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五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兼忆梁景胜学长

 

作者：张泰永    来源：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深埋心中的秘密》一书

  

 1949年3月，还不到十五周岁的我，打算报考华侨中学初中一年级，但是由于学校早已开学，想要中途插班，没有特别关系并不容易。为此，父亲通过客属总会一位老乡杨溢璘先生（如果没记错的话）亲自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到位于武吉知马路的华侨中学，面见校长。

 

当时的华侨中学可说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能否进到这所最高学府读书，心里实在没有底。但是，我还是兴高采烈地揣着介绍信走上华侨中学地标式建筑物—— 钟楼的校长室，把那封对我至关重要的信呈给了时任学校教育长的郑安仑（实际上他已是代校长，老校长薛永黍先生，以及赵沨、汪金丁、杜运燮等进步老师，由于受到英殖民当局迫害，被迫离校，另谋出路，有的后来回到中国任教）。郑安仑教育长在杨溢璘先生这位校董给我开的推荐信面前，二话没说，破例让我中途当作试读生入学，为期限定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后学期考试时，如果考试不及格，我就只好说“拜拜”了。

 

谁知只读了小学五年级、又转去念英校、前后荒废了一年多中文学习的我，也不觉得特别用功，却犹如“有神助”似的，竟然顺利通过了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虽说成绩离名列前茅很远，但各门功课科科及格，这样一来，我就凭自己的“实力”在这所最高学府取得了立足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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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眼看还有几个月就要初三毕业了，不料此时由于我成了学生中的一位活跃分子，给英国殖民当局“相中”了，先是派警察和特务在某天夜里前往大坡福建街一处亲戚家搜捕我，因为我不住在那里，而是跟福华、周密等一伙从关丹来的同学，住在离华中不远的一处出租屋里，让他们扑了个空，于是，第二天上午，英国殖民当局索性派了一辆满载警察和特务的黑色“棺材”车（这是当时我们对警车的叫法），前来学校抓人。

 

说来正巧，“棺材车”驶进学校的时候，我们正好下课，我从学校楼上教室走廊下望，看见它最后停在钟楼校长室的下面。我心知不妙，便跑到楼下，正打算前往校长室看个究竟时，跟前来叫我的校工打了个照面，他立即说校长传我，说完又跑去叫福华等其他同学。我们几个同学不甘于被捕，都不愿到校长室去报到，商量后，便从学校后山逃跑，从此学业中断，不得不转入地下。

 

当我和福华从后山下到武吉知马路，正犹疑彷徨、不知前往何处容身之际，从坡底开来的一辆绿色巴士（Green Bus）停在我们面前，车上走下来一个矮个子，仔细一看，竟然是和福华、清祥同班的同学龚清泉，令我们惊喜交加。

 

从他口里，我们才知道英国人昨天晚上就已开始进行逮捕行动。清祥在昨晚的逮捕行动中已经在家被捕，清泉自己则幸运地“躲过一劫”。

 

我和福华这两个“外地人”，幸好和他“巧遇”，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了早年在新加坡“浪迹天涯”的地下生活。

 

英殖民当局这次针对华中学生采取的镇压行动，原想对开始露出反殖苗头的全新华校中学生日益活跃的活动，进行威吓和打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拒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各友校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还传为“佳话”。其后华文中学生的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广大华校中学生精英，脱颖而出，成为日后新加坡人民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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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说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华中有许多从马来亚、印尼及东南亚各地前来求学的学生。为了让他们安心读书，学校方面允许这些外地生（也许有个别本地生）在学校寄宿。寄宿生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膳食、作息、财政都由寄宿生自己成立的自治会管理。

 

后来，由于晚间复习功课后，学校里的地下活动相当活跃（如有“神秘之手”把新加坡马共市委出版的《自由报》等革命传单塞进同学的书桌里，每逢节日在校园内的树上挂起五星红旗或革命红旗），英国人虽然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每晚出动“棺材车”来校巡逻，妄想抓获“神秘之手”，结果，也是徒劳无功，于是，恼羞成怒，蛮横命令学校当局，禁止所有学生在学校寄宿。因此，从1950年下半年起，学生宿舍被封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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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中学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是当时新加坡占地面积最大的一间华文学校。学校钟楼建筑物下面是一个大草场，五十年代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时，成了全新华文中学生举行大游行和示威、跟英殖民当局抗争到底的一个地方。不过那是后话。

 

记得1949年我在学校寄宿时，在宿舍前面的泥地上辟有三、四个篮球场，还有练跳高、跳远、三级跳、铅球、铁饼、标枪、单双杠的设施和场地。另有一个足球场就设在学校背后与南洋女中相近的空地上。每天下午放学，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各取所需，各有所好，或打球，或玩其它各项体育项目，锻炼身体。有时高兴起来，还把几个篮球场连成一片，当足球场踢足球。杀得兴起，吃饭钟声敲响时，往往欲罢不能。

 

就在体育锻炼这段时间里，如果稍微注意，经常会见到一位个子不高，不苟言笑，穿着普通短裤和背心，跟我们一起打球或独自练习投篮的同学，他，就是梁景胜。不知何故，顽皮的同学赠他一个绰号：“科学怪人”。

 

那时，他已是念高中三的学长，比我这个念初中一的学弟，足足高了五班。正因为如此，我们之间并无交往。1949年底，他高中毕业后便离开学校，从此在篮球场上再也

见不到他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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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组织决定把我从樟宜当小贩的匿藏处，转移到新加坡郊区三巴旺（离军港不远）的励德学校当地下小学教师，没想到竟与他不期而遇。

 

带我前往学校的王钦，向我介绍说，他就是该校的校长，我心里未免一惊，不知他是否认得我。后来，一直到我最后离开学校，我们之间也没相认，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

 

就这样，我们三人共处一校，下午放学后，除非有篮球比赛，否则梁景胜就回自己在坡底的家歇息去了。王钦和我则留在学校住宿。王钦偶尔也会外出办事或探望家人，留下我一人住宿在这所设在乡间树胶园里，用亚答和木板搭成的、大小不过一百来尺、既做校长和教员办公又做教员住宿之用的屋子里。

 

那时候的新加坡，可不是今天的名闻遐迩的新加坡。在我们乡间，没电，没自来水，也没电话，更谈不上看电视，连要听“丽的呼声”的广播，都得走到离我们学校几里路远的路口的一间咖啡店。就算在市区，普通老百姓也没抽水马桶如厕。每天清晨，可以看到倒粪工人，在后巷里清粪的情景；空气中散发出来的难当臭味，令人疾步掩鼻而过。

 

在这种条件下，我和王钦在学校里每天得到学生家里的水井打水冲凉，伙食得包给附近的学生家属做，晚上就在煤油灯昏暗灯光下，改作业，看书，看文件，或用比圣经纸还薄的纸张和用留声机唱针做成的铁笔，抄写蝇头小字的文件，有时还得刻写钢版，之后又得把刻写好的蜡纸油印，并把印好的文件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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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范敌人的突击搜查，每晚还得趁夜深人静、黑灯瞎火、从树丛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虫鸣声时，把所有秘密文件和材料拿到屋子附近的树底下埋藏起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住在我们屋子正对面的一家胶农的几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学生），也许出于好奇心，早已暗中盯上了我这个差不多每晚都做“夜猫子”的老师。所以有一晚当我照常“如此这般”之后，以为非常稳妥，回到屋子里便倒头就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赶紧爬起身跑到树底下，准备把文件起出来，竟然发现这些文件已不翼而飞了，吓得我不知所措。

 

当王钦回来得知情况后，也没多说什么，过后不久，对面农舍的几位学生主动把这些文件原封不动归还给我们。从此，他们对我们表面上不说什么，“心中却有数”了。后来，这个乡村地区成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余柱业、方壮璧那时就隐藏在离我们学校还要深入的那一带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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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里，我看了许多好书和组织文件，包括中共党员必读的《整风文献》。其中一本令我看了感到非常惊悚的苏联小说，书名好像叫《巧克力》，讲的是十月革命后，一个革命干部收受了一盒巧克力，就被契卡人员当作受贿而被处死的反贪故事。还有一本是著名捷克记者伏契克写的反希特勒法西斯的报告文学：《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记忆犹新。

 

此外，我还把解放后中国出版的一些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李有才板话》等，暗中介绍给几个学生阅读。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学生后来都很有出息，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殖运动中，有的成了乡村妇联的主席，有的成了一些公开团体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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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们的这些秘密活动，是在作为一校之长的梁景胜掩护下进行的。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心里透亮，可装着什么都没看见，从来不过问。更为难得的是，那时候新加坡教育署每年都会派督学到乡村地区的学校巡视一两次，每当这个时候，梁景胜还要面不改色，神态自若地与督学周旋应付。

 

我这个地下教师当然不能露面，一听到风声，便急忙躲到房子里去，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那时的我，实在有点胆大包天，就像福建人说的“牛仔不识虎”，全然不顾可能招致的危险，还在房子里继续抄写文件，而这位督学则在只有一板之隔的屋子周围不停地转来转去，总想找出什么把柄，以便交差。

 

学生们不免好生奇怪，为什么只有我这个老师此时要躲起来。幸好，他们中没人“出卖”我。最后，这位督学转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悻悻“打道回府”了。

 

此时在学生眼中的我，平添了一点神秘感，平添了我在他们心中的份量。再加上我到学校后，把励德学校校友篮球队重新组织起来，实力显著提高，除在自己的地盘无敌手，还经常坐上罗厘车，威风凛凛地到周围乡村地区“东征西讨”，把这些地区的篮球队打得“俯首称臣”。他们中的几个好手，纷纷要求加盟到我们球队，这一来，我们的实力就更加强大了。

 

消息传遍了军港甚至远至义顺等地区的球队，纷纷向我们下战书，都想和我们比试比试。这些队当中有的是参加新加坡乙组循环赛的强队，有的是我读书时的同级同学带领的队伍。可是，为了不暴露身份，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避战。许多队友不好理解，我只得借故出门去坡底，或装病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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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段教书生活，令人发笑的事也不少。话说，当时新加坡乡村地区的居民，差不多都是福建人（即闽南人）。学校上课要用福建话教学。我的福建话并不太灵光，所以

讲课时常常闹笑话。有一次上语文课，我照本宣科，把“老母鸡”用福建话念成“lao bu guei”，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尤其是那些女同学，笑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正当我感到莫名其妙时，有一位同学指正我说：“老师，福建话里的‘老母鸡’应念成‘lao guei bu’。”我才恍然大悟！

 

不过，这些乡村学生都很纯朴、善良，他们从我的口音里听出我不是福建人，也不以为意，反而觉得我说的福建话很有趣。在我跟他们相处的半年多时间里，彼此之间建立起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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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到了，那是难分难舍的时刻，全校同学都哭了，连王钦这个大男人也哭成泪人儿，好像生离死别似的，新来的一位女教师淑芬，原来就认识的，看到如此情景，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还跟我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后来，她和王钦结为连理。临走时，王钦不忘要求我留下一条父亲看我转入地下后没条像样的长裤穿，因此特意带我到相当不错的裁缝铺子量身订制的浅绿色细白条纹的西式长裤，作为纪念。而我当时也注意到，只有梁景胜真正做到“男儿有泪不轻弹”。

 

分手时，我一一与梁景胜、王钦和淑芬惜别，又跟同学们挥手致意，然后带着简单的行装，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红泥路上，向着大路边的巴士站，以不疾不徐的步伐走去，身后的学校以及好友和同学们的影子渐渐远去，最后终于消失在眼帘。此时的我，真是思绪万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难于忘怀的教书生涯。但是，一个新的任务摆在我的面前，等待我去完成，容不得我有太多的离愁别绪。

 

此后，我虽数度回去新加坡活动，但由于保密需要，再也没回去学校探望这些好友和同学。不过，从报纸上多多少少还能看到他们的名字，特别是新加坡人民反殖独立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时，许多原来在地下活动的干部，差不多倾巢而出，成为这场运动的骨干力量。

 

        出乎意料的是，表面上看来与世无争的梁景胜，在1959年的大选中，曾代表人民行动党参选，并成功当选为实笼岗区的立法议员。而人民行动党在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反殖爱国力量支持下，也在是次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并上台执政。李光耀当上了总理，

梁景胜也当上了教育部次长。1960年代初，控制了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与左派翻脸，强行推出“新马合并方案”，并企图在英国人的配合下，假手和联同联合邦反动势力消灭新加坡左派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梁景胜不惜挂冠而去，坚定地与林清祥以及左派议员站在一起，反对李光耀政权的倒行逆施。至于后来，他的情况如何，无从知道，直至数月前，才在《联合早报网》上，赫然看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令我不胜嘘唏。

 

         对于这位被我们这些顽性未改的校友戏称为“科学怪人”的学长，在励德学校和他共事的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印象中的他，是位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温良恭俭让的好人，是位勤勤恳恳，努力完成“百年树人”重任，得到学生爱戴的好校长。

 

如今，王钦和他都已先后作古。真没想到，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别，竟成了永别。虽然后来我们三人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我作为这个时代的幸存者，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是感到“颇堪回首话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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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到现在，时间过去了整整55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新加坡、马来亚、印尼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变了；亚洲中、印、日等大国变了；欧洲变了，前苏联没了，出了个俄罗斯；非洲、美洲也都变了，一句话，整个世界变了，似天地翻覆。回过头看，这的确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跃进的五十多年。未来的五十年会怎样，殊难预料，只能说，也将是充满变数的五十年。看似太平安稳的世界，往往一觉醒来，才知道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在我们有生之年，还能看多少算多少。活着就是胜利！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走的走了。不过，该来的总要来的。人总是要向前行的。历史的巨轮也要滚滚向前的。

我要把这一刻留住，把过去这段历史留住，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张泰永  

写于2007-12-29

修改于2008-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