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与二战时期在马来半岛活动的136部队（连载二）
                                       张泰永编译

                                           （二）

 

             陈平对于这段过去了近70年的往事怎么看

       2003年9月万众翘首以待的陈平回忆录“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英文版）终于出版了，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新马，而且在世界各地对马来亚革命和马共斗争史感兴趣的人们中间引起极大关注，争相阅读；2004年10月其中文版《我方的历史》，很快也跟广大读者见面了。如今时间过去了7年，最近笔者在应21世纪出版社老友的要求执笔写《陈平与二战时期在马来半岛活动的136部队》时，为了更加准确和更为贴切地把这段历史介绍出来，曾把陈平回忆录的原文（英文版）与中文版的译文对照着参考，发现此书的第一章，即开篇之章“The unlikely alliance”(不大可靠的联盟)，不仅内容很精彩，而且，对全书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单从标题就可看出，陈平对这段过去了近70年跟英国人合作抗日的历史，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对战后英国人将会卷土重来变友为敌也早就有预见。因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一章推荐给读者重温一下，不过，为了避免重复，也为了令行文接近笔者的习惯，笔者不揣冒昧，以自己有限的英语水平，把有关段落直接翻译过来呈现给大家。不当之处，尚望各界人士见谅和不吝指正：

不 大 可 靠 的 联 盟
       （节译）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你如果渴望自己与众不同，你就有责任对你那个时代作出回应。我这一代人的梦想，是要把英殖民主义赶出马来亚。我对此感到自豪。

但是，你要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代价。我们确实已经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代价。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被驱逐出境。根据伦敦殖民部设计的程序，我们遭到逮捕，并按种族被隔离开来区别对待，然后被扔到统治者认为我们该去的地方。在我们从事武装斗争的年代，我们不是敌人强大火力的对手。我们既没有技能，也没有手段或时间跟它庞大的宣传机器较劲。它先是把我们描绘成不折不扣的普通匪徒，之后，随着军事行动升级，又把我们形容为共产党恐怖分子，即...CTs。我的许多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他们。

   它的宣传机器会说我依然死不悔改。就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但是，我想问，死不悔改甚么？我不后悔曾经为我认为，而且至今依然认为正义的事业而战。这是英国人应该离开、停止通过掠夺和剥削马来亚的资源和人民用以偿还自己的债务和维持其帝国统治的时候；是我们应该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的时候。我对此信念，至今毫无悔意。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也不感到后悔。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它的宣传机器又会说，我对这一事实不表哀伤。这怎么可能呢？政府的数字声称，我的军队有6000人被击毙。我可以较准确地说，死亡的数字是在4000至5000人之间。我的追随者当中，约有200人被吊死，其中有好多是女性。英国人对战争中这类统计数字，觉得还是不提为好。然而，却没有人把英国人称为死不悔改的杀人凶手。

   历史是由生活在其间并继承其成功带来的好处的那些人所撰写的关于过去事件的书面证词或诠释。一联系到军事冲突问题时，历史总是难于避免地从胜利者的观点来描述。他们的言论，最终就这样地被保留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占据优势和强大实力的一方，总是有办法不让人们窥视那些决不是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文件，以便他们能流芳百世，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于是，就有了被封存了三十、五十甚至七十五年的秘密文件放在档案馆里。其中一些至今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是对胜利者提供的保护，使他们不至于因对历史的反省陷入难堪的境地。这就是胜利者鲜为世人责骂的原因。

   因此，在紧急状态的那些年头，英国人为了索取保险赔偿的目的，也就是金钱上的原因，不愿意把紧急状态称之为一场战争，而我的同志们和我则被冠于共产党恐怖分子的恶名。实际上，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我们被称为“共产党恐怖分子”，因此，那些触及那个严酷和恐怖岁月的书籍，对我们不屑一提。我的人死了，因为我们要结束殖民主义，代之以一种我们相信是不容置疑的更为公正的政治理念。对方死了约2000人，其中有许多是为英帝国而战的非英国人，因为他们在维护一种早已跟他们无干系的思想。

   殖民主义的末日来到了。在日本人的自行车队沿着马来亚公路长驱直入，接着在战事达到最高潮时攻下了被丘吉尔誉为“要塞新加坡”的那一年，英国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被粉碎了。1941年12月10日，两艘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舰“击退号”和“威尔斯太子号”，在关丹附近的南中国海海域历时一个半钟头的海战中被击沉了。大不列颠统治海洋的时代，终于变成记忆中的往事。

   但是，英国人不愿面对这些现实。光复后，他们妄想卷土重来，恢复其辉煌的年代，仿佛世上没发生过什么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似的。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开放“只准白种人”的俱乐部，让拥有特权的一些本地人士参加；或者，委派少数当地人担任政府机关的中层职务；又或者，用各种头衔收买这些人。对棕种人或黄种人，应该“更加友善些”，“更加和蔼些”。但是，他们还是要保持其作为主子和恃强凌弱者的地位。要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把他们从喝多了掺奎宁水的杜松子酒的醉醺醺状态中惊醒过来，那些所谓友好和和平协商的调子，将会年复一年地弹下去。

   这就是我的同志们和我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使得英国人警觉过来，并且承认，他们必须倾听马来亚真正的主人说的话。在他们还不准备坐下来谈判的时候，是我们迫使他们走向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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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里有一句词语，叫“吃下人的馅饼”（eating humble pie），用来形容低声下气地向人赔不是。这是英国人吞下这块馅饼的时候了。早在1941年12月山下奉文中将指挥下的日本第25集团军到来之前，殖民地当局已经取缔我们，追捕我们，甚至把只要他们能逮捕到手的每个华族共产党嫌疑分子加以拘留或驱逐到中国去。我们的印族追随者，同样不断受到被驱逐回印度的威胁。尽管他们很可能都是出生在马来亚，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然而，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父母遭到流放，孩子们则被遗弃给亲属，整个家庭破碎了，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惩罚。

   随后，在1942年至1945年间，我们一起反对一个“共同敌人”。在那个年月，英国人实际上认为我们是他们挺好的伙伴。我们成了他们的盟友。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杀了日本人，就把我们说成是“杀人凶手”。

   我深刻地意识到，太平洋战争一旦取得胜利，英国必定会决心恢复其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地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先战胜残暴的日本人。英国人在致力于重新占领失去的地盘和恢复其昔日的威严时，发现自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它们只能选择跟马来亚共产党打交道，尽管那时候马共是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名义同他们来往。这的确是令他们非常尴尬的事。他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是马来半岛唯一起作用的抵抗运动。

对于与英国合作抵抗来自太阳升起的国度的侵略者，我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作为盟友的地位，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我知道，我的这个旧日的帝国主义主子，最后又会再次成为我的敌人。英国人之所以利用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我想，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对双方来说，这是在和魔鬼进行的一场交易。我必须说，在这个关系中，我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他们给了我两枚奖章和一个大英帝国最高勋章，你可以说，我一定是做了一些令他们不能不认同的事。

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根本就不信任我们，因此，我们对许多事情完全被蒙在鼓里。我有这种感觉，如果事情都按他们的意图发展，那么，在某个时候，英国人必定会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惜放弃和我们在森林中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不至于完全切断和我们的联系，毕竟我们必须受到监督，而且，他们仍然不得不要利用我们，不过是在无风险和可供使用的距离内。如果他们利用马来亚中国国民党人的梦想成真的话，这种事情完全会发生。我亲眼目睹英国人如何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建立他们的国民党人联络网，训练那些以开小店做掩护的同伙成为无线电发报员，企图把他们当间谍使用。但是，他们的努力终归化为泡影。因此，英国人被迫接受马共，而且发现，他们必须严格尊守1943年12月31日签订的协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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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那份令我们看得目瞪口呆的于1943年12月的那一天上午在布兰丹营地开会时签订的文件。原件现保留在联合王国位于基佑的公共档案局（图片说明）

   如今看到它，浮想联翩。那是从学校的练习本小心翼翼撕下来的一页纸。用手书写得极其工整的英文草稿，是从左边起头，看得出两边可供书写的每寸空白处，都给充分利用了。它看来是那么不起眼，就这样摆放在我们森林中的营地里用亚答叶盖成的简陋会议室的粗木头桌子上。

   它像块磁铁把我们吸住了。六个大男人端坐在那张桌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份毫无恶意的文件。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它将决定未来。它确实如此。但是，在那一天，无论怎么异想天开，我们中没有一人能预见到，文件里根据廻然不同的效忠对象制定的各项条款和条件，竟然会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历史上形成如此可怕的一章。

   那所简陋会议室的全景在我脑海里浮现。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把森林周围都打湿了。如今，火辣辣的阳光又照射进林木下的小灌木丛上面，一股熟悉的腐烂草木的霉湿味扑鼻而来，此时，我们正集中在我的游击战士用弯曲粗糙的热带雨林木材做成的长桌旁。我们分坐在长桌两侧用同样的木料制作的木櫈上，一侧四人，另一侧两人。

   完全没错，对面坐着的三位英国陆军军官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13个月前的投降屈辱，报仇雪耻：打垮日本帝国。而马共领导的游击队，至少在目前，则是盟军把侵略者从马来亚赶出去的战略里不可或缺的力量的组成部分。

   我们之间的短期目标不谋而合。至于长期目标，由于存在着严重矛盾，变得模糊不清。英国人一心一意想恢复其极为宝贵的殖民地。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他们的这个目的得逞。双方都知道，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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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约翰-戴维斯少校,是英方三人小组的负责人。在那个潮湿的上午，他就在这间盖在马来亚一座山峰附近的木屋里，正式地大声宣读这份文件的内容。我记起他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朗读声和从背后森林深处不停地传来的阵阵蝉声，交形成鲜明的对比。戴维斯每次稍事停顿时，总是把头转过去，面向着一位样貌非常年轻的中国人（当年，即上个世纪初叶，Chinese都称为中国人，还没有什么华人的叫法——译者）。这个中国人随即点头示意，然后把他说的话译成国语（Mandarin，当年叫国语，不叫普通话，也不称为华语——译者）。

   戴维斯就坐在我的正对面。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算起约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和他之间建立起也许可说是非常亲密的友谊。这是我以往和其他白种人交往时所从未有过的。他身体健壮，动作灵敏，会讲相当流利的马来话和广东话。他原来是一名殖民地警察，日本人登陆后不久，才被吸收到英国的秘密组织“特别行动执行组”。

紧挨戴维斯右侧坐着的是，身材佝偻的理查德-布鲁姆上尉，年35岁,不爱说话，曾担任殖民地县官。他已经同热带热病的一次可怕袭击，搏斗了好几个星期。经过昨天冗长的会谈，他在当天傍晚，强打起十二分精神，把我们讨论的结果浓缩在那张纸的两面。但是今天，由于疼痛的折磨，上尉在会议期间，全身不停地前后摆动，出汗，颤抖，勉强地跟随着会议议程，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虽然戴维斯初次和我见面时，就介绍他给我认识，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老是那么冷漠。尽管如此，我喜欢这个对手。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毫无疑问，这对我们之间的沟通大有帮助，因为我此时的英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坐在布鲁姆右边的是，费德烈-史宾塞-查普曼少校。他是英国非常规战专家。他在马来亚的抵抗日军行动中功勋卓著，使他在有生之年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当新加坡在日军发动侵略第七十天突然陷落之时，查普曼为了“潜伏敌后”的军事行动目的，曾经在日本人后方建立了游击队武器和军需品的临时收藏处。就查普曼的情况来说，日本人的推进是如此迅猛，以致他的预定计划遭到挫败；他与其说是“潜伏敌后”，不如说是“给摔在后面”了。

   查普曼和我在英国人投降两个月后，就已认识。通过秘密中间人，我知道了他的潜伏敌后的活动，并且邀请他为我刚成立的第一支游击队进行武器训练。那时，这支队伍就驻扎在霹雳乌鲁仕林河东面的森林。查普曼和我之间的初步会商，也许可以说是战争期间英军和马共之间就如何联合起来抗击日本的军事占领所进行的第一次交换意见。彼此都有很多可以相互协助的地方，尽管我们那时谁都没有得到授权就双方的军事行动之间建立任何正式联系问题进行磋商。

陈春林，是我们十二月协议的翻译，戴眼镜，说得一口纯正的国语。他坐在英国人那一边，离戴维斯左面较远的座位上。很明显，他曾经接受特权阶层所享有的良好教育。七个星期前，我在护送他穿过日本人的巡逻地带，前往我们山上营地的安全地点时，起过相当关键的作用。我自愿乘坐一艘渔船到公海上的接头地点，迎接盟军潜水艇载来的这位被说成是“重量级中国特工”的人物。这位特工做自我介绍时，我立即觉察到，他使用的是化名。我一点都不怪他，因为我也一样。从一开始，我就认定他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不用多说，陈和我都用相当怀疑的目光打量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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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略去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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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我对自己用尽各种办法促成的这次会面，充满敬畏之情。尽管这是我和总书记第二次见面，而且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来也很友好，可党内森严的等级制度要求我在他这次访问期间，只能跟在他身影左右转。我入党已经四年了，我们的领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谜。特别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姓甚名谁。大家只知道他党内使用的化名叫莱特。以莱特名义下达的任何一道命令或指示，要求你必须立即认真对待，绝对服从，严格执行。他作为一个越南族人，领导着一个基本上是华族人参加的运动，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莱特在布兰丹时依然故弄神密,他指示我用“张红”的化名介绍他。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那间小木屋的会议室里，我就坐在“张红”的右侧。

   会谈开始时，戴维斯先出示东南亚司令部的授权书。接着，逐个确认他自己、布隆姆和陈翻译,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的军事代表。因此，他说，他们“获授全权”同马来亚的所有抗日组织合作。

   轮到张红发言时，他声明，他是以马来亚共产党、人民抗日军、党的军事得力助手及其政治组织——抗日同盟会推选出来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谈的。对于自己是马共中委的身份却只字不提。不过，他清楚表明，他来参加会谈是获得授权，负责执行会议期间讨论通过的任何决定。

   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场面。里面，端坐着一位在战前马来亚表面上看来是头号通缉犯的人物，他就是被前英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正在那里与那些若无其事地把非法地位强加于我们、监禁甚至驱逐我们的那些人制订合作条款和条件。

   谈判一开始，戴维斯就提出一个总体规划，要求我们同意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行动。作为回报，英国人承诺，将提供训练、武器和弹药给我们的游击队。此外，东南亚盟军司令部还愿意给我们提供连续的财政资金。而且，据戴维斯说，他已就此事提出请求了。张红要求他们每月提供5万至7万元叻币的财政资金。这个估计，看来一点也没有令英方小组感到为难。

   当第一次会议在进行时，我就清楚意识到，这次会谈对我党未来至关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处以极其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英国人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

   结果，戴维斯在协商一开始就清楚表明，这次会议只谈军事方面的事务。他、布鲁姆和陈不代表英国政府和任何一个同盟国政府，包括苏联政府。他说，他们在这里仅仅是蒙巴登海军上将统率下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代表。张红对这样的身份并不反对，并且向我暗示，只有他可以代表马共发言。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旁听。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会议上所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当时，张红与英方就应该用re-occupying还是re-occupation（这两个词的中文意思实际上都是重新占领或占有）给英国终将重返马来亚定位是有分歧的。经过一来一往、反反复复的推敲，终于达成妥协：在协议里采用re-taking（重新拿回、收复）这个词。问题因此得到解决。这是历史记录的故意歪曲。“重新占领”的弦外之音具永久和合法的含义；而“重新拿回”，至少在张红看来，最多不过是表示一种原本就不该被拿回的暂时状况。

第一天的第二次会议历时两句钟，最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同时决定当晚要起草好这次会议的记录，以便提交给第二天早上的会议研究后正式签署。

   翌日，当戴维斯高声朗读由病中的布鲁姆在昨天傍晚草拟的《关于合作条款》和《关于建议和决定的详细说明》时，我非常仔细聆听。我注意到，协议的前言里把六位出席谈判者——英方四位和两位共产党人——的名字全都给写上了。戴维斯念完文件，便把它递给桌子对面的共产党代表。张红以飞快的速度在上面签名后，立即交还对方。他认为我的签名是不必要的。

   戴维斯熟练地签上他的大名。理查德-布鲁姆随后。陈翻译成为签署这个协议的最后一人。查普曼因为不属于以锡兰为基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派来的小组的成员，不需要在协议上签字。

   大家互相握手庆贺，暂时缓解了伴随谈判而来的焦虑和紧张气氛。当一切圆满结束时，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份文件将成为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想，这样说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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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协议深埋着日后我们进行抗英武装斗争的种子。对英国来说，协议规定的远远超乎它意愿范围的各项承诺，必将使它陷入困境。太平洋战场的枪声刚刚沉静下来不足3年，马来亚紧急状态就爆发了。我们为结束殖民统治进行的战斗，把英国和英联邦军队拽回马来亚战场。而这一次，它们足足打了长达12年使自己精疲力竭的激烈战争。

   为数41营的英军被派来同我的军队较量。另外，本地警察、皇家马来军团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东非和斐济的军队也应召来马来亚为大英帝国而战。统共数十万兵力，陆、海、空三军都出齐了，当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国民服役军人，都投入到跟我们游击队进行的战争中来。而我们游击队的实力，最高峰时也不超过5000个男女队员，而大多数时间能参加战斗的最多约3000人。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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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会议时，对其结果，内心窃窃自喜。一份正式的协议，终于在原则上把我们对合作的理解给写上了。我们有机会得到武器、弹药、医药、制服和财政援助了。实际上，我们需要这一切来装备我们的游击队。
           
   在看到我们这次谈判的全部积极一面时，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这次交易也存在阴险的一面。英国人看透我们，我们也看透他们，谁都不信谁。

   三个出席会谈的亚洲人全都使用化名，就是那种共同的情绪的表现。陈春林，实际上就是林谋盛,他是隶属于马来亚组的中国特工的头目，而且，就我看来，他是一名国民党特务。他曾负责从国民党情报机关重庆总部召收合适的特工，然后派他们潜入日军占领下的马来亚活动。很明显，这就是英国人之所以决心对共产党方面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的一个原因。

   我从参加马共那一刻起，便转入地下活动。我无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给英国人。

   查普曼不愧为一位高手。他极其巧妙地把自己清楚知道张红真实身份的事实掩盖起来。1941年12月19日，他曾出席在新加坡牙笼区一个昏暗的二楼办事处举行的会议。会谈的对手就是在“布兰丹化名为张红”的莱特。当时，莱特就曾向他清楚表明，自己是马共总书记的身份。尤有甚者，陪同莱特到场的两个政治部特务，早前就已把有关这个共产党领袖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所扮演的角色的惊人秘密，向查普曼简单介绍。他们说，莱特于1930年代初入党时起，就已经是英国特务。他是一名卧底。（资料显示，战前马共党内的最高职务称为中央书记，英文为secretary general,从1947年陈平同志担任这一职务起，中文改称为总书记——译者识）

   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怀疑。说真的，莱特在布兰丹亮相时，他的欺骗伎俩进一步发展到令人十分震惊的地步。其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日军宪兵部收买了，并且积极地为日军情报机关效劳。

   然而，尽管莱特已经从双重特务摇身一变为三重特务，他在党内依然大肆吹嘘自己同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圈子的联系不断扩大。他声称自己是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期来，他所进行的这种欺骗，使他在党内备受景仰。同志们保护他不受英国人的伤害。同志们也保护他不受日本人伤害。布兰丹之后的四年，他依旧独善其身，没受到同志们的批判。在这整个时期，他继续毫不手软地利用党谋取个人私利。

   我在开始时说过，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要说，背叛也要付出代价。任何人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