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1949年念初中一时，我们除了读书，还比较贪玩，政治觉悟还处于萌芽阶段。这一年，是英国人宣布紧急状态后的第二年，华中校园里的地下活动以更隐蔽的方式在继续，在政治上对我们产生一定影响。

 

记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早晨，寄宿生听到高音喇叭传来催促起床的乐声后，如常聚集到操场正准备做操，不料抬头一望，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高挂在迎面小矮坡的一棵大树上，迎风招展，同学们看了，情绪无比激动和兴奋。其时，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把刚诞生的新中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非但拒不承认，而且恨不得把她扼死在摇篮里。因此，学校当局得知后，自然紧张万分，赶紧叫校工把五星红旗取了下来。

 

与此同时，晚间自习完毕，同学们回到宿舍就寝，此时，自有一只“神秘之手”在黑夜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伸进学校的课室，把马共新加坡市委出版的地下报《自由报》或其它革命传单，偷偷地塞进同学们的课桌。翌日上午，同学们上课时，打开书桌一看，这些令英国人惊恐万状的秘密文件赫然摆在眼前，同学们既感到好奇又有点惊异。

 

尽管截至1949年底，英国人丝毫没有放松对新加坡马共及其外围组织的地下活动的打击和镇压，但是对其它进步文化和书籍的传播，似乎还“网开一面”，没有完全赶尽杀绝。

 

我们照常可以订阅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侨日报》以及胡愈之先生和夫人沈兹九主编的《风下》杂志；也可随意到《南侨日报》报馆楼下开设的、与上海书局关系密切的新南洋出版社，以及其它正派书店，购买各类进步书籍。新南洋出版社甚至接受读者委托，代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订购各种进步书刊。

 

华中学校自己开设的小卖部，也有不少好书出售，例如中国著名文化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先生的《患难余生记》、《萍综寄语》，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以及《王震南征记》、《居里夫人》、《蔡特金》等简易读物。

 

学校图书馆里，藏书甚丰，中外文学名著，应有尽有。例如，中国作家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腐蚀》，萧军、萧红的《生死场》，郁达夫的散文集，徐志摩的诗集，甚至徐吁的《风萧萧》（此书描写二战期间，中、日、美三国的间谍活动），以及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飘》（电影中文名字：《乱世佳人》），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大仲马的《三剑客》（又名《三个火枪手》），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的书籍。当然，英殖民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读物，如马、恩、列、斯，以及中国革命家毛、刘等的著作，则在严加禁止之列。

 

上述校园内的地下活动和看报读书的良好风气，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培养了我们热爱学习的习惯，对我们日后的成长和进步，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那年的中秋，华中寄宿生委员会联络南洋女中寄宿生在学校篮球场上，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共度佳节。会场布置，因陋就简，桌椅板凳，都是从宿舍食堂搬过来的。桌子摆上：花生饼干，水果汽水。男女同学，混合而坐。最初，由于不认识，彼此一时相对无语，但是，随着晚会开始，一个又一个精彩节目纷呈，生动活泼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原来的拘谨随之消失。

 

晚会上，两个高班同学表演的讲不纯正英语（即洋泾浜语）的节目，最受同学们欢迎。他们就像在说相声，一唱一和，一个说：“好久不见”，另一个就回应：“long time no see”；一个说：“不三不四”，另一个又回应：“not three not four”；一个说：“马马虎虎”，另一个立即回应：“horse horse tiger tiger”……同学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我们当时的英语水平，虽说是“有限公司”，但至少还听得出来，这是高班同学自编自导自演的搞笑节目。有趣的是，“long time no see”这句当时拿来说笑被认为不合英语语法的口语，日后竟风行起来，连一些英美人士一见面打招呼时也说:“long time no see”，而不是说：“I have no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了。

 

犹记得，那晚，皓月当空，繁星点点，福华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兴味盎然的中秋晚会。那时，我们完全沉浸在热烈欢快的气氛当中，忘却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乡情怀，也没有古人那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罇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壮志。但是，两个小时左右的晚会尽欢而散之前，在高班同学引领下，同学们一起引吭高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这激动人心的歌声，响彻校园的夜空，余音缭绕，不绝于耳，直至而今。

 

正是在这种氛围底下，我被福华班上一位来自吉兰丹名叫赖金算的同学（也是寄宿生）看上了。有一天，他悄然出现在我面前，把马共新加坡市委出版的地下报《自由报》拿给我阅读，并表示要发展我成为“读者”（即抗英同盟初步发展对象之称谓。要想成为盟员，还需经过考验）。我表示愿意，接受了他给的《自由报》，随后便成了他联系下的“读者”。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做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福华和我虽说情同手足，但我始终没敢把此事告诉他，也未曾想过他是否也像我一样，已被发展为“读者”，因为这种事必需绝对保守秘密，就连父母或爱人都不能随便透露。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使我更加不敢“乱说乱动”了。话说，那一年快结束的某一天，我到丹绒巴葛码头准备与乘船途经新加坡的母亲见面。正当我在码头上独自徘徊、等待轮船到来的时刻，一个身穿警服的印籍“马打”（警察）走到我面前，对我进行盘查，并要我把随身携带的一个袋子打开来给他看。谁知不看犹可，一看里面全是书，而且全是华文书，他虽“目不识丁”，嗅觉却特灵，以为钓到了一条大鱼，于是，二话没说，就把我载到罗宾逊路的罪犯调查部（有说是政治部）去接受审查。

 

在那里干等了约半个小时，一个中年华籍政治部特务才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首先问我年纪多大？哪里读书？这些书是哪里来的，又要送往哪里？我如实一一作答。我平生虽然没遇到过这种场面，心里并不发慌，因为，这些书都是市面上可买到的，而且，我是准备把它交给母亲带到印尼给我堂姐的（我那时还不知道，她并不缺进步书籍）。他看问不出什幺名堂，打算放我一马之际，不料，从一本书里给他翻出一张小纸片，原来是我从《南侨日报》上剪下来的关于“第二国际”[注]的小资料。他当即紧张起来，便继续追问下去：这是什幺东西？从哪里来的？要做什幺用？我也照实作答，是从报上剪下来的，不做什幺用，是出于好奇而已。最后，他看问不出更多的东西，也看我还年轻吧，就让我走了。

 

回到学校，我“心有余悸”，倒不是怕个人有什幺“闪失”，而是怕自己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政治部的注意或监视，以至连累到与我有来往的同学。所以，我回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机会把此事发生的经过，一五一十告知那位联系人，以便他有所警惕。不过，我和福华之间的交往，并没因此事受到任何影响，因为我自认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幺“政治背景”，不怕受敌人监视。

 

1949年终于结束，学业方面，福华和我双双顺利通过初一年终考试。我们当时谁都没料到，即将迎来在华中校园里学习生活的第二个年头，会是一个多事的年头，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发生决定性变化的一个年头。

 

 

[注]“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7月14日成立于巴黎。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团结了工人阶级队伍，进行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后分为三派：1.以德国伯恩斯坦等为代表的右派,即公开的修正主义者；2.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所谓中派，实际上支持右派；3.以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为代表的左派，他们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毫不调和的斗争。后来，由于第二国际日渐为右派和“中派”所控制，特别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里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违背国际主义原则，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沦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致使第二国际最终陷于破产。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叛徒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指出：机会主义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资料来源：〈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