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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两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经过（上）
毛主席两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经过（上）
张泰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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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5-12-26日，是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毛主席当年对马来亚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关心和支持，笔者从原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录以及原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中，摘录下毛主席在世时曾两次亲切接见马共中央领导人经过的有关章节，以便让愿意认真对待和研究国际共运史尤其是马共斗争史的学者、朋友或抱着某种成见者，都有机会从马共中央领导人所写的第一手资料中，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并进行认真严肃的思考。
笔者以为，这样做，对于总结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马共斗争史，才能有所裨益，才能客观公正，忠于历史事实。特别是对于一些后来人，由于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思想也变了，而又非亲历者，如果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又不从这些践行者所写的珍贵材料以及其他有关著作中，联系当年的实际情况，虚心研究和学习的话，就容易误入歧途，甚至于流于如假包换的“妄议”。
以下，笔者按照毛主席接见的先后秩序，把毛主席1956年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经过的有关内容，先介绍给大家参阅。如有任何不妥之处，概由笔者个人负责:
笔者以为，这样做，对于总结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马共斗争史，才能有所裨益，才能客观公正，忠于历史事实。特别是对于一些后来人，由于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思想也变了，而又非亲历者，如果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又不从这些践行者所写的珍贵材料以及其他有关著作中，联系当年的实际情况，虚心研究和学习的话，就容易误入歧途，甚至于流于如假包换的“妄议”。
以下，笔者按照毛主席接见的先后秩序，把毛主席1956年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经过的有关内容，先介绍给大家参阅。如有任何不妥之处，概由笔者个人负责: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
（前面略）
1955年12月底华玲和谈破裂。1956年1、2月间（记得当时我们还穿着呢子衣，披着呢大衣），我接到小章的电话：“中联部通知，毛主席要见马共中央代表团。请你明天早上出来。”
第二天，我按时到达小章住的招待所。一直等到凌晨0时左右，王稼祥部长驱车来接我们两人去见毛主席。
车从中南海西门进，驶到怀仁堂附近便停了下来。
王部长领我们进入这房子的大厅，远远已看见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坐在沙发上。当我们走近他们时，毛、刘、周、朱、邓都站起来，王稼祥向他们各位介绍我们两人的姓名和党内的职位。
当王部长正要将我介绍给周恩来总理时，周总理先开了口：“啊，陈瑞同志，欢迎你！”
毛主席在旁见了问道：“你们认识？”
周总理笑着说：“1953年陈瑞同志跟我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吊唁斯大林活动的。”
介绍完，毛主席礼貌地说：“坐，坐，两位请坐。”并关心地问道：“你们身体都好吗？马共中央的同志们身体都好吗？”
小章感激地答道：“谢谢主席的关心，我出国来中国时，马共中央托我向毛主席及中共中央致以深切的问候！”
毛主席听后笑了，点点头说：“谢谢！”接着转入正题：“林文（小章）同志（给中联部）的报告我知道了，你们幸苦了！前几天，我看了一出电影，是华玲和谈的纪录片，在马六甲（或吉隆坡，记不清了）电影院上映。当陈平同志在影片中出现时，观众都热烈鼓掌，这说明群众是拥护马共的。在和谈会议中，阿都拉赫曼威胁马共投降，陈平同志坚决拒绝，表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下去。’这是英雄。”毛主席转过头看看周总理，总理点点头，同意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又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
毛主席讲完，大家没有出声，都默许、领会主席的一番话，这对于每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坚持信仰的座右铭。
周总理接着谈到另外一个问题：“从你们的报告中，得知你们的处境非常严峻，我们想给一些生意你们做，只要你们派干部在当地开一间商店，我们把商品寄给你们，卖到的钱你们就拿去支持部队，你们看怎样？”
小章考虑了一下答说：“待我们回去研究后再答复可以吗？”
周总理说：“行，行！”
谈话再继续。
刘少奇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白区工作经验（此处不赘）。并提出：“你们的武装斗争已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困难，应该积极开展敌占区工作，采取短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小章：“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前就采取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路线开展工作。在抗日时期，我们也利用伪维持会、伪自警团的掩护和帮助，打破了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和种种袭击。那时日本人也很阴毒，为了把我们和群众分开，用树木枝干将农村居民围困起来，看守得很紧，白天不得随便进出。尽管如此，夜里群众还可以把枝木移开，偷偷地带我们的民运干部进村里开展工作。但现在的英帝比日本人残酷得多。他们把全村房屋烧光，把全村村民赶到海边地区，用三重铁丝网围起来，前后只开一个出入门。男女警察经常搜身检查每一个出入的村民，夜里还设探照灯站岗，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用的那套方法行不通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们回去后，会结合国内的具体实际认真考虑，谢谢！”
朱总司令又问：“敌人严密封锁粮食，你们部队自己已开荒种植的粮食收成怎样？”
“抗日时期，我们在森林砍树开荒种植粮食作物，没有问题。现在英帝经常派空军在森林我军活动的上空盘旋，不断发现我们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场，然后喷射大量化学药水，大部分农作物包括谷子、瓜菜等都被毒死，根本无法收成！”小章向在座的中共中央领导又说了一遍有关境况。
他们听后纷纷谈论道：“英帝国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一样，对付游击队就是实行‘三光政策’！”
见面时间很快就近一个钟头了，王稼祥部长看看挂在墙壁上的钟，已近凌晨一点，便客气地问我们：“两位还有什么话要与主席讲吗？”
我和小章听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谈话后，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得回去好好研究，一时想不到还要讲什么，我便向小章示意，要他表示一下，讲几句。
小章再次感谢毛主席和中共领导人的关怀和教导，并祝毛主席和各位领导同志身体健康！
王稼祥说：“如没有其它意见就谈到这里好吗？主席你看怎样？”
毛主席点点头，站起来，伸出他的大巴掌（第一次与他握手，的确感到他的手很大）和我们握手。我们一一与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邓小平握手告别。
毛主席陪我们向外走，送我们出门口，再次和我们握手。
至此，我们心情也很兴奋，深感两党之间同志加兄弟般的友情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两人回到招待所后都不能入睡，就坐在沙发上交谈起刚才毛主席和各位首长的讲话。
我们的想法很一致，都认为毛主席是主张我们坚持武装斗争，继续打下去，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周总理说给生意我们做，把卖到的钱支持部队，也是要我们紧握枪杆子，继续坚持下去。朱总司令关心我们开荒种植粮食的问题，也不外是从自力更生，加强军队建设出发。唯独刘少奇在谈他的白区工作经验，看来他是主张转变斗争方式的。但中联部提出要我们转变斗争方式的建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当时谁是具体领导中联部的？
那天，我们谈了通宵。天亮时，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认为一定要有一个人回去向中央报告，才讲得清楚。并建议中央做出最后决定，确定我党今后的斗争政策和策略的方向。我们决意，恳请陈平来中国，把近十年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情况向毛主席讲清楚。
从那时起，我们两人就经常交换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至于谁人去留的问题，我首先提出：“我回，你留。”
小章则表示：“你留，我回。”
我说：“我来久了，应该先回，你慢回，等老陈（陈平）来了后，接管了全部海外——国外工作后你才回去。”
小章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先走一步吧。”
（抄录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我肩负的使命》一书第十章：“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第103页——108页，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出版，2007年6月）
1955年12月底华玲和谈破裂。1956年1、2月间（记得当时我们还穿着呢子衣，披着呢大衣），我接到小章的电话：“中联部通知，毛主席要见马共中央代表团。请你明天早上出来。”
第二天，我按时到达小章住的招待所。一直等到凌晨0时左右，王稼祥部长驱车来接我们两人去见毛主席。
车从中南海西门进，驶到怀仁堂附近便停了下来。
王部长领我们进入这房子的大厅，远远已看见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坐在沙发上。当我们走近他们时，毛、刘、周、朱、邓都站起来，王稼祥向他们各位介绍我们两人的姓名和党内的职位。
当王部长正要将我介绍给周恩来总理时，周总理先开了口：“啊，陈瑞同志，欢迎你！”
毛主席在旁见了问道：“你们认识？”
周总理笑着说：“1953年陈瑞同志跟我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吊唁斯大林活动的。”
介绍完，毛主席礼貌地说：“坐，坐，两位请坐。”并关心地问道：“你们身体都好吗？马共中央的同志们身体都好吗？”
小章感激地答道：“谢谢主席的关心，我出国来中国时，马共中央托我向毛主席及中共中央致以深切的问候！”
毛主席听后笑了，点点头说：“谢谢！”接着转入正题：“林文（小章）同志（给中联部）的报告我知道了，你们幸苦了！前几天，我看了一出电影，是华玲和谈的纪录片，在马六甲（或吉隆坡，记不清了）电影院上映。当陈平同志在影片中出现时，观众都热烈鼓掌，这说明群众是拥护马共的。在和谈会议中，阿都拉赫曼威胁马共投降，陈平同志坚决拒绝，表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下去。’这是英雄。”毛主席转过头看看周总理，总理点点头，同意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又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
毛主席讲完，大家没有出声，都默许、领会主席的一番话，这对于每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坚持信仰的座右铭。
周总理接着谈到另外一个问题：“从你们的报告中，得知你们的处境非常严峻，我们想给一些生意你们做，只要你们派干部在当地开一间商店，我们把商品寄给你们，卖到的钱你们就拿去支持部队，你们看怎样？”
小章考虑了一下答说：“待我们回去研究后再答复可以吗？”
周总理说：“行，行！”
谈话再继续。
刘少奇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白区工作经验（此处不赘）。并提出：“你们的武装斗争已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困难，应该积极开展敌占区工作，采取短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小章：“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前就采取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路线开展工作。在抗日时期，我们也利用伪维持会、伪自警团的掩护和帮助，打破了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和种种袭击。那时日本人也很阴毒，为了把我们和群众分开，用树木枝干将农村居民围困起来，看守得很紧，白天不得随便进出。尽管如此，夜里群众还可以把枝木移开，偷偷地带我们的民运干部进村里开展工作。但现在的英帝比日本人残酷得多。他们把全村房屋烧光，把全村村民赶到海边地区，用三重铁丝网围起来，前后只开一个出入门。男女警察经常搜身检查每一个出入的村民，夜里还设探照灯站岗，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用的那套方法行不通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们回去后，会结合国内的具体实际认真考虑，谢谢！”
朱总司令又问：“敌人严密封锁粮食，你们部队自己已开荒种植的粮食收成怎样？”
“抗日时期，我们在森林砍树开荒种植粮食作物，没有问题。现在英帝经常派空军在森林我军活动的上空盘旋，不断发现我们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场，然后喷射大量化学药水，大部分农作物包括谷子、瓜菜等都被毒死，根本无法收成！”小章向在座的中共中央领导又说了一遍有关境况。
他们听后纷纷谈论道：“英帝国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一样，对付游击队就是实行‘三光政策’！”
见面时间很快就近一个钟头了，王稼祥部长看看挂在墙壁上的钟，已近凌晨一点，便客气地问我们：“两位还有什么话要与主席讲吗？”
我和小章听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谈话后，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得回去好好研究，一时想不到还要讲什么，我便向小章示意，要他表示一下，讲几句。
小章再次感谢毛主席和中共领导人的关怀和教导，并祝毛主席和各位领导同志身体健康！
王稼祥说：“如没有其它意见就谈到这里好吗？主席你看怎样？”
毛主席点点头，站起来，伸出他的大巴掌（第一次与他握手，的确感到他的手很大）和我们握手。我们一一与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邓小平握手告别。
毛主席陪我们向外走，送我们出门口，再次和我们握手。
至此，我们心情也很兴奋，深感两党之间同志加兄弟般的友情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两人回到招待所后都不能入睡，就坐在沙发上交谈起刚才毛主席和各位首长的讲话。
我们的想法很一致，都认为毛主席是主张我们坚持武装斗争，继续打下去，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周总理说给生意我们做，把卖到的钱支持部队，也是要我们紧握枪杆子，继续坚持下去。朱总司令关心我们开荒种植粮食的问题，也不外是从自力更生，加强军队建设出发。唯独刘少奇在谈他的白区工作经验，看来他是主张转变斗争方式的。但中联部提出要我们转变斗争方式的建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当时谁是具体领导中联部的？
那天，我们谈了通宵。天亮时，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认为一定要有一个人回去向中央报告，才讲得清楚。并建议中央做出最后决定，确定我党今后的斗争政策和策略的方向。我们决意，恳请陈平来中国，把近十年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情况向毛主席讲清楚。
从那时起，我们两人就经常交换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至于谁人去留的问题，我首先提出：“我回，你留。”
小章则表示：“你留，我回。”
我说：“我来久了，应该先回，你慢回，等老陈（陈平）来了后，接管了全部海外——国外工作后你才回去。”
小章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先走一步吧。”
（抄录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我肩负的使命》一书第十章：“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第103页——108页，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出版，2007年6月）
附：
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共中央北马局书记处书记单汝洪（阿成）生平简介
阿成同志原名单汝洪，又名阿海、陈瑞。1919年10月20日出生于中国广东东莞石龙镇单屋村。由于家穷，阿成同志年幼时即跟随父母到马来亚谋生。
阿成同志曾在马来亚吡叻州甲板华侨小学就读，1935年（16岁那一年）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影响，加入马共同情组。1938年成为马共正式党员。1938年下半年任“甲、布、端”矿工党支部书记，兼任“吡叻近打矿业工友工会”筹备会主席。1939年任“甲、布、端”矿工党总支书记。1939年底被提拔为区委。1941年4月吡叻近打矿业工友工会成立后，于同年5月被调往金保任区委兼工会书记。
1941年7月“七扩”（一中执委会）后被选为吡叻州执委。同年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党中央于12月10日召开了“七扩”（二中执委会）后，被调去森美兰东北抗日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1943年6月阿成按当时中央命令，把“二独”（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东调西彭（亨），并担任森美兰东北特区书记。
1944年5月中马高级干部会议后任森美兰地委会（州委会）书记。
二战后，在1946年1月举行的“八扩”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7—8月被调去雪兰莪州先后任州委副书记、州委书记。
1947年7月举行的“九扩”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8年6月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初期，任中央北马局委员，先后负责吡叻州北分部和中分部领导职务。
1948年11月底获中央同意前往中国治病，并肩负与中共建立关系的重任。
1953年任马共中央海外代表团团员。在中国期间（至1959年5月离开），于1956年1、2月间，以马共中央代表团团员的身份，获得毛主席第一次亲切接见。1956年2月，作为马共中央代表之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 1956年9月，出席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5年召开的马共第十次扩大中央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5月动身回国，1960年5月返抵泰南根据地。1960年底在马共总书记陈平出国期间，负责主持中央北马局的工作，任中央北马局书记。
1961年“十一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9月因病再度前往中国就医，同时担任中央海外局委员、中央代表团团员。1967年1月底，与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等一起，获得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的殊荣。正是在这次亲切会面中，毛主席接受了陈平总书记提出的“给我们一个广播电台”的要求。
1969年领导《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的工作。
1972年回国，任中央北马局书记处书记。
1988年10月参加同泰方和谈的以章凌云同志为首的马共代表团工作。1989年2月，根据党的需要退出和谈代表团。
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成立了四个和平村。1990年1月，阿成当选为“华工委”委员，领导第一和平村，同年3月领导第二和平村。
1990年初的中央紧急会议上，被推选为替1970年中央北马局“肃反扩大化”而被误杀同志平反工作主任。
1990年底“华工委”改为“协调委员会”后任协委委员，继续领导第二和平村。
（第二和平村，又称勿洞和平村，1993年6月改名为“朱拉蓬公主第十发展村”）
2011年3月30日，为马来亚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单汝洪（阿成、阿海、陈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在泰国也拉府勿洞市与世长辞，享年93岁。
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共中央北马局书记处书记单汝洪（阿成）生平简介
阿成同志原名单汝洪，又名阿海、陈瑞。1919年10月20日出生于中国广东东莞石龙镇单屋村。由于家穷，阿成同志年幼时即跟随父母到马来亚谋生。
阿成同志曾在马来亚吡叻州甲板华侨小学就读，1935年（16岁那一年）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影响，加入马共同情组。1938年成为马共正式党员。1938年下半年任“甲、布、端”矿工党支部书记，兼任“吡叻近打矿业工友工会”筹备会主席。1939年任“甲、布、端”矿工党总支书记。1939年底被提拔为区委。1941年4月吡叻近打矿业工友工会成立后，于同年5月被调往金保任区委兼工会书记。
1941年7月“七扩”（一中执委会）后被选为吡叻州执委。同年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党中央于12月10日召开了“七扩”（二中执委会）后，被调去森美兰东北抗日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1943年6月阿成按当时中央命令，把“二独”（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东调西彭（亨），并担任森美兰东北特区书记。
1944年5月中马高级干部会议后任森美兰地委会（州委会）书记。
二战后，在1946年1月举行的“八扩”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7—8月被调去雪兰莪州先后任州委副书记、州委书记。
1947年7月举行的“九扩”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8年6月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初期，任中央北马局委员，先后负责吡叻州北分部和中分部领导职务。
1948年11月底获中央同意前往中国治病，并肩负与中共建立关系的重任。
1953年任马共中央海外代表团团员。在中国期间（至1959年5月离开），于1956年1、2月间，以马共中央代表团团员的身份，获得毛主席第一次亲切接见。1956年2月，作为马共中央代表之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 1956年9月，出席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5年召开的马共第十次扩大中央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5月动身回国，1960年5月返抵泰南根据地。1960年底在马共总书记陈平出国期间，负责主持中央北马局的工作，任中央北马局书记。
1961年“十一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9月因病再度前往中国就医，同时担任中央海外局委员、中央代表团团员。1967年1月底，与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等一起，获得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的殊荣。正是在这次亲切会面中，毛主席接受了陈平总书记提出的“给我们一个广播电台”的要求。
1969年领导《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的工作。
1972年回国，任中央北马局书记处书记。
1988年10月参加同泰方和谈的以章凌云同志为首的马共代表团工作。1989年2月，根据党的需要退出和谈代表团。
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成立了四个和平村。1990年1月，阿成当选为“华工委”委员，领导第一和平村，同年3月领导第二和平村。
1990年初的中央紧急会议上，被推选为替1970年中央北马局“肃反扩大化”而被误杀同志平反工作主任。
1990年底“华工委”改为“协调委员会”后任协委委员，继续领导第二和平村。
（第二和平村，又称勿洞和平村，1993年6月改名为“朱拉蓬公主第十发展村”）
2011年3月30日，为马来亚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单汝洪（阿成、阿海、陈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在泰国也拉府勿洞市与世长辞，享年93岁。
补充：
单汝洪同志（又名阿成、阿海、陈瑞）作为马共领导人之一，50年代和60年代曾担任马共中央代表团驻北京办事处成员，在中国期间曾参加中共八大，并曾两次和马共中央代表团其他主要负责人一起，获得毛主席接见。
1989年12月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单汝洪同志长期居住在泰南勿洞和平村。已届古稀之年的他，笔耕不辍，把自己半个多世纪来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和马来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战斗历程，凝练成五部具有极其珍贵参考价值的历史巨著：
1、《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回忆二战时期在森美兰进行抗日游击战的历史，1999年出版）；
2、《回忆往事》（忆述童年时代和早期革命经历，2002年出版）；
3、《从“八扩”到抗英战争》（忆述二战后和平时期直到抗英战争爆发的经历）；
4、《我肩负的使命》（讲述抗英战争爆发后前往中国治病和肩负马共中央代表与中共建立关系的重任的历程）；
5、《一路艰辛往前走》（这是作者最后一本回忆录，讲述了60年代中第二次来中国的经历）。
（此文根据刊载于马来西亚21老友网站的朱拉蓬第九村江前方讯,2011年3月30日改写而成，2015年12月25日加以修改和补充）
单汝洪同志（又名阿成、阿海、陈瑞）作为马共领导人之一，50年代和60年代曾担任马共中央代表团驻北京办事处成员，在中国期间曾参加中共八大，并曾两次和马共中央代表团其他主要负责人一起，获得毛主席接见。
1989年12月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单汝洪同志长期居住在泰南勿洞和平村。已届古稀之年的他，笔耕不辍，把自己半个多世纪来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和马来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战斗历程，凝练成五部具有极其珍贵参考价值的历史巨著：
1、《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回忆二战时期在森美兰进行抗日游击战的历史，1999年出版）；
2、《回忆往事》（忆述童年时代和早期革命经历，2002年出版）；
3、《从“八扩”到抗英战争》（忆述二战后和平时期直到抗英战争爆发的经历）；
4、《我肩负的使命》（讲述抗英战争爆发后前往中国治病和肩负马共中央代表与中共建立关系的重任的历程）；
5、《一路艰辛往前走》（这是作者最后一本回忆录，讲述了60年代中第二次来中国的经历）。
（此文根据刊载于马来西亚21老友网站的朱拉蓬第九村江前方讯,2011年3月30日改写而成，2015年12月25日加以修改和补充）
