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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1945,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最后一面

已有 1477 次阅读2015-11-7 22:52

温故知新：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泉水编辑

回眸1945，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最后一面

JANE PERLEZ 2015年11月5日

北京——1945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山区的根据地飞到了闷热的重庆，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总部所在地，中国的战时首都。那是正在争夺中国政权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最后一次会面。

在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斡旋下，那次会面进行了七周，希望组成联合政府，领导一个统一的中国，确保来之不易的抗战成果不会沦为内战。

成功的机会不太大，因为双方已经对抗了几十年。1923年，共产党和国民党曾形成过统一战线，但在1927年反目，随后打了十年内战，共产党进行长征，撤退到了陕西省腹地。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占领满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37年同意第二次形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但是这个联盟并不稳定，在二战后期，美国人——有时断断续续，有时相当热衷——试图撮合国共关系，让他们一致对敌。

在盟军战胜日本之后，毛泽东抵达重庆，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稍有解冻。斯大林当时仍是美国的盟友，还表示过看好这次会面。

毛泽东对坐飞机感到很紧张，他要求美国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派一架美国飞机来接他。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不久前出版的《中国1945》(China 1945)对毛泽东和蒋介石那次会面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称那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他的书讲述了在至关重要的1945年，美国与中国的往来。

毛泽东平安抵达重庆，他穿着军式夹克，戴着一顶遮阳帽——这身游击队造型，跟赫尔利大使圆顶礼帽加领结的会客厅装扮是两个极端——这时有人询问毛泽东对飞机的看法。

白礼博称，毛泽东当时回答说“飞机效率非常高”。他随后坐着美国使馆的黑色凯迪拉克进了城（没有报道提到毛泽东对这辆豪华轿车的看法）。

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对各种礼节和相互的称呼非常在意。中共宣传机构有所缓和——毛泽东的宣传机器称蒋介石为“主席”而不是“反动派”头目。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后，斯大林同意此次会晤，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毛泽东于8月27日抵达重庆，第二天与蒋介石共进晚餐。《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Tillman Durdin)当时报道称，这是20年来两人的首次会面。

在接下来的七周里，两人多次单独会面，通常是在蒋介石位于重庆的花园内散步交谈。两位领导人的助手辛苦准备文件，这些文件雄心勃勃地设想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中国，通过一个全国协商会议来制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规则。他们还建议所有军队由蒋介石指挥。

10月11日，毛泽东飞回延安。海纳·帕库拉(Hannah Pakula)在《最后的皇后：蒋介石夫人与现代中国的诞生》(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中写道，毛泽东与蒋介石发表的联合声明充满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等字眼。但难以达成全面协议。

但对于毛泽东来说，重庆之行是值得的。他安抚了美国人，他希望美国人不要干预接下来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争斗。他的策略就是“打打谈谈”。

白礼博表示，这个说法是毛泽东在谈判中的搭档周恩来创造的，用以阐述共产党的目标——争取时间，吓阻敌人的进攻，然后等到时机成熟时，开展全面军事行动。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向亲信谈到重庆谈判时称，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第二年，全面内战重新爆发。到1949年，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军队逃至台湾，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成立共产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1945：毛的革命与美国命中注定的选择

书评 THOMAS J. CHRISTENSEN 2015年1月16日

“犯错是人性，归罪于他人则是政治，”阅读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中国1945》(China 1945)时，休伯特·H·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的格言不禁涌上心头。这是一本关于“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历史的精彩著作。汉弗莱的话尤其适用于那种棘手的难题，它们可以导致无数条通往失败的道路，却没有任何清晰的正确答案——日本投降后中国的内战正是这样的问题（试想如今的叙利亚）。关于中国政策的争论激烈而又充满人身攻击，几年后，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名字就成了政治迫害的代称。

伯恩斯坦是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学生，曾在《纽约时报》担任记者，他在本书中如学者一般记述1945年中国的政治环境，但又以记者的视角关注人性的戏剧。1945年，驻华美国官员试图达成三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其一，阻止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爆发内战；其二，保证美国政府不卷入可能发生的内战；其三，阻止共产党及其苏联支持者从美国“二战”期间的盟友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权。除非违背第二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第三个目标，但第二个目标又不能被严重违背，因为，可以理解，美国已经厌倦了战争。

所以就只剩下阻止内战了。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官员就已经开始试图说服蒋介石和毛泽东放下敌意，成立联合政府。贝恩斯坦令人信服地认定，尽管这项任务在1946年是由同代美国政治家中最优秀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领导，但注定凶多吉少。蒋介石在政治上要对若干小集团负责，这些集团不可能长期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妥协；而蒋介石本人也很顽固。毛泽东则信奉激进的意识形态，而且对于“与竞争对手合作”这种事，和他的榜样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持有同样看法。

马歇尔的前任帕特里克·J·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大使是个性情古怪的人，有着俄克拉荷马人的判断力和律师式的聪明，他被哄骗着相信自己可以在双方之间斡旋，协助建立一个持久的联合政府。但在1945年11月底，他却带着挫败感突然辞职，还公开谴责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和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等美国驻外事务处的亚洲专家损害了他的努力。赫尔利抱怨，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指控有欠公正，同时过分纵容共产党，他还严厉地指责这些专家背叛了他，也背叛了国家（显然他认为背叛他比背叛国家更不能忍）。

伯恩斯坦的故事中没有真正的英雄。但也没有什么叛徒。戴维斯和谢伟思在判断上严重失误。他们天真地宣扬与共产党和解，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的革命运动更民主、更民族主义，事实却非如此。

40年代末期，就算毛有兴趣同蒋介石缔结临时合约，他也并不是那种会信守承诺或分享权力的人。毕竟，一俟他“解放”中国之后，便开始清洗和迫害许多自己的忠实追随者。毛并不是实用主义者，他追求激进的政治进程，害死的中国人甚至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多。伯恩斯坦本可以更进一步地去批评美国官员们的分析。20世纪50到60年代，毛泽东最终同苏联决裂，美国官员们在1945年便已经预见了这一幕，但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摒弃斯大林模式。恰恰相反，毛泽东谴责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Khrushchev)和勃列日涅夫(Brezhnev)不够支持国际革命事业，过分向美国妥协。

我对伯恩斯坦这本书最大的意见是对副标题的吹毛求疵——“美国命中注定的选择”。右翼评论家批评杜鲁门(Truman)没有给蒋介石足够支持，因此从共产党手中“失去了中国”。越南战争后，左派学者又哀叹失去了与毛建立友谊的“机会”，好像华盛顿真有这个机会似的。伯恩斯坦的副标题仿佛暗示自己将在这场令人厌倦的争论中选择立场。但他实事求是地对两边的立场都做了否定。如果有任何外国人把中国让给了共产主义，那也应该是疯狂反共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损害了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为共产党的革命创造了空间。而在50年代，没有任何和解方式可以令毛泽东投向可信的美国联盟。

杜鲁门选择了无效的中间道路：和蒋介石站在统一战线，但是不提供太多支持。伯恩斯坦认为是美国的内政导致了这种无力的政策，这个观点有几分正确性。但杜鲁门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给了蒋介石一个保卫国家的战斗机会，同时又没有把已经厌倦战争的美国拖入一场在苏联门口发生的大内战中去，而蒋介石失败了。当时如果美国进行干预，将会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错误的战争。但是如果放任战时盟国陷入内乱，又会损害华盛顿的信誉。

更重要的是，当时政府正在国内欧洲、日本和中东等从地缘政治而言更重要的地带为巩固“冷战”战略而进行努力，如果放任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政府的这些工作就将受到损害。杜鲁门面临的选择有“糟糕”、“更糟”和“糟糕极了”。杜鲁门明智地选了“糟糕”。美国并不能解决所有全球问题，而最好的政治选择通常是能够控制成本、把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的选择。为保卫自由，保持克制是没有坏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