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历史总令人神伤——读李慧敏的《成长在李光耀时代》
当我的目光在李慧敏新著《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的字里行间穿梭时，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异感觉油然而生。书中所描述的六七十年代陈年往事，那些早已风干的童年记忆，又突然鲜活了过来。就像突然看见电视播放早期本地黑白历史纪录片一样，那些人物与场景看似有些陌生又是如此的熟悉。
1965年国家独立以后出生的慧敏，是在李光耀治国模式下成长的一代。我与作者多年前有过一面之缘后就没再联系，各自在时光的流域中漂移，然而读着此书时，我惊讶地发现彼此对岛国的观感竟有如此多共鸣之处。
如果不是饮着这里的水长大；如果脚下的根不是紧紧拥抱这片土地；如果欠缺敏锐的触觉和独立思考能力，任谁也写不出这样真实反映岛国人心的作品。旅游局的宣传口号“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是为本书量身定做的形容词。纵使你对书中的一些说辞不以为然，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作者那片知识分子炽热的良知，那股直抒胸臆的无畏勇气，以及把如此庞杂的问题梳理得有条不紊的功力。
身为从事文化教育和社会语言的研究者，我对书中语言和教育问题的论述特别关注。作者生动地形容本地早期的语言环境如“罗惹”(Rojak)，后来还搅拌成别具风味的南洋沙拉，但是被快速地整顿清理后，变成了没什么味道的西式沙拉。
楼下呆坐的广东大叔
在作者的眼中，“语言和文化问题一直是新加坡模式中最摸不到出路的迷宫。这个问题并没有跟建国初期的就业、房屋问题一样随着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而基本上解决，至今仍是个纠缠不清的争议性课题。谈论中文程度以及人们对于这个语文的态度，总不会让人觉得愉快。”
对被放逐到社会边缘的方言群，慧敏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还为苟延残喘的方言请命。且读书中三段动情的描述：
“许多人说了一辈子的南方方言霎时间成为了被针对的洪水猛兽，成了拖慢国家发展的障碍。过去，隔壁的广东大叔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都会留在家里追看，但是当方言节目禁播后，他没了娱乐。或许这个社会进步得太快了，他还没来得及赶上变化的步伐，现在连讲了一辈子的广东话也从公共空间中消失了。虽然‘讲华语运动’口号打着‘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但对不同籍贯的老一辈新加坡华人来说，华人讲华语却未必完全合乎情理。”
“后来广东大叔常常在配音港剧播出的时候，独自走到组屋楼下呆坐。他已不再托我帮忙买香烟，因为没有方言节目作为消遣的他经常闲着没事，喜欢到附近走动。有时会见到他和三两个同样也是听不惯华语配音的大叔大婶们聚在一起，用香烟和啤酒填补空虚。”
“或许也只有和同样被赶到社会边缘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他才能找到娱乐，找回自己的声音和仅存的尊严。毕竟自己私底下讲什么语言，政府管不着。就像李大傻的声音有一天从空中消失一样，聚集在组屋楼下的大叔大婶们的声音随着岁月流逝，也变得越来越微弱。广东大叔的同伴们有的搬迁，有的先走了，最后只剩他自己一人在楼下呆坐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外头世界瞬息万变，他已跟不上，也无法理解。”
作者感慨地写道：
“让方言解禁，让两三代人之间能重新沟通起来，拉近家庭的关系，不也是成就一桩美事吗？但即使现在挽回方言，也为时已晚，经过彻底‘消毒’的语言土壤已不适合方言的生长，所以过去阿公阿婆用方言给孙儿讲故事的亲切画面恐怕已不复再。现在，我们在街头巷尾听到的方言少了，年轻一代华人很多已完全不懂得方言，然而，人为地改造语言环境的结果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也未必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
虽是“讲华语运动”的受益者，但作者待丢掉了所有种种身份的负担后，才赫然发现剩下的身份——华人和新加坡人的概念却是如此模糊，而无论她口中说的华语和英语有多标准，在别人眼里都不正宗。如此动人心魄的表白，怎不叫人震撼，唏嘘不已？
分流教育抹杀多少人才
作者单刀直入地对岛国语言政策和教育问题进行剖析，有力地针砭偏激的语言和文化歧视和这些年来教育制度改革的许多谬误（如精英崇拜、分流狂热症和“长短脚”的双语政策）：
把学生归类的用意原本是要因材施教，让不同能力的学生按照能力学习。这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但在实践上，这种把学生归类的做法最后却沦为了歧视工具，也间接造成社会的阶级化。新加坡现在的青壮年都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分流教育制度下成长的一群。在过去的筛选、过滤、淘汰的过程中，不知道丢失了多少颗热忱的心，牺牲了多少国家赖以发展的不同人才而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元、更包容的环境。
当大家在同声哀叹现在新加坡人华文水平奇差无比的时候，却似乎没有想到，过去在教育制度里埋没了多少“华文人才”。如果好好栽培的话，他们当中还可能出现以华文写作的大作家。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改善制度，可惜不知道多少人的兴趣和能力已经被抹杀，要在新的时代里重新开始创造适合让中文生存的土壤将是困难重重。
作者也把新加坡社会缺乏人文气息，没有广度也未必有深度，归咎于教育上的操之过急所致。她的火力常随着凛然大义的增长，一次比一次猛烈。慧敏语重心长地说，尽管分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其模式“依然在教育体制里阴魂不散，继续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留存在每一个新加坡人的精神里。”
巧妙地捕捉新加坡矛盾
书中对南洋大学的描述也特别令人侧目，没料到这个比我年轻许多的作者，对这所在30多年前飘摇的风雨中倒下的民办大学，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
“南洋大学关闭至今已有30多年，但对毕业生来说，这是一道已被遗忘，但却是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想到此，我心中涌起一阵哀伤的情绪，感激着祖辈们为我们所付出的心力，也为那已消逝的精神和无法流传下来的文化资产深深哀悼。”她坚信这个问题和限制方言的政策一样仍未盖棺论定，依然像是个驱之不散的阴魂一样等待着翻案。”
对于岛国根深蒂固、治标不治本的罚款文化，作者颇有微词。虽是媒体人，她能置身度外地对本地媒体的窘境调侃一番，她巧妙地把民间与本地媒体各自表述的反差，织成一幅对比强烈的图案，让读者自行判断。
非常务实的政府与远离理想主义的人民之间的微妙关系，书中也有许多精辟的剖析，例如：“政府希望人民自立却什么都要管，人民希望政府不要管太多，可是一遇到小问题就像小孩那样第一时间就往妈妈怀里钻，什么都向政府投诉，希望政府帮忙打抱不平。”
此外，作者也从外人瞳孔的倒影中，窥见岛国人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导致精神生活的匮乏和梦想的流逝。所以她的隐忧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成为世界级城市，吸引外国富豪前来消费，但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我们却把我们很多原有的特色抹去。看着我们曾经熟悉的景观被一栋栋设计美观的高楼大厦取代，我有时怀疑我们最后剩下的会不会只是一个璀璨的空壳。”
“阅读时不妨戴上墨镜”
这本书像一面镜子，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部分岛国人的感受，如果你不习惯阅读亮度如此逼视双眸的文字，阅读时不妨戴上墨镜。
这本书比任何劳民伤财的刻板民生民意调查更有深度与广度，更有研究价值。
这本书比单音节枯燥历史教材更生动有趣，更有人情味，也更能启发反思。
这本书会让即将随着方言永久掩埋在赤道雨林中的老一辈方言群，在晚来风急的屋檐下感到丝丝的慰藉。
历史是一面望后镜，若不频频回顾，我们又如何往前进？
这本书记录了半个世纪来岛国人在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所经历的风雨与哀乐，让我们在回顾来时路神伤之余，一起振作精神思考岛国的未来。
（《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由玲子传媒出版，有关书本的介绍请点击这里。）
1965年国家独立以后出生的慧敏，是在李光耀治国模式下成长的一代。我与作者多年前有过一面之缘后就没再联系，各自在时光的流域中漂移，然而读着此书时，我惊讶地发现彼此对岛国的观感竟有如此多共鸣之处。
如果不是饮着这里的水长大；如果脚下的根不是紧紧拥抱这片土地；如果欠缺敏锐的触觉和独立思考能力，任谁也写不出这样真实反映岛国人心的作品。旅游局的宣传口号“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是为本书量身定做的形容词。纵使你对书中的一些说辞不以为然，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作者那片知识分子炽热的良知，那股直抒胸臆的无畏勇气，以及把如此庞杂的问题梳理得有条不紊的功力。
身为从事文化教育和社会语言的研究者，我对书中语言和教育问题的论述特别关注。作者生动地形容本地早期的语言环境如“罗惹”(Rojak)，后来还搅拌成别具风味的南洋沙拉，但是被快速地整顿清理后，变成了没什么味道的西式沙拉。
楼下呆坐的广东大叔
在作者的眼中，“语言和文化问题一直是新加坡模式中最摸不到出路的迷宫。这个问题并没有跟建国初期的就业、房屋问题一样随着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而基本上解决，至今仍是个纠缠不清的争议性课题。谈论中文程度以及人们对于这个语文的态度，总不会让人觉得愉快。”
对被放逐到社会边缘的方言群，慧敏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还为苟延残喘的方言请命。且读书中三段动情的描述：
“许多人说了一辈子的南方方言霎时间成为了被针对的洪水猛兽，成了拖慢国家发展的障碍。过去，隔壁的广东大叔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都会留在家里追看，但是当方言节目禁播后，他没了娱乐。或许这个社会进步得太快了，他还没来得及赶上变化的步伐，现在连讲了一辈子的广东话也从公共空间中消失了。虽然‘讲华语运动’口号打着‘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但对不同籍贯的老一辈新加坡华人来说，华人讲华语却未必完全合乎情理。”
“后来广东大叔常常在配音港剧播出的时候，独自走到组屋楼下呆坐。他已不再托我帮忙买香烟，因为没有方言节目作为消遣的他经常闲着没事，喜欢到附近走动。有时会见到他和三两个同样也是听不惯华语配音的大叔大婶们聚在一起，用香烟和啤酒填补空虚。”
“或许也只有和同样被赶到社会边缘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他才能找到娱乐，找回自己的声音和仅存的尊严。毕竟自己私底下讲什么语言，政府管不着。就像李大傻的声音有一天从空中消失一样，聚集在组屋楼下的大叔大婶们的声音随着岁月流逝，也变得越来越微弱。广东大叔的同伴们有的搬迁，有的先走了，最后只剩他自己一人在楼下呆坐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外头世界瞬息万变，他已跟不上，也无法理解。”
作者感慨地写道：
“让方言解禁，让两三代人之间能重新沟通起来，拉近家庭的关系，不也是成就一桩美事吗？但即使现在挽回方言，也为时已晚，经过彻底‘消毒’的语言土壤已不适合方言的生长，所以过去阿公阿婆用方言给孙儿讲故事的亲切画面恐怕已不复再。现在，我们在街头巷尾听到的方言少了，年轻一代华人很多已完全不懂得方言，然而，人为地改造语言环境的结果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也未必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
虽是“讲华语运动”的受益者，但作者待丢掉了所有种种身份的负担后，才赫然发现剩下的身份——华人和新加坡人的概念却是如此模糊，而无论她口中说的华语和英语有多标准，在别人眼里都不正宗。如此动人心魄的表白，怎不叫人震撼，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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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刀直入地对岛国语言政策和教育问题进行剖析，有力地针砭偏激的语言和文化歧视和这些年来教育制度改革的许多谬误（如精英崇拜、分流狂热症和“长短脚”的双语政策）：
把学生归类的用意原本是要因材施教，让不同能力的学生按照能力学习。这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但在实践上，这种把学生归类的做法最后却沦为了歧视工具，也间接造成社会的阶级化。新加坡现在的青壮年都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分流教育制度下成长的一群。在过去的筛选、过滤、淘汰的过程中，不知道丢失了多少颗热忱的心，牺牲了多少国家赖以发展的不同人才而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元、更包容的环境。
当大家在同声哀叹现在新加坡人华文水平奇差无比的时候，却似乎没有想到，过去在教育制度里埋没了多少“华文人才”。如果好好栽培的话，他们当中还可能出现以华文写作的大作家。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改善制度，可惜不知道多少人的兴趣和能力已经被抹杀，要在新的时代里重新开始创造适合让中文生存的土壤将是困难重重。
作者也把新加坡社会缺乏人文气息，没有广度也未必有深度，归咎于教育上的操之过急所致。她的火力常随着凛然大义的增长，一次比一次猛烈。慧敏语重心长地说，尽管分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其模式“依然在教育体制里阴魂不散，继续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留存在每一个新加坡人的精神里。”
巧妙地捕捉新加坡矛盾
书中对南洋大学的描述也特别令人侧目，没料到这个比我年轻许多的作者，对这所在30多年前飘摇的风雨中倒下的民办大学，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
“南洋大学关闭至今已有30多年，但对毕业生来说，这是一道已被遗忘，但却是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想到此，我心中涌起一阵哀伤的情绪，感激着祖辈们为我们所付出的心力，也为那已消逝的精神和无法流传下来的文化资产深深哀悼。”她坚信这个问题和限制方言的政策一样仍未盖棺论定，依然像是个驱之不散的阴魂一样等待着翻案。”
对于岛国根深蒂固、治标不治本的罚款文化，作者颇有微词。虽是媒体人，她能置身度外地对本地媒体的窘境调侃一番，她巧妙地把民间与本地媒体各自表述的反差，织成一幅对比强烈的图案，让读者自行判断。
非常务实的政府与远离理想主义的人民之间的微妙关系，书中也有许多精辟的剖析，例如：“政府希望人民自立却什么都要管，人民希望政府不要管太多，可是一遇到小问题就像小孩那样第一时间就往妈妈怀里钻，什么都向政府投诉，希望政府帮忙打抱不平。”
此外，作者也从外人瞳孔的倒影中，窥见岛国人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导致精神生活的匮乏和梦想的流逝。所以她的隐忧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成为世界级城市，吸引外国富豪前来消费，但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我们却把我们很多原有的特色抹去。看着我们曾经熟悉的景观被一栋栋设计美观的高楼大厦取代，我有时怀疑我们最后剩下的会不会只是一个璀璨的空壳。”
“阅读时不妨戴上墨镜”
这本书像一面镜子，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部分岛国人的感受，如果你不习惯阅读亮度如此逼视双眸的文字，阅读时不妨戴上墨镜。
这本书比任何劳民伤财的刻板民生民意调查更有深度与广度，更有研究价值。
这本书比单音节枯燥历史教材更生动有趣，更有人情味，也更能启发反思。
这本书会让即将随着方言永久掩埋在赤道雨林中的老一辈方言群，在晚来风急的屋檐下感到丝丝的慰藉。
历史是一面望后镜，若不频频回顾，我们又如何往前进？
这本书记录了半个世纪来岛国人在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所经历的风雨与哀乐，让我们在回顾来时路神伤之余，一起振作精神思考岛国的未来。
（《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由玲子传媒出版，有关书本的介绍请点击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