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福华和我被英殖民当局“相中”的时候，不论他或我从没认为自己是领导学生反殖斗争的领袖。我们充其量仅是抛头露面的活跃分子。我们当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没人在背后给予什幺具体指示，完全是出于反殖爱国的满腔热忱。特别是我，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说的不好听点，就像是只“无头苍蝇”乱飞乱跳。

 

福华和我，果园分手后，从此“孔雀东南飞”。初时，他不知我的去向，我也不知他身处何方。我和清泉在考军家里住了约一个星期，也呆不下去了。因为他父亲看我们两个年轻人，不读书不工作，白天老是躲在家里不出门，心生疑虑，便对考军说，他怀疑我们是“山老鼠”。最初我还“傻头傻脑”，不知“山老鼠”何所指，问清泉，才知道是指在山里打游击的马共分子。这时候，幸得清泉这个“智多星”想出点子，把我带下坡底安顿。后来，又由他说动他老爸在樟宜六英里的胶园深处盖了一间亚答木板屋，我便随他一家人（包括他父母亲、哥哥等）到那里躲藏。

 

清泉祖籍福建兴化，我和他一家子，虽然初始语言不通，但相处愉快。他老爸抽大烟，比较严肃，加上父子间交谈时，声量都很大，好像在吵架，令我有点“望而生畏”；母亲是位很传统的中国妇女，慈祥和蔼，跟我有说有笑，还亲手做又细又滑的兴化米粉给我们吃；哥哥对弟弟言听计从，为人正派，对我们很友善。不幸的是，多年后，从报章上获悉，哥哥为了救老爸，活活被黑社会烧死。起因据说与绿巴公司内部纠纷有关。所幸没有祸及清泉。之后，听说清泉和隔壁一位郎中的闺女结为连理。应该感谢的是，当时我处境拮据，全无收入，所以，在他家藏匿约半年时间里，生活费分文没交，全由清泉家人负担。

 

正是在这里，初三班“大哥”——老卢常来找清泉联系。我抓住机会，把我和组织失去联系经年的情况告诉他，请他帮我恢复组织关系。他要我写份详细报告，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然后交他转给组织。于是，通过他，我才得以重投组织怀抱。

 

也是在这里，出乎我的意料，又遇上了初二班同学——傅揖炎。其实，我在念初二时，从他的某些特异举动，多少就猜到他可能是自己人。在他面前，论参加革命的历史和资格，我算是后进。在当时组织内，他是抄写秘密文件的高手之一，他的蝇头小字，不但写得又细又美，而且力度十足，可以复写五六份，张张清晰,令我十分羡慕。我就是向他学习抄写文件和美术字的。

 

另外，他对文学的兴趣非常浓厚，尤其是对中外诗歌，情有独钟。通过他，我才懂得了一些中国作家的名字，如胡也频、丁玲，中国文艺理论家和诗人胡风，诗人艾青、田间、袁水拍（解放前，以马凡陀笔名发表了大量诗歌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黑暗现实），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美国诗人惠特曼，智利诗人聂鲁达，还有一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及其一首许多热血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自己也写了不少诗作，记得有一首好像名为《克里姆林宫顶上的一颗红星》，表达了当年革命青年对国际共运中心——苏联的热爱和景仰。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他还给我讲述了中国大文豪鲁迅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上海的地下斗争环境里，由相识到相知、相惜，结为患难与共的战友的故事。据他说，《海上述林》一书，就是鲁迅先生得知瞿秋白英勇就义后，为了寄托对战友的哀思，不顾自己病危，出资出力，以“诸夏怀霜社”名义，编辑出版的瞿秋白的译作（有关鲁迅临终前编辑、校阅、出版亡友遗稿的感人故事，可上http：//www.cReader.com查看《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海上述林>》一文）。

 

坦白说，那时我对瞿秋白的来历知之甚少，只读过他写的一些杂文，由于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不便以自己名字发表，就以鲁迅使用的几个笔名在公开报纸发表。可以说，瞿秋白的杂文，思想之深邃，水平之高超，语言之锋利，已可与鲁迅的“并驾齐驱”，读了令人“迷离扑朔”，击赏不已。

 

约数月后，不知出于什幺原因，组织又把我调离这里，从此我与清泉就没再见面，傅揖炎后来与我如影随形，最后去了中国。据说，他们还健在。

 

我走后，转到位于新加坡郊区三巴旺一带的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此时，我已获悉福华和周密藏匿在汤逊路上半段四五条石附近的乡村里，距离励德小学有好几条石远。我已记不清是怎样获悉他们的藏匿地点的，反正那时年纪轻，真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只要说一声在某某地方，不能用图，照样闯去找。

 

只记得当年从坡底坐巴士往三巴旺地区，半途可先在他那一带停车，下车后，走约一二十分钟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便可抵达他藏匿处。他这一带地区的村民，和三巴旺地区的村民一样，几乎是福建人，以种树胶为生，部分村民为了增加收入，还兼养猪当副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当然不能与今日号称国际大都会的新加坡相比，乡村地区非常落后，没电灯（点煤油灯或臭土灯，家境较好的点大光灯），没自来水，没电话，居民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

 

福华和周密在这里居住的是一间较大的木板屋，建在地势较高的坡上，屋后是茅草丛生的小山岗。福华当时曾对我说，要是敌人夜间来抓人，他们准备爬过后窗，钻进茅草丛里逃跑。

 

他们的居室非常简陋，除了床、桌椅，还有一个用来夜间解手的大瓮（原来可能是腌咸菜用）。那时候,乡村居民在屋内很少盖有什幺厕所，可是到了三更半夜，屋外漆黑一团，多数村民尤其是妇女，都不敢到外面上厕所，怕遇上蛇、蝎子、蜈蚣等有毒爬虫，有的还怕“鬼”或坏人，所以只好在屋内放个大瓮解决。再说，这些污秽对当时村民来说，又是种菜的“上佳”免费肥料。坦白说，我们这些刚从学校跑出来的“学生哥”，初时确实有点不习惯，不过，日子长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并且觉得这未尝不是贴近和体验劳动人民生活的难得机会。

 

如果没弄错，福华的爱人李红枣，就住在临近地势较低的一间村屋。她也是福建人，跟福华、周密虽不是同乡，但在语言上的沟通完全没问题。记忆中，红枣有个姐姐或是妹妹，家里有一个猪栏，养有几头猪。福华和周密闲暇的时候，为了搞好跟邻居的关系，常到她家串门或帮忙。有一次，我去探望福华时，他曾带我到红枣家做客，顺便观看姐妹俩养猪。就我所知，那时（1952年下半年）姐妹俩对福华和周密已萌生爱意。福华那时用阿Fat的代号称呼我，所以红枣如果有印象，也只知道有一个叫阿Fat的朋友。

 

我已记不清去过他那里有多少次了，有一天福华告诉我，除了从公路坐巴士来，从我教书的三巴旺地区的乡村，经一条山路穿过胶园也可走到他那里，需时只要半个多钟头。不过，我始终没试过。

 

正是在这里和他几次见面期间，我才进一步发现福华在看书的时候，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好习惯，就是每看完一个段落，就会把书放下来，放在身上，然后闭目思考，慢慢咀嚼和消化书中的内容，务求融会贯通。之后，又把书拿起来看，又放下思考，如此这般，循环往复，直至把一本书看完。因此，他看书不求快，不求多，只求精，真正掌握精神实质，尤其是理论书。这点，充分反映出福华谦虚求知的学习态度。

 

可以说，他真正开始涉猎理论著作以及阅读各类革命小说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此时的他，只能赋闲在家，有的是时间。记得在我“出事”之前，母亲已走水（即跑单帮），乘船往来于棉兰和雅加达之间，途中一定会在新加坡短暂停留。水客们就会利用这个空隙上岸做买卖。母亲除了做买卖赚钱养家糊口，在我的请求下，还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替组织秘密运送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包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社会发展简史》、《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此外，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众多的中国和苏联革命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李有才板话》、《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我曾拿其中一些理论书和小说给他看。

 

另外，那时候，中国在推行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提倡学习世界语，他和我以极大的兴趣讨论和学习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至于在此时期，他阅读过多少组织文件，什幺组织文件，我们都严守纪律，避而不谈。

 

值得一提的是，福华转入地下蛰居乡村期间，我还发现他生活上更加严于律己，比在校时更加艰苦朴素。就以抽烟来说，那时香烟牌子名目繁多，价钱贵贱不一，“555”牌算是上等烟了，一般人抽的多是“海军”牌和“星”牌中等烟，而他抽的却是低下阶层抽的“黑桃”牌次等烟。

 

可惜的是，正当我们有机会一起切磋学习心得的时候，一道《严密细则》通知下来，明令禁止发生横的关系，一切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来往必须终止，就这样，此后我“军令难违”，不敢私底下再去见他。更何况，不久后（大约1952年底、1953年初），组织上交给我一个新任务，要去完成，因此，我不仅离开了三巴旺的励德小学，而且，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这个花季少年时期共同生活了好几年情同手足的好同学加好同志。从此之后，福华和我真的是“天各一方”，我就算有机会回来新加坡活动，也没敢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