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原来五班初中一学生升上初中二时，缩减为三班。福华依然编在甲班，同班同学当中有林清祥、庄焕庭、谢宜殿（庄、谢好像是柔佛丰盛港人，跟他们一起来华中念书的同乡中，有两位与我同班，我脑海里虽还记得他们的样子，但已记不得他们的名字）。我则编入乙班，同班同学当中有黄茂川，他初一时就和我同班，不久后因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被捕，随后即被驱逐出境。他哥哥黄茂宗是新加坡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也遭到与其弟相同的命运，这些情况我都是日后才听说的。还有一位傅揖炎同学，他和我同桌。他虽极力想掩饰自己，反而弄巧成拙，让人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有心读书的学生，果然上学期没念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另外还有一个丙班，丙班同学有些谁，我现在已无法回想起来了，只知道三班同学都分别在“虎豹楼”同一座建筑物里的教室上课。

 

尽管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我对初二上学期的读书生活，依然历历在目。记得那时教我们三班各科的老师基本上相同。其中一位教国文名叫唐锦云的女教师，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没记错，她同时在南洋女中执教，是华中同学戴勉和戴渊的母亲。

 

唐老师个子不高，身材纤细，身着旗袍，略涂口红，打扮入时，温文尔雅。她之所以给同学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不在于她的衣妆和打扮比较时髦，也不在于她是华中唯一女教师，鹤立鸡群，显得很突出，更不在于她讲的课特别好，深受同学欢迎，而是在于有一回上国文课时，讲解《水浒传》里，武松喝了几碗酒，醉醺醺过景阳岗打虎的故事，当她提到课文里的一个“鸟”字时，话音未落，自己却忍俊不禁，令我们这些阅历未深的同学，当时确实有点不知其然。后来经高班同学指点，才知道“鸟”字的新意。然而，令我们更为开心的是，这个“鸟”字，后来在女同学中间，也广为流传。一时间，“鸟”来“鸟”去之声，不绝于耳。

 

初二上半个学期，我们开始上代数，所用的是英文教科书，就叫《Algebra》。数学老师姓薛，是出生于印尼的华人，年纪不大，头发卷曲，为人和蔼，跟同学的关系不错。他说的普通话夹着浓重的印尼语口音。不过，他只教了上半个学期，就离开了，下半个学期换了一位姓谢的老师。记忆所及，三班同学曾举行罢考，抗议他藉功课为名，刁难学生。

 

英文课老师姓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行事作风像“峇峇”，嘴上总是刁着一根烟斗。跟华校英语教学存在的通病一样，他也比较偏重于讲授英语语法，对于教导学生在讲、读、看、听方面则不太重视，致使许多同学觉得学习英语，老是要死记英语语法里的各种时态，因而感到乏味和厌烦。另外，由于我们当时受到“左”的影响，把英语看作是殖民主义者推行其奴化教育的工具，心里也产生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有时甚至嘲弄讲英语的人，是在放洋屁。

 

不过，这位英文老师教的英语课本里，有好几篇课文是从《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里挑选出来的故事，如《兔和龟》（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狮子和老鼠》（The Lion and the Mouse）、《狐狸和葡萄》（The Fox and the Grapes）、《一捆木柴》（The Bundle of Sticks）、《牧羊童和狼》（The Shepherd-Boy and the Wolf）等，都是涵意深刻，富于人生哲理，启迪博大智能的寓言，引起我们莫大的兴趣，给我们留下历久不忘的记忆。

 

当然，中国寓言（包括成语故事）同样令我们感到莫大的兴趣；其涵意和睿智之博大精深，与外国寓言相比，不遑多让。例如：《井底蛙》、《瞎子摸象》、《黔之驴》、《愚公移山》等，都是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寓言。特别是《愚公移山》这篇小学时就读过、耳熟能详的寓言，中共领袖毛泽东于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会上发表的闭幕词里，独具慧眼，将其精妙地用来激励和动员全党，学习愚公精神，挖山不止，坚信一定能感动上帝——人民，一齐起来把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挖掉，堪称一绝。其后，短短几年间，中国革命形势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之倾覆，新中国如一轮红日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则进一步印证了他老人家思想的英明伟大。因此，可以说，中国寓言给予我们的影响和印象，其深刻程度更胜一筹。

 

体育老师和舍监则换了一位新老师，据说是刚从国内西南一所体育院校毕业出来的，名叫张修宪，比起李异南老师的矮小个子，身材显得较为魁梧。最初同学们对他有所保留，因怀疑他有“特殊背景”。福华和我对李异南老师较为好感，因他对各项体育运动（包括体操、田径、球类）都相当在行，尤其是篮球，打得不错。他为人和善，与同学的关系很好，而且身为舍监，对校内发生的地下秘密活动，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离开华中后，到《南洋商报》任职，并成为《南洋商报》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司职后卫。别看他个子矮小，弹跳力却奇佳，高大的对手和他抢篮板球，未必能赢他。南洋大学成立后，他又到南大当体育老师，并于1950年代中曾亲自率领南大学生篮球队到印尼爪哇岛的几个大城市巡回比赛。

 

这一年我们也开始上化学课，同学们的学习兴致很高，尤其是可以到科学馆，在老师指导下，用仪器进行各种实验，让同学们感到很新奇。化学老师好象姓罗（名字已记不得了），瘦弱身材，架着一幅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少说有八百度，笑脸常开，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他家人在坡底开有一家药房，所以认真教学外，不忘向我们介绍一种用巧克力糖衣包裹的钙片，说：服食钙片对身体健康和骨骼成长很有好处。同学们在长身体的时期，听了自然愿意不妨一试。

 

据我了解，初二时，福华对各门功课都能应付自如，惟独音乐课，让他“视为畏途”。因为他生来性格就比较内敛，也不爱唱歌，特别是要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唱歌，令他分外紧张，往往会走调，结果就越加不敢开口唱了。加上当时教音乐课的老师刘恭熙（据我所知，他还兼南洋女中的音乐课），教唱的都是些相当难唱的外国歌曲，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每个同学都得学五线谱，这就令福华更为难了。其实，那时候，许多同学（包括福华）就连简谱都未必会看。

 

因为上述原因，每当考音乐课时，福华自然会紧张起来，一定要我陪他一起考唱歌（当时考唱歌分两人一组）。他觉得这样一来自己便可以壮起胆子，在刘老师钢琴伴奏面前，张着嘴小声唱，我则在他一旁放开喉咙，大声唱，于是，就这样双双“蒙混过关”。我想，这可说是我们之间“优势互补”的又一个项目。

 

半个多世纪过去，刘老师教我们唱的两首歌：《老黑奴》(Old Black Joe)和《野玫瑰》(Wild Rose)，依旧难忘。其中《老黑奴》这首美国歌曲，道尽了老黑奴劳苦辛酸悲恸的一生，歌中临尾时如泣如诉地反复吟咏：“我来了，我来了，我的苦难已受足，我听着他们声声呼唤老黑奴；我来了，我来了，我的苦难已受足，……”，听了无不为19世纪美国社会种族歧视迫害下的老黑奴凄惨命运和遭遇而动容。

 

值得高兴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经过黑人自身百多年来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坚决反对，黑人在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黑人在各个领域（政经军界、司法界、文教界、体育界、演艺界），星光灿烂，翘楚辈出。黑人在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令白人或其他族群，难望其项背，欣羡之余，不无担心未来的二三十年，白人的地位，会否被黑人取代。

 

2009年1月20日，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新鲜热辣的总统，将由黑人中的“超级政治明星”——奥巴马（Barak Obama）宣誓就任。姑不论他的政治背景如何，代表的又是哪个集团的利益，他的当选在全球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否仅仅昙花一现，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和普罗百姓都不能不张大双眼，密切注视这位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上任后，将给美国和当今世界，尤其是正遭受金融海啸冲击而陷入严重衰退的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改变和影响。无论如何，“奥巴马现象”，可以给普天下华人带来很多启示，值得深思和研究。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我们对刘老师教唱的这两首外国歌，只觉得相当动听，并不知道原来大有来头。最近一查，才晓得《老黑奴》的词曲，乃出自19世纪有“通俗歌曲”开山祖师之称的美国作曲家斯蒂芬-柯林斯-福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1826—1864）之手。他的另一首歌曲《哦，苏姗娜》（0 Susanna），在南洋各地也流传很广，但凡有马戏班演出的地方，就能听到它那轻快悦耳动听的曲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演唱《老黑奴》这首名曲，声情并茂，大受好评的，不是别人，而是出生于黑人牧师家庭的著名美国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罗伯逊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与为世界和平大会作《和平鸽》宣传画的著名西班牙画家毕加索（Pablo Piccaso，1881—1973）齐名。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罗伯逊因拒绝与美国反动当局合作，不顾威胁和阻挠，坚决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并发表进步演说，长期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

 

另一首歌《野玫瑰》的词，是18至19世纪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原诗（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他早期重要作品之一；他的代表作诗剧《浮士德》及其它重要作品对德国及世界文学影响很大）。它的曲则是同一时代的著名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的代表作之一。中国著名女歌唱家宋祖英几年前在闻名世界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独唱音乐会时，为了给听众带来惊喜，特别用德文演唱了这首歌。听了她的演唱，情不自禁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和福华一起在华中上音乐课的情景。更没料到的是，最近观看台湾电影《海角7号》，居然从戏里一位乡野老叟拨动的琴弦里飞出这首曲子优美动听的旋律。

 

正是在上初中二时，我和福华那一班同学接触较多，认识了其中一位名叫林清祥的同学。从一开始，清祥就给我留下不错的印象。他个子中等，身材清瘦，嘴里镶有几颗金牙，为人谦和，笑容可掬，说话斯文，印象中的他，甚至有点腼腆。体育运动则非他的强项，偶尔见他投投篮，打打球。不过，这并不妨碍彼此之间的交往。

 

老实说，当时谁都没料到（我想连他自己也没料到），数年后，温文尔雅、羞答答的他，居然勇气十足，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十数万群众，以杰出非凡的睿智和口才，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语言，用华语、闽南语甚至马来语，发表热情如火、激动人心的演说，在争取新马独立的斗争中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其受群众欢迎的程度，连李光耀都自叹弗如。

 

如今，已记不起当年我们是怎幺认识的，只记得他并不住校，而是住在后港，和我的联系人有来往。在和我认识之前，他也许已从我的联系人那里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这一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利用课余时间，他约我谈话时，以庆祝马来亚民族解放军“2-1建军节”名义，向我募捐。情意拳拳，我当即拿出5元叻币给他以示支持。

 

我之所以能毫不犹豫“解囊相助”，除了因为我已是一位“读者”，事实上，还因为早在元旦那一天，《南侨日报》上刊载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的“新年贺词”，号召居住在海外各地的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当地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我读后深受启示和鼓舞，在内心深处已下定决心，要投身到马来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熔炉中去接受锻炼了。

 

           不料，就在清祥向我募捐后没几天，福华突然向我“兴师问罪”来了。他生气地说：“你真不够朋友！我们之间情同手足，你却不信任我。”霎时间，我实在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何所指，要他说清楚。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清祥也找了他捐款，而且，还把我捐款的事跟他说了，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真没想到清祥会把我捐款的事告诉他，也许清祥认为我们是一对雷打不动的好朋友，但说无妨吧。

 

面对福华的诘问，我只好老实坦白交代，承认确有其事，并且冲动地对他说：“我不只捐了款，而且早已经是‘读者’。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发展你为‘读者’，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系人”。他听了没表示异议，所以，其后一段日子，我曾把自己当作是他的联系人。

 

经过这场“茶杯里的风波”，我们之间的友谊非但无损，而且发生了“质变”。也就是说，福华和我如今已经不仅仅是兴趣相投的好朋友，而且是有着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同志了。此后，福华和我在长达十数年之久的交往中，见面机会不多，彼此岗位又不同，囿于严密细则，就算难得一见，也是“欲语还休”。虽然如此，彼此之间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可以说，揭开我和福华之间相隔着的那层薄薄面纱的，不是别人，而是清祥。从此，清祥和我们在校念书期间，成了心意相通的好同学、好朋友，虽然此后彼此之间接触不多，但碰见时，点一点头，笑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踏入1950年，校园里的寄宿生生活转趋不宁静了。英国人对于发生在华中校园里的地下活动，特别是夜晚频频发生的散发秘密传单和悬挂红旗的事件，越来越感到不安和恼火。它一再向校方施压，强令校方密切注意和监视某些同学的行动，严防类似事件继续发生，同时几乎每晚出动“棺材车”（即警车）驶入学校巡逻，企图抓拿所谓“不法分子”。然而，英国人尽管出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地下活动非但屡禁不绝，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令殖民当局异常恼怒。

 

于是，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在上半年的某一天上午，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和政治部特务到学校进行搜查，并把宿舍区，尤其是高班同学居住的宿舍，锁定为重点搜查的目标，妄图搜查出什幺“罪证”来，以便用作封闭学校和寄宿舍的借口。

 

只见英国人及其喽啰在宿舍区东奔西窜，翻箱倒柜，扰攘了两三个小时，结果，搜查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来，只好悻悻而去。

 

 当时，福华和我跟所有寄宿生一样，既不能回宿舍取任何物件，只能站在一旁观望，任由这些政治部特务为所欲为。不过，老实说，我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因为打从决心投身于马来亚革命斗争事业时起，我就渴望多了解和认识马来亚的历史、社会、地理和现状，所以曾委托新南洋出版社向香港方面订购了一本名为《马来亚》的小册子，当时这本书正好放在福华的宿舍里，深怕让政治部特务发现后，给他带来麻烦。最后，幸好这些特务和警察提早“鸣锣收兵”，没搜查到他那里。

 

提起向香港订书这件事，不禁回想起清祥给我提供的又一件永生难忘的帮助。当年，作为外地生，在学校寄宿，又没有家在新加坡，所以身份证上，是借用父亲宗亲开的一家商店作为地址。从香港直接寄书到上述地址诸多不便，于是，我和清祥商量，可否把书寄到他在后港的家。没想到，他毫不犹豫，非常痛快地就答应下来。这件事折射出清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豪爽热情、乐于助人、无私无畏、勇于承担的超群品质。

 

1950年的新加坡，市面也很不平静。英国人虽然声称抓获了马共新加坡市委的负责人，但其白色恐怖统治，并没能彻底击溃马共及其领导下的秘密活动。就在年初，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用手榴弹袭击总督的事件；新加坡市委办的《自由报》在极其艰难危险的环境下，坚持继续出版，夜深人静的时刻到处散发；半途拦截巴士没收身份证的事件屡屡发生；间或还发生纵火烧巴士的事件；锄奸行动也时有所闻。

 

面对这种情势，英国人如坐针毡，除了进一步加紧侦破和打击地下组织及其活动，终于露出其狰狞面目，采取更为蛮横无理的措施，钳制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于9月下旬封闭了亲中报纸《南侨日报》和新南洋出版社等传播和报道进步文化、新闻的单位，并四处抓捕有关的负责人或勒令他们出境。

 

而在此之前，对华中也采取了更为野蛮无理的打压措施。记忆中，英国人曾派一批政治部特务前来学校，强行扣押两位高二班同学回去调查。随后，又勒令学校当局开除五十多名高二班同学，当中有黄明强（当时新加坡学委负责人、后为市委负责人）、詹忠谦（福华同乡，学委委员）、张允伏（学委委员）、林使宾（福华同乡，后来到马大念书，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曾前往印尼观察）、易润堂（此人后来仕途得意，成为李光耀身边的红人）、陈新嵘（被学校开除后与易润堂一起到《新报》工作，人民行动党上台后，由易牵线，曾担任李光耀的政务次长，后流亡印尼，现居泰南）等。

 

紧接着，英殖民当局变本加厉，索性勒令华中无限期停课，并永久关闭寄宿舍，禁止任何学生在校寄宿。这一下，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这些外地生完全措手不及，不但顿时无课可上，而且连落脚之地也顿失，一时间实在是方寸大乱。不用说，英国人的倒行逆施，不但不能令同学们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反而让同学们进一步认清其狰狞面目，更加坚定同学们反对其殖民统治的决心。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和福华暂别，先回到印尼首都雅加达，一面等候复课消息，一面到当地一家华文中学（巴中）继续读书，以免学业中断。我和福华约好，一有复课消息，便立即通知我。福华和他的同乡周密则决定留在新加坡，等待复课。

 

约莫过了一两个月，终于等来了福华通知：学校即将复课，要我立马赶回新加坡。见面时，才知道这段日子，福华和周密就寄居在实龙岗路背后一条小巷里的一座寺庙。我心里未免有些奇怪，他们怎幺会住到庙里来了，莫非“与佛有缘”。后来，经他述说，才知道是他的一位姓郑的老乡（福建永春人），看他们有“难”，主动介绍他们去借宿的。

 

这位老乡，当年在新加坡妇孺皆知的和和饼干厂任职经理。时隔半个多世纪，已记不清他的容颜，只记得他长得较矮，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算是长辈，为人慷慨大方，热情好客，和蔼可亲。当时，他不仅带我们到和和饼干厂参观，有时晚上还请我们这几个“乡巴佬”到快乐世界见见世面，并在里面一家著名中餐馆就餐。这些点点滴滴琐事，折射出福华人缘极好，善于和群众打交道的优良作风。

 

经历了以上的风风雨雨，学校复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此时离初二下学期结束，只有两三个月时间了，拉下来的功课，同学们都得加把劲，赶快补上。三班的课室，从《虎豹楼》搬到学校地标建筑物——钟楼底下的教室。住的地方，福华一伙来自关丹的同学（包括我），就在学校附近与武吉知马路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杜尼安路，租了一间板屋，临时栖身。

 

由于这间板屋煮饭不方便，我们的膳食只得包给附近邻居料理。不过，早点还得自己准备。记得当年离我们住处不远的武吉知马路，开有一家面包厂。每天下午四五点，福华和我就会结伴步行到那里买新鲜出炉的法式面包，准备当翌日的早餐。有趣的是，拿回家后，往往抵挡不住热烘烘香喷喷的面包的诱惑，不等明天，就涂上炼乳，先吃了再说。

 

复课后的学校，表面上恢复平静。学生宿舍封闭了,殖民当局最害怕见到的秘密传单和革命红旗，“销声匿迹”了，殖民当局以为华中校园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它们因此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当然，这是殖民当局的如意算盘。实际上，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949年——1950年中），黄明强、詹忠谦等高班同学早已在学校里培养了“革命接班人”。记忆中，就在复课后不久，我们初二级三班同学曾联合起来，举行数学试罢考，抗议姓谢的数学老师，藉功课之名，为难同学。这次不怎幺起眼的行动，是我们三班同学在华中的“初试啼声”，不过，并没引起殖民当局和校方的注意和重视。福华和我由于参加罢考，失去了这次考试的分数，幸好，我们平时数学成绩还不错，所以期终考试总成绩（包括数学）还合格。

 

此外，有一位教中国历史的孙姓老师，上课无精打采，烟瘾很大，活像个“鸦片仙”。他照本宣科，使用那些站在反动统治者立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讲述中国近代史，引起接受了新思想的同学的质疑，我曾斗胆就书上的内容提出一些问题，请他解释。他却摆出一幅不屑的神情，用讥讽的口吻说：“以后就由你来写历史好了”。

 

在组织关系方面，福华和我之间，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据福华告诉我，在我回印尼等候复课时，一位念高一班的关丹同乡——陈万和，也来发展他为“读者”或是“盟员”。我听了初始楞了一下，后来仔细一想，觉得也没什幺不好，反正都是“自己人”，谁发展和联系不都一样。更何况我那时的确“自顾不暇”：失去组织关系已好几个月了。这件事，又不能向外人道，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

 

事情是这样的：较早前，我的联系人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新加坡了，至于离开原因，他表示不便说明，只说，不用多久组织就会派人来联系你，要我放心等待。与此同时，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夜晚，为了考验我，还曾要我和他到一处住宅区（好像是在宏茂桥一带），趁万籁俱寂，居民都安息的时候，挨门逐户，把革命传单塞进一排住宅的门缝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秘密活动，心情之紧张自不待言。

 

遗憾的是，那位联系人离开后，杳如黄鹤，说要来联系我的人始终不见踪影。我就像一只断线风筝，在空中随风飘荡。后来，我一直“心有不甘”，曾想方设法打听他的下落，但都不得要领。甚至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一有机会遇见来自他老家的朋友，我都不放过询问有关他的情况，不过，得到的回答总是令人失望。

 

此时，福华和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渐成熟，对国内外的时局很关心，特别是对内地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尤为关注。遗憾的是，由于英国人长期封锁消息，从公开报章上能读到的正面新闻实在少得可怜，因此，往往只能从敌人发出的负面新闻里，了解一鳞半爪。尽管如此，我们的兴致依然不减。

 

年中，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节节胜利，把李承晚傀儡军赶到斧山的新闻，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随后，美帝国主义者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纠集一些仆从国家，派大军在仁川登陆，妄图拦腰截断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与此同时，还公然派出其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整个战局骤然逆转，令我们深感紧张和忧虑。

 

10月1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侵略军，自恃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力量，罔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并于10月19日占领平壌后，继续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甚至出动轰炸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扔炸弹。

 

在气焰嚣张的敌人面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支持下，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毅然派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赴朝参战，结果，把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其飞扬跋扈、有“日本太上皇”之称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因战事失利罢官收场。这一轰动世界的国际新闻，极大地鼓舞了各国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热议的话题。

 

令人更为鼓舞的是，1950年底，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可耻行径，揭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进行的辱骂和诬蔑，派出了伍修权将军作为特别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伍将军在会上所作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针锋相对的发言，把美帝的侵略行径骂得狗血淋头（此四字乃伍将军发言稿原话，见《解密中国外交档案》），把美英等西方国家辱骂和诬蔑中国之词，驳斥得体无完肤，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真是人心大快。记得当时的新加坡《南洋商报》以《伍修权咆哮成功湖》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有关的新闻和他的发言，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注：成功湖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

 

事实证明，从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声宣布“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就不再是可以任人鱼肉、宰割和欺凌的对象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屙屎撒尿、作威作福的时代业已一去不复返了。

 

想想数十年来新中国在第一代领导人手上在各条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中，傲然屹立，并获得广大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支持和拥戴的事实，看看今天某些人所谓“弱国无外交”（即弱国腰板硬不起来）之说，不仅令人觉得这种论调幼稚、可笑、片面，难于自圆其说，而且简直是不顾历史、不顾事实、数典忘祖的一派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