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纪念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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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名正言顺地纪念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
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张泰永
近日，世界许多国家的当政者、各种媒体以及民众都在积极地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令人感到十分诧异的是，星马当权者对在马来亚（含新加坡）历史上永远无法磨灭的这一页，不但没有举行什么纪念活动，而且三缄其口，闭口不提，似乎在马来亚的大地上从未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
同样令人感到十分诧异的是，有些人在纪念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不敢直面历史，把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行的长达3年8个月的抗日武装斗争史，不伦不类地归类为马来亚（含新加坡）华侨的抗日活动范畴。
不可否认，以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在支持祖国抗战中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有许多华侨尤其是热血青年甚至为此而光荣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老人家也赢得了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誉，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1941年12月日寇南侵后，由于日寇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把拥有优势军事实力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打败，日寇占领新加坡后对誓死反抗的新加坡抗日志士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屠杀，许多当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进行抗日活动的志士，包括陈嘉庚在内，纷纷流亡到近邻避难，因此，在马来亚人民进行的3年8个月的抗日战争中，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了反抗日寇的主要力量，马来亚共产党成了这场史无前例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中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抗日战争，也有力地支持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和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与此同时，也有力地鼓舞和激励了周边地区的华侨的抗日活动，对周边地区的华侨抗日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华侨青年勇敢地参加到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来。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同样令人感到十分诧异的是，有些人在纪念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不敢直面历史，把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行的长达3年8个月的抗日武装斗争史，不伦不类地归类为马来亚（含新加坡）华侨的抗日活动范畴。
不可否认，以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在支持祖国抗战中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有许多华侨尤其是热血青年甚至为此而光荣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老人家也赢得了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誉，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1941年12月日寇南侵后，由于日寇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把拥有优势军事实力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打败，日寇占领新加坡后对誓死反抗的新加坡抗日志士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屠杀，许多当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进行抗日活动的志士，包括陈嘉庚在内，纷纷流亡到近邻避难，因此，在马来亚人民进行的3年8个月的抗日战争中，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了反抗日寇的主要力量，马来亚共产党成了这场史无前例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中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抗日战争，也有力地支持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和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与此同时，也有力地鼓舞和激励了周边地区的华侨的抗日活动，对周边地区的华侨抗日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华侨青年勇敢地参加到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来。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笔者记得，在五年前为了纪念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时，就曾根据网上的各种资料以及年仅16岁就投身于马来亚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从1947年起就出任马共总书记的陈平的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等书籍，整理、编辑和编译了三本有关资料：1.星华义勇军战斗史；2.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光荣史；3.陈平与二战时期在马来半岛活动的136部队。
今天，笔者不揣冒味，先介绍《陈平与二战时期在马来半岛活动的136部队》一文中的个别章节给朋友们参阅，从明天起，笔者将把三篇资料原汁原味地呈献给大家，以便重温这段在马来亚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此外，笔者还将把纪念陈嘉庚先生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一文奉上，敬请大家不吝指教：
*********************
将近七十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日（马来亚时间为12月8日），又挥师南下，入侵马来亚。拥有海陆空三军、兵力达10万人以及两三百架战机和两艘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协助守卫马来亚的英军，面对只有三师兵力仅4万多人的日本侵略军，竟然节节败退，在翌年1月31日不到55天的战斗中便全线失守，从马来亚内陆撤退至被英国首相丘吉尔誉为“攻不破堡垒”的新加坡，企图负隅顽抗。
在新加坡保卫战中，尽管有由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合作仓促组成的上千名星华义勇军配合和协助英军防守，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但是，最后始终抵挡不住日寇气势汹汹的攻势。
1942年2月15日，防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手举白旗向日军投降了。至此，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了百多年的马来亚（含新加坡），终于拱手让给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从此，马来亚各族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日子。
然而，正是在国家危难的严重关头，马来亚各族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鼓舞下，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也同时拿起武器，建立了自己的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力量——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在日寇占领马来亚的3年零8个月时间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抗日武装，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占领军，阻扰和破坏了日寇肆意掠夺马来亚的锡、树胶等战略资源的图谋，有效地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大量兵力，因而有力地配合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对日作战，为最终取得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战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发生在马来亚的136部队和蜚声一时的国民党特工林谋盛的传奇故事，就跟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日寇当年的严密封锁和残暴统治下，136部队及其一伙如果没有获得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协助和合作，根本就无法来到马来亚，就算来到了也难于生存，更不用说发挥作用，为盟军的反攻作出贡献了。
不过，英国人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在战后极力夸大136部队在马来亚沦陷期间以及马来亚最后从日寇手中解放出来的战斗中，所进行的活动及其发挥的作用。136部队的重要成员在战后也曾撰写有关的著作，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查普曼的《森林是中立的》，算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当事人身历其境的历史记述。另一本《红色的森林》，则是英军败退时的留守人员（敌后特工人员）克罗斯所作，讲述的是他和留驻柔南地区特别队队长巴里战争期间在森林中的艰苦经历。笔者上个世纪50年代看过的一部英国电影《桂河桥》里，也浮光掠影地提到由哥伦坡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指挥的这支136部队的番号。
而在马共的历史文献里，有关136部队活动的历史记述，当推马共总书记陈平2003年9月出版的《My Side Of History》回忆录里记载的最为详实和最具历史价值。因为早在1942年4月起，年近18岁的陈平，就受命与准备潜回马来亚西岸登陆的136部队指挥官戴维斯等人联络，为这组情报组织人马的到来、安全转移、住宿营地、保卫工作、交通联系直至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烦杂琐碎问题，负责提供在当时条件下所能给以的最大帮助和保障。他与136部队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5年8月中日本最后战败。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陈平作为一名年轻的马来亚共党人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名干部，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到原始森林中打游击，他的英文水平不高，却能毫无惧色地与年龄比他大十多岁受过严格正规军事训练、经验丰富的白人军官从容打交道，表现出他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他亲自负责安排并参与了莱特（当年的马共中央书记，化名张红）以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名义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代表于1943年12月底在霹雳布兰丹营地举行的著名的“布兰丹会谈”及其协议的签订。这个后来史称为“布兰丹会议协议”的签订，毫无疑义对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也是马来亚共产党在日寇占领马来亚3年8个月期间领导马来亚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一个铁证。
战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对马共和抗日军的评价和表彰
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马来亚之前，马来亚共产党人就曾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由于受到英帝的禁止，只能从事半公开的活动。之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马来亚共产党人还提出与英国统治者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和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抗日团体合作，在保卫新加坡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和出色，而马来亚沦陷后，在毫无军事斗争经验和毫无外援情况下，勇敢的站出来，拿起英军溃退时散失在战场上的武器，在马来亚建立起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寇投降时，这支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从原有的3个独立队已经发展到8个独立队，共近10000人。这还不包括全马各州的后备队、抗日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多达45000余人的成员。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与敌军进行了约340次的大小战斗，共击毙击伤敌人5500余人，自己也付出了3千多人的牺牲代价。特别是1942年九一事件中，由于内奸莱特出卖，马共中央在吉隆坡附近的石山脚举行高级干部会议共商抗日大计遭到日寇2千多精兵围攻，出席会议的40多位中央、地委和独立队司令突围时，就有18位优秀高级干部和战士壮烈牺牲。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无庸质疑的；他们在支持和配合东南亚盟军在反攻太平洋的战略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在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人又卷土重来之后宣布成立的管治马来亚和新加坡名叫英国军政府的临时政府，为了对马共进行安抚，曾邀请马共派出三个代表参加由64名代表组成的英国军政府的咨询委员会。
1945年9月12日，距离日军投降不到一个月，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前的草坪上举行了一次官方的胜利庆典，有16位抗日军游击战士获邀请参加，并被安排坐在显著的位置。此外，英国政府1946年6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最隆重的一次庆祝胜利大游行，由马共中央军委刘尧率领包括陈田等在内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1人代表队，跟马来亚其他军人代表一起，也获邀参加检阅。
不仅如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亲临新加坡时，于1946年1月6日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主持的颁发勋章仪式上，曾亲手把“缅甸星”和“1939/45”勋章，一个个分别别在包括马共中央军委刘尧和陈平以及二独司令邓福隆等八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领导人身上。从当年拍下的照片上，还可看到这8名人民抗日军代表头戴三星军帽身着军装威风凛凛地跟盟军最高司令和各界代表站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台阶上的英姿。
资料显示，蒙巴顿是英王乔治六世魅力十足的表弟，是一位拥有敏锐政治触角的英国海军上将。他是于1943年8月出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的。他的到任给司令部带来了独特的活力和紧迫感，据说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地区的情报搜集和秘密行动最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和获得很大的改进。（见《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历史-1909-1949》一书）
因此，作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又是掌管秘密情报工作的第一号人物，蒙巴顿完全了解，136部队能够成功潜回敌后马来亚和安全生存下来，并按照盟军总部的指示开展活动，最终完成其授予136部队的秘密使命和制订的全盘行动计划，是跟马共和抗日军在战时给予136部队的支持、保护和协助分不开的。他也不会不了解，马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在二战时期在马来亚战场上在打击和牵制日军配合盟军反攻的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他亲自颁发战争勋章给马共和抗日军代表，在各种场合对马共和抗日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战功给予表扬和正面的评价，也在情理之中，不完全是表面功夫。马共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作为保卫马来亚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日英雄，在战后获得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的表彰，获得马来亚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拥护，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是当之无愧的。
非常富戏剧性的一件事是，为了表彰陈平在马来亚被侵占时期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名义进行的军事活动，1947年8月之后，当陈平刚从国外处理莱特问题回到马来亚就听说英王封赐他本人一个大英帝国的OBE勋章（OBE是英国授予有特殊贡献者的勋章），并且收到了英国当局通知他获奖的有关函件。当然，此时的陈平已非昔日初出茅庐的马共年轻党员，他在战后和杨果一起成功地揭穿了长期潜伏在马共党内的大内奸莱特的真面目，随后担任马共总书记的最高职务，领导全党继续进行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斗争。
对于英国当局授予他这个大英帝国的特别勋章，他本人觉得时间不对头，完全不合情理，因为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刚刚好代表马共最高领导层把英国人埋藏在马共党内首要间谍莱特除掉，从而化解了大英帝国政府在远东地区也许可称之为最大胆的一个富有成效的间谍行动。因此，他对接受不接受这个勋章表现得犹豫不决。陈平后来回忆说，“英国人显然以为我对他们的善意非常冷淡。恰恰相反，如果我有意拒绝的话，我会即刻写信表明态度的。然而，用不了多久，赠奖者却改变了他们的初衷。这件事使他们陷入难于自圆其说的地位，因为首先，我从来没有正式表示要接受他们要收回的这个奖励。”（见My Side Of History 第12章）。
今天，笔者不揣冒味，先介绍《陈平与二战时期在马来半岛活动的136部队》一文中的个别章节给朋友们参阅，从明天起，笔者将把三篇资料原汁原味地呈献给大家，以便重温这段在马来亚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此外，笔者还将把纪念陈嘉庚先生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一文奉上，敬请大家不吝指教：
*********************
将近七十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日（马来亚时间为12月8日），又挥师南下，入侵马来亚。拥有海陆空三军、兵力达10万人以及两三百架战机和两艘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协助守卫马来亚的英军，面对只有三师兵力仅4万多人的日本侵略军，竟然节节败退，在翌年1月31日不到55天的战斗中便全线失守，从马来亚内陆撤退至被英国首相丘吉尔誉为“攻不破堡垒”的新加坡，企图负隅顽抗。
在新加坡保卫战中，尽管有由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合作仓促组成的上千名星华义勇军配合和协助英军防守，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但是，最后始终抵挡不住日寇气势汹汹的攻势。
1942年2月15日，防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手举白旗向日军投降了。至此，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了百多年的马来亚（含新加坡），终于拱手让给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从此，马来亚各族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日子。
然而，正是在国家危难的严重关头，马来亚各族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鼓舞下，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也同时拿起武器，建立了自己的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力量——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在日寇占领马来亚的3年零8个月时间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抗日武装，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占领军，阻扰和破坏了日寇肆意掠夺马来亚的锡、树胶等战略资源的图谋，有效地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大量兵力，因而有力地配合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对日作战，为最终取得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战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发生在马来亚的136部队和蜚声一时的国民党特工林谋盛的传奇故事，就跟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日寇当年的严密封锁和残暴统治下，136部队及其一伙如果没有获得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协助和合作，根本就无法来到马来亚，就算来到了也难于生存，更不用说发挥作用，为盟军的反攻作出贡献了。
不过，英国人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在战后极力夸大136部队在马来亚沦陷期间以及马来亚最后从日寇手中解放出来的战斗中，所进行的活动及其发挥的作用。136部队的重要成员在战后也曾撰写有关的著作，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查普曼的《森林是中立的》，算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当事人身历其境的历史记述。另一本《红色的森林》，则是英军败退时的留守人员（敌后特工人员）克罗斯所作，讲述的是他和留驻柔南地区特别队队长巴里战争期间在森林中的艰苦经历。笔者上个世纪50年代看过的一部英国电影《桂河桥》里，也浮光掠影地提到由哥伦坡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指挥的这支136部队的番号。
而在马共的历史文献里，有关136部队活动的历史记述，当推马共总书记陈平2003年9月出版的《My Side Of History》回忆录里记载的最为详实和最具历史价值。因为早在1942年4月起，年近18岁的陈平，就受命与准备潜回马来亚西岸登陆的136部队指挥官戴维斯等人联络，为这组情报组织人马的到来、安全转移、住宿营地、保卫工作、交通联系直至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烦杂琐碎问题，负责提供在当时条件下所能给以的最大帮助和保障。他与136部队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5年8月中日本最后战败。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陈平作为一名年轻的马来亚共党人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名干部，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到原始森林中打游击，他的英文水平不高，却能毫无惧色地与年龄比他大十多岁受过严格正规军事训练、经验丰富的白人军官从容打交道，表现出他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他亲自负责安排并参与了莱特（当年的马共中央书记，化名张红）以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名义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代表于1943年12月底在霹雳布兰丹营地举行的著名的“布兰丹会谈”及其协议的签订。这个后来史称为“布兰丹会议协议”的签订，毫无疑义对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也是马来亚共产党在日寇占领马来亚3年8个月期间领导马来亚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一个铁证。
战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对马共和抗日军的评价和表彰
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马来亚之前，马来亚共产党人就曾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由于受到英帝的禁止，只能从事半公开的活动。之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马来亚共产党人还提出与英国统治者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和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抗日团体合作，在保卫新加坡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和出色，而马来亚沦陷后，在毫无军事斗争经验和毫无外援情况下，勇敢的站出来，拿起英军溃退时散失在战场上的武器，在马来亚建立起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寇投降时，这支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从原有的3个独立队已经发展到8个独立队，共近10000人。这还不包括全马各州的后备队、抗日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多达45000余人的成员。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与敌军进行了约340次的大小战斗，共击毙击伤敌人5500余人，自己也付出了3千多人的牺牲代价。特别是1942年九一事件中，由于内奸莱特出卖，马共中央在吉隆坡附近的石山脚举行高级干部会议共商抗日大计遭到日寇2千多精兵围攻，出席会议的40多位中央、地委和独立队司令突围时，就有18位优秀高级干部和战士壮烈牺牲。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无庸质疑的；他们在支持和配合东南亚盟军在反攻太平洋的战略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在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人又卷土重来之后宣布成立的管治马来亚和新加坡名叫英国军政府的临时政府，为了对马共进行安抚，曾邀请马共派出三个代表参加由64名代表组成的英国军政府的咨询委员会。
1945年9月12日，距离日军投降不到一个月，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前的草坪上举行了一次官方的胜利庆典，有16位抗日军游击战士获邀请参加，并被安排坐在显著的位置。此外，英国政府1946年6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最隆重的一次庆祝胜利大游行，由马共中央军委刘尧率领包括陈田等在内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1人代表队，跟马来亚其他军人代表一起，也获邀参加检阅。
不仅如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亲临新加坡时，于1946年1月6日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主持的颁发勋章仪式上，曾亲手把“缅甸星”和“1939/45”勋章，一个个分别别在包括马共中央军委刘尧和陈平以及二独司令邓福隆等八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领导人身上。从当年拍下的照片上，还可看到这8名人民抗日军代表头戴三星军帽身着军装威风凛凛地跟盟军最高司令和各界代表站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台阶上的英姿。
资料显示，蒙巴顿是英王乔治六世魅力十足的表弟，是一位拥有敏锐政治触角的英国海军上将。他是于1943年8月出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的。他的到任给司令部带来了独特的活力和紧迫感，据说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地区的情报搜集和秘密行动最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和获得很大的改进。（见《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历史-1909-1949》一书）
因此，作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又是掌管秘密情报工作的第一号人物，蒙巴顿完全了解，136部队能够成功潜回敌后马来亚和安全生存下来，并按照盟军总部的指示开展活动，最终完成其授予136部队的秘密使命和制订的全盘行动计划，是跟马共和抗日军在战时给予136部队的支持、保护和协助分不开的。他也不会不了解，马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在二战时期在马来亚战场上在打击和牵制日军配合盟军反攻的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他亲自颁发战争勋章给马共和抗日军代表，在各种场合对马共和抗日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战功给予表扬和正面的评价，也在情理之中，不完全是表面功夫。马共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作为保卫马来亚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日英雄，在战后获得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的表彰，获得马来亚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拥护，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是当之无愧的。
非常富戏剧性的一件事是，为了表彰陈平在马来亚被侵占时期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名义进行的军事活动，1947年8月之后，当陈平刚从国外处理莱特问题回到马来亚就听说英王封赐他本人一个大英帝国的OBE勋章（OBE是英国授予有特殊贡献者的勋章），并且收到了英国当局通知他获奖的有关函件。当然，此时的陈平已非昔日初出茅庐的马共年轻党员，他在战后和杨果一起成功地揭穿了长期潜伏在马共党内的大内奸莱特的真面目，随后担任马共总书记的最高职务，领导全党继续进行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斗争。
对于英国当局授予他这个大英帝国的特别勋章，他本人觉得时间不对头，完全不合情理，因为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刚刚好代表马共最高领导层把英国人埋藏在马共党内首要间谍莱特除掉，从而化解了大英帝国政府在远东地区也许可称之为最大胆的一个富有成效的间谍行动。因此，他对接受不接受这个勋章表现得犹豫不决。陈平后来回忆说，“英国人显然以为我对他们的善意非常冷淡。恰恰相反，如果我有意拒绝的话，我会即刻写信表明态度的。然而，用不了多久，赠奖者却改变了他们的初衷。这件事使他们陷入难于自圆其说的地位，因为首先，我从来没有正式表示要接受他们要收回的这个奖励。”（见My Side Of History 第12章）。
136部队主要成员对马共和陈平说了什么
136部队主要成员戴维斯、布鲁姆、查普曼等不论在战时和战后对马共和陈平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照顾和保护，可以说是充分肯定和赞不绝口的。他们不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这点，而且从其他许多来不及撤退被迫留在马来亚原始丛林中的英军官兵和家属由于得不到马共和抗日军的帮助活活饿死、病死或被俘虏折磨虐待致死的悲惨下场中，深知当年如果得不到马共和抗日军以及群众的全力掩护和支持，是难于生存的，更不用说要完成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委托的秘密任务。
马来亚组负责人特雷姆利特在1945年8月15日的总结报告中提到陈平时指出：“CTP（陈平其时在136部队的代号）是霹雳抗日军部队的首领，这两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戴维斯在一起。他是一个有能力、通情达理和讨人喜欢的人，给了戴维斯个人和我们的计划极大的帮助。几乎全靠他，我们今天在马来亚才能拥有近30支 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巡逻队，可以随时准备袭击日本人的交通线；也几乎全靠他，抗日军各部队领导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英军联络官们之间，才能保持非常出色和友好的关系。”
查普曼抱病，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布兰丹营地与戴维斯、布鲁姆重逢时，喜出望外。据陈平回忆录里提到：查普曼在后来写道，他随后在布兰丹度过的两个星期，是他一生当中最快乐日子里的一段美好时光。查普曼还说：“游击队在我们失去尊严的地位时接受我们，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一位杰出的人物——陈平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在任何时候丝毫不让我们觉得自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累赘，而且他们给了我们一切可能的帮助。”
另外，据陈平后来偶然发现的一份解密了的“绝密”文件里，戴维斯1945年8月21日，曾向总部发出以下有关陈平的这样的信息：“姓名：陈平。福建人。年龄约25岁。受华文中学教育。英文一般，理解力要比口语强。家庭情况未明——也许中等，也可能富有。身材魁梧，圆圆的孩子脸。勇气可嘉、命令得到部下当然和无争议或非表面的服从。性格沉默，头脑敏锐，能力非凡。坦诚可靠。非常讨人喜欢。由于年轻和阅世未深，他当然还不是能说会道的重要人物。”
需要说明的是，戴维斯这份“绝密”文件，实际上是为了英国人卷土重来后以便对付像陈平这样的“假想敌”重要人物的需要而写的，可说是他作为136部队负责人经过长期跟陈平亲身接触和细心观察后所作的概括性很强的评语。当然，由于陈平在整个日本占领时期与英国军官特别是在和戴维斯打交道时，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庭情况掩盖起来，戴维斯在这方面对陈平的了解其实知之不多，这点不难从这份文件里看出。
如今，惊回首，马来亚大地上近70年发生过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战后席卷全马的要求民主独立的反殖爱国运动；迫使英国人提前让马来亚独立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以及随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继续进行的国内战争直至1989年12月受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民高度赞赏和热烈欢迎的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都与1924年10月21日在马来亚殖民地年代的霹雳实兆远出生的这位年轻人，即本文的主角——陈平有关。他，从1947年起即一直担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可说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硕果仅存的领袖人物之一。
千秋功过任评说，但历史事实摆在那里，不容任意歪曲篡改！
136部队主要成员戴维斯、布鲁姆、查普曼等不论在战时和战后对马共和陈平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照顾和保护，可以说是充分肯定和赞不绝口的。他们不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这点，而且从其他许多来不及撤退被迫留在马来亚原始丛林中的英军官兵和家属由于得不到马共和抗日军的帮助活活饿死、病死或被俘虏折磨虐待致死的悲惨下场中，深知当年如果得不到马共和抗日军以及群众的全力掩护和支持，是难于生存的，更不用说要完成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委托的秘密任务。
马来亚组负责人特雷姆利特在1945年8月15日的总结报告中提到陈平时指出：“CTP（陈平其时在136部队的代号）是霹雳抗日军部队的首领，这两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戴维斯在一起。他是一个有能力、通情达理和讨人喜欢的人，给了戴维斯个人和我们的计划极大的帮助。几乎全靠他，我们今天在马来亚才能拥有近30支 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巡逻队，可以随时准备袭击日本人的交通线；也几乎全靠他，抗日军各部队领导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英军联络官们之间，才能保持非常出色和友好的关系。”
查普曼抱病，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布兰丹营地与戴维斯、布鲁姆重逢时，喜出望外。据陈平回忆录里提到：查普曼在后来写道，他随后在布兰丹度过的两个星期，是他一生当中最快乐日子里的一段美好时光。查普曼还说：“游击队在我们失去尊严的地位时接受我们，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一位杰出的人物——陈平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在任何时候丝毫不让我们觉得自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累赘，而且他们给了我们一切可能的帮助。”
另外，据陈平后来偶然发现的一份解密了的“绝密”文件里，戴维斯1945年8月21日，曾向总部发出以下有关陈平的这样的信息：“姓名：陈平。福建人。年龄约25岁。受华文中学教育。英文一般，理解力要比口语强。家庭情况未明——也许中等，也可能富有。身材魁梧，圆圆的孩子脸。勇气可嘉、命令得到部下当然和无争议或非表面的服从。性格沉默，头脑敏锐，能力非凡。坦诚可靠。非常讨人喜欢。由于年轻和阅世未深，他当然还不是能说会道的重要人物。”
需要说明的是，戴维斯这份“绝密”文件，实际上是为了英国人卷土重来后以便对付像陈平这样的“假想敌”重要人物的需要而写的，可说是他作为136部队负责人经过长期跟陈平亲身接触和细心观察后所作的概括性很强的评语。当然，由于陈平在整个日本占领时期与英国军官特别是在和戴维斯打交道时，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庭情况掩盖起来，戴维斯在这方面对陈平的了解其实知之不多，这点不难从这份文件里看出。
如今，惊回首，马来亚大地上近70年发生过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战后席卷全马的要求民主独立的反殖爱国运动；迫使英国人提前让马来亚独立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以及随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继续进行的国内战争直至1989年12月受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民高度赞赏和热烈欢迎的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都与1924年10月21日在马来亚殖民地年代的霹雳实兆远出生的这位年轻人，即本文的主角——陈平有关。他，从1947年起即一直担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可说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硕果仅存的领袖人物之一。
千秋功过任评说，但历史事实摆在那里，不容任意歪曲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