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初三班的“领军人物”——卢业勋

                      

作者：张泰永    来源：香港足印出版社出版《砥柱止中流》一书

 

数年前参加美兰的追思会，意想不到的与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校园里读书的一批校友相遇，兴奋之情难于言说。因为是前来悼念老战友逝世，大家只好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握握手，点点头，低声问候。

 

令我特别欣喜的是，当年我们亲切地称他老卢的同学，居然也来了。他，是我记忆中最难于抹掉的一位老战友。见到他，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穿过时光隧道，记起那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就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

 

地点：新加坡华侨中学

时间：1950年代初

人物：初三班108条好汉

 

1951那年，我们初三班有三班(甲、乙、丙)，据说共有同学108位，因此，前不久离开人世的新加坡著名左派人士陈仁贵在纪念林清祥的文章里曾写道:：“108是个吉祥的数字，它令人想起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里的108条好汉”。

 

陈仁贵对初三班的赞誉，的确非溢美之词，因为在新加坡争取民主独立斗争史上就涌现出来自初三班以林清祥为代表灿若明星的众多著名人物，这早已是众人皆知的秘密，不必赘述。

 

本文想介绍的则是当年在初三班里一直默默耕耘、埋头苦干、保持低调的同学——卢业勋。他，实际上才是真正的非晁盖则宋江的“领军人物”。

 

                        恩人

 

老卢和我都是从1949年初起，入读华中初一班的，他一直在甲班。他小学时的一位同窗好友——佘文锁，到了初三时则和我同在乙班上课，而且是同桌好友。记得当时清祥、福华、清泉、水双都是甲班同学，和我一样属比较活跃份子，被英殖民当局看作是“眼中钉”，非去之不快。所以，到了1951年8月，当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派警察和特务企图镇压华中校园里刚刚冒出头来的学生活动时，清祥、福华、清泉和我等榜上都有名。（注1）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由于心里毫无准备，又无斗争经验，一时真的不知所措，幸好在这个关键时刻，遇见了老卢，赶忙问他如何是好，他二话不说，要我们立即“走为上计”。于是，福华和我便急忙从学校后山一旁的小路溜出学校，躲过了一劫。从那时刻起，福华和我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生活和学习了近三年的母校，学业中断，转入地下，以初三未毕业的学子身份，随后投入到20世纪后半期风高浪急的斗争浪潮中拼搏,义无返顾地成了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好汉”。

 

对我个人来说，老卢之有恩于我，还不止于这件事。记得当年由于我的联系人在念完初一之后就不知所踪，临别前还说会有人来联系我，结果直到我出事之后始终都不见“来人”，所以我转入地下后并无组织关系。幸得老卢的帮助，我不仅有地方可匿藏，而且才得以正式恢复组织关系。加之，他的爱人吕红帐还是石君的联系人，因此，我们之间，关系非常深。我对他始终保有一种与别不同的特殊感情，尽管1952年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音信杳然，彼此都不知对方还在不在人世间。

 

这次能在他乡久别重逢，我们都觉得非常幸运，兴许是这个大时代对我们的眷顾吧。当然，今天的他，已步入耄耋之年，而我也早已踏入古稀之年。所幸的是，他虽曾身陷囹圄，遭到英帝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如今身子还是很健壮。我除了想感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还想了解彼此分别后发生的许多事，特别是有关他本人的身世和鲜为人知的斗争事迹，毕竟他在我心目中是我们初三班的“领军人物”，在他身上肯定保有许多郁于当年组织严密细则规定，至今仍未公开的绝密资料。

 

                        确 认

我最想先了解的有两件事：

 

第一，1951年8月在英帝特务和警察来学校准备逮捕福华和我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坚决果断地要我们立即“走为上计”呢？

 

其次，他到底是不是我印象中的初三班的“领军人物”？这个猜度有没有错？

 

对于第一件事，他的答案简单明确：当年也就是1950年代初，组织上曾向他强调指出，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我们许多干部和同志被捕，不是长期坐牢受折磨，就是被无理驱逐出境，损失很大，因此，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遇到敌人来逮捕，在有关同志身份可能已暴露的情况下，应该坚决拒捕。

 

对于第二件事，时至今日，已无什么必要隐讳了，他坦诚相告：当年他的确是在学委领导下华中初三班“抗英同盟”小组组长，他联系下的盟员，离开学校后都成了新加坡反殖斗争运动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上面提到过的在政坛上被李光耀视为头号竞争对手的林清祥、工运领袖方水双、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曾福华，以及初三班同学陈世鉴、佘文锁、龚清泉、庒焕廷、谢宜殿以及薛济团、黄维勇等等。(注2)

 

据他说，他早期的领导人是马共新加坡市委会属下机构——学委会负责人黄茂宗的弟弟——黄茂川，1951年底黄茂川不幸被捕后（注3），他哥哥黄茂宗也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学委负责人为黄明强。此时，老卢的组织关系便改由黄明强直接联系。1954年下半年，黄明强撤退到印尼后，仍然由明强通过书信传达指示，直至老卢最后于1956年被捕为止。他同时告诉我，1951年底初三班一伙同学参加中学会考罢考斗争后，也离开了学校。他联系下的小组成员，随后大部分都到社会上工作，参加到工会进行活动，因此，他后来的职责主要管工运，1954年5-13反对服兵役的学生斗争，他并无直接参与，1955年爆发的福利工潮（注4）则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身 世

老卢1931年12月出生于海南岛的乐会（现称琼海）。8岁那年，也就是日寇快入侵海南岛时，为了逃“日”,追随父亲的足迹，从海南岛乘坐帆船，先到雷州半岛的湛江，然后由水客把他带到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小岛——新加坡。据他说，当年海南岛老乡跟福建广东沿岸的贫苦人家一样过着极其穷困潦倒的生活，纷纷不顾大浪滔天，南下谋生，有不少乡亲甚至远到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注5）找生计。

 

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先后南来。年仅14岁的父亲，初来乍到时在年龄比他大20岁的大伯开的一间咖啡店打工。据他说，那时父亲每月的工钱仅得18元。后来他们一家共7口人，有四个兄弟、一个妹妹，几乎全靠父亲一人维持生计。记忆中母亲每天到巴杀买菜，钱包里只备五毛钱。他们一家一直就住在梧槽律（白宫酒店附近）一带贫民区。父亲后来被迫自己做海南鸡饭来卖，养家糊口外，还要供子女上学读书，卢家生活之艰难和潦倒，由此可想而知。

 

老卢的童年跟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抗日爱国的教育和战火的洗礼，战后在兴化人创办的宏文小学就读，所以，1949年他和一批宏文小学的同学佘文锁、龚清泉、陈世鉴、林光霖等（注6）入读华中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都几已超龄。这是日寇南侵带给南洋各地华族青少年的一个后遗症。

 

老卢和这批校友新思想的萌芽是在宏文小学时期由林芳兰校长和班主任李培兰语文老师亲手栽培的。林芳兰校长和李培兰老师也是兴化人，原在福州读书，早年曾参加学运。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时，先后被迫流亡海外。林校长先到马来亚的怡保落脚，后来才来到新加坡宏文小学任教。李培兰老师的丈夫参加了红军，不幸在长汀（注7）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她随后便带着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逃离虎口，冒着极大风险来到新加坡。林校长和李老师在宏文小学任教时，对同学们谆谆善诱，耐心教导，不但教同学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且教同学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她们自己也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为新中国的成立出力。

 

与此同时，战后中国国共两党正进行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大决战以及战后新马等地反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这时代的强音也拨动着老卢和这批宏文同学的心弦。实际上，他们在小学时所受到的这些革命教育和影响，使他们在思想上已成为“左倾”份子。

 

                       入 盟

在这种背景下，老卢和这批宏文校友入读华中初一不久，就被吸收为“抗英同盟”盟员，并不奇怪。事实上，他们之间在来华中前已经有约在先，谁先找到“关系“，应立即通知大家。结果，是佘文锁最先找到“关系”，而不是老卢。有趣的是，后来老卢却成了这批宏文同学的“头儿”，而不是文锁。

 

据老卢说，其原因是组织经过考察，认为他比较单纯，老实，沉默寡言，不好出风头，而且他的斗争勇气，在入盟时就曾接受严峻考验。

 

大家知道，1949年是英帝于1948年6月20日宣布紧急状态法令后的第一年，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对新加坡人民特别是华校实行高压统治，白色恐怖阴霾笼罩，然而在这种氛围底下，年仅十七八岁的老卢毫不畏惧，勇气十足。当夜幕降临，校园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学校工作人员和寄宿生都进入梦乡的时分，他经常骑着脚踏车，悄然无声地溜进学校，然后，把车子随意在树旁一放，便走进每间课室，把秘密传单或其他宣传品如《自由报》等放进同学们的课桌，甚至于几次把革命红旗升上学校的旗杆，迎风招展，令学校当局，尤其是英殖民统治者大为紧张。

 

不仅如此，初期在黄茂川的领导下，他还参加过在市面贴标语的地下活动，不过，有一次他未经组织同意，自作主张与文锁到街上张贴标语，差点出事。那次行动是在惹兰勿刹一带，当他俩正在贴标语之际，他突然发现有几个黑影向他们走来。他当机立断，一面立即命令文锁赶快逃离，一面出拳猛击正拿枪要逮捕他的特务，把那个特务打翻在地，才得以脱身。

 

此外，1950年代初，为了骚扰敌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也曾根据组织指示，率领他领导下的小组成员，进行过多次拦截巴士枪身份证和烧车行动。据说，有一次，他带着红帐装成一对情侣，叫了一部黄色的士乘坐，要司机开到他和茂川约定的地点，到达后，他和红帐立即下车，然后和在那里等候多时的茂川一起动手，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淋到车里，接着把火一点，这部的士转眼间就熊熊燃烧起来。殊料这把烈火惊动了附近的警察局，马上派警察前来追查，他们三人也立即四散而逃。

 

抢身份证、烧车等过激行动，虽然令英殖民当局及其走狗特务疲于奔命，也同时造成群众的不便和一些损失，因此，被党中央1951年10月1日决议（注8）所否定。

 

不过，通过对以上往事的回忆，不难理解后来老卢能得到组织信任，成为初三班的“领军人物”，他的地位和威望的形成，绝非偶然。

 

                    被 捕

不幸的是，被捕的厄运终于在1956年2月1日降落到老卢的头上。事缘1951年8月英帝来学校欲图一网打尽我们这批活跃分子的时候，错把平素大家都认为是“好好先生”的关丹高一班同学——周密，也划为其中之一。其时，周密眼见福华和我都溜之大吉了，于是他在薛济团同学的掩护下，也逃离学校，并在当天中午来到济团同学的果园与我们会合，令福华和我颇感吃惊，因为福华和我从1949年起就同周密在一起生活，特别是福华，本来就是周密的老乡，对他的情况和家庭背景了如指掌。随后就在果园里，根据当时几个主要同学决定，福华和周密由老卢的部下黄维勇安排到汤申律五英里处的胶园里一所锌皮盖的板屋匿藏，清泉和我则由杨考军同学领到他家里匿藏。因为这样，当后来老卢经常到汤申律的地点联系福华的时候，就让周密知道了他的身份。

 

随后几年，福华和周密一直就呆在此处，他们后来跟附近一家邻居的姐妹花非常熟悉，其中的妹妹后来还跟福华结为连理。周密当时非常热情，用整套小学课本，帮这位原本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学文化和算术，使她后来在福华于70年代被捕和牺牲之后，能够历经辛酸和白眼，含辛茹苦，艰难奋斗，不仅把福华的两个孩子拉扯成人，自己也成为新加坡拥有数十家取名福华销售燕窝参茸的连锁店的成功企业家。

 

应该承认，周密在这方面功不可没。遗憾的是，后来周密回到关丹教书，引起了内地特务的注意。糟糕的是，周密在教同学们学唱歌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在森林和原野》这首丹麦民歌已被英帝在宪报上列为禁歌，竟然在教室里教唱，特务得知后，立即以教唱反英歌曲的莫须有罪名，把他逮捕和进行严刑逼供。结果，他经不起敌人的拷打和折磨，供出了自己1951年8月在新加坡出事经过，而且把汤申律匿藏地点以及薛济团、黄维勇和老卢等的身份都招供出来；济团被捕后，也因为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又把清祥的盟员身份供了出来。

 

1956年正是新加坡左派反殖独立运动，包括学运、工运和宪制斗争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英帝及其傀儡政府林有福政权已在密谋对新加坡的进步力量采取进一步的大规模镇压行动之际（注7），老卢之落入敌手，自然令他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用威逼利诱的各种手段，妄图从他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

 

                   严 刑

老卢被捕后，初期被单独监禁在警察总部拘留所。期间，敌人不停地对他进行秘密审讯，也不准他见律师和家人。这种情形，前后长达三个星期之久。

 

英帝政治部特务先是对他利诱，要他主动交代自己的身份、组织秘密、成员名单，同时威胁说，由于周密告密，他手下的成员薛济团已把清祥的身份供出来了。薛济团后来见到老卢也直认不讳自己经受不住敌人的拷打和折磨，供出组织秘密，而且说，敌人接下来的折磨和拷打将会更加厉害，要老卢坦白交代。然而，不论是敌人的威逼利诱或济团的劝降，都被老卢坚决拒绝了。

 

于是敌人的政治部特务和打手就开始对老卢严刑逼供。他们所使用的招式，不外三种：

 

第一个叫“拳打脚踢法”。他们出动四五条彪形大汉围住审问，当老卢拒绝回答问题和招供，就遭到你一拳我一拳，打过来打过去的殴打，有一晚整整打了有几个小时。其中一个海南人主持最坏，专打老卢的肚子，拳拳到肉。老卢回忆说，这些坏蛋对他拳打脚踢的时候，很注意讲究“技巧”，要做到不留痕迹，以免将来有可能公开审判时被抓到证据和把柄，对其不利。

 

第二个叫“冷冻法”(注9)：先是要老卢脱光身子用冷水淋身，而且不准用布或面巾抹干，然后硬硬把老卢拉到马力开到最大的冷气机面前吹冷气，令他冻得全身都在发抖，连牙齿也在不停地“打架”，异常难受。

 

第三个叫“电击法”：先用块布把老卢的双眼蒙住，然后带着他兜圈子，让他失去方向感，这样做，是害怕老卢以后公开审判时说出地点。接着就使用手摇发电机，电击老卢的脸部、眼睛、胸部、乳头甚至命根子的部位。老卢说，那时候被电击的感受实在很不好过，身体像被火烧似的，胸部到大腿的皮肤几乎都烧焦了，简直痛不欲生。

 

此外，在这三个星期单独监禁期间，随时受到敌人用拳头和巴掌殴打成了“家常便饭”。一位政治部的英国官员几乎天天都会到监房来检查老卢身上有无留下被打的痕迹，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实际上是怕有朝一日公开审判时“露馅”。

 

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初三班的“领军人物”——老卢，完全经受得起敌人对他所进行的严刑逼供和百般折磨，自始至终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崇高牺牲精神，绝不向敌人露出半点口风，绝不向敌人低下他那高昂的头颅。

 

据老卢透露，他之所以能顶得住的“秘密”，除了坚定的信念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平时也有做足“功课”，就是注意阅读许多革命志士在牢狱里与敌人斗争的英勇事迹，其中一篇登载于《自由报》黄茂宗所写的狱中报告，里面就有提到敌人对被捕的革命者惯用的这三种刑法。另外，还有一种做法，没有运用到老卢身上，就是把被捕革命者押解到柔南去见所谓前游击队领袖接受“洗脑”。因此，老卢在精神上早已做好准备，他觉得既然其他同志能够顶得住敌人严刑逼供，自己没有理由做不到！

 

历史证明，老卢做到了！即便他被英帝单独监禁和严刑逼供了整整一年，甚至被敌人打倒严重受伤在医院治疗了十天才出院。不仅如此，老卢还利用在医院养伤的机会，趁敌人不察，把偷偷摸摸写下的向组织报告自己被捕经过的字条，扔给了站在篱笆外前来探监的父亲，以便组织了解情况，紧急疏散一些点，警惕敌人进一步破坏，避免受到更多的损失。

 

                         尾 声

 

英帝政治部特务眼见无计可施，又怕这件案子棘手，夜长梦多，于是密谋使用英殖民者当年对付誓不低头的革命者惯用的手法：驱逐出境来解决老卢这个“烫手的山芋”。可恶的是，在这种情形下，英帝特务还想利用老卢父亲爱子心切的心情，进行威胁和恫吓，大敲竹竿。由于老卢家本来就经济拮据，艰难度日，父亲后来就靠挑着担子卖海南鸡饭为生，根本就没有油水可敲，但是，为了让老卢能早日脱离魔掌，不再受折磨，父亲只得忍痛向一些乡亲借钱来满足这些特务的贪欲。

 

1957年2月，也就是被捕一年后的一天，老卢终于被押上一艘开往中国广州的轮船，跟一批英勇不屈的新加坡反殖斗士一起，两眼满含着热泪，望着那缓缓远去的自己曾经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热土——自己的爱人和刚出世不久未曾见过面的孩子以及家人还留下来的地方，奔向自由的新天地，开始了人生又一个新旅程。资料显示，这批被驱逐出境的斗士，史称第37批，当中就有当年活泼可爱的初一班同学郑有领等。

 

可以告慰大家的是，经历了这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及敌人的铁窗岁月和非人折磨，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卢，虽然疾病缠身，每天都要进食十数种药丸，身体却依然还是那么健壮，双肩依旧那么结实，脑子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数十年前的往事。

 

随后他还告诉我，回到中国后，由于年龄偏大，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被分配到广东的一家华侨农场劳动。她的爱人吕红帐，也就是石君在南华女校念书时的联系人，1958年来到中国与他团聚，一起在农场工作，经受了艰苦的磨炼，尝尽人生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滋味，在把孩子拉扯大之后（注10），过早地被癌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唯一令我们感到非常惋惜的一件憾事。

 

在结束这次长谈之前，我突然问他：“老卢，你在经历了这条人生的漫长斗争道路之后，如今回顾过去，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他的回答既不是对青春无悔，也不是对自己的斗争事迹感到骄傲，而是要吸取令他一生难忘的斗争教训，就是在地下斗争中千万不可发生横的关系。他的惨痛经历就是一个力证，在这方面，他是深有体会的。

 

他说，在1952年地下组织制定和要求同志们坚决执行组织严密细则之前，不同小组的成员之间发生横的关系的事例，比比皆是。他随口就举了诗人傅辑炎和蒙洲等发生横的关系的例子。幸好他们后来都流亡到印尼，没有酿成大祸。另一个事例就是他一被捕，敌人在审问时就点出他的身份，令他想起在好几年前念初一时曾和一位名叫庄晚钦的同学发生横的关系。其时他们之间曾约定，谁先找到“关系”应互相通报。老卢后来找到“关系”真的告诉了庄晚钦。结果，庄晚钦在他之前被捕并当了叛徒，也把他出卖了。

 

他最后再次强调，当年要不是因为没有坚决遵守地下工作的严密细则，发生横的关系，让跟自己无直接关系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和组织秘密，他可能不至于被敌人发现和逮捕，以致最后被驱逐出境，从而改变了自己青少年时代所选择的道路。这是血的惨痛教训，对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说，绝不能等闲视之。

 

 

 

注1.    清祥是在前一天晚上在家被捕，被关了一星期便获释，并回校上课。年底也参加了中学会考罢考斗争，跟一批同学被学校当局开除，最初曾到一家英校读书，之后接受组织的意见，便全身投入到工会运动和宪制斗争中去，成为新加坡独立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名留青史的一颗明星。有趣的是，据老卢说，当初清祥对组织这一决定，有点诚惶诚恐，生怕自己担当不起这一重任。这一点除了反映了清祥害羞的性格，也说明清祥的谦虚和平实，而在接受下来之后，他就一往无前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完成时代交给的使命。

注2.    清泉是兴化人，是老卢宏文小学同窗，跟清祥、水双、福华、焕庭、宜殿等都是甲班同学。他父亲是新加坡绿色巴士公司的董事，水双等后来到绿巴工作就是他通过父亲关系介绍的。可以这样说，50年代初马共地下组织的工运干部是从这里培养锻炼出来的。

注3.    茂川是福建永春人，跟泰永从初一起就同级同班，1950年读初二时，他就不知所踪，后来才听说他原来是抗盟在华中的一个负责人，由于革命需要中途退学，当了一名职业干部。他是在检查属下的一个小组在张贴标语的行动中，为了掩护和勇救这个小组的两个成员（其中一个是考军同学），和特务发生激烈打斗而被捕的。因为这样，他被捕后受到敌人特务特别是那个在打斗中被茂川狠揍了一顿的特务，在秘密审讯严刑逼供时，对他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殴打，令他被打到不停地上吐下泻，全身肿痛，几次都晕了过去，以为自己没命了，他已抱定牺牲决心，准备豁出去，跟敌人斗到底。最后，敌人怕闹出人命，先后把他送院疗伤三次，住了共约九十天。敌人这些疯狂的逼供和殴打，不但撬不开这位英雄式人物的口，还不得不面对他的挑战，他坚决要求敌人对他拿出证据和进行公开审判。他后来还告诉我，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华中校园里大树上迎风招展的那面五星红旗，就是他在那天深夜摸黑溜进校园挂上去的。这面标志着新中国诞生的五星红旗，也可以说是当年在新加坡这块土地的上空飘扬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他的哥哥，黄茂宗原是马共新加坡市委会属下的学委会负责人，在茂川被驱逐出境之后，也被捕和驱逐出境。

注4.    1954年4月发生的福利巴士工人要求资方承认巴士工友联合会为代表自己的工会的斗争，由于资方有黑社会和英殖民当局的撑腰，态度嚣张顽固，于同年的5月12日演变成一场暴力冲突。事件中一名年仅17岁华校生被一名警官开枪击毙。然而，工人们的斗争得到广大学生和群众的支持，令资方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

注5.    望加锡（Makassar）位于印尼苏拉威西（Sulawesi）岛,现名乌戎潘当（Ujungpandang）。

注6.    林光霖是兴化人，家里原来是开脚车店，也是老卢的宏文小学同窗，据介绍林光霖还担任过李光耀从政后的华文教师，“全权代表”方壮璧和李光耀之间的联络人。

注7.    请参考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英文本）第280页有关内容。

注8.    林有福政权在英殖民者授意下，于1956年下半年对新加坡左派反殖进步力量（包括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和中学联等群众组织，进行了大规模镇压行动，把包括人民行动党议员林清祥等在内的群众领袖逮捕入狱，其中一些不经审讯就被驱逐出境。这是英帝于1948年6月宣布紧急状态法令后在新加坡对公开斗争中的反殖爱国力量进行的第一次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注9.    敌人称之为“冲凉”。

注10.  老卢和红帐共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在老卢于狱中时出生，红帐因老大生下不久就回中国与老卢团聚，不得已把他留下来交给老卢姐姐扶养，老二、老三都在中国出生。

 

 

（2012-11-14日初稿，11月2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