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初直至1951年8月，福华和我就在华中这所最高学府度过那终生难忘的幸福的读书生活。在挥之不去的白色恐怖统治的阴影笼罩下，看似风平浪静的校园里，一股反帝反殖的铁流在地下伺机而动。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不认识到认识，彼此相知相惜，相互砥砺，相互影响，从普通学生逐步走上反帝反殖的革命道路。

 

记得初中一时，福华在甲班，我在戊班。作为外地生，我们都在学校寄宿，但不是住在同一个宿舍里。最初，彼此并不认识。我和他一位关丹同乡刘金灶倒是住在一起，床挨着床，而且是同班同学。我和刘在学校交往的时间，跟福华一样长。

 

我们寄宿生睡的是简单的木板床，铺上普通的沙滩席或叫草席（当然个别有钱的外地生铺藤席），上面吊着一张蚊帐，晚上睡觉才放下来，以防蚊子叮咬。到了夜晚酣睡时，我如雷般的鼾声和他“咬牙切齿”声，此呼彼应，交相唱和。

 

金灶在福华一伙来自关丹的同学当中，是很有个人特性的一位。念初一时，他对美术就情有独钟，特别爱好书法和国画。他后来离开华中后，曾到新加坡南洋美专深造，师从有“新加坡国宝”之称的名画家刘抗。其实，刘抗那时已是我们的美术老师（在他之前的美术老师姓卢），他给我们当场示范表演的指画功夫，令同学们叹为观止。据说，金灶在后来蓬勃发展的反殖爱国民主运动中，曾以其所长，创作了不少反映和鼓舞新加坡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美术作品。

 

华中的寄宿生活丰富多彩，艺术氛围浓厚，作息时间严格。记忆中，每天早晨6点钟（星期日除外），天刚亮，宿舍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响起嘹亮的乐声，催促同学们起床。体育老师兼舍监李异南更是不辞辛苦，吹着哨子，走到每间宿舍，甚至每个同学床边，一面喊着：“同学们起床啦！”，一面耐着性子把想睡懒觉的同学拉起身来到操场做操。做完操，漱洗完毕，就到食堂吃早餐。然后上课，一直到中午12点下课。到食堂用完中餐之后，午休片刻，又继续上课。下午四五点，自由活动，是小伙子们大闹天空的时刻。晚上6点吃晚餐，7点过后到课室自习，约10点熄灯就寝。

 

上课和休息时间之余，宿舍的高音喇叭总是不停地播放闻名世界的经典音乐作品。印象较为深刻的有：《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意大利著名歌剧《茶花女》和法国著名歌剧《卡门》里的选段，以及享誉世界的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等。不过，新加坡电台和三家娱乐场（快乐世界、新世界、大世界）茶座里风行的华语“时代曲”，则被主播的高班同学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之作而从未播放过。当时听了如此美妙、动人心弦的经典音乐，虽说还不完全懂得欣赏，但的确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更妙的是，那一年，临毕业的高三班同学，他们中有1955年选举中与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选区打擂台的民主党候选人蓝天，有其父原为中国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外交官、演戏特别在行的郑有国以及后来回到北京王大人胡同华侨服务旅行社担任负责人的陈德鸿，正是这些精力充沛、富有才干的学长，在某一天晚上，在学校礼堂组织了一场话剧演出，剧目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写的喜剧《钦差大臣》（这是果戈里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死魂灵》）。这部喜剧针对俄国封建农奴社会，官场上阿谀奉承和拍马屁文化的种种丑态，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演员们惟妙惟肖的表演，精彩之处，令同学们捧腹大笑之余，回味无穷，获益匪浅。由于华中是全男生学校，剧中女角特别邀请外面女校同学担纲。如果没记错，是一位后来在新加坡演艺界和广播界颇有名气的南洋女中同学，名叫张昭英。

 

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活泼好动的年轻小伙子们，都会聚集在运动场上，根据各人的爱好和所长，或打球，或跳远，或掷铅球，或玩单双杆，以舒展筋骨，锻炼身体。

 

这时候，福华和我就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篮球场上。可以说，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篮球场上开始的。他身高不到1米7，比我略矮，但身手矫捷，篮球和足球的基本功扎实，有其过人之处。我的基本功不如他，所以，常常向他请教。而他则非常热情，耐心把自己领悟到的几步“独门功夫”传授给我。果不其然，经他一点拨，我的球艺立即突飞猛进，真的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说他是我的篮球师父，一点都不夸张。

 

他在运动方面的兴趣和“天赋”，大概也是和他生长在彭亨的关丹有关吧，因为，据我所知，那时候，彭亨的篮球和足球运动发展不错，其水平和实力跟霹雳、雪兰莪不相伯仲。他的另两位关丹同乡詹忠谦和周密，那时就是华中学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还有一位在育英学校念书、名叫潘先并的关丹同乡，自己从不打球，专爱当裁判。后来我们每次在校外打球，他一定前来当义务裁判。多年后，他终于梦想成真，成为早期新加坡唯一的篮球国际裁判，后来则“官升一级”，当了新加坡篮球裁判长。说来真巧，潘先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跟我一度当香港篮球队教练和ESPN美国NBA篮球评述员的三弟相遇，也成了莫逆之交。

 

事实上，福华他们这批关丹同学，差不多个个都爱打篮球，在校期间，曾自行组织了一支“关丹队”，我也“冒名顶替”，参与其中。记得“关丹队”组成后，第一次出征就是前往柔佛的新山，与宽柔中学校队切磋球艺。

 

福华在体育方面的“天赋”，以及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坚毅性格和顽强意志，在初中一下半年参加全校越野赛跑中表露无遗。

 

这场越野赛，以新柔长堤这一端为起点、学校校园为终点，全长足足有12英里（注：1英里=1.609344千米）。对于非长跑选手来说，没有充沛的气力和顽强的毅力，要想跑完这个赛程，绝非易事。然而，他作为初一甲班的参赛代表之一，非但不屈不挠地坚持跑完了全程，而且获得前十几名的佳绩。比起好些半途退出的高班同学（据我所见，有的还是学校的运动队代表），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绩，其精神和毅力更令人钦佩。

 

我也作为戊班的代表之一参加了比赛。结果，非常惭愧，拿了第三十多名，相形之下，比福华差了一大截。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戊班总成绩还不错，获得全校殿军，每人分得一枚奖章。不过，我的小腿肌肉，为此足足疼了几天，举步维艰，而福华则若无其事，步履如常。

 

正是对体育的共同爱好，在初中一下半年，把我们拴在了一起。从此，我们就像一对情人似的，朝夕相处，出双入对，感情如胶似漆，借用《易.系辞上》一句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来形容当时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了。

 

可以说，除了上课和自习时间，其余时间我们都是经常一起打球，一起活动，一块在露天水池旁洗“天体浴”。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们又会一起坐“绿巴”（Green Bus）到坡底的惹兰勿刹运动场看足球赛，或到芽笼快乐世界体育馆看篮球赛。当年，这些球赛除了是本地球队之间的联赛，经常有与来自外地，尤其是香港或印尼的球队的比赛。

 

看完球赛，往往乘便到那时就已遐尔闻名的小坡食街——白沙蒲，去饱餐一顿。这里有广东人的叉烧饭，潮州人的炒粿条、牛肉河粉，福建人的虾面、薄饼、蚝煎，以及正宗的海南鸡饭、猪肉沙爹等、令目前未能回归的游子如今想起来依然忍不住垂涎三尺的美食佳肴。

 

其时，还没发明什幺A-A制，所以我们从没计较饱餐过后由谁付钱，他囊空羞涩，我付，反过来他付，就这幺简单。当时，家里除学杂费，还给我们二三十块零用钱花，偶尔到坡底看看球，吃点东西，买些书，绰绰有余。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看过一场精彩绝伦的乒乓球赛，给我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那是香港乒乓球代表队来新加坡远征，比赛在中峇鲁的大世界的场地进行。香港队的球员，都是由当时香港一流的乒乓球好手如薛绪初、傅传芳和姜永宁等组成。我们慕名特地赶往观赛。他们出神入化的球技，不论是薛的直板快攻和姜的横板削球，让在场的新加坡球迷，看得如醉如痴，大为叹服。据我所知，薛、傅、姜等后来都回到内地，为新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时候，球场风气相当健康，铜臭味不那幺重，运动员的技术、体育精神和道德面貌，普遍获得观众的赞赏。我们每天读报，除了新闻版，体育版也是我们饶有兴趣阅读的版面之一。从报上，我们鲜有看过打假球、吹黑哨、吸兴奋剂(禁药)、行贿、斗殴、赌球等诸如此类既违法又有损体育精神、人格、国格以及败坏道德的丑闻，否则，我们下坡看比赛的“雅兴”，早就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