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返回印尼执行新任务的时候，正是国际共运巨人斯大林逝世前后，国际形势依然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的方向发展：1953年7月27日，在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坚强有力打击下，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与朝、中军队代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3月至5月，越南人民军在抗法战争中，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发动了奠边府战役，把法国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举解放了奠边府，迫使法国政府于同年7月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从1950年代初起，印尼人民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反帝反殖争取真正民族独立的斗争浪潮更加高涨；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其势如燎原烈火，迅猛地在亚非拉燃烧。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斗争形势下，1956年亚非学生会议在万隆举行，马大学生会派出代表团参加，新加坡中学联代表团则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

 

在国际形势影响下，马来亚（含新加坡）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进一步有利于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变化。实际上，二战后的大英帝国，昔日风光不再，它所统治下的殖民地一个又一个宣告独立，其殖民主义体系在全球已开始土崩瓦解。在马来亚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战上奋起抗争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双重打击下，英帝国主义依靠军事力量在马来亚（含新加坡）强行恢复的殖民统治，也难于按照旧的方式维持下去了。因此，它谋求在政治上做些改良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挑选、培养和扶持可靠的代理人，以延续其殖民统治，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

 

于是，它开始在新加坡推行其控制下的所谓林德宪制改革报告，让更多深受英国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熏陶的政客出来组织政党，也半闭着眼让左派分子浮出水面，从事各种公开活动和宪制斗争，以便在适当时机，一网打尽；而在马来亚内地，它继续推行其有限度自治的大选，让代表封建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政客出来参加竞选，并宣称愿意与大选的获胜者讨论马来亚的独立问题。

 

正是在国内外这种形势下，为了顺应马来亚各族人民企盼早日实现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愿望，1955年12月28-29日，以陈平为首的马来亚共产党三人代表团（团员为陈田和拉昔-迈汀），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毅然从森林里走出来，与刚刚在1955年7月赢得马来亚联邦大选的巫、华、印联盟代表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以及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吉打北部的小镇——华玲，举行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

 

会上，为了使这次谈判能达成协议，陈平代表马来亚共产党庄严提出，只要联（合）邦政府获得内部安全和国防的控制权，马共得到承认，马共成员不受监禁和审查，马共将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放下武器。然而，由于英殖民主义者的阻挠和破坏，东姑-阿都拉曼不但断然拒绝了陈平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议和正当要求，反而顽固坚持马共必须接受其提出的等同于投降的“大赦”条件，遭到马共方面理所当然的回绝，致使全马人民企盼获得成功的华玲和谈，最后功亏一篑。

 

尽管如此，华玲和谈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极大地鼓舞了马来亚（含新加坡）各族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同时成功迫使英殖民主义者随后做出让步,制定了提前给予马来亚独立的时间表。

 

与此同时，尽管陈平等马共代表领导的游击队要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里翻山涉水，转战各地，过着动荡不安、粮食断绝、缺医少药的艰难危险的生活条件下，与用各种现代化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数十万英殖民军交手，但是他们在华玲的现身，让马来亚人民有机会从和谈的报道和图片上看到，被英殖民当局用巨额赏金通缉并肆意诋毁为“共党恐怖分子头目”刚过而立之年的形象，却是那么朴实年轻，平易近人，神采奕奕，丰采照人，尤其是陈平同志在谈判桌上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人坚决拒绝投降和耻辱，誓言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声明，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令人肃然起敬，在马来亚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华玲和谈的政治意义和马共领导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在马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斗争中的作用，已经浓墨重彩地载入马来亚独立斗争史册。如今,这一点业已成为马来西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当年还没有电视，我们又流亡印尼，新加坡报纸往往要迟两三天才能收到，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华玲和谈的进展，并尽绵力为这次和谈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记得，当时《觉醒周刊》进入创刊第三个年头，销量已达三四千份，在印尼华社和华人读者中已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为了配合这次和谈，笔者特意请流亡印尼的星市委负责人——黄明强，写了一篇评华玲和谈的文章，同时，请画家老洪画了一幅政治漫画，发表在《觉醒周刊》和地下刊物《马来亚通讯》（有关《马来亚通讯》的式样，见陈剑主编《浪尖逐梦》第8页）。明强的评论，内容已忘，老洪的漫画，印象深刻。记得画面上，摆在东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一条是战，而英殖民主义者则骑在东姑背上，指手画脚，要他继续走战争之路。

 

有趣的是，在我们阅读到的众多有关和谈的新闻报道中，发现一则报道说，国内一家戏院在播放新闻片时，放映了华玲和谈的纪录片，而当画面上出现陈平等马共代表的镜头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叫声，使英殖民当局十分尴尬和紧张，立即下令禁止放映云云，令我们雀跃万分。

 

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华玲和谈的纪录片，并对陈平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人在华玲和谈上拒绝投降、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立场，大加赞赏，说：“这是英雄。”随后，他老人家还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见《我肩负的使命》第103-105页“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编写：阿成[单汝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福华身处斗争一线的新加坡，亲历新马国内政治气候的迅速变化，并且能够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国内的众多媒体，消息自然比处于“后方”的我灵通，他的感受和认识当然比我深刻。不过，对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活动，坦白说，全无了解。后来才逐渐知道，他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组织上跟他的同乡和学长——詹忠谦并肩战斗。据说，在我离开后的一段时期，他仍在乡间居住，过着长期埋伏、默默耕耘的地下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松懈自己的斗志，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是时时刻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加劳动，帮助群众，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他在乡间筹备和开办夜校和幼儿班，让村民和儿童有机会接受起码的教育，就是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他的这一举措，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同道中人纷纷效法。

 

在宪制斗争蓬蓬勃勃发展时，他和原来在地下活动的许多干部，几乎倾巢而出，以半公开半秘密身份，参加到一些群众团体进行活动，予以配合。1959年新加坡大选期间，他也积极参与和帮助人民行动党一些支部的选举活动，为人民行动党在是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从而进一步登上最高政治权力中心，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福华虽然性格内敛，沉着，不易冲动，但他同时有一颗炽热的爱心，对群众、对同志，特别是对老人和儿童热爱有加。有趣的是，他在和儿童戏耍的时候，有时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像个“老顽童”似的，喜欢讲一些“俏皮话”逗孩子们，流露出他性格上纯真的一面，说他是尊老爱幼的模范，一点都不过分。所以，我完全相信与他相处过的群众、同志以及孩子们都会喜欢他。他后来在组织内能独当一面，在斗争中能发挥更大作用，跟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