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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共历史上两个电台的前前后后

热度 2已有 3911 次阅读2011-1-4 10:37 |

马共历史上两个电台的前前后后
——原文刊载于马来西亚21世纪老友网站张泰永整理

1.《马来亚革命之声》（Suara Revolusi Malaya, SRM）

《马来亚革命之声》（Suara Revolusi Malaya, SRM）广播电台于1969年11月15日开始播音。

根据《余柱业先生访谈》（据说为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录音访谈文稿，1992年，有油印本流传，无出版社负责）第19卷有这样的记载（聊供参考）：《革命之声》电台设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不远的一个乡村的小山坡上。还钻了一个地洞，把电台的机器都装在地洞里。

《访谈》也指出，这是马共得到兄弟党中共方面帮助下建立的一个电台。建立电台是马共领导长时期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文革”发动之后，有一次，毛泽东接见陈平等几个马共领导人，亲自答应要给马共的，这符合他要大力支持世界革命，要支持第三世界的诺言。这个电台是毛主席亲自决定要给的，所以受到当局非常重视。他们中国叫着援外电台，就是象在那1960年代援助非洲各国、各种经济援助一样的援助项目，叫着“援外”，援助外国的电台。

余柱业在访谈中也透露说，电台是独立自主的。中共方面完全不干涉内政，一点意见也不提；电台的运作则全由马共自行负责。

另：《革命之声》关台后，据有关工作人员反映，《革命之声》初创时期，在阿成（单汝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下，仅有二三十名工作人员。阿成离开后，由阿焰（伍瑞霭，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随着形势的发展，电台除了以马、华、英、淡米尔4种主要语言播音之外，较后一段时期也增加了闽、客、潮及广西4种方言的广播，工作人员相应增加到整百人。电台的中心工作在于编辑部，主要负责人为庄生（陈田）、老张（余柱业），以及各组负责人。华文组：周伯（金枝芒）；英文组：沙尔马（P. V. Sarma）；马来文组：翁苏丁（Abdullah Sudin）；淡米尔文组：莎拉妲（Sarada，沙尔马的太太）。较后成立的方言组，则由马明（来自槟城的李叔，通晓多种华族方言）负责。

《革命之声》广播的开始曲，为《解放马来亚》。1981年6月30日，关台结束播音。

(取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

2.《马来亚民主之声》诞生

一. 李光耀仗势施压
边区根据地从事文宣工作的同志，曾经得到来自组织上的传达，内容大要如此：1978年越南军队侵入后，柬埔寨抵抗力量面对严峻局面，急需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当联合国大会就柬埔寨问题进行表决之前，李光耀趁势出面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关闭《马来亚革命之声》（Suara Revolusi Malaya）广播电台（注1），以换取新加坡以及东盟的几个成员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对民主柬埔寨作出外交支持。1981年6月30日，当《革命之声》宣告关闭，而《马来亚民主之声》（Suara Demokrasi Malaya）紧接着于7月1日开播时，美国却马上跳出来向中国抗议，说什么中国既然答应不让外国“反抗组织”在其境内设立电台、并且已关闭了《革命之声》，为何又让《民主之声》开播，等等。美国这种只许自已放火、不准别人点灯的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被中国立即顶了回去。然而，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难觉察到，在为美国打压民主进步力量以效犬马之劳这些方面，李光耀所扮演的角色是毋庸质疑的了。有道是，蛇入竹筒，曲性难改。人们不也注意到，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协议》签订，长期的武装对抗终于结束，相关的方面，例如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都与马来亚共产党达致和解，实现和平，唯独一向恐惧革命民主力量的李光耀拒绝参与，而在他控制下的新加坡当局，对于“合艾和解”只好采取了自外和排斥的态度（注2）。
注1. 李光耀“施压”，《马来亚革命之声》关闭——英文版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陈平口述，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夫妇执笔）第409、410页, 也记载了陈平的如下叙述： “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
“我没问为什么，他径直说明原因。几个星期前，李光耀与他会谈，自称代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前来中国。李光耀具体告诉邓小平，他出访中国之前，费尽唇舌与上述四国的领导人沟通。

“李光耀要求中国政府下令关闭《革命之声》。邓小平解释说，除非《革命之声》不再在中国领土上广播，否则，东盟很难游说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支持红高棉。美国当时极力阻止红高棉参加国际组织。如果柬埔寨要在联合国大会上保有一席之地，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票，举足轻重。
“他说，李光耀再次施压，要他尽快关掉电台。邓小平透露说，此时他对这个客人感到不耐烦了。
“邓小平说，联合国大会将在1981年9月举行，因此，……该在这之前几个月关掉电台，给东盟一些时间去游说。”
注2. 新加坡的自外与排斥态度——据新马电台综合报道，马共与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解协议的新闻传开后，当时新加坡的律政部长贾古玛教授告诉国会议员们说，虽然马来西亚同马共签署和平协议，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内部安全问题是息息相关的；然而，新加坡的情况是，非法的共产党不是唯一的保安问题，新加坡也面对其他威胁，包括种族主义、宗教极端分子、国际恐怖分子、间谍和颠覆等等，因此，虽然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斗争，但是，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还是必须保持下去的。
与新加坡官方的“自外”态度不同，同一时期，马来西亚政府表现出正面积极的态度：
针对马共解散武装部队及自行销毁武器以表明其和解诚意的行动，身在吉隆坡的副总理嘉化•巴巴回应说，政府将研究是否撤销《内部安全法令》，因为该法令主要目的是在遏制共产党的威胁。
总理马哈迪尔也在和平协议签署的当天发言指出，马共人员如果仍然坚持他们的思想，但身在国外，这并没有问题；假如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即使他们回到国内，也不成为问题。……只要不抵触法律，我们接受他们要求回来的申请。他也透露说，在为马共结束其武装行动上，他的政府作出了超过3年的努力。

《革命之声》是设立在中国境内的，美国设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许多情报机关、特别是设在东南亚北部一带的情报站，早就对《革命之声》进行了追踪和监听，这已是公开的秘密。《革命之声》于1969年11月15日开播，1981年6月30日宣布关闭，所有这些，美国情报机关是了如指掌的；《民主之声》虽紧接着于1981年7月1日开播，但它并不是设立在中国境内，也不是由《革命之声》电台搬动或转移而来的。对于这些，美国的情报机关不至于侦察不到。说穿了，美国之所以明知而故意作态，无非是要向中国显示，它在他国设立电台是任谁也不敢争议的，而李光耀先前在《革命之声》问题上之所以肆意向中国“施压”，要不是由它授意和撑腰，至少它是早已心中有数的。

二. 《民主之声》在边区开播
踏上1980年代，区域政治格局已经起了新的变化，各国革命组织都在调整政策，马共在马泰边区根据地设立本身的广播电台，正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根据地原本的无线电通讯和宣传工作已有基础，技术力量也不弱。特别队接受了设立电台的任务，获得组织所提供的电台零件和部件，技术组工作人员便投入紧张的设计和组装电台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电台组装起来了。接着，进行测试工作，通过一些选定地点的试听和检验听到的情况，反复验证，广播效果稳定正常。最后肯定广播发射台组装成功，能够承担广播任务。实际上并没有面对多大的困难，被命名为《马来亚民主之声》（Suara Demokrasi Malaya，SDM）的广播电台，就这样应时出现了。

《民主之声》自开播起，直至《合艾协议》签订后的一个月即1990年1月2日自行停止播音，历时整整8年且又进入7个月。《民主之声》是马共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广播电台，设于马泰边区革命根据地内。正如《民主之声》开台声明（全文见附录二）指出的，它的正式成立和开始播音，是我国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为此，它全心全意地为我国各民族人民服务，为推进爱国民主运动服务。继开台声明之后，《民主之声》发出了对国阵政府《第四个五年计划报告书》的评论，列举事实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阵政府当权者在报告书中强调的要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注3），其真正目的在于掠夺财富和制造马来百万富翁，而不在于扶助土著贫穷阶层，更不在于不分种族的消灭贫穷，当权者口口声声说的解决贫穷问题，只不过是宣传口号而已。另一方面，这篇评论进而批评指出，国阵政府当权者更在报告书中强调要把大笔防务开支，主要用在“对内反共”和反人民方面，也就是要把人民的血汗钱，花费在继续执行英殖民主义者挑起的、以马来亚人打马来亚人的所谓国内战争上，这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注3. 新经济政策——1969年“5•13”惨案爆发后，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拉扎克掌握大权。1970年底，马来西亚国会核准了以拉扎克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之前提出的一项长期经济政策，即自1971年起推行为期20年的全面扶助土著的“新经济政策”（Dasar Ekonomi Baru, DEB），其两大目标是：消灭贫穷和重组社会。但往后在推行这项政策过程中却产生很大偏差：急需扶助的土著中下层，其经济地位实际上改善缓慢，甚至反复受挫，反而是土著大官僚资本（土著百万富翁集团、当政者的朋党集团）迅猛膨胀起来。
1991年开始至2000年，巫统操纵的国阵政府以“国家经济政策”（Dasar Ekonomi Nasional, DEN）取代“新经济政策”，但又声称将继续实现“新经济政策”未完成的目标（特别是重组社会，即财富分配的目标），包括不取消“土著”与“非土著”的区别，继续扶助土著让土著私人在全国的大公司企业中拥有最少30％的股权。从2001年起，国阵政府宣布实行朝向“2020年宏愿”（Wawasan2020）目标（2001－2010年，实施“国家宏愿政策”），为实现先进国家的远景，在今后20年内，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
为了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当局一向说少了土著所拥有的股权。实际上，巫统操纵的政府当局对土著股权资本的统计数字是很缺乏透明度的。根据报章引述的统计数字显示，1990年新经策结束时，土著私人已拥有全国公司企业超过20％股权，而全国的银行、金融、电讯等关键经济领域的70％以上股权，已控制在土著私人和土著信托机构之手；土著官僚资本机构（即所谓法定机构）控制了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和财富，如土地、森林、矿产、水产，能源、通讯、交通，等等。总之，土著私人、信托机构和官僚资本机构已超越原本高高在上的外国垄断资本的位置，在我国财富拥有权上牢牢占据首位。
（亦请参考《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一集第167－170页有关资料）
收听《民主之声》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表达各民族人民心声的电台；一开始它就瞄准着国内，宣扬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揭露各种谎言谬论，帮助广大群众认识真理和提高觉悟。显然，它深为边区人民以及国内广大群众所欢迎和拥护；但也被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分子所痛恨；当然，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外国电台对它说三道四（注4），则不在话下。
注4. 《英国广播电台》（BBC）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ABC）显然是追踪《民主之声》较勤的外国电台，特别是前者《英广》。当《民主之声》开播的第二个星期，《英广》即发出新闻，并评述说马泰边境的“马共武装分子”已把注意力转向吉隆坡；1985年《民主之声》播出马共中央的“4•29”声明，《英广》也有所评述。《合艾协议》签署后，人民军光荣下山并自行销毁手中武器，《英广》在其报道中竟指人民军“放下武器投降”，之后经马共方面严正指出，它才不得不对自已的此项错误报道作出公开道歉。
按：《英广》为其错误报道所作的公开道歉，原文如下：－
“本台1月23日在报道前马共人员回国时说，1989年12月2日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放下武器投降，引起了收听本台广播的前游击队员的不快。他们通过一名西方记者向本台指出，他们签署和平协议只是停止武装活动。在这里，我们对引用“放下武器投降”的字眼，表示道歉，并对如此细心收听本电台的听众感谢。”
（BBC 1992年2月1日泰国时间下午5时30分华语广播）
马共中央北马局领导人很关心《民主之声》的工作进展，特别是关注广播稿件内容的充实。一般上，广播稿件由编辑部提供；而有关稿件的取材则来自4个方面：一是党军内部的文件、报告、战斗消息等；二是马、新、泰等地的公开报刊上刊载的新闻；三是马、新等地电台新闻节目的录音；四是文艺作品。一般而言，外界的公开报刊是由民运单位每隔三两天送进部队来的；而马、新两地电台的新闻节目则由《民主之声》工作人员分头记录。至于《英广》与《澳广》，部队向来都有专人收听，并作摘要记录，可以共用。
广播稿件确定之后，由翻译组进行马来语和华语的互译，然后录音和播音。电台的录音部门和播音部门是分开的，录音一般上在营地之内的地下工作室里完成；而播音工作则在远离营地的两处山头上分别进行。
在8年半有多的播音过程中，只有一次发生极短暂的播音中断，那是在1985年4月30日党庆的当天。据领导人透露，那时期马泰双方正在发动对马泰边区根据地的联合军事行动，泰境一侧由泰方全面负责，马方军队不得越雷池半步。然而，马方强烈要求泰方摧毁《民主之声》的广播，泰方也答应将有针对性地轰炸和扫射泰国境内那些发出电台电波的山头。有关的情报我方也有所掌握，领导上已通知了驻扎在第一发射台山头的同志们，当播放“4•29”党庆55周年的重要声明时，一旦发现泰方飞机前来轰炸和扫射，他们应当立即中途停止播音。至于在另外一个山头的发射台，有关的同志们也在事先得到通知不要接着启动播音。据事后泰方军官反映，他们接到上头的命令只是使到当天《民主之声》停止播音，至于第二天它又继续广播，他们可就没有责任去过问。
（取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

三. 电台的交通组
录音室在部队营地，录音带制作完成之后就要赶着送去播音，而播音的山头则距离部队营地有相当一段路程，尽管两地之间崇山阻隔，但联系却是从不间断的。负责联系的是几个交通组，8年多以来，他们起早摸黑、翻山越岭、风雨无阻，只求及时完成任务，不顾个人安危艰辛。他们默默地跑交通，出色地作出了奉献。

为电台跑交通，尽管加倍了警惕，也不能说不曾发生意外。

刚开台不久，有一个交通组接受任务去接应第十支队派来的电台工作人员（包括马来语播音员及资料员，计有Adam、Wati、Ali、展翮、奔腾等）。谁知接头后打回程到达半路过夜点时，却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情是这样的，据带队的组长东海反映，当队伍进入过夜点时，几位同志报告说，垅下河里的一处地方发现很多鱼，要求去炸炸看，他也就答应了。然而，炸鱼的同志们过于兴奋，抛雷和引爆的时间配合不好，拿着雷的同志（队名展翮）还没把雷抛出，雷却已被通电的同志引爆了。结果，展翮同志的右手掌被炸碎。组长东海表示，这意外很不幸，因为一路来，抛雷和引爆都是同一个人独自操作的，因此在时间配合上并不成其为问题。这次见鱼多，炸鱼心切，人多手杂，出了事故，要吸取教训。据了解，事故发生后，东海同志命令队伍连夜赶路回来大营房，医务组立即为展翮同志做了手术，疗愈之后还为他装了义手掌；由于得到及时抢救和护理，和平下山后，展翮同志还能驾起摩托单车到处跑动呢！

电台交通组发生的另一起更为不幸的事故也是在大河边。据带队的组长冬云说，那是在1980年代中期，他带领的一个交通组已交接好了工作，正在回头路上准备过夜，队伍驻在半山腰。战斗员南进同志请准到大河边去钓鱼，但越钓越远，终至超出警戒线。后来，从河边方向传来了一阵相当猛烈的枪声。组长冬云补充说，交通队伍马上撤上山顶。不久，派去支援和侦察的同志回来报告情况说，根据他们对现场侦察来分析，推测南进同志是被一队从马境方向闯过来的“蒲罗”（注5）分子所袭击，敌人从河对岸的高地居高临下，射击在河边钓鱼的南进同志。然而，支援和侦察的同志们无法了解更多实情，因为天晚了森林一片漆黑。第二天大早，我方进行清场，组长冬云反映说，他们发现南进同志已经在河边乱石堆中牺牲了。最致命的是他头部中枪，显然是敌人射过来的子弹擦过石块折射击中的。南进同志有进行反击，牺牲时其手还不离枪，弹库里留下的子弹没几发。后来他们侦察了河对岸高地敌人留下的痕迹，断定罪魁确是“蒲罗”分子。现场留有血迹，也有砍树桠做担架的印记，说明对方有死伤者。估计这伙“蒲罗”分子有二三十人之谱，已连夜倒回头向马境方向逃遁。

注5. “蒲罗”——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Pet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ULO），本为泰南伊斯兰教民争取自治的组织之一，之后为英国人及马来西亚当权集团所庇护和操纵，从而抬出所谓在泰南建立“北大年国”的分裂泰国国土的旗号，并不时在当地制造骚乱。当年，“蒲罗”右派分子骚扰群众时，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及其改名后的人民军必挺身而出，惩治暴徒。人民军下山后，近年来“蒲罗”暴徒的骚乱行径有变本加厉之势。

四. 《民主之声》的红色电波
《民主之声》电台每天以马来语和华语进行两次各75分钟的播音，即每次先以马来语播音45分钟，接着以华语播音30分钟，内容相同。播音时段定在中午一次和晚上一次。一星期改换两趟节目内容，即星期一和星期四。对比之下，《革命之声》有强力发射台，其电波可传遍世界各地；《民主之声》播音的覆盖面不广，仅在边区能清晰收听，北马还能听到，到了中马及彭亨中部已很微弱，南马则基本上无法收听。

边区部队的同志，长期以来从不间断地收听自已的电台，之前是《革命之声》，之后是《民主之声》。部队每天按时集体听广播，也定期出版电台的广播文稿，供同志们阅读。出发跑交通的同志都随身带着小型收音机，按时收听。南下突击队也尽量地争取收听。虽然国内大部分地区无法收听到《民主之声》的广播，但由于有革命听众的大力支持、传抄和推广，这个电台的播音内容实际上能够传送到许多遥远的角落。红色的电波把各方面、各角落的革命人们联系了起来，大家心明眼亮，豪情满怀，使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和欺骗遭到了应有的打击。由于外界的报纸送到部队已是过了3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报上的新闻大都成了旧闻，虽然国内很多消息可以从收听官方广播电台中及时记录下来，但为了慎重起见，《民主之声》有关国内问题的评论和报道，都要等到报纸到手，经过核对之后才定稿的，因此，有关的评论和报道的稿件，一般都是“事后就事论事”，并且从中提出边区方面对有关事件的看法和主张，以便同广大革命群众树立共识。但是，《民主之声》在报道边区党军的动向方面，却是争分夺秒，做到尽快向外界传达的。有个例子不妨提一提：－

五．完成光荣的任务
1989年11月初，在普吉岛举行的泰国、马来西亚以及马共的三方高级会谈进入了第5轮（即最后一轮的三方高级会谈），11月2日傍晚，陈平经泰国曼谷抵达普吉（泰国情报部门对外界传媒说陈平是3日抵达的），在酒店的房间里，他非常高兴地和我方的会谈代表和工作人员亲切握手、拥抱，又摄影留念。

陈平到达普吉后大约三天，马方副内政部长米格．朱聂在吉隆坡发表了所谓“马共投降”的言论。众所周知，从华玲和谈起，陈平就明确表示，即使打到最后一人也决不投降，这是马共一向来的坚定立场。而且，在这次“普吉会谈”中，马共代表团已向马方代表团表明，会谈必须在“和解”而不是逼压马共“投降”的原则下进行，所谓“投降”的言论，是同这个原则水火不相容的。因此，针对所谓“投降”这个毁誉性说词，陈平立即召集我方代表团进行研究，以便向外界明确表态。最后大家作出一致决定：一方面要在紧接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严正抗议，如果对方不收回那种言论，谈判最后破裂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则由阿石（吴一石）起草一份义正词严的声明，驳斥吉隆坡有关方面的所谓“马共投降”论调、重申马共的鲜明立场，而这个声明必须迅速送回部队，让《民主之声》尽快广播出去，公布各界，以正视听。

翌日清早，泰方人员陪同带着声明文稿的我方同志乘坐飞机先到合艾，再从合艾立即驱车前往也拉府坦多县的“贺村”（我方民运组织联系下的一个马来甘榜），由民运交通组接手把“来人”带到部队交通站。一路上马不停蹄，携带声明文稿的有关同志终于在当天傍晚 6点多钟赶到中央机关队，把文稿交给领导，同时翻译为马来文，当场录音，《民主之声》在第二天中午就广播了这篇声明（全文见本篇章附录四）。

这个及时而坚决果断的措施，终于使马方代表团团长拿督阿布都•拉欣•诺尔（Dato Abdul Rahim Nor）只好澄清说，所谓“马共投降”之说法，那仅仅是米格•朱聂个人而非官方的言论。同时，这位团长也一再重申并不否定马共对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也表示，对此可以让历史学者和人们去评价。这一来，和谈最后细节的拟订才得以顺利继续进行下去。显而易见，由于我方有着如此坚定的立场和迅速的行动反应，才会在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共同签署的协议文件上开宗明义地写着：各方“基于和解与和平的共同愿望，达成......协议”，而且，协议文件也明确地指出，任何一方在向报界发表声明时，都必须根据协议的精神，不得含有类似“集体投降”和“妥协”之类的毁誉性词语，等等。

有需一提的是，早在普吉会谈初期，马方态度强硬，坚持要马共方面屈服，导致会谈中断一些时日。马共中央估计泰方有诚意要和解，与泰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便决定采取内部部署，让老弱病残者安排出去，有战斗力的人员继续坚持，使马方不得不考虑，如不愿意达成协议，对它会有严重的后果。马共中央把这种态度明确告诉泰方，并让吉隆坡政府知道，如果它再采取1955年东姑•阿都拉曼那种态度与手法，承担严重后果的历史责任，绝不在马共身上。

当上述声明在《民主之声》播出后，边区根据地各大单位立即笼罩着一股极不寻常的气氛。原来，各大单位的指挥部已接到领导上的紧急行动通知，着手把指战员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战斗人员，准备继续留在森林里同马方军警周旋到底；另一个部分主要是民运工作者、老弱与文职人员，准备出到农村居住，以便担当留在森林里的战斗人员的后勤。和平下山后，我们才知道，当时领导上之所以要各大单位的指挥部启动如此非常部署，主要是考虑到马方副内政部长的突然“搅局”，很可能由于有如马来俗语所说的“事出有因”（ada udang di balik batu，石头背后有虾），不可不防。假如马方在最后关头借故不愿和解，那么，明摆着我方同马方当权派的武装对抗就不会停止。但我方同泰方的和解是毫无疑问的，泰方之前已保证让我方下山人员在泰境合法、和平地居住。

话说当时，指挥部的部署是在严密之下进行的，那些被“内定（安排）留在”森林的指战员当然喜形于色，但不会张扬；而那些被“内定下山”的干部可就很不服气，情绪上一时不能接受，找上级，找领导，冲来冲去，听说有些还受到领导上的批评和警告。弥漫在各大单位的这股不寻常的气氛，一直到了十多二十天之后才逐渐烟消云散，因为马方已明确表态愿意和解并以行动加以证明。三方和解之事最终敲定，协议文件只待签署，我方领导上也就向全党全军传达了《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注6）。

根据1989年12月2日由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三方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的条文说明，《马来亚民主之声》电台订于协议签署之日算起的一个月后停止广播。因此，1990年1月1日，《马来亚民主之声》在向各界祝贺新年之后，宣告它已完成自已的历史任务而从此停止播音（注7）。

注6. 1989年11月25日，马共中央传达了《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其全文如下：－
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马来亚共产党第十三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1）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情况，根据1988年6月18日中央声明的精神，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决定立即停止武装斗争，今后在马来西亚宪法范围内进行长期的和平民主斗争。
（2）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批准我党中央代表团同马来西亚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和平协议。批准我党中央代表团同泰国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和平协议。
（3）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永远怀念为革命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光荣烈士，高度评价在各条战线上特别是武装战线上的全体同志在过去年代里所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艰苦斗争，衷心感谢长期以来支持我党我军的广大群众。
（4）我党我军对我国独立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号召全体同志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奋斗！
注7. 《马来亚民主之声》最后一期播音——该期广播节目是在1989年12月29、30、31日以及1990年1月1日的4天内连续播出的，题目计有：–
1）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90年新年祝词；
2）本台元旦社论：和平协议签署的历史意义；
3）本台敬致广大听众书：《马来亚民主之声》始终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
4）报道：陈平同志在第十二支队；
5）报道：两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即将回国，安度晚年。
关于上述5篇广播文稿的详细内容，请查阅《见证和解与回马》（方山编写）第33 －40页。
另：1. 泰南和平村音像工作室于2006年初发行的光碟《密林绝唱》，主要介绍了《马来亚民主之声》广播电台，且光碟中保留了原来播音呼号和开始曲，可说重现了走入历史的声响，富于收藏价值。此外，该光碟中也附载几首《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演绎的抗日歌曲，也是“原汁原味”。
2.《革命之声》播音的开始曲，开台之初的一个很短暂期间内，用的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进行曲》，之后很快改换为《解放马来亚》（将二次大战前的《保卫马来亚》原曲，配上新词, 以面向广大革命群众），直至1981年6月30日停止播音。
3.《民主之声》播音的开始曲，自1981年7月1日开台，直至1990年1月1日停止播音，采用的都是革命歌剧《彭亨河儿女》里的《团结歌》曲调。
上述歌曲:《解放马来亚》及《团结歌》。
（取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

附录1：
马共总书记陈平讲述马共历史上两个电台来龙去脉
一、设立地下无线电广播站未能得偿所愿
我犹豫着是否要求中国资助设立本身的、资金庞大的广播网络计划
尽管发生了“冷藏行动”，我在北京仍继续思索，我们在马来亚前线的活动如何才能产生更强大的冲击力。我很早以前就曾想过设立本身的广播网络，但是犹豫着是否要求中国资助这个资金庞大的计划。北京政府实际上比过去更慷慨。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国邀请我访问河内
在1964年8月爆发东京湾(Tonkin Gulf)事件之前不久，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国邀请我访问河内。我经由相同渠道表达我欣然接受邀请。动身前往河内前夕，东京湾事件爆发，共产主义圈子普遍预测华盛顿将开始轰炸北越。河内的邀请不变，而我也按时在8月杪的某个黄昏飞抵嘉林机场。在场迎接我的正是黎笋。我到河内的最初几天，越方带我到河内的各个景点参观。
黎笋与我会商有关我们双边利益的事
过后，黎笋与我会商有关我们双边利益的事。我上一次和黎笋见面，是在1961年前往北京途中，当时马来亚共产党正要改变政策，恢复武装斗争。黎笋对此事的进展颇感兴趣。他也向我报告了南越战争的情况。刚从北京回国的黎笋向我透露，早在几天前，毛泽东亲自告诉他，革命很快就会席卷东南亚诸国。毛泽东预测越南、柬埔寨、泰国及马来西亚都会垮台。
河内情报分析员判断美军随时会发动海军轰炸，黎笋安排我到高原度假胜地山萝(Son La)
我们的会谈中途被打岔了。一位秘书走进了房间，急切地在他耳边低语。这位秘书离开后，黎笋便转移话题，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到报告，美军的一支小型舰队正部署在非常接近北越海岸线的海域。他的情报分析员判断美军随时会发动海军轰炸。他说，河内可能是美军的攻击目标，因此他会安排我到首都西北部、前法国殖民政权的高原度假胜地山萝(Son La)。
美军舰队突然转向离去，河内派来一位司机护送我回河内
我经由陆路去山萝，在那里住了几天，等候预期中的美军的进攻。后来却得到通知说，美军舰队突然转向离去。河内派来一位司机护送我回河内，回到河内当天，我和黎笋又继续会谈。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有时黎德寿也参与讨论。我说我知道泰国共产党过去两年来都在北越某处运作地下无线电广播站。
我问道：“马来亚共产党能得到类似的设备吗?”
向越南要求设立地下无线电广播站
我原本犹豫着要不要向越南要求这些，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仍处于复兴我党的剧痛当中，可能会被看做是一个还不够资格有此想法的组织。我是杞人忧天了。黎笋即刻同意我的提议。他很快就补充说，广播人员当然得由马来亚共产党提供。我向他保证，这不成问题。他说，越南方面乐意提供技术人员维持广播站的操作；而且他们也会为我们胪列设立广播站所需的电子器材清单。这当中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越南无法供应发射器材。黎笋提到两个货源：中国和东德。我马上想到，越南要向这两个货源取货，都不成问题；但是对马来亚共产党而言，值此中苏分裂之际，我们只能向中国提出要求。向东德求助将给在北京的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问题。
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提醒我准时回到北京参加10月1日的国庆日庆典
就在越南方面要带我到首都以外的地方考察之际，我接到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送来的便条，提醒我准时回到北京参加10月1日的国庆日庆典。他的请求带有催促的味道。便条上简单说明，那年的10月1日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那是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的15周年纪念。
我的处境十分尴尬，越南渴望延续我们的会谈，但我又不想开罪中国
我对中国大使馆的要求毫无心理准备，此时的我处境十分尴尬。越南渴望延续我们的会谈，而且会向我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开罪中国，毕竟北京对马来亚共产党的生存十分重要，尤其是财政援助更不在话下。
毛泽东临时决定把国庆日庆典搞得壮观盛大
动身前往河内之前，我曾礼貌拜会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他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我通知他我有意到河内去，并且明确问他，我在10月1日庆典期间不在北京，是否合适。他力劝我按既定行程行事好了。他向我保证，政府打算低调举行那年的国庆日庆典。显然的，这些计划临时出现大幅度转变。许久之后，我终于得知原因何在。面对重大经济困扰的毛泽东，临时决定把国庆日庆典搞得壮观盛大。
我决定直接给北京中联络部部长写一份言辞客气的复函表达我的遗憾
谨慎考量我的两难处境之后，我决定直接给北京的中央联络部部长写一份言辞客气的函件，解释我的为难，以及表达我的遗憾，因为我希望继续参与越南为我安排的众多节目。我告诉他，我之前已经和中央联络部说明我会离开北京，并且已经得到他们首肯。
我带着一大束鲜花到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大使祝贺及致意
由于我们被视为“地下政党”，我知道我不会受邀出席中国大使馆在河内正式举行的国庆酒会。国庆酒会前夕，我带着一大束鲜花到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大使祝贺及致意。
越南把我的决定看作是对越南的高度尊重
越南知道我如何处理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把我的决定看作是对越南的高度尊重。我动身回北京的前几天，他们在西湖(West Lake)政府行政中心为我举行了非常私人性质且秘密的送行晚宴。虽然来宾少过20人，但是具体上来说，政治局的所有资深委员都赴宴了，包括黎笋、黎德寿、长征、武元甲将军，以及胡志明本人。唯一缺席的领导人是范文同。
胡志明亲自为我送行
第二天一早，就在我快要动身搭飞机回北京的时候，胡志明出现在我下榻的西湖别墅的大门前，亲自为我送行。
要求中国供应发射器材，未能得偿所愿
我回到北京之后，告诉中国领导人，河内已经同意让马来亚共产党像泰国共产党那样，在北越境内设立地下广播站。中国可否供应发射器材? 我同时也将越南给我的电子器材清单交给中国。我注意到，我的要求似乎未能得偿所愿，因为对方告诉我，这得交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我要设立我们自己的革命无线电网络的念头，终于碰壁了
几个星期后，终于有了结果：中国拒绝了我的要求。他们解释说，东京湾事件令北越的军事形势不稳定。北越战机已经部署在中国南部的广西省。当时已有计划将泰共广播站从北越迁移到中国境内。倘若我们此时在北越设立广播站，最终免不了都要搬迁到中国境内某个安全位置。我要设立我们自己的革命无线电网络的念头，终于碰壁了。当时我很失望，但是形势最后将转变成对我们更为有利。
（取自：《我方的历史》第二十六章）

二、峰回路转，设立广播电台愿望终于实现
康生要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显示，他有能力解决与兄弟党之间的问题
我相信康生是要藉这场冗长的会谈，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委员会显示他有能力解决与兄弟党之间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现在我们不得不按照中央联络部的强行规定办事。我们参与党对党会议，也见过毛泽东了。我们争取了三年的广播电台终于得偿所愿，接下来就要听中央联络部怎么说了。
1969年马共办事处南迁湖南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接到指示，要我们在1969年把马共办事处南迁湖南。我致力于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泥沼，阿海最初被迫接替我的工作。
中方分配给马共的单位坐落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
在湖南，中方分配给马来亚共产党的单位坐落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我们从北京搭了12小时的通宵火车才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691”位于一个不久前才腾空的村落，这个村落的地势有许多小丘与斜坡。我们的广播电台是在山的一边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楼房，给我们用作行政楼。
“马来亚革命之声”在1969年11月启播
我们在湖南的广播电台在1969年11月启播。我们将它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 (Suara Revolusi Malaya)。广播电台的节目是经由一个20千瓦的发射机作跨区域广播。我们共有两个波长，但是据我所知，从来没人试图干扰我们的广播。我们得到的回馈显示，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党员和支持者都踊跃收听节目。
我们的播音员、节目制作人员及文书人员都住在“691”的宿舍
我们的播音员、节目制作人员及文书人员都住在“691”的宿舍。中方技术人员也住在同一范围内的另一区。我们在湖南工作的日子里，极少和围栏外的当地居民往来，日常用品都由中国政府供应。虽然广播电台的地理位置远离北京，但是我们仍可定时及快捷地得到我们指定的报纸。中国为我们安排订报，而我们订阅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所有英文报纸及中文报纸。我们也定期收到伦敦的《泰晤士报》 (The Times)及墨尔本的日报《时代》(The Age)。我们阅读及评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远东经济评论》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亚洲周刊》 (Asiaweek)、《时代杂志》(Time)及《太平洋导报》 (Pacific Affairs)的报道。
电台草创时期，我们以三语广播，即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及淡米尔语
电台草创时期，我们以三语广播，即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每一种语言有三个播音员。我们成功吸纳一批大学生之后，增设了英语广播。这些大学生来自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大学，他们在1970年代中期加入。虽然两国政治部都说马来亚革命之声当时吸纳的新成员都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其实都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激进或进步的左派，仅此而已。马来西亚华人女孩陈月清就是其中一个，和人们的猜测相反，她在新加坡大学的同事和朋友陈华彪从来都不曾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关于陈月清的传奇轶事，我想提出几点真相
新加坡报纸报道了许多关于陈月清的传奇轶事，我想提出几点真相，以便日后有案可查。陈月清通过一个领奖学金到新加坡深造的香港学生找上我们。1967年红卫兵在香港闹事期间，这名香港学生受到共产主义思潮所影响。他在新加坡投身学生运动，同时认识了陈月清。就在新加坡政治部去逮捕他的几个小时前，他乔装成女人逃出校园，再经由新柔长堤进入柔佛州。他在新山被捕，并被控以非法入境马来西亚的罪名。其案件后来提交吉隆坡审讯，结果被判递解回香港。回到香港后，陈月清和他接触，并说要参加我们的运动。不过我们认为她不适合在森林生活，于是安排她在马来亚革命之声工作。陈月清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马克思社会主义者(Marxist socialist)，而我们则认为她只是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al socialist)。她肯定不曾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纷纷要求革命之声以各种华人方言广播
节目上了轨道之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尤其是勿洞的华人社会，纷纷要求革命之声以各种华人方言广播。起初我觉得这么做并不实际，因此反对增设太多方言广播。可是，由于公众的要求太过热切，我们只好循众要求，也因此得吸收更多播音员。
曾经居住北京的党员的家眷如今都住在湖南的一个村子里
曾经居住北京的党员的家眷如今都住在湖南的一个村子里，距离广播电台大约三小时车程。共有大约40人从北京迁徙过来，包括20个小孩，其中10个小孩的父母仍在马来西亚从事地下工作。他们被送到中国，交由我们看顾，而他们的父母则冒着被捕的威胁，为党执行危险任务。这些孩子们入读一所乡村学校，由我太太负责照料他们。
马泰前线的中央委员建议吸收正在念中学的党员子女成为播音员
马泰前线的中央委员要求增加播音员时，建议吸收正在念中学的党员子女成为播音员。我个人反对干扰他们的学业，但是孩子们却跃跃欲试，最终我只好顺从前线的请求。
我不顾一切再次向派驻电台的中联部代表说情，能否为我们的孩子开办夜校
于是我们开始训练另一批新人。至此广播电台已有大约30个播音员。我仍然对孩子们的学业突然中断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的学校都关闭了，湖南省当然也不例外。我不顾一切再次向派驻广播电台的中央联络部代表说情，看看中方能否为我们的孩子开办夜校。结果这些代表深表同情，他们本身也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对文化大革命如此冲击青年感到失望不已。开办夜校的事提交到省府，不久后，湖南师范学院的三位教师被派到广播电台，夜校也开课了。
（取自：《我方的历史》第二十七章）

三、“革命之声”停播，“民主之声”接力
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
1980年之前，我们的电台广播从未间断。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知道邓小平约见时，我立即就怀疑事关“革命之声”。早几个月前，北京领导人为李光耀到访营造非常友好的气氛。在中国首都普遍感受到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访问十分成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马共领导人曾附和反邓小平的声浪
我向来认为邓小平对我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常见到他。他经常给常驻北京的兄弟党领导人作简要报告，特别热衷于向我们报告中苏问题，以及中国对中苏问题的看法。我们曾经公开交谈。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曾附和反邓小平的声浪。他在1978年重新掌权之后，一直都没想要见我。既然我们已有14年不曾交谈，此时约见一定是要与我讨论非常敏感的事情。否则，他只需派人传话即可。
邓小平要求把广播电台关掉
我在当天早晨步入邓小平的办公室，他显得特别友善。我认出一个中央联络部官员，他是在场唯一的第三者，负责记录。邓小平招呼我坐在他听觉正常的一边。他解释说，他的一只耳朵几乎全聋了。我坐下后，邓小平招呼我喝茶。我们边谈边啜饮。他问候我的健康、马来亚共产党、我们的游击队，以及我的中委同志们的近况。一番寒暄过后，他话锋一转，说道：“我把您请到这里来，是想和您谈谈你们电台的事。我们要您把它给关掉。”
李光耀自称代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前来中国
我没问为什么，他径直说明原因。几个星期前，李光耀与他会谈，自称代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前来中国。李光耀具体告诉邓小平，他出访中国之前，费尽唇舌与上述四国的领导人沟通。
李光耀要求中国政府下令关闭“革命之声”
李光耀要求中国政府下令关闭“革命之声”。邓小平解释说，除非“革命之声”不再在中国领土上广播，否则东盟很难游说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支持红高棉。美国当时极力阻止红高棉参加国际组织。如果柬埔寨要在联合国大会保有一席之地，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票举足轻重。只要柬埔寨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他们在国际社会上就有合法地位，因此能合法出入泰国，通往其他国家。
邓小平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他知道我的感受如何，也知道我何其不同意他的要求
我谨慎聆听邓小平叙述他与李光耀会谈的过程。我不高兴是情有可原，但我承认争论毫无意义可言。邓小平的结论和我的回应有很大的落差。我小心翼翼地打好腹稿才发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我这么对邓小平说：“我谢谢您告诉我这件事。身为中国的客人，我当然尊重您的决定。”邓小平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他知道我的感受如何，也知道我何其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他也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我问邓小平，要我们什么时候终止湖南的广播
我想邓小平的反应是在预料之中。他先是面无表情，但仅仅几秒钟之后，他的感受就流露出来了，而且此时的神情特别严肃。我问他，要我们什么时候终止湖南的广播。他答说：“越快越好。”他继续说道：“李光耀要我立刻终止广播。”邓小平接着表示，他已告诉李光耀，他需要时间说服马来亚共产党。
最后李光耀让步，同意宽限一些时间，让“革命之声”关闭
他说，李光耀再次向他施压，要他尽快关掉电台。邓小平透露说，此时他对这个客人感到不耐烦了。邓小平这么说道：“我告诉李光耀：我马上就可以关掉它。我只要给湖南打个电话，叫他们切断电台的电源就行了。不再有广播!”他说李光耀逼得太紧了。最后李光耀让步，同意宽限一些时间，让“革命之声”关闭。邓小平跟着对我说：“这表示我们得把电台给结束，不是即刻，但得尽快。”
必须在联合国大会1981年9月举行之前几个月关掉电台
我问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究竟限期是什么时候。邓小平说，联合国大会将在1981年9月举行，因此“您应该在这之前几个月关掉电台，给东盟一些时间去游说。”
我问道：“能否让我们维持到明年8月?”
邓小平迅速答道：“不行。这样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游说争取我们所要的票。”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您得在6月底之前关掉电台。”
中国会继续给马共财政援助
邓小平的神色缓和下来，脸上还掠过一丝笑意。他说道：“别担心，陈平。现在我们对电台的事有了谅解，我可以向您保证，在其他方面我们会支持的。”他跟着提到中国会继续给马共财政援助。我们的会谈结束时，气氛要比刚开始时来得平静和愉快。
泰南总部并没有要求延长限期
我向中委会成员详尽报告此事，包括驻守前线的小章。大家都体恤当时的处境，也明白中国的作法，再和他们争论也没意义。泰南总部并没有要求延长限期。
中国表示，只要不在中国领土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作我们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联络部通知我们，一旦“革命之声”结束它在中国领土的广播，电台的所有设备都归马来亚共产党所有。我们可以带走任何东西，只要不在中国领土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作我们的事。中国表现慷慨，但非常不实际。我们的情况有别于泰国共产党，他们拆除电台后，可以便利地经由陆路迁移这些设备。我们在湖南的发射机及其他相应设备需要大量储藏空间，绝不可能带着这些器材跋山涉水，跨越国界进入泰国的敌方区域。
我们得到额外的经济援助购买一些便携式的无线电器材
无论如何，我告诉我们在中央联络部的联系人，我急着在我们的泰南营区设立另一个广播电台，也许中国可以供应所需的配件。这些东西可以经由地下管道私运到泰国。我们得从中国订购一些便携式的无线电器材。我们能得到额外的经济援助购买这些东西吗? 中方很快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前线的中委也在探讨是否可能购买小型流动发射机，以取代湖南的广播电台
我和中央联络部协商此事之际，并不知道原来前线的中委同志们也在探讨是否可能购买小型流动发射机，以取代湖南的广播电台。小章征求了驻守森林的无线电技师的意见，他们认为行得通。不过他们列出在当地市场无法买到的组件。我们能从中国得到货源吗? 当然能。
湖南的“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在1981年6月30日晚上关闭
湖南的“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在1981年6月30日晚上关闭。第二天一早，我们用新的流动发射机从马泰边境广播。几天后，中央联络部的人告诉我，美国国务院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位高级外交官投诉，说原本应该终止的“革命之声”还在继续广播。美国人显然知道关闭“革命之声”的时限及安排等详情。
新电台以“民主之声” (Suara Demokrasi) 的名称广播
我得知中国外交官建议美国人查一查马来亚共产党广播电台的发射位置，肯定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过后华盛顿再也没提起此事。
此时，我们的广播电台其实已经易名了，如今我们以“民主之声” (Suara Demokrasi) 的名称广播。
（取自《我方的历史》第二十七章）

附录2：事实与尊严必须尊重
——马来亚人民军司令部发言人声明
（1989年11月9日）
当有关合艾协议的普吉岛谈判正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马方内政部副部长米格.朱聂（Dato’Megat Junid bin Megat Ayob）却在吉隆坡向报界发表了所谓“马共武装暴徒”、“马共投降”等毁誉性说词，马共方面迅速发表声明，给予严正驳斥，全文如下：
最近以来，我国各语文报章刊载的有关方面针对马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之言论，是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和损害我们尊严的。为此，马来亚人民军总司令部受命特此发表声明，以正视听：
(1) 自1930年成立以来，马来亚共产党即坚决开展反对英殖民统治者的斗争，继而英勇地进行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8年，马共领导的武装部队顽强地开展了抗英武装战争。我们对国家独立作出了不容抹煞的崇高奉献，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因此，马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人员是真正的爱国者，绝不是所谓的“暴徒”。
(2) 我们进行的武装斗争是被迫的，是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英殖民主义者的武力镇压下逼迫出来的。1955年，我们曾经真诚地希望通过华玲谈判实现和平和取得独立，但是，当时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操纵和破坏下，联盟当局却强要我们投降，以致和谈最后遭遇失败。幸好在我国人民和各爱国党派特别是马共和巫统青年团的共同努力下，英殖民者才被迫承认我国于1957年实现独立。
我国独立后，我们再一次提出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是，由于当时联盟政府继续顽固地要我们投降，再度谈判终于无法举行，因此，对抗行动持续至今，这绝不是我们的责任。
(3) 1950年代初，我们的武装部队处在高峰时期，人数也不过数千，在长期的斗争中，尽管我们遭受困难，牺牲了几千人，然而，目前我们仍旧保存了千人以上久经考验的战士，这些绝不是所谓的“残余分子”，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坚强力量，要是和平无法达致，这支武装力量只有也必然要继续坚持战斗。
(4) 我们希望取得和解和实现和平，因为这是历史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建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当然是出于双方的共同愿望，绝不是来自一方战败或一厢情愿。
(5) 马共于1985年4月29日发表的声明曾表示希望双方停止敌对行动。1986年以来，有关方面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接触。因此，所谓马共希望和解是受到苏联、中国、波兰、匈牙利内部演变的影响，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6) 我们再一次严正申明：相互尊重和维护公正的原则必须遵守。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们准备接受双方都能同意的公平、合理的条件，以达致和平，任何所谓“集体投降”和“自首”之类的言论，都是错误和违背客观事实的，也是有意损害我们尊严的。
（取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

附录3：关于四方山并未永不消逝的电波
衡龙桥，四方山，我们曾经一同走过……我后来又了解到了一些情况，今天先说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当年从事二线台站建设的一位老人的回忆概要：
1960年代，出于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的考虑，为了在战争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地方重要台站的播音不至中断，在全国设置了一批远离城市，保密隐蔽进洞的广播台站。这些台站有中波，也有短波，预定的播出频率都是和中央台或地方重要台站重叠，平时备而不用，藏着，保证战时能够立即开机。当时把这些台站称为战备台，其中有些是能播能转的大功率台站，也被称为中央台的二线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网络，规划勘查等前期工作六十年代中就已进行，具体的建设工作多数是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完成的。这些台都有个代号，在湖北的是820、在安徽的是035等等，比方这个035，它的任务就是在战时代播或转播中央台的600千赫和安徽台的940千赫广播节目。代号是对外的，在我们内部平时还是以地为名，比方浙江的四明山台、甘肃的三九台等等，三九并不是代号，意思是三线酒泉台。
说实在话，因为不打仗，这些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大力气的二线台站都没用上，后来大多数被拆解或者整体报废了。一般来说也只能拆解报废，连地面的那些楼都没用利用价值，这些台站一律太偏僻。其中也有命运比较好些的台站，设备被易地使用，在改革初期搬进城市去建立了平常的转播台。例外的是山东618，也就是沂源峨峪岭台，它是非常典型的二线台，现在被命名为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基地，开放成了买票参观的旅游点。毕竟是一段历史，能够留下一个给大家看看，也是件好事。
具体说到在湖南的这个691，也就是益阳衡龙桥台，起初也是上面所说的这种台站之一。建一个二线广播台是很麻烦的事情，先要选址，选址就有很多要求，又要藏起来，又要能工作和生活；地址定下来之后，要把两线搞进来——高压动力线和专用道路线，691的动力线是11千伏，道路是6吨一幅半，中等规模；然后要在里面搞四管线——供水、供暖、低压、通讯和发送；有了这些之后，要盖很多房子，包括技术、保障、保卫、办公、生活等等，要建发射塔，要安装各种设备；另外，因为是战备台，重要设备都要进洞，你得打才有洞。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工程，不是谁想要就马上就能有的。因此，马共提出请求我国帮助，要在我国设一个广播台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立即从零开始为他们踏勘完建一个大功率台站的，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综合各方面的要求，我们建议把已经规划正建的691进行必要的改动，根据马共的具体需要进行改动，完成之后供他们使用，上面同意了。因此，691的办公区、技术区、生活区的建筑标准都比我们平常的二线台站高一些，而且除了台长宿舍还另外有个首长院儿，是给他们的领袖陈平住的。另外在技术方面还增加了小型印刷厂，这也是一般的二线台没有的，我们的二线台只有小而全的维修车间。外院儿，也就是警戒保卫方面变动不大，和其它二线台的条件一致，建筑设施的标准是平时一个加强连，战时可以容纳一个营。
从技术上说，691和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关系应该说是代播的关系，双方的责任和工作范围应该说还是划分得很清楚的。他们只管采编播，摸设备的全是中国人，技术、保障、保卫全是我们中方负责。简单说就是他们用我们的人财物说他们的话，他们说的那些话在马来亚有没有人听，我也不知道。
衡龙桥的这个691的风景很不错，实际上多数二线台的风景都不错，可是你去了就会发现这个台站没有中波的天线阵，只有短波塔，这塔现在也拆了。内陆的二线台站的建设主要是为了中波，为了在战时让人民听到中央的声音，691好像很不符合节约的原则。实际情况并不然，怎么可能没中波呢，湖南的这个摊子比较大，二线中波那一块实际上就在衡龙桥691的旁边，代号是1031，在宁乡县的麦田，所以又叫麦田台。宁乡和益阳是两个县，可是衡龙桥在益阳的东部，麦田在宁乡的西部，691和1031实际上紧挨着，相距不过十公里的样子，互为依托。可是619成了马来亚革命之声的播出台，就和1031切断了正常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麦田台的设备大搬家，从宁乡迁到了常德的高坪头，播出节目。说实在话，过去几十年常德地区一直是湖南人民听湖北，收听本省节目很困难，非常需要一个中波转播台，在湖南又明明有麦田这个大台站，可是永远闲着不开机，这战备也真没什么道理。不论如何，麦田台的命运还是很好的，地方废了，设备毕竟还算用上了。
——这位老人的回忆，证实了元宵关于“可能有个小型印刷厂”的推测等等。
——我们已经几乎走到门口了，却没有去麦田，有些可惜。
一位曾在中联部工作，现已离休的老人回忆说：
长沙青园在当时是我们系统的招待所之一，主要用来接待正在武装斗争的东南亚各兄弟党的干部，也接待一些临时客人。所以，不单是马共和老共，也住过南越“解阵”和柬埔寨“红棉”的干部，普通工作人员住青园，负责干部住青园里面条件更好些的小院。除了长沙的青园，这类招待所在北京、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也有，但是因为马共领导机构那些年常驻湖南，他们甚至把原来驻北京的公开常设机构“马解盟办事处”都撤了，把人员并到了湖南，长沙青园在那段时间的接待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客观地说，青园对于马共不是很方便，并不是他们一家在用；对我们也不是很方便，其它地方的兄弟党干部也要用青园，而且有的兄弟党干部来华不是公开访问，不打算见外人。坦率地讲，这些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也微妙，干部来华后见谁不见谁，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很微妙；本党内部的关系也复杂，马共的在华干部之间也搞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人整人忙得很；这些情况他们有的会对我们说说，有的不会说，不说我们从侧面也看得很清楚。
因此，在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正常播出的大约十年里，陈平多数时间是住在四方山，在那里决策和发号施令，长沙青园的小院只是他在长沙的临时住地——遇到有的人他在四方山接待不方便的时候、遇到我国的负责干部需要会见他的时候、遇到他要到北京上海广州的时候等等，他就会下山，入住青园的小院。至于小院外面，也就是青园招待楼里，有些房间是马共长期使用的，他们把这里作为对外联络、干部和文件转运、物资采购等工作的机构，以及进出四方山的马共人员的临时住处，也就是四方山而不仅仅是马革台的窗口。
691和马革台在关系上有很清楚的界限，和青园也没有横的关系，中方在691的技术人员、后勤人员，特别是军人除了个别的特殊例外，从不到青园。马共在马革台的工作人员进四方山之后也不能自由下山，他们根本不能随便到长沙，甚至到衡龙桥的机会都极少。对于他们的行动限制，是马共规定的纪律，我们不干涉，而且马共这样做对于中方的工作也方便。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对马革台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律很放心，而且他们私下里也说过xxx参加工作之前是资产阶级小姐，xxx上山之前是修正主义苗子之类的话……
李明女士的回忆：
2007年初，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了由郑昭贤执笔的《陈田夫人李明口述历史》。陈田是陈平早期活动时的重要助手之一，马共中委，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的总编辑，现已逝世；李明曾任马共的区委书记，1952年被捕入狱，后被马来亚当局驱逐到中国。李明和陈田一道参加了四方山马革台的组建和运作，目前定居广州。陈田属于马共中的最左翼，在这本书中李明回忆了陈田和她自己在马来亚和中国的经历，包括马共党内斗争的情况和历史恩怨（例如她说陈田呕心沥血，有人却要把陈田拉下台，说陈田极左；1980年四方山电台停播后，陈田是出于政治立场和历史原因没有返回马泰边区，没有参与和谈，无奈地滞留在湖南，然后到广州等等）。在此仅剪辑李明女士有关四方山的回忆——
陈田是马共电台建设的主角，从物色合适的省份到建设的各方面工作，他都参与了策划和监督，整项工作是由陈田负责。我当时是帮助陈田搜罗人才，成立了负责为电台挑人的四人小组，这四个人是李坤华（陈平夫人）、余柱业、李明和沈天。
进电台工作的这些人需要有文化，还必须政治立场好，准备回马来亚参加武装斗争，不符合这几个条件就不行。除了以上条件，最好是单身，如果有家庭，夫妇必须一起进电台工作。
我们不挑选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电台。我们是从回到中国读书的马来亚学生、新加坡学生以及泰国的学生当中进行挑选。当时北京的学校有不少东南亚学生，但很多都不符合条件，不适合。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各个省的学校，取得马、新、泰学生的资料。中国人协助我们，到全国各地的学校收集马、新、泰学生的档案，把各地的这类学生档案集中起来，交给我们挑选。翻阅这批档案，需要花费好大的精力和好长的时间，看到我眼睛痛。经过细细的筛选，才选出电台所需的人才。挑选了所要的人员后，召集他们，还要对他们进行训练和培养，才能让他们进入电台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吸收了一些在中国读书的大学生。像王芝、文羽山、张佐的弟弟、王惠娥以及后来她的先生林胜，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另外，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北京办事处也结束了活动，解盟在北京办事处的余柱业、Sarma（沙马）和Sudin（苏林）参与了电台工作。
1970年代中，因为英语组很弱，吸收了Juliet Chin（陈月清）等七位受过英文教育，因不满社会现实投奔马共电台的青年。这七位青年男女来到电台后，与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来电台时还未结婚，离开时成为三对夫妇和一位单身。虽然他们离开中国已久，每当他们来中国时，一定会来探望我，他们到现在还很关心我。
陈新嵘（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是在电台快要结束时才到电台，他在那里逗留不久，回到马泰边区后，又参加过边区电台的工作。
电台的广播分成三组，一组是中文广播，一组是马来文广播，一组是英文广播。
马共电台初期人数不很多，发展到后期人数增加至整百人。陈田是总编辑，我一直是电台华文组的资料员。
那里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就是在固定的时间上班，吃饭和休息，娱乐休闲活动并不多。一早起身后，吃了早餐就去电台上班。11时30分就是吃午餐的时间。我们的伙食、住、行，全由中国人包办，不必我们操心。我们只管我们的电台广播，中国人负责电台的发射、操作和一切技术上的事务，也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务。
电台内马共人员和中国人员分成两个部分，住在两个区。双方人员不准往来，不准聊天，必须严格遵守。有一道大门隔开两个区。一进大门，就是我们马共人员的天地。门外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区。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有一连军队驻守电台，一方面是不准外人进入电台区，另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安全。马共人员与中国人之间不多往来，双方人员不能建立起私人友谊。在那种严格保密条件下，连我寄给母亲的信件，都必须严格地通过组织的手。
在我们的区内，有几幢双层楼房供我们居住，有两间文娱室，让我们从事消闲活动。我们只有两架电视机，大家只能集体在一起看电视。在区内，我们有机会观赏电影，影片会定时拿进来放映。此外，我们一年有两次出外旅行的机会。基本生活费我们不用理，吃集体，用集体。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只领40元人民币的生活津贴，大家一样。陈田和我每月也只各领40元人民币的生活津贴。
（转载自21世纪老友网站《关于四方山并未永不消逝的电波》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