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40年代末（1949年），福华从彭亨州首府——关丹前来新加坡华侨中学求学，报读初中一，时年16岁多。像当时许多马来亚青少年一样，日寇占领时代无书可读，入读时已经超龄。

 

据他后来说，他出身于一个中小胶园主家庭，家里拥有数依卡（英亩）的胶园，由大哥打理，日子还过得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树胶价格上涨，给他家庭带来较为可观的进账。

 

他另一个哥哥福荣，随后也来华中念书，比我们低一年级。还有一个小妹，在他转入地下后，也来新加坡入读中华女中。不过，有关他家庭的更多情况，我也没细问，所以知之不多。

 

福华的出生地——关丹，二战前原是个相对落后、寂寂无闻的市镇。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挥师南侵马来亚。12月10日，其“神风敢死队”驾驶的战机正是在关丹附近的南中国海海域，仅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激战，就把号称“海上霸主”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两艘主力舰《反击号》和《威尔斯太子号》，击沉在那里的海底。这一出乎世人意料之外的战果，令英国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令防守马来亚的英军士气受到重创，同时也让位处马来亚东海岸偏僻一隅的关丹小有名气。

 

事实上，不论抗日时期或是抗英时期，马共领导的游击队就经常活跃在山高水深林密的彭亨州地区。当地不少青年男女（包括马族青年），在马共的影响和号召下，纷纷响应上山打游击去了。据我所知,同样出生于关丹的詹忠谦（即高老林），他的一位姐姐，在6-20事件发生后，即投身于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福华生于斯长于斯，从少年时代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经意间在其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已埋下日后生根发芽的革命种子。

 

1951年8月，新加坡英殖民当局悬赏5000元叻币通缉余柱业的通告在报上发表时，承他告诉我，余柱业曾在关丹居住，跟他家稔熟。可见，他早年就与这位日后成为马共新加坡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余柱业认识，对其战后作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的活动也有所了解。

 

在日寇占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由于生活所迫，小小年纪的他，曾在赌场里当发牌手，混口饭吃，因此而练就了一手洗牌的绝技，令日后凡是有机会和他一起玩牌消遣的朋友们，赞不绝口。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并未自甘堕落，沾染赌博恶习和流氓习气，而是洁身自好，作风正派，清白一生，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当然，硬是要说有什幺缺点的话，那就是在那动乱年代，跟许多无辜少年一样（包括我在内），受到不良风气影响，尚未成年，就学会了抽烟。

 

我则于1947年8月，先是从印尼苏北(Sumatra Utara)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Pematang Siantar），来到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入读育才学校。1948年初，转读英华英文学校下午班。岁杪，前来新加坡，在加东勿洛的东岭英文学校学习。约两个月后，大姐回中国闹革命去了，留下我和三弟在那里。父母亲前来收拾“残局”时，我要求俩老让我转读华校。于是，靠着父亲的社会关系——杨溢璘校董的一封介绍信，我终于获得宝贵机会，于1949年3月作为走读生入读华侨中学。也就是说，比福华晚了两个月才来到华中。那时，我也快15岁了。

 

记忆中，华桥中学这所具有悠久历史和颇负盛名的学府，为陈嘉庚等热心华文教育的知名侨商于1919年所创办。它建在武吉知马路五英里处的一个山坡上，是当时新加坡占地面积最大的一间华文学校。学校建筑巍峨，坐落有序，环境优美，绿树小草，郁郁葱葱。除了排列整齐的课室，还有大礼堂（可供全校开会、演出、上音乐课）、以李光前名字命名的“光前楼”（内分图书馆和科学馆）、以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名字命名的“虎豹楼”；体育设施方面，有足球场，四、五个篮球场，练单双杠、跳马、跳远、三级跳和掷铁饼、铅球、标枪以及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场地和设备；还有供外地生寄宿的一栋双层宿舍大楼和一所单层宿舍平房，以及供寄宿生享用的饭堂、室内澡间和露天澡池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地标建筑物——钟楼，居高临下，下面半山坡一大片草地后来建成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运动场，由马路边学校入口处上望，气势不凡。

 

顺便说一句，1956年下半年，为数上千名的全新华文中学生就曾在华中集中，进行绝食斗争，并在这个运动场举行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抗议和反对英殖民当局及其傀儡林有福政权封闭和解散中学联及其它工会组织、妇女团体，镇压反殖爱国民主运动的卑鄙无耻行径。

 

此外，当时华中校园里，于图书馆附近还遗留下二战期间英军使用的一两座残破不堪的旧兵营尚未清除，跟学校书声朗朗的清幽学习环境很不相配，实在有碍观瞻。

 

战后，华中师资雄厚，思想开明进步，不论是国文、史地、音乐、美术以及体育老师，多是从中国著名大专院校聘请过来的。他们中有倍受尊敬的薛永黍老校长、赵沨音乐老师（抗日战争年代，他在重庆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著名文化人郭沫若、《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以及《游击队之歌》作者贺绿汀等过从甚密，并在重庆各界举行的八路军百团大战祝捷音乐会上，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指挥。1949年由华中被迫回中国后，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杜运燮老师（诗人，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实兆远，在当地中华学校初中毕业后，回中国读高中、大学。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语言系。大学期间，曾应召入飞虎队和中国驻印军任翻译）、汪金丁老师（日本南侵时期，与胡愈之、沈兹九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苏门答腊西部的巴耶贡务避难，后曾任新加坡民盟支部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伯华老师（翻译家，俄罗斯作家A-托尔斯泰《两姐妹》、匈牙利作家培拉-伊诺斯《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的译者）等，人才荟萃，济济一堂。

 

为数近千名的华中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学生自治会，负责搞好同学间的联系，组织他们进行各种活动，如出板报、演出等，并代表与外校学生会的联络；近百名的寄宿生，也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料理寄宿生的日常生活、膳食、财务，并负责聘请一位校友担任总务，统管采购、厨师、饭堂和清洁卫生人员的工作。可以这幺说，华中学生不仅要会读书，而且要学会自治能力、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而上述这些学生组织正好给同学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锻炼机会和条件。

 

遗憾的是，从40年代末起，随着马来亚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浪潮日益高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英国人深感其在新马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加紧对付马共领导的游击队和新加坡地下组织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华文教育的诸多限制和干涉，以及对进步教师的迫害。当福华和我先后来到华中时，学校里崇尚学习自由的风气开始遭到破坏，许多进步老师一个又一个先后被迫离开了学校。

 

尽管如此，那时候的新加坡，尚未有华文大学，华侨中学在许多人心目中，仍被看作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李光耀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把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誉为“……在新马说华语或方言的人眼里，等于英国的伊顿公学（一所培养英国上层政界人物的中学）和哈罗公学（一所培养英国上层阶级子弟的中学）。东南亚各地的华族家长都渴望在能力许可的情形下，把子女送到这两所中学寄宿就读”。（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285页）

 

由于孤陋寡闻，最初看到这段文字时，仅当作是溢美之词，而且，对这两所公学，也不甚了了，脑海里根本没什幺概念。后来偶尔读到一篇介绍印度崛起的文章，才知道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早年就曾负笈于哈罗公学（Harrow Public School）。众所周知，1955年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亚非会议上，他与苏加诺总统、周恩来总理等一起，倡议“万隆会议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对自己在196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犯的错误勇于表示悔意。由于他在为印度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活动中，吃过苦，坐过牢，功勋卓著，他在印度的威望和地位仅次于对英国统治者发起不合作运动、被尊为“圣雄”的民族运动领袖甘地。

 

事实上，新马人民对尼赫鲁并不陌生。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1946年3月19日），印度还在英国人殖民统治下、尚未获得独立时，他就曾到访新加坡，并于当天下午，出席了有十数万新加坡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参加的欢迎大会。时任南侨总会和怡和轩主席的陈嘉庚先生亲自到机场迎接，当晚还在怡和轩为他接风洗尘。陈在致欢迎词中特别强调：“尼赫鲁先生不是印度大官，也不是印度的大富翁，我们欢迎他的原因在乎他的伟大人格。……”

 

后来逛书店，偶尔看到中国学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由杨立军编著、名为《伊顿公学的经典法则》的书籍。浏览了一下，发现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原来是由英皇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办，拥有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名校。它办学理念独特，校规极其严格，学杂费更非等闲之辈所能负担，因此，以“精英摇篮”和“绅士文化”闻名于世。

 

据介绍，学生从13岁入学起，就不仅开始教他们学知识，而且，更重要是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以及尊重他人、自信、友爱、忠诚、勇敢和独立的个性。学校毕业生当中包括英国名将威灵顿公爵（Wellington，1769—1852，据说，在滑铁炉战役中曾打败拿破仑）、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7位英国首相、36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获得者，以及英国皇室成员和来自海外的名门望族的子弟。

 

由此可见，李光耀把上个世纪50年代的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与上述英国两所公学相提并论，说明他内心世界对曾经和他一起打天下、助他登上统治宝座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从来就是不敢小觑的，同时也是小心翼翼、处处设防的。

 

当然，那时代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根本就不知道英国这两所公学的存在，做梦也不曾想过要与这两所公学毕业出来的重量级大人物攀比；我们中的大多数学生亦并非如那两所公学的学生，是什幺非富则贵、雄心勃勃、处心积虑跻身于高官厚禄行列的达官贵人或贵族的子弟，相反，而是出身于平民百姓，充满激情，满怀理想，追求真理，与时俱进，时刻准备做出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学子。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事过境迁，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贯主张“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李光耀，对于如今年已古稀、头发斑白、不过是与他政见相左、但为新加坡的独立、自由、民主不敢自诩有功，却敢于自夸奋斗了一生的华文中学生，依然毫不留情面，毫不心慈手软。他的这种态度，与新加坡中学采用的历史教科书里称为实行反共政策的马来西亚政府相比，实在有悖于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