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在抗日战争前后的活动之二      
                     来源：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编译：张泰永

 

           从最初的试验和错误吸取重要教训

其时，我们当中没有人拥有一支大家都想要的手枪。手枪体积小，比较轻便，容易使用。对个子小的亚洲人而言，它能给予有效的保护和提高自信。我们有许多.303来福枪，但对我们这种身材的人，用起来实在又太长、太重。另外，我们也拥有许多汤姆枪（冲锋枪）。这种枪，我们可以学会使用它。至于又笨又重的布伦式轻机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使用的轻机枪——译者），我们虽有不少的储量，得不到正确指导的话，用起来委实太大了，难于控制。与其花时间学习如何摆弄这种轻机枪，倒不如把它打包运走，其中的大部分后来是送给了北部更远的部队。

为了有利于加强队伍内部的交往和凝聚力，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队伍分成几个使用不同方言的小队。起初，分成三个：即客家方言小队、潮州方言小队和海南方言小队。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由广西籍新兵组成的第四个方言小队。尽管如此，我们所有队伍都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而且，正是由于最初的日子里的这种试验和错误，使我们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懂得了争取当地群众的支持，是一支游击队赖于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的第一个营地，离华人乡村不远，村民当中，仅有100多个成年人。显然，它实在太小了，不足于应付我们一支拥有40人的部队的需要。我把情况同前来视察工作的一位霹雳州委说了，结果，我们决定把部队推进到北面的仕林河一带华人居民较多的地方活动。

于是，我们拔营转移到乌鲁仕林。它位于南北干线东面，与一条不论在任何天气情况下都是泥泞不堪的长长的小路相连接。我们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初步侦察，发现离乌鲁仕林不远处有大型的采锡活动。而矿场附近有一座非常坚固、条件也不错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宿舍。往东再走一个半小时，是森林边沿，那里有一对岩洞，大的可容纳40-50人，小的也可容纳10-15人。两个洞都有被树叶掩盖起来的自己的入口。地点看来很不错。我决定把小的留给来自督亚冷的四个客家妹较理想。她们很快就会来部队当见习护士。她们中有三个是锡矿工人的女儿。第四个是一位出身于富有华族商人家庭的学生。大的就留给我们这些男子汉。

1942年4月接通知与三位英国军官联系

   一条清澈、鲜活的潺潺流水，就在我们营地前经过，为我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我们在下游搞了个冲涼和如厠的地方。在当时条件下，只需盖一间单独的亚答屋作总部就够了。我们立即在小岩洞入口旁把它建起来了。

   1942年4月某天，我接到正在丹戎马林一带活动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的通知，说他们已经和查普曼联系上了，而且这位英国军官和他的两位同僚已经启程来这里，打算和我商谈一些事情，我应该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云云。为此，我们又在总部旁边加建一间亚答屋准备给这三个白种人居住。

   对共产党游击队和英国军事当局来说，这将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晤。我和查普曼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在某些节骨眼上有所出入，这也没什么值得惊奇。这样说吧：我们两人相处得很好，而查普曼于1947年初开始撰写战时回忆录时，把我描绘成“一位年轻而富吸引力的福建人，后来成为英国最可信赖的游击队代表”。不过我必须立即说明，他这本书是马来亚紧急状态爆发之前出版的。

   历史学家们和作家们讲述这段历史时，首先是站在西方人立场说的。他们的偏见无耻地宣扬亲西方观点，并且不断地鼓吹种族歧视。你如能读一读查普曼所著《森林是中立的》这本公认为描述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游击队生活最好的书，就会发现他这本书，也毫不例外充斥着对亚洲人的诋毁和诽谤。不过，非常有趣的是，查普曼似乎对他和我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感到骄傲。他和其他多数西方学者编写的有关这些时期的编年史，把日本占领时期的亚洲人——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全都说成是唯一的叛徒。亚洲人非常无知，特别是对战争艺术方面就更加无知。

 

                 马来亚之战打得英国人落花流水

   不过，你不妨看看历史的另一面。事实是，东京方面发动的马来亚之战，把英国和英联邦军队打得退的退，逃的逃，降的降。英国人利用我们，然后，又放弃我们。当他们随后秘密回来重新和我们建立联系时，他们要求我们忠贞不贰的効忠。而当他们的欲壑难填时，他们就篡改历史。

   他们的偏见，后来进一步发展到提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英国军事利益来说，马共遍及全国的游击队，是一支值得拉拢的亚洲人队伍。它的确是当地对敌人占领进行了有力抵抗的唯一组织。我们连结在一起，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共产党人仍然经常同我们保持某种距离，而且从来就不完全信任我们。

    这种思路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疏漏。其中一点就是，它高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精心设计的那种社会结构。英国殖民主义者一直到向日本人投降的最后一刻，总是把这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强加于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身上。这种不合理结构，要求一切特权归白种人。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我们讨论的那个时期来说吧，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英国当局在槟榔屿即将遭到日本人进攻时下达的一道撤退命令写着：只准欧洲妇女和儿童。

   把我们的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训练他们去打仗的决定，绝不是出于什么新发现的利他主义，而是因为英国人绝望了，我们对他们有用了。简单地说，彼此都想打败日本人。然而，有了一个共同敌人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英国人的长远目标，这就是恢复其原来的殖民统治。同样，它也没有改变我们要从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到了今天，我觉得没理由认为，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我们和英国人的合作应该更紧密些。从历史上看，我也不认为某些人经常作出的假设，说什么我们没有遵守对英国人所作的全部承诺，把这场游戏想方设法玩下去云云，是公平的。如果说我们没有把游戏玩下去，英国人又何尝不如此呢。他们明明知道，一旦回到殖民统治宝座，他们将毫不手软地把我们送回大牢，尽管我们正是从这里给突然放出来帮他们打日本。随后事态的发展，的的确确就是这样。

   回头说那时我在准备迎接查普曼一行来我的营地。我觉得给这伙英国人另建一个居所没什么不好。他们的许多习惯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对食物的要求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也跟我们营地日常生活和活动中使用的不一样。我们作为不同的实体分开相处，比较方便，比较适当。

   在早期的讨论中，查普曼解释说，他是如何被日军进攻马来亚又快又猛的速度以及英国在新加坡的投降，搞到孤立无援的。那时，他和他的特别行动组正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开始训练马共志愿人员，原本打算培养他们达到打非常规战争水平，足以用来延缓敌人前进时间二至三星期就行。他估算，这样做可以给刚抵达的英军第18师和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第9师，赢得时间，如期投入战斗。

   特别行动组总共约十二人。他们曾制定一个从霹雳西面的直弄渔村出发，乘小船逆马六甲海峡上流撤退的应变计划。这的确是一个高明的计划。他们希望从那里穿过马六甲海峡，直达苏门答腊；不行的话，就转航向印度驶去。查普曼面对的问题是，要怎样才能到达半岛西岸，又不给日本人俘虏呢？我们肯帮一把吗？

我告诉查普曼，我们将尽力而为，不过，我们那时候在霹雳州西岸地区的势力颇弱。我答应派交通跟霹雳人民抗日军各部联系，看看他们能给予什么帮助。在这期间，他可以帮我训练部队。稍后某天，同属查普曼特别部队的另外三个白种人也到达了。查普曼立即把我提出的开办训练班的任务交给他们，完成后再到我们其他游击队基地开办。

日寇在新加坡强制实施军法统治的短短数周内，就针对马共领导层发动了一连串闪电式搜捕行动。其间，一批党的主要领导人，抓的抓，关的关。黄诚，一位公认为马共顶尖知识分子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被出卖了，最后就被处决了。他的思想深刻，讨人喜欢，他被广泛地看做最有希望的全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我认为黄诚的遇害，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四年前，他在南华中学集会上滔滔不绝的精彩演讲，深深打动了我，让我严肃地反思自己的一生该如何过。莱特，凭借出奇的好运，——当时看起来是那样，一直未被察觉。显然，党的领导层如今急需重组。

接近4月下旬，我被提拔为霹雳州委委员。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第一次出席了在朱毛附近森林深处举行的州委会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在霹雳建立一支马共军事队伍的建议。当时在我们州界内的营地里，约有300名志愿者。我们打算把它扩充至500人。我们有人力，我们也有武器和弹药。查普曼和他的非正规战队员则在培训我们。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明确指挥系统的军事组织，而最重要的是，党中央对我们地位的承认。

凑巧得很，一位名叫小忠的中央委员也在场参加朱毛的会议。他公开承认，霹雳游击队是马共活跃于全马来亚的一支最强大最卓有成效的武装力量。他同意下次见到中央书记莱特时，将支持我们的全部建议。

小忠向我们介绍了几个星期前莱特在柔北召开的干部会议。会上，我们的领袖向来自柔佛、马六甲和森美兰各地的代表讲了话，要求他们必须通过对产业工人的组织工作的更大关注，以巩固党的基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预言未来联军的入侵，对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将提供理想的条件。他说，马共将欢迎联军大反攻，但反对重新建立英国的殖民统治。

这位中央委员代表接着传达了莱特提出关于把一些游击队加以解散将是有利的建议。这些游击队的成员可以把武器藏起来和回家当产业工人。霹雳州委书记阿南听后激烈地反驳说，在霹雳只有很少的工业生产，因此这个指示是不切实际的。最后，小忠表示同意说，霹雳的马共组织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制定自己的军事路线。

                小忠说莱特计划年底前召开高干会议

此时，整个国家的华人社会，有越来越多人支持马共在军事上抗日的立场，而各州领导也非常清楚这一事实。只有森美兰一个州执行莱特的指示，解散了一支游击小队。于是，特高科这个如同德国盖世太保那么残暴的日本宪兵队，就杀害了许多服从命令将武器收藏起来并恢复平民生活的队员。结果，导致该州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很快地就恢复了其原先的军事纲领。

在朱毛举行的同一会议上，小忠也提交了一份八个叛徒的名单，据称由于他们的出卖，导致新加坡的马共组织遭到镇压。同时下达的命令是，这些被点名的叛徒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饶恕。命令还进一步要求各州州委会都应该积极追缉黑名单上的人并确保他们立即被处决。

小忠还告诉我们，中央书记正计划于今年底之前召开另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我们听了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届时有意披露其反对日本占领的全盘军事行动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党的领导班子在新加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之后，将会加以重组。

朱毛森林会议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央作出决定把霹雳人民抗日军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从此，我们这支游击队伍必须置于党中央的控制之下。这一改组，给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严重后果。它引进了一种最差劲的官僚主义控制制度，而且很快就证明是一种会带来严重后果的管理安排。为了解决这问题，最后我们另辟蹊径，在州内建立与之平行的秘密游击队分组。我们把这些接受霹雳州委会单独指挥的秘密游击队分组称之为“机动队”。

中央在攫取了我们游击队的控制权的同一指示中，还进一步把霹雳州委会分为二个部门。其中两名州委成员奉命负责军事，另外三名则管政治事务。我被派分管政治这方面，并取得霹雳南部地区作为我的活动范围。它从安顺和金宝一直延伸至丹绒马林。事实上，之后我就成为马共在霹雳州的第三号政治领导人。

 

          马共霹雳州第三号人物 身兼三件工作

我一身兼三件工作：首先，是必须扩大党员骨干分子的队伍；其次，是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其时，它也叫做抗日同盟会，后来在紧急状态时期称之为民运；最后，是我必需以男女青年为工作对象，并激发起他（她）们参加到党的后备队来的思想。后备队是一种学生军训队。在需要时，我们可从这里吸收人力到我们的主力部队。它也还有附带作用，就是可以成为一支治安队，为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提供多一重的安全保障。

我都是骑自行车去我负责的地区活动。如果工作需要，还经常改变住所。我最初是住在金宝，之后是在安顺。我记得很清楚，骑自行车往来这些段路的距离：金宝至安顺30英里；怡保至务边12英里；务边至金宝12英里。

我有时住在出租屋，有时睡在锡矿场的办事处，有时跟教师在一起。为了安全起见，我使用过好几个化名。我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成绩。例如，在金宝我显著地扩充了抗日同盟会的力量。在美罗和安顺，情况也是如此。

为了阻止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日寇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华人组织，名为华侨维持会。但是，由于我们控制了所有主要居民中心，以致我们可以迅速得知有谁和敌人勾结。我们对那些跟令人恐惧的特高科狼狈为奸的通敌分子，特别反感。

为了便于活动，霹雳州委会决定把其总部迁移至我们觉得较为安全的地点——金宝。由于我在这里的关系比较强，我奉命负责这一次的搬迁。

随着时间一个个星期地过去，中央和莱特自己发来的指示本身对加强党领导的重要性问题却只字都不提，反而进一步号召在工业战线进行广泛的改组。对我们这些在前线活动的马共成员来说，这些号召毫无意义。大家知道，不论在马来亚还是新加坡，并没有多少工业活动。战争导致这种局面：采锡机、矿山和橡胶厂房都静止了，劳工们都失业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把这些劳工组织起来呢？

到了7月底，我们获悉莱特正计划于9月某日召开全马最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至于地点和准确时间并没有立即透露。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奉命派出两名最高级军事干部作为代表。每个州委会则被要求派一个代表参加。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代表都应是州委高级负责人或州委书记。

   莱特本人最后终于下达开会的命令，地点：雪兰莪黑风洞地区一个森林边沿处，离华人称为石山脚、马来人叫双溪都亚的村子不远的地方。时间：1942年9月1日。党的40名最高级负责人奉命出席。

 

                 九一中央高级干部会议遭日军围攻

   全体出席者都武装起来了。雪兰莪游击队为这次会议派出10名警卫。4名来自雪兰莪的女游击队员负责烧饭。临时搭建的亚答屋供全体出席者住宿。

   预期莱特将准时出席安排在9月1日上午中段时间举行的主要会议。其他同志奉命于8月31日下午和晚上先研究解决初步的议题。

   9月1日午夜刚过不久，一队日军摸黑潜入，把会议地点层层包围起来。当我们的同志试图冲出日军包围圈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战斗爆发了。负责警卫的游击队员打到剩下最后一人。那些在临时营地里的半数同志当场战死。日寇也遭到惨重损失，包括一名中校、一名少校和一名大佐，全都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这些军官的军阶表明，日寇对这次向黑风洞发动的攻击非常重视。

   这是日寇在其占领期间，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力量采取的第一次最重大的军事行动。它给党带来的灾难是何等惨重啊！中央却把这次的出卖行径归罪于一名森美兰代表，理由是他在出席会议途中曾被日寇逮捕。

   黑风洞惨案后约数星期，霹雳州委会又接到命令，着手筹备另一次重要会议。莱特再次定了要出席。因此，我们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幸存的中委以及我们的中央书记莱特，是多么急于重新召开一次因受到日寇在黑风洞严重破坏了的会议。尽管这个会议是由霹雳州委会奉命来安排和筹备，责任却落在我的身上，因为他们认为我最熟悉这一地区。充分意识到上次会议在安全警卫方面遭到的破坏力极大的失败，这次我决心为所有出席者提供最有力的安全保卫。

   我选的开会地点，是在美罗郊外的一个橡胶种植园里的深处。超过20名高级干部和游击队司令员奉命作为各州代表出席会议。我所采取的非比寻常的安全保卫措施，使各代表的集合安排非常错综复杂。

   我决定把与会的最高级党负责人的抵达时间分开处理。这特别是关系以下四位：中央书记莱特，党的高级负责人蔡克明，霹雳州委书记阿南及其副手。不论蔡和阿南都是黑风洞的幸存者。这四位都将在金宝会合，并由我们在适当时间分别护送至会场。其他所有代表将经美罗前往会议地点。我希望我现在采取的措施足以防止安全上出现任何漏洞和足以保护我们的高级负责人，万一日寇采取行动对付我们的话。

   蔡年约三十，是党的中央委员和党内最受尊重的思想家。我们安排他坐火车来金宝，并在金宝一个安全住所，跟霹雳两位高级负责人会面。一旦蔡的安全没问题了，我们就计划于第二天把莱特接来。

   我已不遗余力地来保障一切都能按定下的时间表运行。就在蔡预定即将到达那间安全住所前不久，日本宪兵猝然而至，把霹雳两位党的高级负责人抓走了。蔡真好运气，他的火车晚点了。而当他抵达后，发现金宝街头巷尾布满宪兵、士兵和警察，便去找当地的一位同情者联系，这位同情者把两位负责人被捕的事通知他。蔡听后立刻离开金宝，前往我们在黑风洞地区的其中一个堡垒——间津华人乡村深藏起来。在此前9月举行的黑风洞会议上，蔡曾拼死冲出日寇包围圈自己安然无恙。现在他又一次险些落入虎口，而且几乎可以断定，将在金宝被处决。

   有关这次会议的全部计划取消了。莱特从来没有亲历过危险，而代表们则想尽办法安全地分散离开。日寇再一次成功挫败了我们要召开重大政策讨论会的努力。有越来越多的疑团未能回答。更糟糕的是，那两位被捕的霹雳党负责人遭到特高科的严刑拷打。州委书记阿南跟着被处决了，他的副手叛变后为日寇效劳。

   蔡克明，这位党的思想家，在原定召开的美罗会议之前或其间，也明显是日寇要消灭的目标。而跟他一起的，大概会是另一批党的领导人。

 

          来不及弄清莱特沦为日寇间谍的真相

当人们就日寇占领初期发生的特高科对马共施加的一连串的突袭、逮捕、严刑拷打直至处决等等事件加以分析后，看似极其诡异的是，怀疑重点竟没能像最后那样更早地锁定在莱特身上。我们当时的反应，顺理成章地把怀疑目光落到其他可能的叛徒身上。

当然，所有事情，都是事后孔明容易得多。     

   特高科于日寇占领初期对林江石（又名黄诚）这位仅次于莱特的第二号人物的逮捕和处决，使我们的组织受到动摇。尽管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但他的死标志着特高科对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中央进行有步骤的破坏的炮声已经响起。两个月后，日寇针对岛上我们的组织进行的更多灾难性的破坏行动波及全党。随后，发生了黑风洞惨剧。而党内那些幸存者中间却深感庆幸，因为我们的中央书记没出事。他对我们说，是他的车子在途中坏了。 
 
   我们很愿意服从党坚持实行的全面的集中制，尽管听起来是多么令人诧异。一切事情，中央说了算；中央拥有绝对控制权。我们大家把它当作是一种安全上的根本要求加以接受了。同样地，我们也毫不犹疑地支持严密细则和党内严格分工的制度。这一切规定，原来目的是为了保护党，结果全都成了保护莱特的“盾牌”。

   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因为我们来不及弄清真相而惨死。这个真相就是：

   1942年3月26日这一天，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后一个月又十一天，特高科在新加坡逮捕了一个他们假定是华人的可疑分子。经初步查证，此人叫黄绍东。逮捕此人的日本军官，是随着英国人投降后担任新加坡的特高科专门对付岛上的华人男性抗日分子的检证机关的头目——小西少佐。年已41岁的小西，是一个有18年经验的宪兵油子，在参加马来亚战役之前，曾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译者）服役。

   严加审问之下，黄先是向小西泄露自己是马共中央委员。接着又说自己的真名叫黄金玉。经过进一步的审问，黄便和盘托出他就是马共中央书记，因此而控制着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共产党的大权，同时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来为日本人效劳。结果，这个日本宪兵油子和化名‘莱特’的黄之间，达成了一笔交易。

   小西立即下令把莱特关了一个多月，不过命令里附上要善待这位犯人的特别指示。在4月底一释放，莱特就迫不及待地要想兑现这笔交易的承诺。他向特高科提供马共新加坡市委委员的黑名单。根据规定，莱特必需每周直接向小西本人汇报两次。在随后好长的日子，他经常把马共在柔佛、森美兰、马六甲以及雪兰莪活动的情报交给特高科。当黑风洞会议召开的日子临近时，莱特向小西交出一份有关这次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代表姓名的详细资料。特高科的特务们由于得到这份情报，立即乔装打扮成休假中的普通士兵，潜入到黑风洞一带。他们公开上在那里同吉隆坡来的夜总会小姐狂欢作乐，实际上，分分秒秒都在盯着进出开会地点的动静。8月31日晚上，日军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凌晨他们就发动进攻。

   战后被英国战争罪行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小西少佐，对他的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大特务曾这样说过：“莱特的第一个动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即便是牺牲自己同志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其次，他和我合作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进一步实现他的野心。很明显，他所出卖的那些人，都是有能力挑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的人。我现在才明白，他有很多情报对我留有一手，没有向我透露。”

   多年来，情报机关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为解开围绕在莱特这个邪恶和狡猾的人物身上的诡计和神秘性而伤透了脑筋。今天，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个能够告诉你有关此人的冷酷和无情的事实真相的人。

   在日寇侵占后的头几个月混乱时期，由于我们的交通线被其切断，党在整个马来亚半岛的支部跟新加坡的联系几乎都中断了，而莱特正在那里大干其叛变勾当。事实上，他和特高科狼狈为奸，使党的中央委员会被有步骤地打垮了，以致变成就剩莱特一个人在演独脚戏的空架子。

   经过7年岁月的蹉跎，我们才识破他披着的给我们党造成毁灭性破坏的那层神秘面纱及其捏造的故事。然而，他必将得到其应得的最终惩罚。我确信会见到那一天的。      

（译自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