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在抗日战争前后的活动之三

 

来源：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张泰永编译

 

与莱特面对面 ，打开更大局面 刻不容缓

 

1943年初，霹雳共产主义组织发现自己与新加坡的中央的所有联系被完全切断了。我们是在一种封闭状态下进行活动。就党员、支持者和驻营游击队的状况来说，毫无疑问，我们在数量上是全马各州最强大的一个马共支部。蒙巴登上将设于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很快就开始派出中国人特工沿着霹雳西部海岸线进行第一次的‘盲目’登陆。（英语里‘盲目’一词也可解释为鲁莽和轻率的意思——译者注）

  

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给乘盟军潜艇前来的人员登岸后提供宝贵帮助方面，我们是处于理想的位置。我们将会给他们提供保护和安全的藏身之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能给他们提供有关日军军事设施的最高级情报。但是，要做到这一切，我们的组织仍处于单打独斗的孤立局面。赶快打开一个更大的局面，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霹雳州党员的数量发展得很快。例如，在华都牙也，我们有超过100名的党员，实兆远也有40至50名。在近打河谷的矿工中，我们一下子就发展了500多名的党员。然而，尽管我们的基层组织追随者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扩充，我清楚意识到，我们州一级的党组织还是相当脆弱。我们不够团结，也没有明确的方向。这些因素加起来，造成党的肌体虚弱不堪的弱点。日寇的入侵和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宪兵队在日寇占领初期针对马共的镇压行动，不仅破坏了我们的通讯联系，而且也破坏了我们的指挥系统。党中央1942年指示带来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局面。中央这一指示，虽然给了我们的游击队以他们梦寐以求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称号，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把他们对游击队的实际控制权转移到新加坡的党中央手上去了。

 

   我决心要把这种困难而紊乱的局面理顺过来。我特别关心的是，市区的政治组织和扎营森林的游击队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关系已经化为乌有了。军队不需要任何指示就可采取行动。事情甚至发展到政治组织完全不能依靠游击队采取及时和有力的武装行动。直到现在，锄奸令才能由霹雳州委和区委发出来。好些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想讨好日本的军政当局。我们的同志奉命监视这类活动，并将他们的调查结果报告回来。

 

   我们将那些嫌疑分子的名字集成册，并开始按他们将给我们的有关活动带来的真正威胁逐个归类。那些搜集马共情报或与民众作对的奸细，全都是我们部队要加以消灭的对象。有时我们也想办法要消灭某些日本人，包括军人和文职人员。我们并不欠缺热情来干锄奸工作。我们所欠缺的是，在日寇占领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在组织上尚未达到所必需的熟练程度来很好地指挥复仇行动。

 

   任何一个曾经参与这个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如何带着枪四处追踪目标，以及如何看准机会第一时间下手，都不成其为问题。然而，如果消灭残暴的日本占领军和那些为虎作伥的奸细的复仇行动，想要取得预期的满意效果，则必须经过精明的选择，在制定方案时要敢于针对恶贯满盈的分子，下手时又要有非常专业的精确性。

 

   我们首先尝试在我们自己的部队——人民抗日军范围内组织锄奸队。锄奸队要打击的对象是当地一批同日寇宪兵队狼狈为奸的罪恶昭彰分子、一些地方上的通敌者、告密者以及一小撮严重出卖自己同志的变节党员。当一切经已计划好，开始采取行动时，我们才发现指挥系统已经模糊不清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这显然是令人十分焦急的事情。原本准备执行任务的锄奸队，突然接到令他们很不高兴的命令和指示，他们觉得政治组织方面对自己发出的那些指示和命令所要承担的一切并不太懂。结果，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最后，人民抗日军站稳立场，援引1942年指示，坚持游击队只可以服从由指定的军事系统发出的命令。他们不可以服从区委的锄奸令，就算是州委发出的也不例外。

 

           霹州书记及其副手被捕使我成为代理书记

 

   为了找到可以避免这种官僚式的乱糟糟局面的办法，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在脑海里苦思冥想。我想，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建立一支跟我们主力部队相似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的行动应不受中央1942年指示的约束，指挥权应归区委和州委，而且应为各有关方面都能接受的。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我得等待适当的时机，把我的想法付诸实施。

 

   日寇宪兵队在金宝的突袭以及州委书记及其副手被捕，使年方十九的我，在没有他人参选的情况下，被委任为霹雳州马共代理书记。由于担心指挥系统方面的严重脱节，我别无选择，只好尝试跟在我看来实际上还在起作用的党中央重新建立联系。为此，我派出一位交通员南下到吉隆坡，同还在间津村藏匿的蔡克明取得联系。不久后，我也南下见蔡，途中我平生第一次路经吉隆坡。

 

   我在间津一家自行车修理店的后房等候蔡。随后来了两个警卫员，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护送我到蔡的藏身处。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当我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发现一支手枪的枪管已经对准着我，还喝令我把双手高举过头。当其中一个警卫员把武器指着我的脑门儿的时候，另一个就搜遍我全身上下。我被解除了武装。搜查过后，他们两个开始盘问我。其中一个问：为什么你还活着！听他这一问，我不用多想就知道他们怀疑我是金宝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觉得，如今，你不是已经被警察处死了，至少也应该被抓了。当然，我没有出卖金宝会议给日寇宪兵队，我并不感到内疚。我向他们抗议，表明自己是无辜的，同时用有力证据说服了他们。最后，他们终于要求我留在自行车店里不动。说完，便走了。

 

   约一小时后，他们倒了回来，把我护送到要走二十分钟路程的一个村屋，与蔡见面。当我一进屋，蔡微笑着迎上前来，向我伸出欢迎之手。他就那两位警卫员给我的别致欢迎表示歉意。他解释说，采取这种措施，是考虑到敌警日益加强了对付马共的行动。随即，他把话题转到党的事务方面来。

 

   据他揭露，数星期前的1943年3月底，莱特曾经由新加坡前来间津。中央书记一抵达，便心血来潮地下令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三个人，即莱特、蔡和小平。小平是被认为跟我们的领袖非常接近的一位马共高级负责人。除了军事指挥员阿冲因为有事离不开关丹，其余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负责人不是在黑风洞惨案中遇害，被处决或正被关押在大牢里。而小忠，这位曾于之前的5月份出席朱毛会议的中央代表，则已在黑风洞惨案中牺牲了。

 

                1943年3月中央会议通过的九点宣言

 

   尽管如此，这次会议还是正式通过了一个九点宣言，为全党必须执行的抗日纲领制定了计划。蔡给了我一份。宣言号召：

 

1、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共和国。

2、     建立由各民族普选代表组成的国家机构，来治理和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3、     开放人民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取消压迫人民的法令，释放全部犯人及抗日俘虏。

4、     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

5、     改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民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及其家属，抚恤为解放马来亚而牺牲者之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6、     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7、     没收德、意和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

8、     建立和友邦的商务关系。

9、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蔡答应为重建中央和霹雳之间的联系而努力。于是，我带上给我的那份宣言回到金宝。之后不久，莱特就把蔡召回新加坡。当蔡一回到新加坡，便神秘失踪了。蔡作为党的最高理论家，他接替已被处决的黄诚，成为马共领袖职位最有希望的竞争者。多年后，我才发现蔡出了什么事。原来当他如期前往新加坡爱同小学赴约时，被莱特出卖给了日寇宪兵队。接着，就被日寇处决了。

 

   事实上，此时的中央只由两个还起作用的成员，即莱特和彭亨老战士阿仲组成。而阿仲离控制中心实在太远了，以致在政治上不起什么作用。如今，党的领导权就如此轻易地落入莱特单独一个人手中。

 

   我回到金宝仅两个星期，小平就由雪兰莪来到这里，同时宣称自己是奉莱特之命来接管霹雳州委的领导权的。我在抗日后援会的年代就认识他。他曾一度在怡保一家印刷公司工作。如今他刚30岁出头。小平要求我帮忙他解决住宿问题。我很快就办到了。于是，他和他的妻子不久就在双溪古月附近的一所房子安顿下来。他们在这里住不久。两个星期还不到，小平就十分突然地通知我，他奉召去新加坡跟莱特开会。当他乘坐一列从吉隆坡——新加坡的火车途经雪兰莪某处时，被登上列车的日寇宪兵队人员抓走了。

 

   我们后来的调查结果揭露，是莱特把小平的详细行踪出卖给日寇的。但是，逮捕他的军官认不出这个刚上任的霹雳马共领导人，他们便利用先前被捕并受尽折磨的一位党的交通员出来指认他。指认结果秘密地向日寇宪兵队确认，此时，列车正由吉隆坡南下。

 

   小平被逮捕之后，日寇便把他们的这个囚徒带回吉隆坡的宪兵总部，而且把他双手反绑身后，径直押到一位日寇司令官面前。小平不等审问开始，便直接望着司令官问道：“你想不想要我和你们合作？”这位高级军官听了立即给这个共产党人松绑，并邀请他坐下来喝茶。我们获知这些详细情节，是通过当时我们一些跟日寇合作的两面间谍那里了解到的。

                小平背叛的事例令人不解

 

   小平干的第一件坏事，就是供出雪兰莪马共州委机关所在地。当时，州委机关实际上就在吉隆坡市郊的一个乡村地区。在小平被捕的第二天，日寇宪兵队就及时地来到上述地点进行突击搜捕。这是一间亚答屋，位于一个木薯种植园边沿。三位雪兰莪共产党负责人正聚精会神地在那里开会。日寇本来想通过木薯园，冷不防地发起突如其来的袭击。但是，他们发出太多的声响了，惊动了那三位负责人。于是，他们三人即刻钻入屋子对面的茅草丛里逃走了。他们都知道小平已经被捕，但一刻也没想到他会出卖他们。小平原本是一个身心都很健壮的人。黑风洞事件发生时，是他带领大家成功突破日寇军队的重重包围圈的。他活下来了，是唯一未受伤的生还者，并且带着一批领导干部成功安全转移了。

 

   小平给日寇宪兵队放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此事发生在被认为是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而又臭名昭著的前党员，都被列入应加以打击的对象名单之内的年月。所有这些叛徒都应加以消灭。而小平的名字却从来就榜上无名。真的，在他的事情上，没有人下过命令要采取断然措施。这件事折射出我们战时军事行动上最受关注的一个方面。当时，党完全接受这样的看法，就是每个人在遭到日寇宪兵队的严刑拷打时，都有自己能忍受的痛阈。考虑到这点，对那些受刑时屈服，后来又回到党内交代自己被捕细节的同志，基本上可给予宽恕。恰当地说，他们回到党内是有条件的。首先，他们得向我们提供有关敌人方面的有价值情报。其次，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去追捕和消灭一个最可恶的叛徒。尽管获得宽恕，这些重新归队的人不准恢复正式党员的身份。相反，他们从此只能被承认为支持者。如此一来，他们将永远不能再允许接触组织内部的秘密。

 

   小平的事例是令人不解的一个。他自愿与日寇合作的态度，使他巧妙地避开了必定要受到的酷刑。不过，这里有可以减轻罪责的情况。他回来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还为找不到机会把一个最坏的叛徒干掉表示歉意，尽管他已努力去做。此外，他还带回日寇给他的一支手枪，而日寇原本是要利用他充当两面间谍的。在党的追问下，他随即就承认是他提供雪兰莪党委机关所在地的情报给日寇的。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供出机关所在地时，他的回答给我们上了苦涩的一课。长期以来党内就有一个公认的紧急应变的规定，就是当有党员被捕，而且有叛变的危险时，就近的党的机关就应该立即转移。小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你们全都和我一样清楚，我已被捕，而且党也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有关机关应立即搬迁。我只不过是以为你们已按照党的规定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你们为什么没能采取必要的行动呢？”

 

   小平这一逆耳之言，警醒我们重新审视有关紧急应变的规定。它使我们在马来亚沦陷年代找到最能保证党的机关的安全的办法。幸运的是，马共在雪兰莪的势力很大，尤其是在双溪毛糯县的边远地区。我已想不起究竟是谁把党的活动带到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去的，不过，这件事是在小平摊牌后不久才发生的，可列为同志们为掩护自己而作出的也许是最狡猾的决定。他们成功打入这病院的医护人员中间，这使我们有可能占用她们住的两间较小洋房，并把它变成我们的州委会办事处。当有需要时，我们一些同志甚至就在那里居住。在日寇占领时期的残余日子里，雪兰莪州委会就一直在这块有几百名麻疯病人居住的‘领地’里活动，完全不受任何干扰。日寇官兵上下对这个麻风病院怕得要命，都不敢走近它。他们的警察和军人也都乐意对这个地区敬而远之。

 

              第一次见中央书记 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1943年6月，小平被捕后不久，莱特决定单独和我见面。我先启程前往间津村，在那里按事前的安排跟一位女交通员联系，之后她将陪同我去见党的最高领导人。她和我步行了一小时，终于来到一位菜农的亚答屋。我奉命在这里住一晚，因为我和莱特的见面定在第二天上午。从这所木屋望出去，可看到一大片平坦的菜地。更远处，有一座山顶，一座两层楼大洋房坐落在它的上面，从那里向下望，可看到南北大道。这座山周围地区就是今天的邓普勒国家公园。

 

   翌日，女交通员回来带我到建在这座山顶上的同一房子。我比莱特先到一步，他则驾着车准10点抵达。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和一位富有的华族商人住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哥梨城酒店（Coliseum Hotel）住宿。这里是他来首都时通常落脚的地方。基于安全上的理由，我不准见到他驾来的那部车子，甚至于车子停泊在何处。我和一位男秘书只能呆在屋子里，女交通员则到屋子外面恭侯这位党的领袖的光临。她把莱特迎进一间大客厅，我就在那里等候他。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和三把椅子。女交通员做了正式介绍后便离开了。只有莱特、他的秘书和我三人一起开会，大家都使用普通话交谈。

 

   我注意到中央书记说话时带有很重的越南口音。很明显，莱特不是中国人。其貌不像中国人；其腔也不像中国人。在我看来，他活像个欧亚混血儿。他肤色黝黑，身材相当矮小，不超过1.65米。他满脸病容。我脑子忽然联想起差不多三年前为了帮他养病筹得50元叻币的那场援助莱特运动。

 

   我们的会议一开始，先由我向他报告党在整个霹雳的活动情况。我尽量把自己的谈话限制在小平那次倒霉的南下后发生的事情。我曾收到有关小平被日寇宪兵队逮捕的模糊消息，所以，只能就所知道的一点说出来。讨论进行了两天。每天开两次，中间隔着一段午膳时间，下午五点，会议就得结束，因为莱特要在日本人实施宵禁前赶回吉隆坡。在我作了简单汇报之后，莱特向我详细介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他的谈话很有说服力，而且我必须承认，他的渊博知识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离开时觉得，党有他掌舵实在是庆幸得人，不过，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想法实在骇人听闻了。

 

   这次会议后约四、五星期，莱特正式委任我为霹雳州委会书记。委任信是通过一位秘密交通员送达。从此，莱特和我之间建立起双向的书信联系，彼此都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中文写信。他的来信有些部分很难读懂。只有在很久之后，当我有机会访问越南并略懂越南话时，我才发现莱特早年与我通信时经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越南语，一种全盘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

 

   从我当年的角度来看，同中央书记的第一次会谈进行得很好。他对党在霹雳的发展工作表示满意，而且，对我作为州的代理负责人在极其困难时期为解决各种问题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这一次的初步谈话使我相信，如今我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来做工作了。当然，我决心按党的指示办事。不过，莱特留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即作为一个前线负责人，他期望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尤有进者，我和我们领袖的谈话也已经清除了某些政治上的障碍,这似乎不是一个过于牵强的期望。兴许我们很快就会开始收到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为实现我们的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最高目标而奋斗。

 

               原来这个马共中央书记看不懂中文！！

 

   我又从新投入到州委会的日常事务中，如今它正受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逮捕事件的困扰。我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为我们霹雳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在这方面，我们正在搞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创立一个从暹罗南部走私大米的企业。我们派了一位从实兆远来的代表到暹罗南部一个叫董里的市镇。在那里，我们这位代表很快就同地方上的暹罗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不久后，他又能和暹罗共产党总书记李启新见了面。对这位总书记，大家平时都爱叫他的化名：老黑。

 

   有了这重关系后，老黑便给他的马共方面对等人物写信，寻求莱特的协助，为两个邻近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谋求国际主义事业全面利益上建立密切工作联系。我们的代表亲手将这封重要的信件带回实兆远，并交给了区地委会，最后，这封信落到了我的桌面上。我把信件原封不动保留起来，打算在下一次和莱特见面时亲自交给这位收件人。我们的第二次会面地点就在离美罗8英里的一个村子。

 

   莱特拆开封条，毫无表情地扫了信一眼，然后，把信放回信封后便推给我，并说：“你自己读一读吧！”说时，带着一种在我看来异乎寻常的夸张手势。平时，他对许多事一向都是闭口不谈的，尤其是在跟兄弟党的关系问题上。

 

   老黑过去是本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圈子里颇负盛名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海南岛，年轻时移民来新加坡，并在那里参加了马共。到了1932年，他被委任为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中央书记的私人助理和青年团领袖。同一年，他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接着被驱逐出境。到香港后，他曾和当地共产党联系。不消数月，他又奉命到曼谷工作，并在那里最后成为暹罗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负责人。

 

老黑在给莱特的信中提到，他从新加坡被驱逐出境之前，在党的圈子里实际上从未听说过有莱特这个人。可是，老黑后来曾听人介绍说，我们的这位领袖对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得到的这个信息，是从他在香港碰见的一位由新加坡被驱逐出境的前马共中委那里听来的。

 

我读完老黑的信便退回给莱特。不料他竟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令人大为震惊的话：“这个老黑啊，是个老好人。我认识他好多年了。”

 

原来这个马共中央书记看不懂中文！

 

如果懂的话，他肯定会明白老黑这封信是写给一个自己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的人收的。不过，这是小插曲，我决定深藏在心里。我继续告诉他关于我们走私大米项目的进展情况。我预计，大米走私将是一株真正的摇钱树，它必将给党的财政带来重要的影响。

 

同样，莱特对老黑那封信的反应，也必将给党的事业带来直接的冲击。……..只是在很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