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玉灿在新秩序时代的囚徒生涯
               ——本文引自萧忠仁著《萧玉灿——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忠诚建设者》一书第十五章“新秩序时代”，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2014年11月，本译文经原译者张泰泉重新校订。

                         现标题为笔者所加——张泰永识

 

政治犯
    1965年11月4日凌晨约2点，两辆满载军人的卡车驶抵萧的住家。他们猛敲萧家大门，声称要进行搜查。萧的妻子和孩子们，包括笔者，也从睡梦中被惊醒。9-30运动事变后，萧家遭到青年和军人团伙搜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一般上都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在其中一次的抄家时，萧家的墙壁被涂上各种标语：印尼国籍协商会是印共的主公！打倒印尼国籍协商会！打倒萧玉灿！因此，那天夜晚的抄家，已经不再令人恐惧。

    更何况在这次搜查前的一个星期，就曾有一群军人来到萧家搜捕他的一个儿子—萧忠清。幸好他的这个儿子在一个月前，已经启程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清华大学继续上学了。忠清曾在共和大学的技术系短暂学习，他曾积极参与印尼大学生运动中心在共和大学校园内的活动。萧从后来也被关在沙仑巴监狱的忠清友人那里获悉，这些印尼大学生运动中心的友人在监狱里受审时，由于获悉忠清已经出国，的确有意把许多事情全都推到忠清身上。因此，军事掌权者不知就里，依然在竭力搜捕忠清。不过，在萧告诉他们忠清已经到中国读书之后，负责搜捕忠清的那伙军人也就不再抄萧家了。他们接受萧的解释之后，不吵不嚷地走了。

    萧的确有一种娴熟的技巧应对那些准备好要抄他家的示威者。那些侮辱性的涂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萧并不在家。萧善于用一种平静而有威严的语气说话，往往能够说服示威者不好干任何破坏活动。结果，他们所干的，仅限于搜查和抢走书本罢了。

    不过，这一次，他门却闯入家里面搜查，翻箱倒柜，床也不放过，还把整个屋子书橱里的书本拿走。当然，他们要想把这些书都载走，也得分批载。萧被他们抢走的书多达数百本。在搜查约两小时之后 那伙军人的头目对萧说：换好衣服，并准备好到军部问话。他说话时彬彬有礼。萧也平静地回问：你们是否可以出示逮捕证。他们说没有。而当萧问自己会被带去哪里时，完全没有回应。

萧镇定地做准备，临行前跟妻子和儿女们一一道别，一面说：“…….请放心，没事的…..”，说着走进了在家门口等候了多时的囚车。清晨约4点，那伙军人终于开走了。

萧的妻子和儿女们当然为他担心，因为常常听闻一些故事说，许多政治人物被一伙军人带走后便失踪了，完全不知他们的死活！更何况，带走萧的那伙军人不愿意告知萧会被带到哪里。

萧的儿子忠贤急急忙忙骑上摩托车紧跟这伙人的行踪。其时，实际上已经实行宵禁，但他顾不了这许多。他成功地获悉萧被带到哪里。这个地方就在雄牛广场地区。随后家人才获知那是一个名叫雄牛广场地区特别调查处（LIDIKUS）的地方。它与一个名为地区军事司令部（KODAM）的总部挨着，是一所看起来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的房子。

早上7点，萧的妻子陈银花见到了负责监管这个地方的司令并获准见萧片刻。在萧一生中蒙难的各个时期都与萧同甘苦共患难的银花，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她带来了给萧替换的衣服以及食品。这个地方看起来相当挤，因为里面拘留了整百人。

萧被关押在一间大房里，与十来个政治犯共处一室。大家全都睡在地上，只铺了一张席子在上面。其时年仅9岁的笔者，获准进房间里观望。

萧在此处被关了一个月。家属获准每周见他一次，他也获准跟家里人每周通信一次。每天可以给他送一次食品。

这个地方如此破旧不堪，关的人又多，简直拥挤得水泄不通，就连遮风挡雨或乘凉的地方也很少，以致大白天关押在这里的人得轮着来，那些轮不上的就得站在光天化日下任由烈日暴晒或任由风吹雨打。

萧被捕后不久，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其他几个领导人，包括吴银泉、林群星和李全信等也未能幸免。他们被关押在同一个地方。连担任印尼国籍协商会总部秘书长的李全信夫人——吴珠娘也被扣留。她被关押在另外的拘留所。

在被关押最初几个星期期间，是接受审讯。审讯组告诉萧，他在这里不是被拘留，而是在免受人民愤怒波及的框架内“接受保护”。审讯经常在另一个地点，而不是在这间拘留所进行。

有一次，吴珠娘和萧一起受审讯。吴珠娘记得，萧是如何镇定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表现出威风凛凛。她还记得，萧也曾对审讯组表示，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全都是出自他一人的主意。因此，所有跟印尼国籍协商会有关的问题向他提出来好了，其他所有的印尼国籍协商会领导人都应该获得释放。（注1）显然，萧在各次审讯中都提出的这个请求，并没有得到重视。结果，仍然有不少的印尼国籍协商会领导人在长时期里只能卷缩在牢房里。

监禁在特别调查处一个月后，萧和许多政界人物被转移到另一个拘留所关押。这座拘留所的前身是位于格拉末名为人民大学的校址。不知是什么原因，家属不准送食物到这里。他们只准送食物到雄牛广场的特别调查处，然后才由当局转送到人民大学。家属的探访也只能在特别调查处。当局动用面包车或巴士把拘留者们载到那里跟家属会面。此时此刻，跟家属的会面就更难了，每月只准一次。不过，萧仍然可以跟家人通信。

     1966年3月，萧和吴银泉、林群星、李全信等印尼国籍协商会几个头面人物一起，被转移到雅加达的沙仑巴监狱，其时，这座雅加达最大的监狱已经关押了数以千计的政治犯。每个政治犯都有自己的编号。萧的编号是2371号，其原因可能是，他是被关押在这里的第2371名政治犯。印共中央委员曹德崇也被关押在这里，他的编号是第2373号。他是跟萧在同一时间被关进沙仑巴监狱的。

    萧的妻子陈银花跟萧在沙仑巴监狱第一次会面时，萧曾提醒她，自己被关进沙仑巴监狱意味着，当局已经把他划入永久性犯人范畴了，他将在一段长时间内蹲在这里。看来，那些还在甄别中的政治犯，都被关在沙仑巴、当格琅、芝槟榔等各大监狱里流荡。在确定他们要被长期监禁后，才把他们转移。

    当局对那些被看作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犯，倾向于把他们关在沙仑巴监狱；年轻力壮的，倾向于当格琅监狱；必需定罪的则被转移到雄牛广场地区的军事拘留所。而那些在1966年3月委托书名义下被捕的前部长们，则被关押在位于哈林空军基地附近的一处高级拘留所。

     上述所有的拘留所已经是人满为患了。沙仑巴监狱是荷兰殖民者于20世纪初兴建的。它所能容纳的人数约1000个，而1966年3月萧投入这个监狱时，已有约3000个政治犯挤在这里。在短短的时间内，又猛增至超过4000人。其他监狱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哈多领导的军事掌权者们，除了屠杀了上百万人，还大肆逮捕了数十万被指控为印共分子和同情者的人士。在头12个月，他们逮捕了60万至75万的政治犯。（注2）上述恶劣情景在这12个月里一直持续下去，接近1966年底随着犯人减少，这种恶劣情景才有所好转。

     这种状况导致关押在沙仑巴监狱的政治犯只能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监狱里一个只可以关押一名政治犯的斗室，却塞进了4到5名政治犯。如此拥挤的斗室，到了晚间睡眠时，大家只能轮流仰卧在地上。如果有人想到后面方便，所有斗室内的人必须站起来让路。

     在新秩序伊始的年代，政治犯能否活下去完全取决于他能否获得家属提供的食物。要是他只能靠监狱当局给的食物，不消数月，他的命就没了。因为监狱的食物，数量少而质量差，全无营养。1966年被关押在泗水的萧的导师——陈粦如，就是因为得不到家属寄来的食物，由于食物匮乏得了脚气病，在极其悲凉底下离开了人世，终年65岁，而且，他的坟墓也不知在哪里。实际上，陈粦如在争取和巩固印尼的独立斗争中功勋卓著。

    萧比起陈粦如幸运。由于银花的坚贞不渝，萧始终获得她寄来的安排得有条不紊的食物。不过，这些寄给萧的食物，他要分给6至8名没有从外面获得食物的政治犯一起享用。
   
萧的这种态度赢得室友的赞扬。萧绝不会先挑自己爱吃的食物后才分给其他室友。他请蹲在角落里的一位室友来公平地分配这些食物给大家，自己却从来不曾要求给自己的分量更多些。显然，不是每个政治犯对待分配食物的态度都如此。有的先挑了自己爱吃的食物后，才拿出来分配。有的甚至把自己喜爱的食物收藏起来。他们所收藏的这些食物，往往由于藏起来时间过久，来不及分配就已经变坏了。（注3）

银花的“菜单”里打算制作的都是些可以存放至少两天的食物。当中有牛肉干、肉松、咸鱼和咸蛋，加上炸虾片、煎肉、巴东牛肉、椰浆菜和其他各种自己煮的青菜。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填饱肚子，使萧和其他政治犯不至于挨饿。在这种情形下，银花已经不可能考虑到要准备新鲜的和健康的食物了。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萧的健康会受损害，因为他经受了长年累月的牢狱之灾，不仅营养差，压力又大。他的高血压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也不能按照所要求的去改善，胆固醇引起血管动脉的堵塞加剧。因此，毫不奇怪，萧在狱中时，至少有两次心颤发作，而当他出狱后，他已罹患多种疾病，包括心脏病。

为了增加食物的来源，政治犯们主动采取行动，在监狱院子里的所有废置的空地上种植木薯和苋菜。当这项“工程”取得成功，帮助狱方增加食物给政治犯时，狱方就可以减少提供给政治犯的食物分量。于是，监狱长批准一批政治犯在监狱周围废置的土地上进行耕种。没有人否认，这种采取主动以提高食物的质量的行动，实际上，也促使政府当局减少对政治犯的粮食供应，因此他们不得不要为自己贮备食物。

显然，政府对政治犯的食物预算比起对刑事犯的还低。这些刑事犯就被关在沙仑巴监狱的一栋牢房里。他们的食物，不论质量和数量都远比政治犯的好很多。因而他们的身体素质也远比政治犯强很多。

打从1967年起，军事掌权者为了减少对政治犯的粮食预算，用碾碎的干小麦代替大米，以致食物的营养素大大减少。1968至1969年间，沙仑巴监狱里有数以百计的政治犯，因为吃不饱，病了又得不到妥善的护理，以及遭到种种卑鄙龌龊的折磨，离开了人世。

政治犯所得到待遇，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人道的。几乎每个政治犯都遭到严刑拷打的逼供和虐待。有相当多的政治犯的躯体，由于在逼供时遭到那些受过训练的打手们的拷打和折磨，落得了终身残废的痼疾。这些受迫害的政治犯们，只能依靠自己同伙的帮助，来治愈由于卑鄙龌龊的虐待和折磨造成的伤害。

萧被关押在沙仑巴监狱的头几年，经常受到审问。不过，他运气相当好，因为他未曾遭到严刑拷打，这些审问，显然令萧很生气和受压制，更何况，这些审问如果是在靠近行刑室的地方进行的时候，从那里可以清楚听到受刑者的呻吟声。

那些审讯官们对萧的态度，实际上是尊敬的。好多人说，这是因为萧自己身上有一股与生俱来的魅力。他脸上总是微微笑，回答所有问题时总是那么从容，那么自信。萧从来不称呼那些审讯官为“长辈”（大人，印尼语bapak），他反而喜欢称呼他们为“小弟”(dik，即印尼语adik的简称）。在一次审问时，有位政治犯亲自目睹了萧实际上是在对那些审问他的官们“上课”。

药物是那么奇缺，以致有政治犯生病了，监狱里又没有他所需的药的话，得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有家属可以在外面帮忙他买到的话，那他算是走运了。如果没有，那他只得接受这种不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针灸医术十分有用。有几个政治犯本是医生，而且懂针灸，于是，动员他们把针灸术传承给那些也干这行的政治犯，以便他们可以帮助那些罹患各种疾病的政治犯治病。李全信医生是印尼国籍协商会的骨干之一。他在沙仑巴监狱已经蹲了很久了。他在传承针灸术这门科学给许多年轻政治犯方面，立下很大功劳。有些掌握了针灸术的政治犯获释之后，在雅加达开设了针灸诊所。

萧可说是一个疾病缠身的政治犯。他的高血压经常上升，左眼在狱中日益恶化。他还经常受到慢性鼻窦炎的困扰。不过，他很幸运，获得那些懂针灸术的政治犯的妥善护理，而且得到他妻子寄来的药品。他的好友，时任外交部长的阿当-马力，实际上也很经常关心他的健康问题。有好几次，阿当-马力，还通过关系，下令监狱长把萧送到陆军总医院做体检，并给萧各种药物。萧爱吃些美味食物，每次被送到陆军总医院时，他总会用好话打动押送他的保安，跟他一起到那里的熟人开的餐厅走一走，吃些好吃的东西。他经常去的其中一间爪哇餐馆，是他自泗水的加巴山时代起，就已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开的。

在牢里，政治犯是不准看书，阅读报刊，收听广播和观看电视的。只有宗教书籍准许送进里面传阅，其他的一概禁止。

萧爱讲课，他尝试利用这个机会给难友们讲授外语课程，特别是英语、荷语、德语、法语等这些他所精通的外语。他还利用这个机会，经常给难友们讲授关于先进国家的经济机制和民主的课题。当然在讨论这类议题时，肯定会经常牵扯到被禁止谈论的政治问题。

萧曾几次因为不听从这个莫谈国是的禁令而被罚，罚他到刑事犯的牢房蹲了两三个月，期间不准接受家属寄来的食物，也不准他和家属见面。萧的这种举止和个性实际上帮了自己。萧由于善待其他很多难友，自己从来不曾受折磨。不仅如此，据萧自己说，他在受罚期间，居然还能“享受”到更有营养的食物。

对于政治犯来说，在监狱里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可以用来交流思想，听取那些学问渊博的政治犯讲授的有用课程。1970年代之后，监狱的管理条例有所放松之后，政治犯们获准从早上5点至晚上7点在各自的牢房里相聚。显然，萧常常轮到机会讲课，特别是讲关于经济理论的课。（注4）

跟家属的会面，每月只准一次。即便这样，还经常受到刁难。会见通常是在一间用铁丝网隔开来的大房里进行，政治犯和家属相对而坐，谈话就隔着铁丝网进行。但是，萧跟家属的会面经常在一个分开的小房间里进行，有几个执勤人员坐在那里监听全部谈话，以致他和家属间的谈话不能够畅所欲言了。

在某些节日期间，例如开斋节和国庆节，12岁以下的孩子是获准进入监狱里面的院子跟他们的父亲们见面，时间为1个小时。笔者和只有9岁的妹妹萧黎明，有机会跟着会面的人群走进去，就近看到了监狱是如何进行划分的。在这样的会面里，谈话可以在相当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和萧间或坐在树底下谈话，一面跟其他的政治犯问好。
 
但是，好景不长，1968年勿里达暴动后，狱方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儿童不再允许进入监狱里的大院会面了。

萧在沙仑巴监狱是跟那些在有领导民主时期担任立法和行政机构职务的政治犯关在一块。那些原先积极活跃于政界和报界的知识分子也被关在一块。沙仑巴监狱由A至R的各栋牢房组成。萧长期被关在R栋，他戏称R为拉登（Raden这是爪哇人对王公贵族及其后人的尊称）。有时，他会被投放到Q栋。一般上，被关进Q和R栋牢房里的政治犯，都不必干繁重的体力活。

那些直接卷入9-30运动的政治犯，如拉迪夫上校和赫鲁上尉被关押在N栋。这里的每间牢房都上锁，而且，关在这里的人都不许跟其他政治犯接触。

显然，萧在监狱里，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个性。他从不加入在狱中出现的任何集团或拉帮结派。他善于跟所有这些集团或帮派的政治犯打交道和联系。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政治犯把萧看作长辈。像以往的各个时期那样，萧的华人似的举止，并没有给他在跟监狱里的各种流派和族群的政治犯打交道时带来什么不便。（注5）

萧常常谈起自己的体验。他说，事实上，在监狱里，所有政治犯的个性和立场都暴露无遗。那些原来是头面人物以及印共或者其他群众组织领导人的政治犯，经常受其部下的剖析。有相当多经不起考验，变成了叛徒。有的仅仅因为一根香烟，就准备出卖曾经救过他的朋友。有的在有领导民主时期看起来非常英勇的人物，在面对审讯者一拍桌子，就足于使他吓得把一切会牺牲自己组织的同志的事情都倒出来。有的正如上面提到的，一点公德心都没有，不愿把食物跟其他政治犯分享。

    尽管萧承认，自己没有受到严刑拷打的折磨，而且不敢保证自己能经得起肉体上如此残酷的这种折磨，但他是以一位负责任的和从来不曾泄露组织秘密或出卖自己战友的领袖的身份为人们称道。在全部审讯过程中，他一口咬定印尼国籍协商会的一切政治决策及其实施，都是他一个人要负责。基于此，他要求所有被拘留的印尼国籍协商会积极分子都应该得到释放。

萧对许多头面人物在狱中的人品颇感失望。他对来自底层——草根阶层的政治犯给予更高的评价。依他看，他们经得起考验，他们的斗争精神也不会轻易地遭到挫折。他对也遭到拘留的共和大学大学生们以及印尼青年协商会（PPI）的成员们的表现，引以为荣。据他说，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背叛，尽管他们都受到严刑拷打的残酷折磨。他们中的许多人深受中国革命斗争事迹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各种残酷折磨面前，能否做到坚贞不屈，是一种挑战，而能够在残酷折磨面前保守秘密，不伤害战友的本事，则是深受表扬的英雄行为。

政治犯家属们所受的苦难也一样深重。一般来说，家属们都失去了收入的来源，都得完全依靠亲朋戚友的好心帮助。家属中的大部分人也得不到工作做，
因为他们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孩子或兄弟姐妹被关进监狱，意味着他们都不能获得与9-30运动没有关系的证明书。这种株连九族的行径，也常常导致家属们失去工作，因为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在国营企业和武装部队里不时进行的所谓“清洗圈子”措施的对待。许多在受调查期间理应得到晋升的职员，因为得知他们跟政治犯有亲戚关系，反而被开除。

    那些得不到亲戚或朋友帮助的家属，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要说寄食物给在监狱里的亲人，就连自己的生活都已经是度日如年了。

萧家可说是相当幸运。除了妻姨家的帮助，他们还得到敬佩萧的为人的华商帮助。这些亲朋戚友同意采取一致行动，有步骤地筹集基金来支持萧的家属的日常生活，以及供萧的孩子们上学。这使到银花可以在十多年里定期地寄食物到监狱。在萧被软禁在家之后，银花仍然继续寄食物给还蹲在沙仑巴监狱里的几个政治犯。这种经济上的援助源源不断，直至1978年萧和银花前往荷兰为止。

成千上万长期不经审讯蹲监狱的政治犯们被划分为3个类别。那些直接卷入9-30运动的归为A类。归于这类的人数少，仅有上百人。而且，不是所有归为这个类别的都已经过审讯。归为B类的则是那些没有直接卷入但曾经是印共及其群众组织成员的分子。他们被看作危险分子，但没有充分证据定他们的罪。大多数政治犯归为C类别。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们是印共党员，但他们被看作认同共产主义理念的分子。

这种分类并不很明确和有系统。政治犯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这种归类法，也经常改来改去。有的原先归为C类，一旦有新的材料可能给他定罪，就会被归为A类。这些材料通常都是从有人泄露他们在印共里扮演的角色那里得来的，而且通常是从那些在拘留期间充当情报员的印共头面人物，例如夏姆那里得来的。

也有政治犯是从C类被归为B类或者是倒过来。相当多被关押的青年，时年15岁，但因为他们被拘留之时，恰巧身在鳄鱼洞，便被归为B类别。这样的归类法，也有可能是为了使体力壮而又能够从事强劳动的年轻人的数量与维持政治犯的生存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因此，是跟这些年轻的政治犯被拘留之前的政治材料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无关。

另外，还常常发生情报混淆不清的案例。例如，有位名叫谢坤华的人，居然被当作在《忠诚报》任职的印尼国籍协商会头面人物之一的陈辉杰，而被关押了12年之久。陈辉杰因此而幸免遭到逮捕，生活在国外。然而，谢坤华明明就不是陈辉杰，而且有关当局也明明知道自己抓错了，却依旧把他关押在沙仑巴监狱十多年，即便他在9-30运动事变前，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姓名和容貌也分明不一样，但他的厄运却始终改变不了。类似的情形实在是不胜枚举。

的确，军方奉为圭臬的信条是，宁可抓错一百，绝不放过一个印共党员。

这种归类法到了1969年至1971年期间就更为清楚。那些B类的政治犯就被流放到位于马鲁姑岛屿的布鲁岛（Pulau Buru）。被流放到这里长达十年的人数，约有1万人。在第一批被流放时，那些政治犯仅得1小时时间来给自己打点一切，而且在他们启程前往布鲁岛之前，家属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因此，当家属们像往常一样送食物到监狱，却获悉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兄弟们已经被流放到布鲁岛时，他们顿时感到无比的失望和悲伤。那些政治犯被流放到布鲁岛时，也没有得到通知将会流放到那里多久。

布鲁岛是一个原本没有打算用来关押政治犯的不毛之地。因此，政治犯们被迫要自己搭建住所，并开垦能生产足够给自己吃的粮食的芭地。后来，这所大集中营变成为可以收容和养活数以千计被新秩序时代政权流放到这里的政治犯。萧经常谴责政府的这一措施。他记起荷兰殖民者曾把许多犯人流放到上利辜尔岛这个流放地，却曾为犯人准备好住宿的地方和足够吃的食物。而在独立了的时代，政府竟强迫政治犯被流放到布鲁岛，并强迫他们自己搭建住的地方，同时强迫他们在流放地生活期间，自己解决粮食问题。

萧自己从来就不清楚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别。1969年11月，银花获悉萧已被列入要被流放到布鲁岛的政治犯名单内。她随即拜访了时任外交部长的阿当-马力，请求他鉴于萧的健康状况，协助取消萧被流放的行程。银花还拜见了时任交通部长的慕沙林，他是萧自玛琅革命年代起的一位老友。这两位萧的好友都承诺，会尽一切办法阻止萧的这个行程。我们并不清楚，这两位头面人物究竟做了什麽努力。我们清楚的是，萧没有被流放了，而且正如上面所述，他经常被送到陆军总医院做体检和护理身体。一位给萧做体检的医生对他说，阿当-马力命令他要给萧做最好的护理和治疗。从这种发展情况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有关当局在1969年把萧归入B类。

接下来的发展情况，也值得重视。1970年6月，萧被转移到位于老格玛约兰地区的专案组（SatuanTugas，缩写SATGAS）的一个拘留所。萧在这里获知，自己将被定罪，为此要做好“（思想）准备”。他所属类别就从B变为A了。有人告诉萧，政府有意把一位华裔出身的头面人物加入到被审判的头面人物名单之内。他们打算把萧当作跟9-30运动有关的第一个华人来定罪。

老格玛约兰的专案组拘留所，是一个专门审问政治犯的中心。为了把印共及其组织的系统连根拔起，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的躯体肯定会遭到各种酷刑的折磨。正是在这个地方，那些背叛了的政治犯要跟那些被迫想要提供各种证词的政治犯对质。也有相当多的政治犯由于警惕性不高，被戴着面纱的背叛勾当所欺骗。如所周知，那些已经叛变的政治犯会渗入到政治犯中间，以巧妙的手法套取各种情报。

萧在这里所承受的压力很大。他说，这是因为在这里，难于知道谁已经叛变，谁并没有叛变。据萧表示，他所受的更大压力是获悉在叛徒里面有几个是自己的密友。

萧接着说，印共某些头面人物的叛变，加速了印共的崩溃，因为他们不仅把自己的组织系统连根拔起，而且审讯过程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有时甚至在实施酷刑时充当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萧在1970年8月被转移到位于雅加达雄牛广场的军事拘留所。在这里，对他的审讯继续进行。

萧已经做好上法庭接受审判的思想准备。对他来说，法庭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也可以用来为印尼国籍协商会清洗卷入9-30运动事变的恶名。他也很愿意为自己辩护，也准备好对违反各种法令和基本人权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抨击。

于是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审讯过程。不过，这一审讯过程并不是有序地进行的。有时萧被连续审讯了一个月，随之中断4个月。接着，又开始审讯了2个月，随之又中断数月。虽然萧不曾受到严刑拷打的折磨，而且对他的审讯，也是有礼貌地进行的，不过他的确曾受恐吓。对他的审讯常常是在三更半夜里进行，而且一审就数小时，直至天亮。有时，可以有1-2小时小憩机会，接下去又再受审讯至夜晚。有时，他的证人在一个房间里受审讯，要跟他的供词当面对质。在一次这样的双重审讯过程中，有一位证人就在萧的面前遭到严刑拷打。

看样子，这正是审讯组使用的能够使受审者筋疲力尽和麻痹大意的战术。除此之外，为了加重萧的案情，审讯组也有可能从受审的政治犯那里收集材料。因为有许多受审的政治犯在同一时间里异口同声地跳出来加重萧的案情。

这一审讯聚焦于证明萧是一名印共高级党员。他们想证明萧是印共的一名秘密领导人。他们还想证明印尼国籍协商会是印共庇护下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军事拘留所里，印共领导人也在这些问题的框架内受到审讯。而为了把萧跟印共牵连在一起，也对据说是9-30运动幕后操纵者的印共特别局主任夏姆进行审讯。夏姆揭露了许多暗中跟印共有联系的头面人物的秘密。

萧不能肯定在对自己的审讯中，夏姆起了什么作用。萧在被关进监狱前，并不认识夏姆。萧在狱中跟夏姆交谈时是有所节制的，因为他知道，夏姆已经把许多自己的同志投进监狱里。如果有交谈的机会，萧只限于对他提出含蓄的批评而已。

然而，审讯组实际上并不能找到任何必要的证据加罪于萧。他们无法证明萧是印共党员的身份，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萧曾在党旗下宣誓加入印尼共产党。有几个当情报员的印共党员的确说过，萧相当经常接受印共领导人的邀请出席各种高层会议，因此，据他们说，由此足于证明萧是印共的高级党员。还有人告密，萧曾在名为阿利阿翰姆学院的印共政治教育机构讲课。而印共许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称号，正是由这个学院颁发的。

萧可以说明，中委级和政治局的印共领导人的确经常邀请他出席党的各种会议，但他不是以一个重要党员身份，而是以一个经济问题专家身份参加。他参加在阿利阿翰姆学院讲课，也是以一个经济问题大学讲师的身份。

萧一直在等待对他的审判机会。其时，他认为受审判更好，使他可以确定地知道，自己会被关多久。尽管他认为这种审判不过是军事掌权者导演的一场政治闹剧，不过,他还是想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进行辩论的讲坛，以便他可以在这里公开地维护自己和印尼国籍协商会在印尼历史上的法律地位。

不过,看起来审讯组没有意思把萧带上法庭。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在狱中受审时，从不低头而又表示愿意“合作”的萧，会不会利用这个时机博取公众对他本人和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更大同情和支持呢！？

萧在军事拘留所关押时令人瞩目的变化，表现在关押条件以及与家属会面的次数得到改善。银花获准每天送一次食物，而家属可以每星期探望萧一次，每次一个小时。见面是在一个相当大的地方进行。这里可以容纳约15名政治犯跟家属们一起会面，仅有一名狱卒坐在远处监督。这样一来，谈话得以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其时笔者十来岁，有机会了解萧本人以及其他经常在这个会面地方见到的政治犯。萧要笔者收听各种广播并记录其内容，然后在每周的会面时转告给他听。另外，萧还要笔者收集他喜爱的各种外文报纸和杂志，例如《远东经济评论》、《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剪报。然后把它偷偷地带进去。当笔者每周与萧见面握手问好时，就把这些剪报揉成一块一块的纸张放在手上传给了萧。

在审讯过程中，萧显然会常常思考如何向审讯组说明自己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的经历。这些经过他去芜存菁的资料，萧在每周会面时也会讲给笔者听。因此，每周的会面，变为讲述萧的斗争史的难得机会。

对萧的审讯中止后，审讯的焦点转移到黄自达身上。数年后，黄自达于1975年被审判，而不是萧玉灿。

1972年8月，对萧的审讯中止，而萧也被转移到雅加达尼尔巴亚监狱（尼尔巴亚即Nirbaya，是印尼语Interniran dalam Berbahaya的缩写）。这里是关押政治犯精英，如前部长和印尼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的监狱。尼尔巴亚监狱的条件自然比沙仑巴监狱和军事拘留所好很多。每个政治犯都有自己的一个单元，里面有自己的房间和浴室。跟家属的会面每周可以有一次。由于被关押的人数少，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获得家属送来的食物，他们的确不缺食物。在这里，萧与原空军参谋长奥玛-达尼、原陆军参谋长普拉诺多、普尔诺莫（空军）准将、穆锡将军、鲁科曼将军、前电力能源部长斯蒂亚迪、前司法部长阿斯他威纳达、前国务部长黄自达等以及其他许多原陆军上将、海军上将、空军准将、警察总长以及上校们关在一起。

不知是什么原因，有关当局于1973年7月又把萧从尼尔巴亚搬到沙仑巴监狱。有人说，这是为了方便把萧的身份改为在家软禁身份。事实的确如此，因为萧在1975年9月获准以在家软禁的政治犯身份由沙仑巴监狱搬回家居住了。尼尔巴亚监狱的“居民们”于1978年之前没有一个获准搬回家里。在萧获软禁在家之前，他还赶得及要求把同时蹲在沙仑巴监狱的印尼国籍协商会头面人物林群贤、潘端贤等，也可以一起改变为在家软禁的身份。

究竟是萧的哪些在内阁里担任部长的朋友帮助他们的身份得到改变呢？萧深信，阿当-马力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因此，尽管萧仍然是要软禁在家的政治犯，而且每星期必须向地区军事司令部报到一次，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他在家软禁一星期后，就决定出去拜访自己在坐牢期间曾多方帮助他的那些友人，而有关当局显然也无意限制他的活动空间。所以没有人阻止他的外出，而且每周去报到时，也没有人责怪他。

他第一个拜访的就是阿当-马力。萧穿着简单朴素，他抵达阿当-马力的私邸时，门卫居然要他在门外的岗哨处等候了大半天，看来，门卫并没有向阿当-马力通报萧来拜访的消息，兴许那些门卫以为这个穿着如此简单朴素来访的客人，是一个不正常的客人，因为他不像其他访客，既不穿西装又不打领带。有谁敢穿得那么简单朴素来拜访阿当-马力呢？恰巧，此时，阿当-马力乘坐公务车外出，萧急忙从哨站走出来拦阻。阿当-马力一看是萧，便从车上走出来，立即与萧相拥在一起。阿当-马力显然立即取消了原来的外出计划，邀请萧进入他家叙旧。萧乘机抱怨说：哇…..要见阿当兄一面很难是吗？！我必须在门外等候好几个小时……。阿当回应说，他并不知情。此后，萧每次到他家拜访，不需在外面等候了。

除了阿当，萧还拜访了慕沙林、苏丹-哈孟古布沃诺和苏迪比奥。尽管萧对他们声明，自己仍然是受软禁的政治犯在身，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

    从此，萧尽管仍然是一位受软禁在家的政治犯，他开始出席45年队伍（Angkatan 45）举办的各种活动。萧在被捕前，也是45年队伍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人之一。在出席这些活动时，萧重新跟各个流派的头面人物建立联系。萧的亲切柔婉的身体语言，使那些跟45年队伍抱团的头面人物立即接受了他。显然，他们对萧仍然是受软禁的政治犯身份在这些场合亮相，并无任何微词。

不过，萧依然受到外界的孤立。经常来跟他联系的都是那些前政治犯及其家属。很多1965年之前的友人还不敢来见他。事实上，他仍然是一个不允许接见任何客人的受软禁的正式政治犯，这使到人们更为害怕来见他。

1975至1976年，萧完成了三份手稿：《殊途同归）、（五个时代）和《光明的未来》。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的这些著作在印尼出版。1980年代，这三本著作都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五个时代》内的两章翻成英文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在澳大利亚出版。到了1981年，也只有《五个时代》一本以印尼文原文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不过，出版后的几个月，就于1982年初被（印尼）政府宣布为禁书。

萧虽然被关了十多年，他的斗争立场不仅没有变，反而更加坚定。上述几本书体现了他的这种立场，一种仍然十分正面和信心十足的立场，这就是：通过共同奋斗，印尼民族终将成为没有了种族歧视的民族，而印尼也终将成为民主和繁荣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萧始终坚持不渝地认为，印尼的斗争思想基础1945年宪法和五项原则仍然是正确的。这是跟许多海外流亡者认为1945年宪法和五项原则已经过时，并且必须以某种更加进步的东西来取代的看法，是相对立的。许多收到萧的书的手稿的人，都敦促萧重写这些手稿，不要再用五项原则和1945年宪法作为斗争方针。但都遭到萧的坚决拒绝。

萧的论据是，何必还要找不同于1945年宪法和五项原则的准则呢？他认为，如果1945年宪法和五项原则能够彻底地付诸实施的话，印尼的政治局面和各种条件，早就大不一样了，人民的日子也早就好得多了。

                  新秩序时代的政治形势
萧的著作显示，他坚信，9-30运动事变是支持印尼的反苏加诺力量的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和苏联所设计的“项目”。（注6）他认为，美国显得更为老奸巨猾，而苏联则受到想要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以便自己的影响力可以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动机所驱使。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影响力完了，就连原来在印尼政治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左派力量，也被美国支持的右派势力所消灭。

无可否认的是，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在印尼出现反华运动。这一反华运动随后在所谓新秩序时代初期，在苏哈多将军主导下发展成为残暴的反华运动。

反对中国的运动，是从散播9-30运动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钱的传闻开始的。这一未经法律证实以及从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因要对新秩序时代领导人的指控负责而被告上法庭的言论，却成为反华运动的最主要根据。

获得民族统一建设机构（LPKB）和印尼全国经济会议（KENSI）资助的如此可怖的反华运动，在有领导民主时期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有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存在。

陆军支持的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利用这个时机，推行它的要华人改名换姓、放弃中华文化和实行混合婚姻的主张。

结果，在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压力下，有几个地区，如苏甲巫眉于1966年出现了大规模改名换姓的现象。在两年时间内，大多数华人，尤其是经商的，已经改名换姓，他们的名字，由华人姓名改成了完全失去华人味道的姓名了。他们中相当多人已经有了万鸦老人、爪哇人和西方人的姓名。也有的坚持改为富有创意的带有原来华人姓名的印尼人名字，就像萧的内弟陈顺安把自己的名字改为Soenantan那样。

这个改名换姓的运动随后直接导致反对来自中国的一切东西的运动。从1966年中开始，他们罔顾成千上万莘莘学子面临失学的命运，封闭了所有的华文学校。从这个时刻起，华文学校不准在印尼开办了

在民族统一建设机构要求下颁布的1967年第14号总统命令书，限制华人的祭祀和文化活动只能在内部举行。他们认为，在公众场合举行华人的祭祀活动有损于同化过程。这个命令书一再强调，源于祖籍国的宗教和习俗会给印尼公民们带来心理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消极影响。由于这一总统命令书的存在，印尼有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在阴历新年禁止舞狮和舞龙的国家。华人社群想要举行具有华人特色的祭祀活动的话，只能暗地里去做。

政府还颁布了禁止使用华文和普通话的条例。使用中文字被等同于吸毒。到了1990年代，来印尼访问的外国客人在填写移民局表格上必须声明他们有无携带含有中文字母的物品。携带有中文字物品是被禁止的。

印尼全国经济会议也不甘寂寞。在苏哈多将军主导下的新秩序政权的统治下，“经济宣言”里的纲领被废除。而这个纲领明确规定，在建设民族经济过程中，必须保证华人社群建立起来的许多国内资本的发展。印尼全国经济会议还要求扩大第10号总统条例的实施范围，不仅仅是禁止那些华侨商人在内陆地区做生意，而且还应规定，禁止他们在城市里经商。

结果，由于这个要求，东爪哇地区司令苏米特罗将军于1966年颁布了一项命令书，禁止那些华侨商人在东爪哇全部地区经商，除了省府泗水。他还颁布命令，禁止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华文进行书信往来和使用华语谈话。这个禁令随后还提高到禁止华人在没有准证和缴交人头税清单的情况下，迁移到外省（定居）。

1967年．亚齐地区司令也颁布了一项驱逐亚齐省所有华人的命令。结果，上演了一场印尼版的《出埃及记》，有一大批一大批被驱赶的华人流落到苏门答腊北部的各个城市。

在西加里曼丹，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其残忍性毫不逊色的反华运动。居住在那里内陆地区的华人，尤其是拥有小农园的华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那些坚持不走的，遭到暴力驱赶，有的甚至遭到杀害。据说，遭到如此粗暴驱赶的华人约有10万人，他们被分散到西加里曼丹几个城市，像山口洋、孟帕瓦和坤甸等海滩边缘生存。

随后，反华运动四处蔓延。1968年10月，在新加坡对两名被掳的印尼军官执行死刑之后，在雅加达和泗水也爆发了反华事件。这些反华事件被发现是由穿上平民服装的军人所带动的。

在1967年，政府条例正式规定，“支那”一词取代“中华”和“中国”。实施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华人群体产生自卑感。

理应解决了多数华人国籍的双重国籍问题协议，其实施却遭到阻碍。1966年11月，司法部长颁布了延期实施上述协议的第D/T/1/2号命令书规定，冻结这个协议两年。随后这个协议原本要重新开始实施，却被永久中止了。印尼政府于1968年中断印中两国外交关系后，单方面取消了这个协议。

失去了像印尼国籍协商会那样一个拥有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政治力量的组织，华人群体在新秩序时代初期，被迫吞下和接受各种歧视他们的政策和措施的苦果。他们无法反抗。对印尼国籍协商会所做过的事情表现出一丝的同情心都有危险，因为会被关进监狱。他们得听天由命。

萧尤其感到遗憾的是，1945年宪法里保证自然资源必须由印尼拥有和控制的第33条规定遭到破坏。

对先进国家经济援助的依赖，不能不迫使新秩序政权打开各种资源被吮吸干净的大门。

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基础结构的“将军化”，催生了一种不健康的由拥有印尼以外国家，如台湾、新加坡、香港等的关系的华商集团与有权有势的将军们及其亲亲戚戚之间的联盟。这种“主公主义”人脉网的兴起和横行，造成一种错误印象，以为华人群体是印尼资源被吮吸干净、印尼人民日益贫困化的罪魁祸首。

在苏加诺的总统权力被一点一滴地和有步骤地篡夺之后，印尼的民主已经被粉碎完了。因为如此，苏哈多将军的统治权力，在毫无强劲对手的反对下，才得以发展和巩固。

                  流亡到荷兰的政治犯

1978年8月，萧获得正式释放。不过，他的身份证上盖有前政治犯的记号。这种身份使他正式固定在国内拘留者身份上。也就是说，他不可以离开印尼，也不可以获得出境证。

萧由于健康恶化，他的一位在荷兰当医生的女儿萧美丽，要他搬去荷兰。

在其时已担任副总统的阿当-马力的帮助下，萧获得离开印尼前往荷兰医治的准证。于是，萧和妻子银花就于1978年9月从印尼启程前往荷兰。

萧一踏上荷兰的土地，就像一只从牢笼里挣脱出来在天空自由飞翔的鸟儿那样，立即积极地投入政治活动。他并没有按照荷兰的几位医生要他休息和治病的建议去做，反而去从事明显地会引起情绪激动的各种政治活动。

萧随即与定居在欧洲和中国的印尼政治流亡者建立联系。萧是一个刚得到释放，又是一个名誉“干净”，意即不被认为是叛徒的政治犯，获得这些地方的许多印尼政治流亡者的称誉和敬重。

在印尼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定居的流亡者，分裂为好几个相互对立的集团。他们之间的分裂如此严重，以致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显然，萧在荷兰的亮相，顷刻间，就使形势发生变化。他成功地促使许多原来不愿意合作的集团相聚，并推动他们互相交流思想。萧在阿姆斯特丹的狭小住处，经常成了各个集团成员会面和相聚的场所

萧的一项主要活动是筹集资金，以便用来帮助那些刚获释的政治犯及其家属。其中部分筹集到的资金，用来经营一些足以维持前政治犯日常生活的事业，如养鸡场、简单的印务所、翻译书籍、针灸所、各种修理店等等。大部分资金，则用来解决前政治犯的医药费、修缮费和孩子们的学费。

萧跟欧洲的支持解放运动组织（LSM-LSM），包括英国由布迪阿尔佐成立的政治犯组织和有维特海姆教授和吴银泉参加的印尼-荷兰委员会一起，开展了要求释放印尼政治犯的各种运动。他经常向有需要的民间组织，提供有关自己被关押在雅加达的各个监狱里的资料。

此外，萧还经常作关于印尼政治形势和有关自己斗争经历的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他数十年来一贯坚持的自己所信仰的政治原则。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是印尼必由之路。在这方面，他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共同繁荣的民主政体的基础上。

萧也同样感到失望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创建有着民主政体的繁荣社会方面所遭到的失败。这一失败，据他的意见，不是因为政治理念，而是因为政治领导层的素质以及政治纲领实施的不正确。

在这些报告和文章里，萧依然坚持民族融合论。他坚信，民族统一建设机构所主张的同化之路是不能清除种族主义的。他认为，融合论仍然是解决印尼少数民族问题的最明智办法。他仍然要求承认华人群体是印尼的一个族群，而华人群体融入印尼民族的过程，应该不需改名换姓和抛弃华人的种族特质。

萧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像一名记者那样，勤于关心电视台和电台以及报章上的各种新闻报道。每天早上，萧躺在安乐椅上阅读各种语言的报章和杂志，接着就收听电台和电视台的各种新闻。到了晚上，他把所阅读和收听的各种资料概略地记在一个日记本里，作为写评论之用，他还经常写些有关印尼国籍、融合、经济和国会史等方面的长文。

由于这些活动，萧不可以在荷兰延长自己的印尼护照期限，他获得了荷兰的“政治流亡者”的身份。

1980年4月，在乌绒班当（望加锡）爆发了反华事件。11月，又爆发了持续数星期的从普禾加多一直蔓延到中爪哇各大城市以及东爪哇的茉莉芬的反华事件。

萧随即在跟欧洲的（印尼）青年们的几次谈话中表示，他认为这些反华事件的爆发是由掌权者策划的。这些事件清楚表明，同化论是不能创造和谐融洽氛围的。在他看来，印尼民族的建设是不能单靠改名换姓和抛弃华人特点来实现的，是必须通过创造支持融合以及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合作的条件来实现的。

萧邀请了定居于荷兰的华人头面人物，如原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财政部长王永利、原印尼国籍协商会东爪哇头面人物施福泉以及印尼国籍协商会头面人物、后来在《忠诚报》任职的资深记者陈辉杰一起会面，共同起早了一份致联合国书。这份于1981年2月寄给联合国的英文信，是由萧执笔的。信中谴责了印尼政府对华人群体采取的各种歧视措施是违反宪法、人权宪章和国际法的，并敦促联合国向印尼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保护华人群体的措施，防止他们受到无妄之灾。一如所料，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苏哈多政权还未能撼动。

作为对这些极其残暴的反华事件的一种反应，在《致联合国书》签署人之一的施福泉的推动下，在欧洲成立了一个名为“呐喊”（Na Han）的团体。这个团体想要建立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新加坡外的第4个“中国”的国家，收容在印尼的所有华人。它坚信，这是印尼华人群体的最好出路。它开始想方设法在印尼岛屿中去寻找一个小岛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施福泉于1981年3月9日在荷兰一家《忠诚（Trouw）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萧写了一篇很短的书面意见寄给自己在欧洲的许多朋友以及作者本人以示回应。他表示，施福泉的这种观点是很有害的，因为：

1. 施福泉的呼吁会陷入犹太复国主义的泥潭而不悟。
2. 建立这个新国家需要获得许多国家支持，它们要有能力把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运动武装起来，而这样做必将造成浴血事件和恐怖主义行动。
3. 种族主义不能以种族主义来反对。出路在于跟大多数人民结成一体，参与建设清除了种族主义的印尼国家。

可以肯定，原来想得到萧支持的施福泉，对萧的上述立场一定会颇为失望。由呐喊集团出版的几份杂志，纷纷谴责萧是印尼民族主义的走狗，任由自己及其所维护的群体遭到印尼政府的迫害。这个团体得到的支持为时不长。他们间或发行的几本杂志，也只出版了几期就寿终正寝了。的确，如此激进的主张是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支持的。

1981年9月，萧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姬鹏飞的邀请，正式访问了中国，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十一活动。尽管萧在印尼政府里不再担任官职，却依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宾身份的接待，并获得特殊的照料。当年，他作为印尼华人代表参加中国国庆活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北京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团聚会。会上所有曾驻印尼的中国外交官都相聚在一起，1950年代中国驻印尼大使、时任中华人共和国文化部长的黄镇和1960年代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时任中国银行董事的徐仁也来了。

萧也做了各项身体健康检查，有关方面建议他在北京逗留的日子比原来计划的长一些，以便在北京治病。医疗组表示，萧的心脏肿大，肾功能极其衰弱。

显然，萧一如1964年所做的那样，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萧对在北京受到贵宾式的礼待，感到不好意思，而且他也想回到荷兰在自己当医生的女儿监督下治病。

笔者邀请他从中国或香港来澳大利亚一行，也被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不可以乱用中国政府的好意，因为中国方面已经负担了他由荷兰来北京之行的所有费用。他在信里表示，他更加情愿从荷兰直接去澳大利亚，以免给人一种他乱用中国政府好处的印象。

萧于1981年10月25日返抵荷兰。他刚到达不久，就更加积极地写东西和作报告。11月12日，他和一位名叫多隆-穆里亚-鲁比斯的印尼法律援助机构（LBH）的头面人物一起前往柏林做讲演。他在那里讲了三个小时。

1981年11月20日，他应荷兰莱顿大学邀请向该大学印尼学者和专家作报告。没想到，萧开始演讲前几分钟，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不幸离开人世，他演讲的题目是：《印尼民主实验的失败》。他的这篇演讲意在描述印尼在创建一个繁荣民主社会中所遭到的失败。他也尝试分析新秩序的问题以及违反1945年宪法和人权宣言的问题。

萧是作为一个旅居外国的爱国者，一个远离了自己热爱的祖国的政治流亡者而逝世的。而他所向往并为之奋斗一生而自己有份全心全意参与建设的印尼国家仍未能形成和实现。萧终身为建设印尼国家而奋斗的政治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注：
（1） 吴珠娘访谈录，1989年12月
（2） 国际特赦报告：国际特赦关于印尼的一个报告
（3） 陈禄春（Tan Lok Djoen）访谈录。陈是萧玉灿在沙伦巴监狱时请他帮忙分发食物的政治犯。
（4） 尤素夫-伊萨克访谈录，1997年7月，雅加达
（5） 尤素夫-伊萨克、黄海春、陈振祥及其他几位政治犯访谈录
（6） 这个看法，作者已经把它写在一本集各种手稿和文章的题为《印度尼西亚爱国者萧玉灿沉思录》里，印度尼西亚协作研究社，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