发表演讲之前几分钟，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开人世，享年67岁。一代杰出的印尼华人政治领袖的忠魂，就此直上重霄九。

 

有关他的恩师——陈粦如的职务有两种说法，其一：在1948年9月1日，即“茉莉芬事件”发生前夕印共召开的党大会上，刚由苏联回国的慕梭（Musso）被选为印共主席，陈为总书记；其二：慕梭为总书记，陈为副总书记。至于阿里明，大家比较熟悉，他跟马来亚革命的渊源可追溯至上个世纪20年代。据说，他是推动马共成立的印尼共产党人中最著名的一个。1946年，他和泰共领导人途经吉隆坡作短暂停留时，由陈平同志引见，曾与莱特会面。事后，他们曾向陈平同志表示，与这个自称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莱特素未谋面，引起陈平对莱特真实身份进一步的怀疑。（可参看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Chapter 9，Page 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